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一百〇二章 徘徊于外戚与宦官之间

　　刘宏能登上帝位，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汉桓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凄凉怨婉的末世哀歌。

　　东汉自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虽然登上了皇位，但12岁毕竟还是个懵懂的年纪，朝政自然得由窦太后把执。论功策勋，窦太后的父亲窦武被封为闻喜侯；兄弟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堂兄窦绍为鄠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一轮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稍稍有了些变化。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等被禁锢的名士，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于是，陈蕃与窦武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这时，大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和太后的身边宫女，向窦太后献殷勤，又取得了窦太后的信任。结果，窦太后对窦武和陈蕃的密谋一直犹豫不决、反反复复。迫使陈、窦二人决定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就激起一件大事变来。

　　公元168年农历九月初七，宦官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又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陈蕃、窦武举荐提拔起来的清流士大夫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自然又被统统罢免，永不录用。朝廷大权，再一次到了宦官手里。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瑨、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

　　汉灵帝刚刚当上皇帝，就碰上了这么一场政变。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又来自外藩，从没有生活在皇宫，哪里能明白这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宦官曹节等指控“党人”图谋不轨的时候，小皇帝还不知道“不轨”是什么意思。不过刘宏看到周围人头纷纷落地，也觉得挺害怕的，从此甘愿把大权交到宦官手中。他周围的张让、赵忠等十名宦官，都曾担任中常侍，封为列侯，号称“十常侍”。这些宦官本是在皇帝身边的伺候之人，见皇帝年幼，也甘愿给他寻找各种新鲜玩法，好让他寻欢作乐，不理国事，方便自己弄权。汉灵帝见这些宦官如此知心知意，就更加宠幸他们了。

　　宦官们作了皇帝的“爹娘”，从此大权在握，其父兄子弟、姻亲宾客遍布天下，专横跋扈、贪婪放纵，大肆抢掠财物、损害百姓，甚至连他们造的宅第都模仿宫室的样子。他们怕灵帝登台看到，就骗刘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天子登高，百姓就会失散。”灵帝对宦官言听计从，从此就不敢再登台榭。

　　宦官连皇帝都糊弄住了，对以往的宿敌清流士大夫，就更不肯放过。公元169年，宦官侯览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结果又起大狱，有好几百人死在狱中，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经此两番折腾，朝野正直的政治力量也就算被折腾完了。公元175年，汉灵帝又下令：“宦者可以为令。”也就意味着身处禁中的宦官们可以合法和直接地参与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政府管理机构之中，而在此之前，宦官们只能通过影响皇帝的方式来间接地操控帝国的政府。这样一来，宦官们没有了制衡的力量，此后更加肆无忌惮。灵帝一朝，也就成为东汉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昏聩胡闹，卖官鬻爵；荒淫无度，

　　纵情声色；横下暴敛，农民起义

　　昏聩胡闹，卖官鬻爵

　　汉灵帝把朝政交给了堪比“爹妈”的宦官十常侍，他自己就不再为这些事情烦心。刘宏此时还是一个少年，正是贪玩爱动的时候，也不会在后宫里天天睡觉，总要给自己找一些消遣的方式。说起来这位皇帝还很有经济头脑，刘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买卖。

　　汉灵帝之所以对做买卖感兴趣，也与他的出身有关。刘宏本是一个小小亭侯的儿子，属于落魄的皇族，与大富大贵的当朝权贵相比，自是家境一般。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当于民间一个小地主。再者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刘宏的母亲董氏，一向嗜财如命，看到人家暴富，就心里冒火，恨不得把别人的家产全抢过来据为己有。刘宏在母亲的熏陶下，对金钱、财产有着极大的占有欲，甚至连做梦都想着捡到钱。

　　刘宏虽然做了皇帝，却不忘本，依然保持着乡下小地主的作风。皇帝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但在灵帝眼里，这些都太虚了，觉得这钱要攥在自己手里才行。刘宏很喜爱广收天下珍宝。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美其名为“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上书规劝道：天下财物，都来自阴阳配合，全是陛下的家产，怎么会有公私之分。而今，宫廷御库房“中尚方”搜集各郡珍珠玛瑙，奇珍异宝。宫廷御用署“中御府”堆满来自天下各地的绫罗绸缎。况且“西苑”御花园金库的金银已堆积如山，各郡各封国应缴中央政府的田赋捐税，却要先缴“导行费”到深宫之中，增加人民的困苦，浪费多而收获少，贪官奸吏从中下手，人民更因此受到伤害，以至民不聊生……

