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权臣势起，挑战王权
在南诏早期的发展历史之中，蒙氏作为蒙舍部落的首领，在不断的对外掠夺和兼并战争中牢固地树立起政治军事首脑的地位，并通过父子联名的形式，稳定地实现着权力的传递。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脱离与唐朝的政治从属关系，建立了独立的多民族集合体国家。国家的建立，使蒙氏王权得到了极大巩固。蒙氏乌蛮贵族作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效仿唐朝建立年号，确定长子继承制，并通过等级制度在土地、财富、服饰、礼仪等方面对统治特权进行了强化。
公元808年，异牟寻卒，南诏王权的传递开始出现异常。异牟寻子寻阁劝继承了南诏的大业，并自称“骠信”（君王），但第二年寻阁劝就死了，年仅三十一岁。史籍没有过多留下这位南诏主的事迹，但留下了一首咏君臣关系的诗，其中有“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元昶同一心，子孙堪遗厥”，似乎透露出南诏君臣关系的某种不和谐信息，表达了希望南诏君臣团结、永保社稷的愿望。公元809年，寻阁劝十二岁的长子劝龙晟继位，七年之后（公元816年），弄栋节度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其弟劝利为王。史载劝龙晟“淫肆不道，上下怨疾”，所以引致杀身之祸，其实，从弄栋节度王嵯巅轼君一事，足见劝龙晟时期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已极为紧张，至上的王权已遭手持重兵的权臣的严重挑战。尽管如此，南诏的王权还是由蒙氏所掌握。年仅十五岁的劝利继位之后，即表现出对王嵯巅的政治妥协，“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虽然他曾一度“废王嵯巅”，概讨其弑兄之罪，但又“赦其罪，命敬三宝，为清平官”说明王嵯巅已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并进而左右着南诏的朝政。劝利仅仅在位八年，公元823年，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佑”。所谓“国人请立”，其实是南诏多种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说明南诏内部王权的争夺日趋严重。《资治通鉴》对劝丰佑的评价是“勇敢，善用其众”，劝丰佑颇具政治谋略，在位的三十六年里，善于处理南诏复杂的君臣关系，培养了段宗牓等一些忠于南诏王室的政治力量，《僰古通纪浅述》载：南诏救缅之前，“金缙（即段宗牓）忆主老而世子幼，嵯巅专权，其子为统矢演习，恐其父子篡位，故请以行军令。……时嵯巅子该领兵行，乃恃父权，延违军令，……金缙以军法斩之。其父徒自号泣而已。”段宗牓返回南诏途中，“闻王崩而嵯巅摄政，赫然斯怒”。乃诳骗嵯巅出拜佛舍利，趁机拔剑斩之。“然后入国哭主，辅世子以忠。”公元859年，劝丰佑卒，困扰了南诏三代的王嵯巅势力虽然消失了，但南诏内部的政治斗争却更加激烈，世隆统治时期，与劝丰佑不同的是，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亲戚异己者皆斩”，虽然以强权暂时维护了蒙氏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但并没有从实际上解决内部矛盾。后来的实事说明，以郑氏、赵氏、杨氏、段氏为首的政治势力的上升，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平衡关系的打破，最终颠覆了南诏蒙氏的统治。
（二）沉迷宗教，劳民伤财
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阿吒力教与南诏王室开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并在南诏形成鼎盛之势。由于一部分白蛮贵族为代表的权臣势力逐步膨胀，南诏内部政治危机出现，各种矛盾也趋于激化，直接威胁到南诏王室的统治地位。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南诏王室极力寻找出路，大力提倡和利用阿吒力教，以此作为宣扬“君权神授”、控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武器，同时也作为控制广大白蛮群众、调和与白蛮贵族之间关系的政治武器。
自劝丰佑时期开始，阿吒力教就已逐渐在南诏形成鼎盛之势。阿吒力高僧往往以国师的身份参与到南诏政治集团之中，影响颇大。至南诏后期，既通晓佛学之道，又深受汉族儒家思想熏陶的“白蛮”阿吒力僧，在《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中被称为“儒释”，也通过仕途，成为了南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师僧（即儒释）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伴随着阿吒力僧在南诏社会地位的提高，阿吒力教也逐渐成为南诏宗教文化的主要内容，作为这种宗教文化的载体，寺庙的修建及佛事活动的开展逐渐地开始在南诏形成泛滥之势。劝丰佑时期，著名的梵僧赞陀崛多大力宣扬阿吒力教，《滇释纪》载：“赞陀崛多尊者又云室利达多，西域人，自摩迦陀来，又号摩迦陀；游化诸国，至鹤庆又腾越州住峰山、长洞山二处，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赞陀崛多又开建五密法场，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印度到南诏，相继传播阿吒力教，时称南诏七师。