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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仓储防灾
储备粮食的防灾备荒方法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礼记》有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当时的人们已经把国家仓储的盈虚作为衡量社会稳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各朝都十分重视仓储建设，至明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仓储制度。明代仓种名类十分繁多，其用途主要有三个：一是供军饷，二是供官俸、城市市民口粮，三是备荒。这里主要考查明代用于备荒的仓种。备荒仓主要是指预备仓、济农仓及后来兴办的常平仓、义仓和社仓。
（一）预备仓
预备仓为明代所创，始设于太祖时期。史载：“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明洪武初命“户部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贮，每县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处置仓”。由此可见，预备仓主要是由官府出仓本，设置于居民丛集之处，并且让年高笃实之人管理，其目的就是备赈济，防御灾害。
预备仓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发展相当迅速，因为此时天下基本统一，局势稳定，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全国各仓储都相当丰裕，永乐时（1403～1424年）“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预备仓粮主要来源于内帑发钞、地方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输、罪犯罚赎等几种渠道。此外，官田地租税契引钱及无碍官银等，《续文献通考》卷27“市籴三”载：“明太祖洪武初设预备仓，朝远出楮币诏行省各选耆民运钞籴粮储之乡村，以备赈济，即令掌之，其后州县充积，而籴犹未已”。《明会典》卷22“仓庾”载：“祖宗设仓贮告，以备饥荒，其法甚详。凡民愿纳谷告者，或赐奖敕为义民，或充吏，或给冠带散官。令有司以官田地租税契引钱，及无碍官银，籴告收贮。近时多取于罪犯纸赎，以所贮多少为考绩殿最云”。
明代预备仓粮的赈济方式大致有三种：赈粜、赈给和赈贷。赈粜是历代常平仓所惯用的赈济方式，预备仓也沿袭采用，即是在灾荒缺粮或粮价上涨时，以平价或低于市场价售于受灾者的措施，是一种有偿赈济。如正统十年（1445年）“秋七月乙未，减粜河南、怀庆仓粟、济山、陕饥”。不过，赈粜在多种放赈方式中，不占主导地位。赈给是前代义仓的赈放方式，一般是将物品无偿送予灾民，以帮助其渡过临时性的困难，不需还官，多在极灾之时或对极贫而无力偿还之人实行赈给，主要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继续有新的劳动力供应而能顺利进行。赈贷是前代社仓的赈放方式，多在灾荒发生之时或青黄不接之际，将物品（多是粮、种）以借贷的方式给予受助人，以助其渡过困难，还官时稍取其息，以偿社仓之用。预备仓也沿用其法，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壬辰，直隶高邮州兴化县奏：天旱，民饥，已发预备仓粮赈贷。以其数未闻”。赈贷是明代预备仓粮赈放的主要方式，这很好理解，因为赈粜、赈给要么是平价或减价售粮，要么是无偿给与，在遇到灾荒之时采用这两种方式物资的损耗量十分巨大的，而赈贷则是将物品（多是粮、种）借贷给受助人，所借物品除必须归还外还要收取利息。因此，除非是遇到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一般情况下明代政府在运用预备仓赈灾救荒时主要采取赈贷的方式。