　　灵帝看此奏章勃然大怒，没有看完就将奏章掷在地上连说：“可恨！可恼！”张让自然顺着他，也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从此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照收不误。

　　汉灵帝大收“导行费”，给自己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便在西园设置了一个小金库把这些钱存了起来。他有了丰厚的本金，财大气粗，就开创自己的商业事业，在后宫设列市肆，建造了一条“商业街”。仿造外边的街市，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所“卖”的东西种类也很丰富，从胭脂、发簪、玉佩到女人的内衣，从书、画、琴、棋到各种色情服务，五花八门、热闹非凡。皇帝自己就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玩得不亦乐乎。

　　皇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群众演员”也不含糊。这条“商业街”里不少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去了不少，她们甚至为了攀比谁偷得多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了也不要紧，从全国各处搜刮来的钱财，自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小金库。本钱如此充足，这些小损失，也就不会放在他“大老板”眼里了。就这样，汉灵帝白天与宫女们贸易，夜里抱着宫娥妃嫔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说，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汉灵帝虽然很有商业头脑，但到底还是没有改变他小地主的本色：手里有钱当然好，但还是要有房有地才算踏实。于是，刘宏搜刮来的大量钱财，除了开办“商业街”，还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进行地产投资。他还蛮有忧患意识，觉得有了这些家产，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能回去做个土财主。不过，他搜刮来的钱财实在太多，买田置地之外，还有不少剩余。聪明的汉灵帝当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的道理，就把这些钱财寄放在深受他宠幸的宦官家中，为了保险，还没有只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个几千万。

　　皇帝的买卖越做越大，光靠区区“导行费”就不够了。于是汉灵帝开动他的经济头脑，想出各种各样搜刮的办法。他贴心的“爹妈”张让、赵忠也给他献计献策，叫他以修宫殿、铸铜人为名，加收田税，每亩多出十钱，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回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中大赚了一笔。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

　　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劳心费力地想这些敛钱之方，虽然有效，但也还是太过麻烦。来钱也来得太慢了，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刘宏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官位。

　　卖官这个“绝招”实际上是灵帝的生母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户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膨胀到了极点。灵帝的四处搜刮、买田置地就曾经得到过她的大力支持。现在看到宝贝儿子又一次为弄钱而发愁，与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赋已经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进了汉灵帝的私囊，再找生财之路可不那么容易了。这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叫来儿子商议。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西园设置了官爵的专营店，公开卖官。

　　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做天字第一号大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

　　汉灵帝将“商品”——官爵分为两种，一种公开张榜，对于郡守级以下的官爵明码标价。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可出半价或者三分之一；家资富裕者可先行交钱，一时交不起的也可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另外，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另一种买卖方式是暗中寻价，也就是通常说的“黑市交易”。这是针对国家高级官吏三公九卿而言的。所谓暗中寻价，就是有一参考价：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但根据买官人的情况，可高可低，因人而异。比如：名士崔烈就以“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曹操之父）家境极富，买太尉就出钱一万万，高出参考价十倍。如此一来，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皇帝热衷卖官，社会上层层仿效，一时间官场风气恶至极点，以至于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于是，竟然出现了如下一些怪现象：一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一些州郡官吏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

　　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前文说的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在他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灵帝这才眉开眼笑起来。“戏说”一下，中常侍大概是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肯轻易买官，说明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崔钧对他说：“父亲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虽然如此，灵帝对于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愿意。于是规定，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岂不是要亏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做巨鹿郡太守。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情愿，就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司马直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就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了。

　　当然，像司马直这样“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汉灵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官们也不是傻子。大部分人一当上官就拼命捞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买官的钱挣回来。如此自然要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灵帝黑暗的统治上，又重重地抹上了一笔。

　　荒淫无度，纵情声色

　　汉灵帝刘宏的谥号为“灵”，这个“灵”字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想想这位皇帝胡作非为，把国家折腾得够呛，只是勉强没有亡在他的手里，也算是“不损”吧。至于这个“乱”就更为贴切，不但包括他卖官鬻爵的“捣乱”，也要包括他声色犬马的“淫乱”。

　　有人说，皇帝的后宫史就是一部荒淫史，一些闻所未闻的男女之间最见不得人的勾当都会在后宫里出现。而汉灵帝的荒淫，更是称“雄”诸帝。

　　汉灵帝刚即位还只是个12岁的小孩，此时却还没有“淫乱”的能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女人的兴趣也就随之增加，“淫乱”的本性渐渐暴露出来。刘宏一心只想着敛财玩乐。他想，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变着法儿让自己玩好了，自己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其乐。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之事都出现了。