在劝丰佑的支持下，赞陀崛多传教的足迹不仅遍布滇西洱海周围地区，甚至到达了滇中滇池周围地区，其所到之处，广修庙宇，如玄化寺，宝峰寺等。万历《云南通志》又记曰：“习仪僧会司法明寺，在宜良县东隅，唐僧摩伽陀建。”劝丰佑本人则“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修筑了许多寺庙，包括规模宏大的崇圣寺和位于拓东城的东、西寺塔。世隆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于佛事活动之中，“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隆舜尤喜铸观音像，不仅“以兼金铸阿嵯耶观音”，又“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还“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南诏境内寺庙林立，“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
对阿吒力教大量的投入，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对南诏的社会经济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例如，劝丰佑统治时期，动用大量民力修建崇圣寺千寻塔，供佛一万一千多尊，构屋八百九十间，耗铜四万余斤。“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银、布、帛、绫、罗、缎、锦，值金四万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兴工，至天启九年七月十五日毕，凡十五年。”可谓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南诏王室对阿吒力教的提倡和利用，是想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巩固政治地位，缓解日益紧张的王权危机，但实质上却为南诏王室的覆灭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三）穷兵黩武，内外失和
世隆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破裂，双方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是唐朝在大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错误处理民族关系的恶果。同时，也是南诏统治者提高政治地位、调整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
世隆统治时期，由于南诏内部统治危机的出现，巩固王权成为蒙氏乌蛮贵族政治经营的重点，南诏内部政治斗争更加激烈，世隆则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亲戚异己者皆斩”，这就为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爆发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唐、诏关系恶化后，世隆更以皇帝自称，断绝了与唐朝的关系，并与唐朝处于战争状态中，这样，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暂时处于次要位置。南诏王作为民族代表，则企图利用战争的胜利强化其政治威信，例如，咸通十一年间，南诏入寇西川，围困成都，在与唐将的谈判之中，“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甚至扬言要“遣人负綵幕至城南”，并“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战争结束后，南诏恢复了与唐朝的政治交往，一方面遣使和亲，一方面又要求与唐朝约为兄弟或舅甥关系。和亲之事终获成功，南诏统治者改变南诏政治地位的企图却没有成为事实。所以，从战争前后南诏的政治表现可以看出，战争无疑给南诏统治者提供了提高政治地位、强化政治威信的机会，这就是世隆在受到唐朝不公正待遇后，不惜倾国入寇、与唐朝大打持久战争的深层原因之一。
然而，对战争的利用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场有着多重政治目的的战争，使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再度破裂，南诏由唐朝“西南藩屏”成为了“西南大祸”，战略关系的变化，使同样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大唐王朝，对南诏也由扶持转换成防范。世隆穷兵黩武，频繁持久的战争消耗了南诏国内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蜀之役，男子十五岁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南诏“兵出无宁岁”，高昂的战争成本导致国内“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胡蔚本，至使“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各民族部落由于不满南诏沉重的军事征调和横征暴敛，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民族关系极度恶化。南诏于是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中，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也随之产生。
