许渊冲
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杨振宁的成功是三种因素都具备了的。
第一,先谈天才。他4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而我4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说来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和我同班上叶公超教授的《大一英文》时,第一次小考要在一小时内听写50个词汇,5个句子,回答5个问题,还要写一篇短文。我考了85分,这是我在中学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分数;而振宁却得了95分。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又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不是100就是99,无怪乎他小时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
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将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杨振宁的父亲武之教授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6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振宁的二弟振平说:“6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振平还说:“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7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毫不费劲就学到了古代诗句的。振平又说:“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我们听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晚饭后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了。”振宁边看边翻译,说明了他学习不费劲的原因。我在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也加强了中译英的能力。振平还说:“大哥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段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我在中学时也喜欢骑自行车从坡顶上冲下来,但不是冲上独木桥,而是平坦的阳关大道。南昌第二中学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一道门槛,门槛正中有个缺口,只能过一辆自行车,但前轮和后轮必须成一直线,否则车子就会摔倒。我也喜欢骑车从缺口过,过了就得意洋洋,过不了也不会摔跤。这说明振宁骑车力求尽善尽美,我却甘居中游。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五十二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杨振宁自己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1937),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童年。1938年杨振宁在昆华中学高二年级,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据振平说,是两万考生中的第2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联大,是外文系的第7名。1942年杨振宁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为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去学英文翻译,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美国,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机遇。在他公费留美时,我报考了法国文学,成绩是第4名,只能自费出国。这是我一生的重要关头。在杨振宁得奖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国名剧《一切为了爱情》,后一年又出版了法国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还将毛泽东的诗词译成英文诗和法文诗。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