　　横征暴敛，农民起义

　　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农民起义是东汉末年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一次经过长期酝酿的、有组织的、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多数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也受地主支配，如充当家兵等，甚至跟随主人迁徙。农民与地主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

　　东汉自和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政治日趋腐朽。灵帝刘宏公然在西园卖官鬻爵，州郡官职有时一月轮换几次，官吏到任后，就聚敛搜括。自安帝以后，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

　　由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被迫奋起反抗。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其中，如安帝时青州张伯路领导的流民起义，波及沿海九郡；顺帝时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一万多人，活动于徐、扬一带达十几年之久；桓帝时泰山公孙举领导起义军，在青、兖、徐三州作战，给官军以沉重打击。在南方和西北，还出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联合起义。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当时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就在这种背景下逐渐酝酿成熟了。

　　时势造英雄，冀州巨鹿人张角目睹广大民众在东汉王朝暴政统治下的悲惨境况，义愤填膺，决心通过起义的途径来改变这一局面。于是，张角积极展开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从而成为这场伟大农民起义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了太平道。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为名，在贫苦农民中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抗暴政。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张角还利用宗教从事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派遣骨干信徒到各地聚集力量。经过十余年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张角已拥有徒众数十万，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在此基础上，张角又将信徒按地域组织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设“渠帅”，统一节制，为起义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在起义即将爆发的前夕，张角根据斗争的需要，及时用谶语的形式提出了“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黄太一神，即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即公元184年），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和起义计划，又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太平道大方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师，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为内应。一场在宗教形式掩护下的农民大起义至此已是形神兼备了。

　　这次黄巾起义在战略部署方面，张角吸取了以往起义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了“内外俱起”、“八州并发”的计划，即在京师洛阳内外同时起事，在地方各州一起暴动。在作战行动方面，各路义军虽缺乏周密的协同配合，但是从其活动形式看，起义军显然是以洛阳为主要进攻目标的，即自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威胁洛阳。

　　当时确定甲子岁三月五日在洛阳和各州同时起义。可是正当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太平道内部却出了叛徒，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密，使得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王朝闻报后，即行严厉镇压，收捕起义领袖。马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洛阳百姓和太平道徒被杀的达千余人。这一突然变故打乱了起义部署，张角为了扭转被动不利局面，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星夜派人通告各方同时行动，并规定起义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正式爆发。

　　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巾军主力分布在三个地区：义军首领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号称“地公将军”，张梁自称“人公将军”，他们率领义军主力，活跃于冀州地区，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带领黄巾军战斗在南阳地区，攻克了郡城，杀太守褚贡，形成南方地区的起义中心。波才、彭脱等人率部转战于颍川、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舆北）、陈国（郡治在今河南淮阳）一带，成为东方地区的革命主力。各路黄巾军所到之处，攻城夺邑、焚烧官府，扫荡豪强地主坞堡，取得了很大胜利，给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黄巾军的鼓舞下，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农民武装。他们有的打着黄巾军的旗帜，有的自立名号。如天师道首领张修在巴郡起义，被统治阶级诬称为“米贼”。在冀州一带，分散的农民军更是不可胜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武陵蛮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义，同汉族人民共同汇合成反抗封建统治的洪流。

　　江山不稳，灵帝也顾不上跑驴玩狗，和后宫美人们鬼混了，慌忙召开御前会议，与群臣商议对策。并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派何进率左右羽林和五校尉营镇守洛阳，在洛阳附近增置八关都尉。又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并解除党锢，赦免“党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当时，活动于颍川一带的波才起义军对洛阳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汉廷委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统率主力投入这一战场。对于起义中心地区的河北一带，则任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尉和当地郡国兵前往镇压。对于南阳地区的张曼成部义军，则加强防御，暂取守势。东汉统治者实施这种先防后剿、攻守兼备、重点进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表明他们具有老练的统治经验和军事素质，是黄巾起义军所面临的一伙凶狠狡猾的敌人。

　　这年四月，黄巾起义军和东汉王朝军队的战略决战首先在颍川一带展开。颍川黄巾军波才部击败朱儁的进攻，并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形势对义军有利。但遗憾的是，波才军缺乏军事经验，依草结营，戒备不严，结果反被皇甫嵩深夜纵火烧营，实施突袭，造成起义军的惨重损失。皇甫嵩会合朱儁、曹操两部汉军，乘机进击，大败波才军，残杀起义将士数万人。破颍川义军后，官军乘胜进攻汝南、陈国义军。不久，波才义军余部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彭脱义军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南）遭镇压，归于失败。

