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九十八章 宦官弄权

　　汉桓帝是在他15岁那年，被“偶然”扶上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47年）改元建和太后梁氏临朝听政。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后临死前，才下诏“归政于帝”。但实际上，此后一直到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集团被消灭前，朝政仍然把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中。汉桓帝实际上是做了13年的傀儡皇帝。

　　汉桓帝一举粉碎了外戚梁冀集团和他们的党羽，给了奸佞势力以致命的打击，按常理说，已经28岁的桓帝，完全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而多年外戚控制朝政的压力，也应该爆发成一种独立执政的动力。所以“天下想望异政”，希望能够翻开东汉历史新的一页。但事实是，因为与汉桓帝割血盟誓的都是大宦官，因此随之而来的又是宦官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桓帝完全依靠更加腐朽的宦官势力，使“权势专归宦官”。于是，朝政依旧黑暗，社会依旧混乱，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汉桓帝收回国家大权后，大加封赏诛除梁冀势力行动中的宦官。封中常侍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两万户；封中常侍徐璜为武畇侯、中常侍具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赐这三侯各一万五千钱；封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五名宦官同日被封，因此被称之为“五侯”。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细绢），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晋封为高乡侯。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但人们很快发现，宦官得势后，对权力、财产的贪婪与对人民的凶残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多是穷困人的子弟，阉割后送入宫中为奴，普通的帝王家奴地位卑微，生活也较苦，他们不男不女、性格怪僻，心理极度扭曲和变态。这其中的少部分人升为大宦官，地位较高，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宦官集团。

　　宦官集团的形成，往往与皇帝昏聩庸碌和年幼无知有关。宦官要依靠皇帝取得特权，皇帝要依靠宦官来牵制外朝，还要依靠宦官寻欢作乐，这就使他们必然连在一起。而宦官一旦掌权，由于变态心理的驱使，报复心特别强，加之又缺乏文化知识的修养，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是最黑暗的政治势力之一。在这个集团中，虽然也有正直的宦官，但仅仅是极少数而已。

　　这些宦官依仗权势巧取豪夺，聚敛了大量财富，纷纷修建豪华的住宅。有的宦官甚至娶了八十多位少女为妻妾，让她们穿上华贵的衣服，打扮得像宫人一样。为使香火不断，后继有人，他们还收养亲属或者异姓人为子。

　　公元160年，宦官单超病死，桓帝除追封他为车骑将军外，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将作大匠为其建造坟墓。死后如此，不难想见其活着的时候权力、财势之大了。

　　此后，其他四侯更加有恃无恐、贪婪放纵、骄横残暴，震动朝廷内外。他们竞相建筑宅第，互相攀比华奢，其兄弟亲戚无恶不作、行同盗匪、暴虐天下。当时有一首民谣讽刺他们的势力：“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意思是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独尊之势，徐璜有猛虎之强，唐衡有降雨之能。这首民谣把当时宦官势力的强大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历史上的专朝政者大多任人唯亲，以壮大其声势，外戚如此，宦官也不例外。“五侯”得势后，纷纷把本家的兄弟和姻亲充塞到各级官府，担任要职。单超的弟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的哥哥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

　　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令，行事暴虐。他看上了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儿，派人去求婚。汝南太守瞧不起这些靠宦官得势的无赖之徒，因此拒绝了他。这使得徐宣怀恨在心，于是带领吏卒到李皓家，把他的女儿抢上车拉回来，将她百般调戏、凌辱后又残忍地用箭射杀，然后埋在了县衙中。当时下邳县属东海管辖，有人向东海相黄孚告发了这起公开的杀人事件，黄孚大怒，于是将徐宣和他的家属抓捕拷问。黄孚的属下极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得罪宦官，黄孚愤怒地说：“徐宣这个国贼，我今天就是杀掉他，即使明天就判我死罪，我也可以瞑目了！”黄孚将徐宣的犯罪事实弄清楚后，依法将他处死，并暴尸街头，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快！黄孚一身正气、不畏强暴，使东海辖区内的不法之徒受到了震慑，但是他却得罪了宦官。徐璜深深地怨恨黄孚杀掉了自己的侄子，在汉桓帝面前诬告黄孚，昏庸的汉桓帝竟然听信了谗言，没有明察，就诏令治狱，黄孚被判了髡钳（剃去头发并用刑具束颈）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面对更加“负势贪放”的宦官们，白马令李云于公元159年九月，借着“灾异数见”的机会，公开上书，认为“今官位错乱，小人谄媚，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矛头指向宦官政治。桓帝览奏后非常震怒，让有司逮捕李云，并诏使黄门北寺狱办理此案，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调查处理，当时弘农府属官杜众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桓帝更加气愤，把他们一同下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均上疏言“其意归于忠国而已”，也被桓帝下诏“切责”，并免官遣归乡里，甚至连宦官管霸都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愚而刚直，不足加罪。”但桓帝却不依不饶，最终将二人处死。此后，“嬖宠益横”。