正统（1436～1449年）以后，各地预备仓时废时兴，这是因为预备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其一，预备仓并不是由官府管辖而是由年高笃实之人管理，地方政府官员予以监督。这一管理体制并不严谨，仓粮往往被“乡之土豪大户侵盗私用，却妄捏死绝及逃亡人户借用，虚立簿籍，欺瞒官府”，以致“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有鉴于此，明代政府逐渐将预备仓的管理权收归地方政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乃罢耆民籴粮”，正德五年（1510年），“除天下预备仓仓官。初，预备仓皆设土仓官，至是罢之，令州县正官或管粮官领其事”。其二，资金逐渐不足。明初，预备仓由于管理严格，在救荒中的作用极大，预备仓也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明代吏治的逐渐废弛，预备仓也深受影响，管理逐渐松散，仓谷往往一借无还，政府必须不断追加资金投入，成为政府的一大财政负担，以致有人感叹：“有出无收，其费甚巨”。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贪财成性的神宗皇帝也打起了预备仓的主意。如此以来，地方上的预备仓就逐渐资金不足了，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起来说，预备仓是明代政府综合前代常平仓、义仓、社仓功能的一种尝试，明代前期在救灾中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明代政府的逐渐走向没落，预备仓的弊端逐渐凸现，衰落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了。
（二）济农仓
济农仓为宣德年间（1426～1435年）周忱巡抚江南时所创，《广治平略》对其记载非常详尽：“南直隶巡抚周忱奏定济农仓之法。盖南畿、苏州诸郡田税最重，贫民输官及耕作多举债于富家而倍纳其息，至于倾家产、鬻子女不足以偿。于是，民益逃亡而租税益亏。忱思所以济之。会朝廷许以官钞平粜且劝借储积以待赈，忱与诸郡协谋而力行之。苏州得米三十万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贮于各县，名其仓曰济农。先是各府秋粮当输者，粮长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输官，逃负者累岁。忱欲尽革其弊，乃立法于木次置场，择人总收而发运焉。细民径自送场，不入里胥之手。既免劳民且省费六十万石以入济农仓。于是，苏州得米四十余万石，益以各场储积之赢及前平粜所储，凡六十余万有奇，松、常二郡次之。自是，不独济农，凡运输有欠失者，亦于此给借。部纳，秋成如数还官。若民夫修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计口给之。贮，择县官廉公有威与民之贤者掌其籍、司其出纳。每岁插莳之际，于中、下二等户内，验其种田多寡齐分给之。秋成还官”。济农仓建立的初衷是解决江南赋重、民生艰难，且“兼并之家日盛，农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弃其本业，去为游手末作，以至膏腴之壤渐至荒芜，地利削而国赋亏”的问题，是周忱对江南重税地区进行赋税改革的一部分，其作用不止于备荒，也用于地方各项经费之调节。济农仓和预备仓的区别在于它的存粮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粮，在支付了解运及其他开支之后的剩余。而它另有相当一部分存粮来自平籴与劝分，在出纳管理上则与预备仓略同，因而济农仓在以后的沿革中，有一些又更名为预备仓，如长洲县；另有一些则重新定名为预备济农仓，如华亭县，宣德时“巡抚侍郎周忱奏行平籴、劝分之令”，建济农仓，至正统时，“知府赵豫即其址建廒四十间”，定名“预备济农仓”，而“先是分建预备仓四所……至是俱废”。
济农仓在赈灾活动中曾经起到过非常良好的作用，《隆庆长洲县志》载：“济农五仓……宣德间，周文襄公忱移建于此。所廒宇轩豁，垣墙周峻。前后凿垣为门，皆临水，中架木杠，以通往来，连络如贯，役人便之。曰济农仓者，文襄与况锺专为赈恤农人设也。其仓不贮区粮，乃奉朝命以官钞平籴及劝借民间之米，贮积以备凶荒。宣德六年遭旱，九年又大旱，发粟赈济，赖以全活者甚众。此法向后渐弛，更名预备仓，割数区以隶焉，收贮与诸仓等”。但《明史·食货志》载济农仓除周忱抚南畿时，“他人不能也”，说明这一制度并未持久。济农仓的弛废不仅有管理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明中期以后，经周忱改革的税制已难以维持，至万历时，改革原意已尽失，济农仓也就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粮来源。
