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考订文集

第六章 试论司马迁描述历史人物的双星结构

　　司马迁撰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划时代的奠基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历代编纂正史的先河。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研究并吸取了已有的史学成就，参考了多种史学体裁，重新组成了一座使各种形式融为一体的崭新的史学殿堂。具体说来，《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合成。这五种体例分开来看，各有所本，合起来看，又面貌全新。由于司马迁把多种体例异常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最适合于从社会各个角度全面地表现历代各王朝的兴衰更替，因而成为后代编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五种描述对象虽各有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以人物为主体的。本纪、世家、列传自不必说，即十表亦不过是人物活动按时间次序进行的排列。八书虽为专史，也离不开以人物的功业作为例证。总之，《史记》全书绘出的宏大的历史图景是由众多的历史人物构成的。《史记》使从远古到西汉中叶，各朝各代各方面的时代人物均跃然纸上。可以说，司马迁精心地塑造了帝王将相、儒宗谋士、刺客游侠乃至贩夫走卒、庸夫农妇等等众多的人物群象。《史记》中所着意刻划的许多历史人物情态逼真、性格突出，已成为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典型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这就不能不使人钦佩太史公描述历史人物的卓越才能和高超的技巧了。因此，历来研究《史记》的论著都离不开探讨司马迁如何写人物这一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从司马迁描述历史人物的技巧和方法来说，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1）司马迁善于“寓论断于序事。”[1]即不直接写出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而是把对人物的品评褒贬，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让读者自己去寻求结论。这样就能发人深思而味腴无穷。

　　（2）司马迁善于抓住具体的戏剧性的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特征，有时用极为平凡而奇妙的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个性。因此他描述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千人千面，各具奇绝。

　　（3）司马迁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进行对比，并常常用反衬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结局。从而使历史人物形象丰富，气韵饱满，使读者绝无千篇一律之感。

　　除了上述三点以外，就如何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说来，司马迁还常常运用一种独特的结构方法，把不同的人物组合在某种矛盾纠葛之中，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故事。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新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在司马迁描述的大量历史人物中，可找到一条规律，即两个成就显赫的历史人物往往存在一种前、中、后期的三段式的纠葛。这前、中、后期的三个阶段，可称之为序幕、正篇和尾声。在序幕中，双方往往有一段合作的经历，或是有一个共同的环境，或是有一种主从的关系。在正篇中，双方各展才能，各建功业，同时或发生矛盾或分道扬镳，形成水火之势。到了尾声，两人在尖锐的对立中产生悲剧式的结局，故事往往就到此结束了。对立的双方当然有善良与残暴之分，有正义与邪恶之别，但是双方必须都具有很高的本领，必须是在自己领域中的突出代表，可以说都是明星式的人物。我把这一种描述人物的手法称之为双星结构，在《史记》中，可以找到双星结构的许多例证。

　　《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内容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司马迁描述历史人物不能象创作纯粹的文学作品那样虚构人物和情节。虽然司马迁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巨匠，但他在描述历史人物时，必须在符合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塑造人物。这就是说，他只能突出人物的某一方面，或侧重描述某些情节，或有选择地使用某些素材，而不能随意编造故事。因此，在使用双星结构这一方法时，难免有一些变通的情况。在符合总的原则的前提下，存在一些变体，也是可以理解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史记》中的具体例证：

　　例证一：庞涓与孙膑

　　序幕：“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2]两人当为同学。

　　正篇：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召孙膑至魏，以阴谋断其两足。后，孙膑逃至齐，为齐威王大将田忌之军师。

　　尾声：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马陵之役，孙膑设计，庞涓兵败身死。[3]

　　例证二：楚怀王与屈原

　　序幕：“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4]双方是很协调的君臣关系。

　　正篇：楚怀王与秦、齐争雄。因上官大夫之离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疏，不复在位”。[5]屈原怀激忿而作《离骚》。

　　尾声：楚怀王入秦不返，子顷襄王立，屈原遭放逐，自沉汨罗江而死。[6]

　　例证三：李斯与韩非

　　序幕：“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7]两人同为荀门弟子。

　　正篇：李斯入秦为客卿，佐始皇，攻六国，后官廷尉，迁丞相，权倾一时。韩非著书立说，集法家之大成，成为战国后期之重要理论家。

　　尾声：韩非使秦，遭李斯谄害，下吏治罪。“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8]