　　桓帝还为自己袒护这些宦官，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甚至是荒谬的理由：

　　首先，这些宦官在消除梁冀势力、为自己夺回领导权的过程中，立了大功，为君者泽被天下，何况功臣。因此，当然不能亏待了他们。

　　其次，天子的近臣除了外戚就是宦官，现在外戚既已清除，便只有宦官可以依靠。看来，依赖的思维定势和平庸的政治素质，也使刘志只能倚重宦官了。

　　再次，宦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享受。梁皇后在世时非常专横，再加上有梁太后和大将军梁翼的势力，桓帝当然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连宫中嫔妃都很难接触。梁皇后死后，他又先后立邓猛、窦妙为皇后，这两个人虽然也嫉妒成性，但无奈没有了梁皇后那样的后台，桓帝也就不以为意。所以邓皇后与郭贵人争风吃醋，桓帝干脆废掉了邓皇后，让她在暴室中忧愤而死；继立的窦皇后不满于他总是临幸其他嫔妃，桓帝干脆再也不到她那里去了。桓帝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贵人、嫔妃以及新选的采女身上，而“乖巧”的宦官们恰恰能投其所好，便从全国各地挑选来大量的采女供他享乐。历史记载，桓帝时，他的宫女竟有五六千人之多！

　　这一时期的朝政虽然极其昏暗，宦官凶残无道，但仍然有人不畏强权，勇敢地同恶势力斗争。汉桓帝也逐渐对宦官势力的膨胀开始担忧起来，害怕他们过分强大威胁到皇权。所以他又开始慢慢地对剩下的“四侯”进行限制。汉桓帝首先是启用别的宦官来分夺他们的权力；继而以他们残害人民为凭据，对他们进行打击。

　　公元165年，司隶校尉韩演上奏汉桓帝说：左悺和他的哥哥南乡侯左称依仗权力放纵宾客，侵犯老百姓。要求汉桓帝对他们进行处理，汉桓帝立刻准奏，左悺知道自己作恶多端，罪责难逃，于是自杀。韩演又上奏具瑗的哥哥具恭贪赃枉法。汉桓帝也下令调查，具瑗只好上还东武阳侯的印绶，自己来到监狱向汉桓帝请罪。于是，刘志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他后来就死在家中。接着，汉桓帝又下诏单超、徐璜和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侯，他们的子弟分封者一律免除爵位。

　　如果，汉桓帝就此亲理朝政、整顿朝纲，或许历史对他的描述也不会如此不堪。实际上桓帝对于“五侯”的限制，只是为了强化皇权。他并不想清除宦官，在对宦官略微抑制后，还是将大权交给了新的宦官集团。于是，侯览、苏康、管霸等人又成为新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残暴专横、鱼肉人民、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大宦官侯览霸占别人的住宅多达近四百所，良田万余亩。侯览还新建府第16座，都依照皇宫的模式建造。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宦官的宾客仆从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只要稍加干涉，不是被罢官就是被杀害，是非完全颠倒。

　　在济北相滕延的辖区内，侯览的许多仆从和宾客依仗权势，侵害百姓，抢劫路过的商人，搅得社会很不安宁。滕延毅然将他们抓获，并将几十名作恶多端的歹徒处死，暴尸街头。侯览闻讯后恼羞成怒，向汉桓帝诬告滕延滥杀无辜，结果滕延被罢官。

　　虽然正直的官员屡次遭到宦官的打击，但是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学生，就联合起来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打击宦官势力。这就使得东汉王朝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

　　国库空虚，卖官鬻爵；

　　政治腐败，党锢之祸

　　国库空虚，卖官鬻爵

　　汉桓帝时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把整个东汉政府弄得是乌烟瘴气，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奸佞小人的折腾下，东汉国库基本枯竭。汉桓帝为了解决危机，一方面采取了对农民加重剥削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主要就是减发百官俸禄，借王、侯国租税和卖官鬻爵。这使得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和激化起来，人民群众开始觉醒，奋起反抗了。