（三）常平仓
常平仓发端于战国时魏国李悝的“平籴说”。李悝曾对魏文侯说：“籴，甚贵伤民（除农民之外的其他人）；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甚贱，其伤一也。善于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而籴，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常平仓在西汉首见于史书记载。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依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奏请，在边郡创设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此为最早之常平仓。东汉明帝置常满仓，西晋武帝议行通籴之法，以布帛市谷，以为粮储。齐武帝永明中（483～494年）中，于京师及各州设常平仓。梁亦置常平仓，只是不籴粜，陈代袭之。北魏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设立常平仓。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于陕州设常平仓，于京师设常平监。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末，唐政府首次下诏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北方八州置常平仓，此后常平仓分布的范围不断扩大。宋元时期，各地也普遍设置常平仓。
明代，常平仓得到进一步发展。正统八年（1443年）九月，广东南雄府有“常平仓粮积久陈腐，陆续放支”的上奏，说明此时局部地区已有常平仓的存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正月，朝廷“命南京粜常平仓粮。时岁饥，米价踊贵，而常平所储粮八万六千余石，南京户部请减价粜以济民，候秋成，平籴还仓。”说明成化时南京常平仓储粮很可观并已经参与灾荒行赈。弘治五年（1492年）九月，“兵科给事中吴世忠言……常平宜因今日义仓之旧，更以常平之名，因民数之多寡以储粟，酌道里之远近以立仓，每县二、三十里，各立常平仓一所，丰年而籴，委之富民，以计其数，凶年而粜，临之廉吏，以主其事。此皆救荒之急务也。户部覆议谓，世宗言俱可行”。弘治十六年（1503年）八月，巡抚江西都御史林俊上“请复常平疏”曰：“预备之计，于民最急……今欲公私两便，惟有常平可复而已”。由于吴世忠、林俊等的倡导力行，常平仓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万历时，金衢道守道张朝瑞上“建常平仓议”曰：“今欲为生民长久计则常平仓断乎当复者，议令各属县于四乡水陆通达人烟辏集高阜去处，官为各立常平仓一所……此正兴复常平仓之一大机也。”在张朝瑞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各地多有常平仓兴建。如：乌程县“万历二十年（1592年），分守道张朝瑞行县创建常平仓四座”。秀水县新设四镇常平仓，“岁丰则照价以入，岁俭则减价以出，民称便焉”。平湖县常平仓系“万历二十四年守道议建四所”。海宁州“常平仓，一在治城外……一在袁花。明万历二十三年，令周廷参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嘉兴府所属的嘉兴县、嘉善县、海盐县、平湖县、石门县、桐乡县等都有常平仓的兴建。在张朝瑞看来，应在预备仓、社仓、义仓之外，另建常平仓，以平抑粮价，赈济饥民，这样既可克服预备仓有出无收、费用甚巨的弱点，又可避免社仓散易敛难之弊。
（四）社仓
社仓始于隋，朱熹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创设社仓后，社仓之法渐盛。明代社仓较早见于正统元年（1436年）。此年，顺天府推官徐郁“乞令所在有司增设社仓，仍取宋儒朱熹之法，参酌时宜，定为规画，以时敛散。庶凶荒有备而无患，帝以其言甚切，命有司速行之”。弘治（1488～1505年）以后社仓逐渐发展起来。如许州总社仓“在州治西，弘治六年知州邵宝建。”临颍县总社仓“在县治西南，弘治六年建”。翼城县社仓“弘治十三年知府张文佐移檄属县知县张忠建置，其法甚善，邑人布政使王泰撰记曰翼城县社仓四……知县事张候忠所建也”。