在南诏早期的发展历史之中，蒙氏作为蒙舍部落的首领，在不断的对外掠夺和兼并战争中牢固地树立起政治军事首脑的地位，并通过父子联名的形式，稳定地实现着权力的传递。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脱离与唐朝的政治从属关系，建立了独立的多民族集合体国家。国家的建立，使蒙氏王权得到了极大巩固。蒙氏乌蛮贵族作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效仿唐朝建立年号，确定长子继承制，并通过等级制度在土地、财富、服饰、礼仪等方面对统治特权进行了强化。
公元808年，异牟寻卒，南诏王权的传递开始出现异常。异牟寻子寻阁劝继承了南诏的大业，并自称“骠信”（君王），但第二年寻阁劝就死了，年仅三十一岁。史籍没有过多留下这位南诏主的事迹，但留下了一首咏君臣关系的诗，其中有“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元昶同一心，子孙堪遗厥”，似乎透露出南诏君臣关系的某种不和谐信息，表达了希望南诏君臣团结、永保社稷的愿望。公元809年，寻阁劝十二岁的长子劝龙晟继位，七年之后（公元816年），弄栋节度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其弟劝利为王。史载劝龙晟“淫肆不道，上下怨疾”，所以引致杀身之祸，其实，从弄栋节度王嵯巅轼君一事，足见劝龙晟时期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已极为紧张，至上的王权已遭手持重兵的权臣的严重挑战。尽管如此，南诏的王权还是由蒙氏所掌握。年仅十五岁的劝利继位之后，即表现出对王嵯巅的政治妥协，“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虽然他曾一度“废王嵯巅”，概讨其弑兄之罪，但又“赦其罪，命敬三宝，为清平官”说明王嵯巅已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并进而左右着南诏的朝政。劝利仅仅在位八年，公元823年，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佑”。所谓“国人请立”，其实是南诏多种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说明南诏内部王权的争夺日趋严重。《资治通鉴》对劝丰佑的评价是“勇敢，善用其众”，劝丰佑颇具政治谋略，在位的三十六年里，善于处理南诏复杂的君臣关系，培养了段宗牓等一些忠于南诏王室的政治力量，《僰古通纪浅述》载：南诏救缅之前，“金缙（即段宗牓）忆主老而世子幼，嵯巅专权，其子为统矢演习，恐其父子篡位，故请以行军令。……时嵯巅子该领兵行，乃恃父权，延违军令，……金缙以军法斩之。其父徒自号泣而已。”段宗牓返回南诏途中，“闻王崩而嵯巅摄政，赫然斯怒”。乃诳骗嵯巅出拜佛舍利，趁机拔剑斩之。“然后入国哭主，辅世子以忠。”公元859年，劝丰佑卒，困扰了南诏三代的王嵯巅势力虽然消失了，但南诏内部的政治斗争却更加激烈，世隆统治时期，与劝丰佑不同的是，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亲戚异己者皆斩”，虽然以强权暂时维护了蒙氏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但并没有从实际上解决内部矛盾。后来的实事说明，以郑氏、赵氏、杨氏、段氏为首的政治势力的上升，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平衡关系的打破，最终颠覆了南诏蒙氏的统治。
（二）沉迷宗教，劳民伤财
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阿吒力教与南诏王室开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并在南诏形成鼎盛之势。由于一部分白蛮贵族为代表的权臣势力逐步膨胀，南诏内部政治危机出现，各种矛盾也趋于激化，直接威胁到南诏王室的统治地位。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南诏王室极力寻找出路，大力提倡和利用阿吒力教，以此作为宣扬“君权神授”、控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武器，同时也作为控制广大白蛮群众、调和与白蛮贵族之间关系的政治武器。
自劝丰佑时期开始，阿吒力教就已逐渐在南诏形成鼎盛之势。阿吒力高僧往往以国师的身份参与到南诏政治集团之中，影响颇大。至南诏后期，既通晓佛学之道，又深受汉族儒家思想熏陶的“白蛮”阿吒力僧，在《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中被称为“儒释”，也通过仕途，成为了南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师僧（即儒释）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伴随着阿吒力僧在南诏社会地位的提高，阿吒力教也逐渐成为南诏宗教文化的主要内容，作为这种宗教文化的载体，寺庙的修建及佛事活动的开展逐渐地开始在南诏形成泛滥之势。劝丰佑时期，著名的梵僧赞陀崛多大力宣扬阿吒力教，《滇释纪》载：“赞陀崛多尊者又云室利达多，西域人，自摩迦陀来，又号摩迦陀；游化诸国，至鹤庆又腾越州住峰山、长洞山二处，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赞陀崛多又开建五密法场，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印度到南诏，相继传播阿吒力教，时称南诏七师。在劝丰佑的支持下，赞陀崛多传教的足迹不仅遍布滇西洱海周围地区，甚至到达了滇中滇池周围地区，其所到之处，广修庙宇，如玄化寺，宝峰寺等。