　　公元159年，羌人再也无法忍受贪官污吏疯狂而野蛮的压榨，掀起了大起义，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很快扩展到了三辅及并州和凉州，东汉政府派护羌校尉段颎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起义的大旗却更加高高飘扬，起义大火越烧越旺。随后，东汉政府改派中郎将皇甫规，他采取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严惩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这才逐渐平息了羌人倡导的大起义。

　　公元162年，荆州南部地区的人民也举行了英勇的起义，起义军攻打长沙、桂阳等地，在苍梧、南海、交趾等地厮杀，联合当地人民杀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人民群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给东汉王朝以很有力的打击。东汉政府不得不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镇压人民的反抗。

　　汉桓帝无视内外交困的局面和国库空虚的现状，恣意“圈养”着数千宫女，供其淫乐，生活极其糜烂。为了维持、满足腐朽的生活，以汉桓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借口羌人大起义，从公元161年开始，施行“卖官鬻爵”，以此来聚敛财富，供其挥霍。

　　刘志在下令减发公卿百官的俸禄，借贷王、侯的一半租税的同时，还下令以不同价钱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和五大夫等重要官爵，不问来人的才学和品德，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来做。这就使得贪污不仅合法化，而且直接破坏了吏制。这样的官吏一上任，就开始疯狂野蛮地搜刮，他们残暴凶恶，盘剥压榨老百姓，以此把他们买官的钱加倍地夺回来。而且由于贪官污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开了先河。

　　东汉各级官吏一时间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奢侈糜烂，穷凶极恶。汉桓帝靠这“卖官鬻爵”的办法确实大捞了一把，他还为自己的“灵活机智”而洋洋得意，却不知自己的无知、昏庸、荒唐、愚昧，早已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更加腐败，吏治更加黑暗，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尖锐！这下子，东汉政权真是摇摇欲坠，真的走向灭亡和崩溃的边缘，无药可救了。

　　政治腐败，党锢之祸

　　自从东汉发生党锢之祸后，“党人”一词才广泛地流传开了。其实，这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离骚》：“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意思说就是因为那些朋比为奸的小人们苟且偷安，所以楚国政治的道路才越来越黑暗危险。“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官僚和儒生是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群体。东汉初年，早在刘秀为帝时期，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举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出仕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儒生规模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然而，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特别是后期宦官专权，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一方面滥用亲朋，裙带成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如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唯财与力。”选举制度的败坏，也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太学生及地方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正直官僚和太学生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他们臧否人物，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地抨击，成为一个与宦官相对立的群体。这些人被以宦官为代表的人们诬称为“党人”。这些所谓的“党人”们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和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感到恐慌，于是出手镇压，从而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这一时期的官僚们也痛恨宦官把持政权，危害国家。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及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者。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

　　然而，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也伤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于是，他们面对现实，或消极隐遁，或积极抗争，从两个不同角度书写自己的人生。

　　一种就是隐逸避世、明哲保身，也就是不苟同，不合作。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公元159年，桓帝征召安阳人魏桓，乡人劝他应召，他说：“干（求）禄求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后宫数千人，能减少一人吗？马棚中有万匹马，能牵走一匹吗？皇帝身边近臣权豪众多，能去掉一个吗？”都答：“不能。”魏桓于是慨叹道：“既然如此，让我活着去，死了回来，有什么用呢！”于是，魏桓隐逸不出。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到深山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有德之士相对应的，就是与世抗争。官吏如李固、杜乔，学者如郭泰、贾彪，他们迎面直上、拯世救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人在桓帝时期，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运。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地，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的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削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后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说：宦官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

　　公元162年，皇甫规平服羌族的叛乱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不遂，于是诬陷他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他们向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这件事在精神上和舆论上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

　　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层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人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向汉桓帝诉苦，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

　　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李膺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将凶手捉拿归案，这时朝廷赦免令也下来了。经审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后非常愤怒，一切查实后，就按律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平素以方术结交了不少宦官，连汉桓帝也很相信他的占卜。于是宦官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自从依靠宦官力量剪灭了梁冀之后，日益荒淫，这次接到牢修的上书，更是不辨是非，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

　　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范滂以及太学生200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此即党锢之祸。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共发生了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时期。

　　公元167年，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为“党人”申冤。这时李膺等在狱中以攻为守，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他们就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该大赦天下了。”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恒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六月初八日，诏令改元，大赦天下。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归乡。但名字记在三府，禁锢终身，一辈子不准再回京师做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他们共相标榜，以天下名士为称号，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士大夫与朝廷权宦们的对立情绪更为强烈，斗争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永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刘志死于德阳前殿。第二天，窦太后临朝执政。桓帝荒淫了一辈子，却没留下一个子女。侍御史刘儵推举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