　　颍川、汝南黄巾军的失败，使东汉朝廷摆脱了京师之危，得以腾出力量来对付其他地区的起义军。至此，双方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东汉朝廷已占据了主动和优势。

　　东汉王朝旋即将皇甫嵩调赴东线，镇压东郡卜已黄巾军；调朱儁开赴南阳，镇压张曼成义军。皇甫嵩进攻很顺手，仓亭一役，就将卜已起义军残暴地镇压下去。于是，南阳一带成为双方第二个战略会战的场所了。

　　在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即以重兵围攻宛城，遇到南阳太守秦颉的顽固抵抗，双方相持百余日，义军师疲。六月，张曼成战死，义军推举赵弘为统帅，继续斗争，终于攻克宛城，并把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可就在这时，朱儁率领汉军主力进抵宛城一线，会同荆州、南阳地区的地方武装围攻宛城。从六月到八月，黄巾军经过顽强奋战，多次挫败官军的攻势，守住了宛城。可是黄巾军未能乘胜出击，扩大战果，使得朱儁能够重新集结力量，继续进攻。不久，赵弘战死，韩忠继为黄巾军统帅，又与汉军相持了一段时间。朱儁镇压农民起义很有一套手段，他见强攻不易奏效，这时便伪装撤围，暗布伏兵，伺机进击。

　　起义军缺乏经验，中计出城追击，结果在中途遭到伏击，损失惨重，统帅韩忠投降被杀。黄巾军余部在孙夏带领下退保宛城，但因众寡悬殊，无法固守，于十一月撤出宛城，退向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南）。朱儁跟踪追击，孙夏战死，义军牺牲者达万余人，南阳黄巾军斗争到此归于失败。

　　此后，战争的中心转移到河北地区。河北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中心地区，张角在巨鹿发动全国起义后，即率军攻克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并命张宝北上占领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控制河北腹地，与张角、张梁军形成掎角之势。东汉王朝先后派遣卢植、董卓进剿河北义军，但旷日持久、无所进展。八月间，皇甫嵩接任官军统帅，率主力扑向河北战场。这时，其他地区的义军已遭失败，战局对黄巾军日益不利。屋漏更遭连夜雨，就在这紧要关头，黄巾军首领张角又突然病逝。但即使是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义军在张梁、张宝率领下，仍坚持着同官军浴血奋战。在广宗一带，义军与汉军皇甫嵩部激烈交战，数次挫败敌人的进攻，迫使皇甫嵩“闭营休士，以观其变”。这时义军又犯了轻敌的错误，误以为敌人已停止进攻，以至于松懈了戒备。皇甫嵩瞅准机会，乘黑夜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仓促应战，惨遭败绩，张梁英勇捐躯，广宗失陷。是役，义军阵亡和投水自尽者达八万余人。皇甫嵩得手后，则迅速调转兵锋，于十一月攻打下曲阳。经过激烈交战，起义军战败，张宝牺牲，十余万起义军均战死，河北黄巾军也被扼杀于血泊之中。

　　官军攻陷下曲阳，标志着张角等人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军主力，在东汉王朝的军队和各地豪强武装的武力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

　　然而农民起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而熄灭，分散在各地的黄巾余部，仍在坚持斗争，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东汉王朝的统治以新的打击。中平五年，黄巾余部郭太（一说郭大）等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聚众起义，攻打太原、河东等郡。同年，青、徐黄巾余部再起；益州马相、赵祗领导农民起义，也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破广汉、巴郡、犍为数郡，杀益州刺史郗俭。青州黄巾一度发展到拥众百万，战斗力也很强。他们长期在青、徐、兖、冀四州流动作战，给当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后来青州黄巾虽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编，但徐和、司马俱和管承领导的黄巾军仍分别在济南、乐安、长广等地活动。

　　而济南黄巾一直坚持到公元207年，还攻杀了济南王。冀州的农民军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这些名号大都反映了起义首领的某些特点。他们经常活动在常山、赵国、中山、上党、河内一带，多者两三万人，少者六七千人。后来张燕联络各支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东汉朝廷无法用武力清剿，于是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以图瓦解起义军。曹操平定冀州时，张燕率众投降。余部在此之前也先后为曹操和袁绍所镇压。

　　黄巾起义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从灵帝中平元年到献帝建安中叶，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英勇斗争。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