万历《云南通志》又记曰：“习仪僧会司法明寺，在宜良县东隅，唐僧摩伽陀建。”劝丰佑本人则“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修筑了许多寺庙，包括规模宏大的崇圣寺和位于拓东城的东、西寺塔。世隆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于佛事活动之中，“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隆舜尤喜铸观音像，不仅“以兼金铸阿嵯耶观音”，又“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还“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南诏境内寺庙林立，“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
对阿吒力教大量的投入，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对南诏的社会经济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例如，劝丰佑统治时期，动用大量民力修建崇圣寺千寻塔，供佛一万一千多尊，构屋八百九十间，耗铜四万余斤。“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银、布、帛、绫、罗、缎、锦，值金四万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兴工，至天启九年七月十五日毕，凡十五年。”可谓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南诏王室对阿吒力教的提倡和利用，是想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巩固政治地位，缓解日益紧张的王权危机，但实质上却为南诏王室的覆灭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三）穷兵黩武，内外失和
世隆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破裂，双方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是唐朝在大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错误处理民族关系的恶果。同时，也是南诏统治者提高政治地位、调整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
世隆统治时期，由于南诏内部统治危机的出现，巩固王权成为蒙氏乌蛮贵族政治经营的重点，南诏内部政治斗争更加激烈，世隆则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亲戚异己者皆斩”，这就为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爆发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唐、诏关系恶化后，世隆更以皇帝自称，断绝了与唐朝的关系，并与唐朝处于战争状态中，这样，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暂时处于次要位置。南诏王作为民族代表，则企图利用战争的胜利强化其政治威信，例如，咸通十一年间，南诏入寇西川，围困成都，在与唐将的谈判之中，“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甚至扬言要“遣人负綵幕至城南”，并“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战争结束后，南诏恢复了与唐朝的政治交往，一方面遣使和亲，一方面又要求与唐朝约为兄弟或舅甥关系。和亲之事终获成功，南诏统治者改变南诏政治地位的企图却没有成为事实。所以，从战争前后南诏的政治表现可以看出，战争无疑给南诏统治者提供了提高政治地位、强化政治威信的机会，这就是世隆在受到唐朝不公正待遇后，不惜倾国入寇、与唐朝大打持久战争的深层原因之一。
然而，对战争的利用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场有着多重政治目的的战争，使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再度破裂，南诏由唐朝“西南藩屏”成为了“西南大祸”，战略关系的变化，使同样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大唐王朝，对南诏也由扶持转换成防范。世隆穷兵黩武，频繁持久的战争消耗了南诏国内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蜀之役，男子十五岁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南诏“兵出无宁岁”，高昂的战争成本导致国内“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胡蔚本，至使“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各民族部落由于不满南诏沉重的军事征调和横征暴敛，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民族关系极度恶化。南诏于是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中，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也随之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