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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轻徭薄赋,政宽刑疏

  魏文帝曹丕曾论及东汉的明帝与章帝,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察察,即严苛明辨;长者,即宽厚仁慈。

  汉明帝的严切之政,使当时的群臣为了免于遭到罪责,而“争为严切”,特别是一些酷吏审理案件,不惜一切手段,“杀良人,继踵不绝”。于是,上至王公贵戚、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整天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之中。

  也许是受到了其养母明德皇后马氏的品德和行为的耳濡目染,汉章帝自幼就很仁德厚道、勤学上进。汉章帝为政后,不同于父亲明帝的严切,而是“每事务于宽厚”。

  汉章帝刚即位时,群臣纷纷上疏,提出要求“变政”的建议。如尚书陈宠、司空第五伦等,针对典刑用法,犹尚深刻,认为治理政治就像弹琴鼓瑟一样,大弦过于急切,而小弦必会折断,因而提出清除烦苛之法、“济之以宽”的建议;校书郎杨终针对“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提出“罢西域”、停止征伐的主张,等等。章帝采纳了这些老臣的谏言,并在他们的辅佐下,推行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奖励垦荒,发展生产

  汉章帝曾说:“王者八政,以食为本。”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为了让农民集中精力种田,章帝继续奉行光武帝、汉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有一次,刘炟带领大臣们出巡,看到农夫正在忙着种田,田里田外,一派忙碌的景象,便再也按捺不住,竟亲自到地里去耕田。这件事传开后,百姓见皇上尚且重视农业,也就更安心地种田了。

  章帝注重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予或赋予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如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刘炟时常让各级官员动员流民返乡,安心种田。凡是愿意回乡的流民,一路上由官府予以照顾。在汉章帝的督促下,各级官府都大抓农业生产。因此,汉章帝在位期间,经济大为发展,堪称盛世。

  平徭简赋,务在养民

  章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出巡,体察民情,他严令各级官员不得无故扰民,不得影响春耕和播种。在公元82年的一次出巡前,刘炟明令要求精骑简从,不带任何辎重。各地不得铺道架桥、远离城郭、遣使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从而造成各种烦扰。出巡不扰百姓,不让地方官吏迎接,实际是为了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

  汉章帝即位的最初几年,牛疫、地震、大旱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章帝即位当年就两次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牲畜饲料),以谷粮赈济那些鳏、寡、孤、独、笃、癃以及贫穷之人。公元83年,章帝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公元85年,刘炟又下诏说:“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姙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终章帝一朝,他曾20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徭役,要求官吏“勉劝农桑”、“务在养民”,安置好流民,济贫救困,努力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

  省刑慎罚,以德化民

  汉章帝即位的第二年,中原和东部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地,饥民遍地。汉章帝急得如坐针毡,下令说:“快将仓库打开,将粮食发给灾民!”听说粮食发下去了,刘炟才安下心来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纷纷进言,说天降旱灾,是阴阳失调所致,是刑罚太重所致。汉章帝听取了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减轻了刑罚。这样,社会矛盾立即得到了缓和,社会秩序安定了。官民共同努力,度过了天灾。

  公元76年正月,章帝诏令各级官吏重审冤狱,放宽刑罚,重视教化。此后,刘炟多次下诏重建法制。如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七月,下诏禁用酷刑;八月,下诏减刑;十二月,下诏取消禁锢、株连等刑罚;公元87年,刘炟采纳廷尉郭躬奏议,一次就减轻过重的刑法41条。

  省刑慎罚的确缓和了由于明帝时期刑罚严酷带来的一些矛盾,但同时也使“富奸行贿于人,贪吏枉法于上”。直接造成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腐败黑暗,在这一点上,不能说章帝似乎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整顿吏治,选拔良吏

  汉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汉章帝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刘炟还善于使用了解民情、体察民意的人担任一定的官职。如成都物产丰富,百姓房屋相连,从前为了防止火灾,规定百姓禁止晚上用火,但百姓却往往偷着暗中使用,因而火灾经常发生。廉范任蜀郡太守之后,废掉了禁火之令,严格要求各家各户备有充足用水,以防不测。百姓感觉十分方便,火灾也大大减少,于是编了歌谣赞美他说:“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元孺,今五绔。”

  从谏如流,政令宽缓

  由于章帝能够采纳善言,所以臣下也敢于直言时政,直陈时弊。因而在朝廷上下具有一大批忠直之士。孔僖便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他与崔驷在太学中议论时政说:“光武皇帝做了天子后,崇尚圣人之道,经过治理,国家的繁盛超过了文帝、景帝时期。但到后来的皇帝,则放纵自己,背弃了先帝的善政。”隔壁的太学生梁郁听到后,就去告发他俩“诽谤先帝,刺讥当世”,崔驷被审讯,孔僖上书自陈道:“如果讥刺得当,自应思虑改正;如果不当,也应宽容为怀,何必治罪呢?我们受罪责,死就死了,但从此以后,天下之人看到不应该的事,谁也不会再提出来了!”章帝了解情况后。不仅下诏不许再加追究,而且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章帝因崇明德太后的缘故,尊崇皇舅马廖。马廖倾心与达官贵人交往,官员士大夫争相前往归附。司空第五伦认为,太后家族若是势力太盛,必然导致外戚专权,那样就必然会危害国家。因此,第五伦坚决主张控制外戚势力的发展。于是,第五伦就上疏言戚族过盛,朝廷应“抑损其权”:马廖为车骑将军出征西羌时,他上疏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当窦氏始贵时,他又上疏劝谏,希望章帝能够严格要求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要让他们随意交结,以免形成强大势力。第五伦本身是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元老。章帝时期,因政绩突出,从边远的蜀郡直接提拔到朝廷任司空。再加上第五伦清正廉洁、刚毅正直,章帝对他十分敬重,对他提出的建议,也颇为重视,大多数都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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