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是社仓兴建比较鼎盛的时期。嘉靖八年（1529年）三月，从兵部侍郎王廷相言，“令各府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嘉靖十四年（1535年），“全州知州林元秩奏请，设立社仓”。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御史沈越请申饬社仓法，令有司急行整理，抚按以此为考成，吏部据此行黜陟，以备荒政。从之”。当时各地已普遍有社仓建置，如桂阳社仓，于嘉靖六年（1527年）“知州戴禄乃分四十七里为四乡，各为社仓一座，每仓量贮义谷四百奇，仿文公崇安建阳之制，统之以社首，稽之以府令，择递年有行义者二人守之，但遇岁歉则从优处。”时人谓“知州戴禄社仓绰有条理”。沣州社仓“四，一州东津市，一州北顺林驿，一州西合口市，一州南清化驿，嘉靖八年同知王聘议创”。南康县社仓，于嘉靖时（1522～1566年）“仿隋制俾民于各社立仓，每岁收获之时，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大熟稍倍之，岁岁而积多，掌之以社长，正之以各社之有行谊者，或遇凶饥即发此谷赈济，县官岁稽其出入之数，其有慕义出谷稍多者，时一奖劝之，如此则不必文移往复之烦，而各乡皆可以自给矣”。此后，到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时仍有社仓大量出现的记载。
关于明代社仓仓谷的来源，主要有四个：①本谷。本社集社长社副社众会议，各量贫富家口为多寡，户分三等，等列三则，其输谷之法，每月一会，约定会期，上上户每会六斗，上中户每会五斗，上下户每会四斗，以次至中下户一斗，下户不与。对家道颇殷、绝无斗谷入仓者，即书某人名，加以“顽各”二字，贴社仓内。②义谷。这即社中富而好行其德者，于本谷外的自愿输谷，根据输谷多少给予纪善、送匾，直至免除差徭，竖立牌坊等旌奖。③罚谷。凡官司自理赎谷，除照旧入预备官仓外，其各社乡约怠玩、小事口诉等罚赎俱入社仓。④息谷。社谷出借一般在归还时要加收二分之息，以做社仓费用，余额悉充社仓做谷本。
社谷一般只赈当社。社仓的管理者也主要是选择本地齿行俱优、家道殷实、能服众者为之，官府只是不时行以稽查，其余出入，民自收掌。明代社仓多设于乡村当社，由地方殷实大户掌管，因此，社仓相对于官方预备仓来说，是一种较为民间化的民营救荒仓储，但社仓也有弊端，那就是地域限制，一个社仓往往只能兼顾一乡或数村之民，其作用范围相当有限。
（五）义仓
义仓之制始于隋代，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五月甲申，诏置义仓”。唐、宋、元各朝也多次设置义仓。
明代义仓在成化年间已经开始出现，如沣州义仓“在驿后，成化九年判官愈盖以兵民讼田籍废及自愿没官息竞二十余顷。岁租七百八十余石，创储备赈名义仓”。嘉靖时义仓得到大力提倡，嘉靖四年（1525年），“直隶庐州府知府龙诰，在任修理义仓，置买义田，行赈粜、赈贷、赈济之法，又条积蓄便民八事，户部覆议”。嘉靖五年（1526年），“提督漕运都御史高友玑、巡按御史刘隅，奉旨会勘前庐州知府龙诰所陈备荒八议，条例以闻。一议仓制。每州县具设义仓一所，仿古常平仓之制，积谷以备赈给。一议籴本。措处银两，置买义田，又将污池鱼利、铺面赁直，通作籴本……上以诰建议能留意民瘼，令从诰见识”。这样，嘉靖时义仓有了很大发展。如龙溪县义仓，“嘉靖六年，知县曾确立盖，用劝收税契银籴米分拨各都置仓收贮，推选信实之人为社长，以掌收放赈贷贫民，大熟取息二分，小熟一分，荒歉待丰年征本还官，民以为惠”。乌程县义仓，于嘉靖八、九年（1529、1530年），由戴候新建，得米谷共五百三十五石。靖江县于“嘉靖四十三年，知县王叔果复建义仓”。万历时义仓有更大的发展。万历十五年（1587年）“礼部覆礼科给事中侯先春奏，历法当改，义仓当置……今山东诸省旱灾，宜令天下郡县广置义仓”。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允南京御史林培请。着各抚按……每乡设义仓，分上、中、下三户，会立会长，仓立仓书，经纪其事，官为提衡。秋成敛之，青黄不接散之，越明年，薄息收之”。总的说来，明代义仓与前代义仓不同，多设于乡村里社，比之常平仓、社仓，其民营色彩更浓，基本由里社自治。如浙江秀水县伏礼乡义仓“五台陆公捐田三百一十亩，仿朱子社仓之法，建义仓于东禅寺中，岁收租米，除纳粮外专备贷赈贫民，贴助里长粮解等役，遇有义举亦酌量举行支用……一里中有孝子节妇，高年善行之人，约正副里老公同举报，动支贷赈田租备礼存问……一四时举行乡约恭宣圣谕所用茶果蔬馔，并本仓诸费及一应义举，皆取给于贷赈租中”。可见，义仓除备灾救荒外，对里社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贴助里长粮解田租之用、备礼存问孝子节妇与高年素行之人、乡约恭宣圣谕所用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在约正副里老的共同决议之下进行的，官府则很少参与其具体管理。
