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四十五章 尊崇儒学，以经义为本

　　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刚继位时，刘奭便放弃了历代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终于在汉元帝身上得到贯彻实施。自然，他的师傅和儒生就成为朝廷中重臣的多数派。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尊崇儒学，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公元前47年，汉元帝刘奭起用师傅肖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宣帝临终之前，曾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两位是刘奭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周二人本为刘奭的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刘奭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充分体现出对师傅的尊重和信任。

　　刘奭还大力任用儒生。博学多才的大儒生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刘奭均委以重任，并特令其随便出入禁宫、参与机密之权。刘奭即位不久，听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关东明经解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为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为了发扬儒学，重用儒生，刘奭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五倍。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刘奭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话又说回来，汉元帝起用了这么多儒生，倒也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虽然汉元帝有时也心生不满，但毕竟自己重儒，因而对于直言进谏的儒者多不怪罪。儒生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刘奭很难堪。一次，刘奭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乘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刘奭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刘奭从桥上通过。刘奭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微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刘奭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刘奭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刘奭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汉元帝在深受儒家思想桎梏的环境中，要想有点脱离传统的创造性作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王霸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出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职守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柔仁好儒，纯仁德教；

　　性格软弱，宠幸宦官

　　柔仁好儒，纯仁德教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或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确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性格软弱，宠幸宦官

　　汉元帝刘奭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任用贤能，另一方面又任由奸佞小人当道，而自己又软弱无能，使得父亲宣帝刘询传下来的一片大好基业，竟在他手中开始断送。汉元帝也许从祖宗身上只继承了软弱的一面，而未能学到像刘邦、刘彻等人残酷的一面，更也许是由于受到表面上充满仁政思想的儒术的影响。

　　汉元帝尊师重儒，但毕竟自己还是个皇帝，在处处受儒生牵制的情况下，自然会想找一些能陪他一起玩乐的小人陪在身边，于是一批小人便聚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刘奭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因犯法而受宫刑，不得不入宫为宦官。他口舌灵巧、头脑狡猾、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言语探测出皇帝尚未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宣帝末年就已经混上了个中书仆射，并与中书弘恭结为党友。到刘奭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世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很快就赢得了刘奭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自然就会与那些所谓的儒家忠臣产生矛盾，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恭、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望之、周堪为首的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肖、周二人向刘奭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夺回朝廷大权。刘奭性格柔弱，因此采取折中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刘奭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显又稳操实权，刘奭最终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