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年,中原地区稻谷获得大丰收,黄澄澄的稻谷铺满田间,堆成高高的垛子,宛如一座座小金山。忙碌的人们带着丰收的喜悦,大赞上天赐予的好年景。就在这一年,济阳县县令、西汉宗室之后刘钦的妻子樊氏也临近分娩。刘钦总觉得自己的官邸不够显贵,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个即将降生的第五个孩子非同寻常,应该为他寻找一个尊贵吉祥的诞生地。刘钦突然想到当地那座封闭已久的行宫就可拿来一用,就赶紧派人去清扫和装饰了一番,随后让夫人住进了行宫的后殿。几天后,刘夫人经过分娩之痛后,平安产下一个俊秀的男婴。
据说孩子降生之际,有一道炫目的赤光照入宫室之中,明如白昼。刘钦十分诧异,遂召来卜者王长,请他占卜一下。这位算命先生神秘莫测地要求左右回避,随后悄悄对刘钦说:“此兆吉不可言。”一心指望孩子能大富大贵的刘钦当然喜不自胜,心里如同畅饮了甘露一般。就在这时,又听说济阳县的田里长出了嘉禾,一茎秀九穗,是难得的吉祥之兆,而且这年风调雨顺,全县的收成也十分理想。所以,刘钦就给新生的儿子取名为“秀”,意思就是庄稼出好穗。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日后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成为名垂千古的风云人物。
但这座装饰华丽的行宫并不是刘秀自己的家,他血统之中的贵族色彩也已依稀难辨。然而他和皇室十分疏远的血缘关系,却给了他影响历史的机运,为他创造了君临天下的有力根据,使他的大富大贵远远超过了他的祖先们。
据《后汉书》记载:刘秀他们这一宗,属于宗室远亲。从西汉中晚期开始,一直居住在南阳。论辈分,刘秀和他的兄长们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世孙,出于汉景帝刘启一脉,是景帝的第七世孙。汉景帝总共有14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刘发,说起刘发的出生,倒也是十分有趣,纯出于一种历史的偶然性。
刘发的亲生母亲唐姬原本是景帝妃子程姬的侍女,地位非常卑贱,宫里都叫她“唐儿”。有一天,景帝召幸程姬,要在程姬住的宫殿里就寝。不巧的是,这天程姬正逢月事来临,身子不便。宫殿里的妃子很多,景帝难得来一次。程姬不愿意让景帝扫兴,自己的身体又不行,怎么办呢?程姬实在没办法,就想了个主意,自己先陪景帝饮酒,使皇帝大醉。然后,程姬就让唐儿精心打扮了一番,去伺候皇帝就寝。唐儿姑娘本是个清秀佳人,这一打扮,倒也成了国色天香的大美女。正当唐儿低头含羞、轻挪玉步时,喝得迷迷糊糊的汉景帝,已不顾一切,一把抱起了唐儿钻入纱帐。直到第二天早上,景帝醒来才发现陪侍的人不是程姬,而是宫女唐儿。然而,经过这么一夜的巫山云雨,唐儿竟然怀孕了。十个月后,唐儿生了一个男孩,景帝为他取名叫刘发。按照儒家礼法和皇家的制度,汉景帝不得不给唐儿一个“唐姬”的册封。但是由于母亲出身卑微的关系,刘发的地位很低下。刘发在兄弟们中很不起眼,景帝也很轻视刘发,因此,就在公元前155年,把刘发封到“卑湿贫国”的长沙地区去做长沙王。那时的长沙,属于半开化地区,气候湿热,经济也不发达,一般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这个地方甚至在一百多年后的王莽时期都很贫穷、落后,还起了“填蛮”这样一个荒芜的名字。可以想像刘发当时到长沙的心情了。
13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42年,景帝召集诸侯王来朝饮宴。皇帝下诏让诸王起舞为今上祝寿。刘发跳舞时,“张袖小举手”,即手举袖口,手稍抬起,缩手缩脚,看起来很不自然。景帝问刘发为什么如此滑稽?他从容地回答说:“儿臣的长沙国地域狭小局促,不能回旋。”景帝明白了儿子的意思,很欣赏刘发的幽默、机敏,就把武陵、零陵、桂阳三个郡都划给了长沙国。就这样,刘发竟然以这样一次对话,使一个“卑湿贫国”变成了幅员近千里的大国了。
刘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赞的辉煌业绩。但是,他的第六世孙就是刘秀——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室“中兴”之君。后人感叹说,假如没有那次纯属偶然的“误会”,就不会有刘发,更不会有刘秀,也不会有东汉。汉朝的统治时间起码要缩短两百年,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当然,偶然之中有必然,历史不容假设。即使没有刘秀,其他的人推翻王莽也是迟早的事。至于建立的新王朝是否会像东汉国运那么强盛、绵长,那就很难说了。因此,就有了这个著名的典故——“唐姬误会”。
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分化诸侯王势力,以所谓的“推恩令”重新分割诸王的封地,遍封诸侯王弟子,使一直困扰中央政府的诸侯王问题得以解决。这一道皇恩浩荡的诏令惠及了刘发的次子刘买,刘买虽非嫡长,却也得以封侯,封邑在零陵郡泠道县的舂陵乡(今湖南宁远东北)。刘买过世之后,大儿子熊渠继享舂陵侯爵位;熊渠死后又由儿子刘仁继承爵位。
刘仁觉得南方的气候过于潮湿,山林阴气袭人,生活甚为不适,遂上书汉元帝,愿减少食户(原有476户)内徙南阳郡。刘仁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刘仁整个宗族迁至南阳郡蔡阳县的白水乡(今湖北枣阳西南),仍以舂陵为封国之名。
南阳郡位于荆州北部,东邻江淮,西依武当,南望江汉,正北直指函谷关。南阳郡方圆26000平方公里,拥有三十余镇,数十万户,人口超过百万。界内有绿林山、桐柏山和衡山,又有池水、淯水、沔水、湍水等大小河流,山清水秀,风物宜人。由于水土条件十分优越,南阳素以富饶闻名远近。郡治所在地宛城位于南阳中部,是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四方人士往来的必经之地。
据说在西汉末年有一个叫苏伯阿的朝廷使者,奉使经过南阳,被那里的风景所吸引。这位善于望气的高人,遥望舂陵之地,情不自禁地大加赞叹:“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意思是说这个风水好、云气佳的地方,是不是要出大人物了呢?