（一）预备仓
预备仓为明代所创，始设于太祖时期。史载：“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明洪武初命“户部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贮，每县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处置仓”。由此可见，预备仓主要是由官府出仓本，设置于居民丛集之处，并且让年高笃实之人管理，其目的就是备赈济，防御灾害。
预备仓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发展相当迅速，因为此时天下基本统一，局势稳定，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全国各仓储都相当丰裕，永乐时（1403～1424年）“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预备仓粮主要来源于内帑发钞、地方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输、罪犯罚赎等几种渠道。此外，官田地租税契引钱及无碍官银等，《续文献通考》卷27“市籴三”载：“明太祖洪武初设预备仓，朝远出楮币诏行省各选耆民运钞籴粮储之乡村，以备赈济，即令掌之，其后州县充积，而籴犹未已”。《明会典》卷22“仓庾”载：“祖宗设仓贮告，以备饥荒，其法甚详。凡民愿纳谷告者，或赐奖敕为义民，或充吏，或给冠带散官。令有司以官田地租税契引钱，及无碍官银，籴告收贮。近时多取于罪犯纸赎，以所贮多少为考绩殿最云”。
明代预备仓粮的赈济方式大致有三种：赈粜、赈给和赈贷。赈粜是历代常平仓所惯用的赈济方式，预备仓也沿袭采用，即是在灾荒缺粮或粮价上涨时，以平价或低于市场价售于受灾者的措施，是一种有偿赈济。如正统十年（1445年）“秋七月乙未，减粜河南、怀庆仓粟、济山、陕饥”。不过，赈粜在多种放赈方式中，不占主导地位。赈给是前代义仓的赈放方式，一般是将物品无偿送予灾民，以帮助其渡过临时性的困难，不需还官，多在极灾之时或对极贫而无力偿还之人实行赈给，主要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继续有新的劳动力供应而能顺利进行。赈贷是前代社仓的赈放方式，多在灾荒发生之时或青黄不接之际，将物品（多是粮、种）以借贷的方式给予受助人，以助其渡过困难，还官时稍取其息，以偿社仓之用。预备仓也沿用其法，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壬辰，直隶高邮州兴化县奏：天旱，民饥，已发预备仓粮赈贷。以其数未闻”。赈贷是明代预备仓粮赈放的主要方式，这很好理解，因为赈粜、赈给要么是平价或减价售粮，要么是无偿给与，在遇到灾荒之时采用这两种方式物资的损耗量十分巨大的，而赈贷则是将物品（多是粮、种）借贷给受助人，所借物品除必须归还外还要收取利息。因此，除非是遇到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一般情况下明代政府在运用预备仓赈灾救荒时主要采取赈贷的方式。
正统（1436～1449年）以后，各地预备仓时废时兴，这是因为预备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其一，预备仓并不是由官府管辖而是由年高笃实之人管理，地方政府官员予以监督。这一管理体制并不严谨，仓粮往往被“乡之土豪大户侵盗私用，却妄捏死绝及逃亡人户借用，虚立簿籍，欺瞒官府”，以致“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有鉴于此，明代政府逐渐将预备仓的管理权收归地方政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乃罢耆民籴粮”，正德五年（1510年），“除天下预备仓仓官。初，预备仓皆设土仓官，至是罢之，令州县正官或管粮官领其事”。其二，资金逐渐不足。明初，预备仓由于管理严格，在救荒中的作用极大，预备仓也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明代吏治的逐渐废弛，预备仓也深受影响，管理逐渐松散，仓谷往往一借无还，政府必须不断追加资金投入，成为政府的一大财政负担，以致有人感叹：“有出无收，其费甚巨”。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贪财成性的神宗皇帝也打起了预备仓的主意。如此以来，地方上的预备仓就逐渐资金不足了，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起来说，预备仓是明代政府综合前代常平仓、义仓、社仓功能的一种尝试，明代前期在救灾中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明代政府的逐渐走向没落，预备仓的弊端逐渐凸现，衰落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了。
（二）济农仓
济农仓为宣德年间（1426～1435年）周忱巡抚江南时所创，《广治平略》对其记载非常详尽：“南直隶巡抚周忱奏定济农仓之法。盖南畿、苏州诸郡田税最重，贫民输官及耕作多举债于富家而倍纳其息，至于倾家产、鬻子女不足以偿。于是，民益逃亡而租税益亏。忱思所以济之。会朝廷许以官钞平粜且劝借储积以待赈，忱与诸郡协谋而力行之。苏州得米三十万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贮于各县，名其仓曰济农。先是各府秋粮当输者，粮长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输官，逃负者累岁。忱欲尽革其弊，乃立法于木次置场，择人总收而发运焉。细民径自送场，不入里胥之手。既免劳民且省费六十万石以入济农仓。于是，苏州得米四十余万石，益以各场储积之赢及前平粜所储，凡六十余万有奇，松、常二郡次之。自是，不独济农，凡运输有欠失者，亦于此给借。部纳，秋成如数还官。若民夫修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计口给之。贮，择县官廉公有威与民之贤者掌其籍、司其出纳。每岁插莳之际，于中、下二等户内，验其种田多寡齐分给之。秋成还官”。济农仓建立的初衷是解决江南赋重、民生艰难，且“兼并之家日盛，农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弃其本业，去为游手末作，以至膏腴之壤渐至荒芜，地利削而国赋亏”的问题，是周忱对江南重税地区进行赋税改革的一部分，其作用不止于备荒，也用于地方各项经费之调节。济农仓和预备仓的区别在于它的存粮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粮，在支付了解运及其他开支之后的剩余。而它另有相当一部分存粮来自平籴与劝分，在出纳管理上则与预备仓略同，因而济农仓在以后的沿革中，有一些又更名为预备仓，如长洲县；另有一些则重新定名为预备济农仓，如华亭县，宣德时“巡抚侍郎周忱奏行平籴、劝分之令”，建济农仓，至正统时，“知府赵豫即其址建廒四十间”，定名“预备济农仓”，而“先是分建预备仓四所……至是俱废”。
济农仓在赈灾活动中曾经起到过非常良好的作用，《隆庆长洲县志》载：“济农五仓……宣德间，周文襄公忱移建于此。所廒宇轩豁，垣墙周峻。前后凿垣为门，皆临水，中架木杠，以通往来，连络如贯，役人便之。曰济农仓者，文襄与况锺专为赈恤农人设也。其仓不贮区粮，乃奉朝命以官钞平籴及劝借民间之米，贮积以备凶荒。宣德六年遭旱，九年又大旱，发粟赈济，赖以全活者甚众。此法向后渐弛，更名预备仓，割数区以隶焉，收贮与诸仓等”。但《明史·食货志》载济农仓除周忱抚南畿时，“他人不能也”，说明这一制度并未持久。济农仓的弛废不仅有管理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明中期以后，经周忱改革的税制已难以维持，至万历时，改革原意已尽失，济农仓也就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粮来源。
（三）常平仓