熊渠的兄弟刘外就是刘秀的曾祖父,官至郁林太守。由于嫡长继承爵位的缘故,刘外和他的子孙也就与爵位无缘了。刘外的儿子刘回官至巨鹿都尉,职位虽次于郡守,但也是二千石官秩的地方长官。而到了刘秀的父亲刘钦这一代,只当了个县令。县令究竟是多大的官呢?《汉书》记载说:“令、长,皆秦官也。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不满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由此可见,刘钦只是一个品序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县令。从长沙王刘发到济阳令刘钦,真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官职越做越小,家庭情况也越来越差,衰落之势已是洞若观火的事实。
刘钦虽然官职不高,收入相对有限,但经常得到舂陵侯刘敞的资助,所以家庭条件还算可以。舂陵侯刘敞是刘仁的儿子,也是南阳刘氏宗族的宗子,家产相当丰厚,但他谦俭好义,把父亲留下来的财产都分散给了兄弟宗亲。这在崇尚家族团结的汉代,当然是一种为人称道的美德。作为舂陵侯宗族重要支系的刘钦家庭,自然也得到了较大的资助。刘钦的家境虽然称不上十分殷实,但与乡里的大多数亲戚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刘钦的妻子樊娴都出自南阳的富豪之家,这也使刘钦的经济状况更加稳固。
不幸的是,刘钦早逝,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倒下,只剩下寡母和六个年幼的孩子,那年,刘秀刚刚9岁。长兄如父,大哥刘帮助母亲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可是,刘也还是个未及弱冠的孩子,他们的叔父刘良于心不忍,主动提出帮助嫂嫂抚养刘秀兄弟,并让他们接受启蒙教育。年稍长,就让他们去长安太学读书。完成学业后,刘秀返回故乡南阳,开始做一个本分、勤劳的农民。但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刘秀28岁时投入反莽运动,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就成为一代帝王。刘氏一门重新崛起。
约公元46年~约120年,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在世,著《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汉明帝
——刘 庄
刘庄,初名刘阳,字严,封东海王。生于公元28年三月己酉日。他是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光武帝最喜爱的“光烈皇后”阴丽华。刘庄自幼聪慧异常,勤学好读,天赋很高。他十岁就能读懂《春秋》,后又精通《尚书》等儒家经典。光武帝刘秀十分宠爱这位颇富才华的儿子。公元43年,刘庄被立为皇太子,公元57年2月,光武帝刘秀病逝。太子刘庄即皇帝位,是为汉明帝。
光武帝统治时期,政治上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明帝即位后,继承并发扬了光武帝的中兴大业,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使这一局面得以延续。
在政治上,汉明帝以刑理治国,法令分明,整肃吏治,严惩不法官吏。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有防范。
社会经济方面,则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公元69年,刘庄派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从此使黄河900多年未发生重大改道。明帝还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永平九年至十二年,由于“岁比登稔”,出现了“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
对外方面,汉明帝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少数民族侵扰的威胁,同时又执行民族团结政策,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公元73年,刘庄派班超出使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明帝热心提倡儒学,曾亲临辟雍给太学生们讲授经义。明帝还重视佛教,在公元68年派人拜求佛经、佛法,并于第二年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寺——白马寺。明帝聘天竺高僧在白马寺译经、传教,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据史书记载,明帝之世,“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增强”,“天下安定”,“百姓殷富”,出现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明帝以及随后的章帝在位期间,史称“明章之治”。
公元75年农历八月壬子日,汉明帝刘庄驾崩,在位19年,终年48岁,葬于显节陵(今河南洛阳市东南三十七里),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即取“照临四方”、“思虑果远”、“谮诉不行”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