常平仓发端于战国时魏国李悝的“平籴说”。李悝曾对魏文侯说：“籴，甚贵伤民（除农民之外的其他人）；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甚贱，其伤一也。善于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而籴，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常平仓在西汉首见于史书记载。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依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奏请，在边郡创设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此为最早之常平仓。东汉明帝置常满仓，西晋武帝议行通籴之法，以布帛市谷，以为粮储。齐武帝永明中（483～494年）中，于京师及各州设常平仓。梁亦置常平仓，只是不籴粜，陈代袭之。北魏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设立常平仓。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于陕州设常平仓，于京师设常平监。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末，唐政府首次下诏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北方八州置常平仓，此后常平仓分布的范围不断扩大。宋元时期，各地也普遍设置常平仓。
明代，常平仓得到进一步发展。正统八年（1443年）九月，广东南雄府有“常平仓粮积久陈腐，陆续放支”的上奏，说明此时局部地区已有常平仓的存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正月，朝廷“命南京粜常平仓粮。时岁饥，米价踊贵，而常平所储粮八万六千余石，南京户部请减价粜以济民，候秋成，平籴还仓。”说明成化时南京常平仓储粮很可观并已经参与灾荒行赈。弘治五年（1492年）九月，“兵科给事中吴世忠言……常平宜因今日义仓之旧，更以常平之名，因民数之多寡以储粟，酌道里之远近以立仓，每县二、三十里，各立常平仓一所，丰年而籴，委之富民，以计其数，凶年而粜，临之廉吏，以主其事。此皆救荒之急务也。户部覆议谓，世宗言俱可行”。弘治十六年（1503年）八月，巡抚江西都御史林俊上“请复常平疏”曰：“预备之计，于民最急……今欲公私两便，惟有常平可复而已”。由于吴世忠、林俊等的倡导力行，常平仓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万历时，金衢道守道张朝瑞上“建常平仓议”曰：“今欲为生民长久计则常平仓断乎当复者，议令各属县于四乡水陆通达人烟辏集高阜去处，官为各立常平仓一所……此正兴复常平仓之一大机也。”在张朝瑞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各地多有常平仓兴建。如：乌程县“万历二十年（1592年），分守道张朝瑞行县创建常平仓四座”。秀水县新设四镇常平仓，“岁丰则照价以入，岁俭则减价以出，民称便焉”。平湖县常平仓系“万历二十四年守道议建四所”。海宁州“常平仓，一在治城外……一在袁花。明万历二十三年，令周廷参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嘉兴府所属的嘉兴县、嘉善县、海盐县、平湖县、石门县、桐乡县等都有常平仓的兴建。在张朝瑞看来，应在预备仓、社仓、义仓之外，另建常平仓，以平抑粮价，赈济饥民，这样既可克服预备仓有出无收、费用甚巨的弱点，又可避免社仓散易敛难之弊。
（四）社仓
社仓始于隋，朱熹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创设社仓后，社仓之法渐盛。明代社仓较早见于正统元年（1436年）。此年，顺天府推官徐郁“乞令所在有司增设社仓，仍取宋儒朱熹之法，参酌时宜，定为规画，以时敛散。庶凶荒有备而无患，帝以其言甚切，命有司速行之”。弘治（1488～1505年）以后社仓逐渐发展起来。如许州总社仓“在州治西，弘治六年知州邵宝建。”临颍县总社仓“在县治西南，弘治六年建”。翼城县社仓“弘治十三年知府张文佐移檄属县知县张忠建置，其法甚善，邑人布政使王泰撰记曰翼城县社仓四……知县事张候忠所建也”。
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是社仓兴建比较鼎盛的时期。嘉靖八年（1529年）三月，从兵部侍郎王廷相言，“令各府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嘉靖十四年（1535年），“全州知州林元秩奏请，设立社仓”。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御史沈越请申饬社仓法，令有司急行整理，抚按以此为考成，吏部据此行黜陟，以备荒政。从之”。当时各地已普遍有社仓建置，如桂阳社仓，于嘉靖六年（1527年）“知州戴禄乃分四十七里为四乡，各为社仓一座，每仓量贮义谷四百奇，仿文公崇安建阳之制，统之以社首，稽之以府令，择递年有行义者二人守之，但遇岁歉则从优处。”时人谓“知州戴禄社仓绰有条理”。沣州社仓“四，一州东津市，一州北顺林驿，一州西合口市，一州南清化驿，嘉靖八年同知王聘议创”。南康县社仓，于嘉靖时（1522～1566年）“仿隋制俾民于各社立仓，每岁收获之时，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大熟稍倍之，岁岁而积多，掌之以社长，正之以各社之有行谊者，或遇凶饥即发此谷赈济，县官岁稽其出入之数，其有慕义出谷稍多者，时一奖劝之，如此则不必文移往复之烦，而各乡皆可以自给矣”。此后，到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时仍有社仓大量出现的记载。
关于明代社仓仓谷的来源，主要有四个：①本谷。本社集社长社副社众会议，各量贫富家口为多寡，户分三等，等列三则，其输谷之法，每月一会，约定会期，上上户每会六斗，上中户每会五斗，上下户每会四斗，以次至中下户一斗，下户不与。对家道颇殷、绝无斗谷入仓者，即书某人名，加以“顽各”二字，贴社仓内。②义谷。这即社中富而好行其德者，于本谷外的自愿输谷，根据输谷多少给予纪善、送匾，直至免除差徭，竖立牌坊等旌奖。③罚谷。凡官司自理赎谷，除照旧入预备官仓外，其各社乡约怠玩、小事口诉等罚赎俱入社仓。④息谷。社谷出借一般在归还时要加收二分之息，以做社仓费用，余额悉充社仓做谷本。
社谷一般只赈当社。社仓的管理者也主要是选择本地齿行俱优、家道殷实、能服众者为之，官府只是不时行以稽查，其余出入，民自收掌。明代社仓多设于乡村当社，由地方殷实大户掌管，因此，社仓相对于官方预备仓来说，是一种较为民间化的民营救荒仓储，但社仓也有弊端，那就是地域限制，一个社仓往往只能兼顾一乡或数村之民，其作用范围相当有限。
（五）义仓
义仓之制始于隋代，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五月甲申，诏置义仓”。唐、宋、元各朝也多次设置义仓。
明代义仓在成化年间已经开始出现，如沣州义仓“在驿后，成化九年判官愈盖以兵民讼田籍废及自愿没官息竞二十余顷。岁租七百八十余石，创储备赈名义仓”。嘉靖时义仓得到大力提倡，嘉靖四年（1525年），“直隶庐州府知府龙诰，在任修理义仓，置买义田，行赈粜、赈贷、赈济之法，又条积蓄便民八事，户部覆议”。嘉靖五年（1526年），“提督漕运都御史高友玑、巡按御史刘隅，奉旨会勘前庐州知府龙诰所陈备荒八议，条例以闻。一议仓制。每州县具设义仓一所，仿古常平仓之制，积谷以备赈给。一议籴本。措处银两，置买义田，又将污池鱼利、铺面赁直，通作籴本……上以诰建议能留意民瘼，令从诰见识”。这样，嘉靖时义仓有了很大发展。如龙溪县义仓，“嘉靖六年，知县曾确立盖，用劝收税契银籴米分拨各都置仓收贮，推选信实之人为社长，以掌收放赈贷贫民，大熟取息二分，小熟一分，荒歉待丰年征本还官，民以为惠”。乌程县义仓，于嘉靖八、九年（1529、1530年），由戴候新建，得米谷共五百三十五石。靖江县于“嘉靖四十三年，知县王叔果复建义仓”。万历时义仓有更大的发展。万历十五年（1587年）“礼部覆礼科给事中侯先春奏，历法当改，义仓当置……今山东诸省旱灾，宜令天下郡县广置义仓”。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允南京御史林培请。着各抚按……每乡设义仓，分上、中、下三户，会立会长，仓立仓书，经纪其事，官为提衡。秋成敛之，青黄不接散之，越明年，薄息收之”。总的说来，明代义仓与前代义仓不同，多设于乡村里社，比之常平仓、社仓，其民营色彩更浓，基本由里社自治。如浙江秀水县伏礼乡义仓“五台陆公捐田三百一十亩，仿朱子社仓之法，建义仓于东禅寺中，岁收租米，除纳粮外专备贷赈贫民，贴助里长粮解等役，遇有义举亦酌量举行支用……一里中有孝子节妇，高年善行之人，约正副里老公同举报，动支贷赈田租备礼存问……一四时举行乡约恭宣圣谕所用茶果蔬馔，并本仓诸费及一应义举，皆取给于贷赈租中”。可见，义仓除备灾救荒外，对里社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贴助里长粮解田租之用、备礼存问孝子节妇与高年素行之人、乡约恭宣圣谕所用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在约正副里老的共同决议之下进行的，官府则很少参与其具体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