　　例证四：秦始皇与吕不韦

　　序幕：“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9]吕不韦助秦始皇父子得秦王位。

　　正篇：秦始皇雄才大略，内削祸乱，外攻六国，后统一天下。吕不韦佐秦成帝业之基，又著《吕氏春秋》，“世传吕览”。

　　尾声：嫪毐谋反，“事连相国吕不韦”，秦始皇逼吕不韦自杀，“乃饮酖而死。”[10]

　　例证五：刘邦与项羽

　　序幕：兴兵灭秦，刘项共事楚义帝，相约先入咸阳者王之。

　　正篇：项羽败秦军于钜鹿，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十八诸侯，政由羽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1]刘邦率军入关灭秦，封汉王，后发生楚汉战争，激战数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12]

　　尾声：垓下会战，项羽兵败，自刎乌江，刘邦称帝。

　　例证六：张耳与陈馀

　　序幕：张耳陈馀同为大梁人，“馀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13]

　　正篇：张耳为常山王，被陈馀击败，投靠汉王刘邦。陈馀依楚霸王项羽，立为代王。

　　尾声：楚汉交战，汉“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馀泜水上。”[14]

　　例证七：萧何与韩信

　　序幕：韩信背楚归汉，“数与萧何语，何奇之”，[15]力荐于刘邦。刘邦拜韩信为大将。

　　正篇：萧何佐刘邦建汉业，功为第一，后为丞相，位冠群臣。韩信率军破赵下齐，领兵会战垓下，灭项羽，封齐王。

　　尾声：韩信后降为淮阴侯，有谋反之嫌，萧何与吕后设计，骗至长乐宫，斩于钟室。

　　按上述七项例证，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可称之为并立型双星结构，即两人的关系大致平列，如庞涓与孙膑，李斯与韩非，刘邦与项羽，张耳与陈余，萧何与韩信等。另一种可称之为主从型双星结构，如楚怀王与屈原，秦始皇与吕不韦等。在《史记》所描述的历史人物中，可能还会找到其他类型的双星结构，如廉颇与蔺相如、苏秦与张仪、窦婴与田蚡，另文再来分析。总之可以说，司马迁是相当有意识地利用上述双星结构的方法树立了许多成组的历史人物的不朽形象，有这么多的例证存在，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那么，何以司马迁要反复描述双星结构的历史人物呢？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认为古往今来，凡著书立说者，都是因为心中郁结着一股愤懑之气，“不得通其道”，即不能充分表达于当世，所以才“述往事，思来者”，希望后人能通过自己的著作理解自己的不平，能够分清善恶，能够判断是非，能够公正地评价历史。当然，司马迁写《史记》，也希望后人能够理解他，能够公正地评价太史公本人。

　　司马迁胸中郁结的一股愤懑之气，毫无疑问是来自“李陵之祸”。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三万，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又派李陵率步兵出居延北，以为呼应，李陵深入敌后，力战不支，兵败降匈奴。司马迁平素与李陵并无交往，但此时却为李陵进行了一些辩解。汉武帝大怒，处之以宫刑。司马迁为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若不是为了把《史记》完成，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16]这奇耻大辱的“最下腐刑”是谁加给他的呢？是汉武帝。他本人与汉武帝的关系，正是一组主从型的双星结构。试看：

　　序幕：司马迁忠实于汉武帝，“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7]汉武帝也很信任司马迁，“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18]后升任为太史令，并主持太初改历工作。

　　正篇：汉武帝雄才大略，多所兴废，征匈奴，通西域，恢扩大汉之基业，为不世之名主。司马迁受父遗命，以继承孔子《春秋》自任，后撰《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9]写成伟大的历史巨著。

　　尾声：因李陵事件，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遭到莫大耻辱，痛不欲生。他在《报任安书》中反复说：“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最下腐刑，极矣！”“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始终认为自己并无过错，而受残酷迫害，故对汉武帝之暴虐，明确表示不满，“明主不深晓，以为仆诅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所不同者，只是司马迁没有被害而死，只不过是受刑而残罢了。

　　因此，在司马迁描述的众多历史人物的许多篇章中，无不充溢着他自己的心声。无怪乎有人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20]而在双星结构的历史人物中，我们听到太史公哭泣声更加哀痛，更加凄婉，也更加悲壮！因为这既是写历史人物，也是在写太史公自己的身影。

　　在双星结构的历史人物中，司马迁的同情毫无例外地给予受害者或失败者一方。在上述例证中，孙膑（受害者）、屈原（受害者）、韩非（受害者）、吕不韦（受害者）、项羽（失败者）、陈馀（失败者）、韩信（受害者）等，都是悲剧式的人物。细读这些人的传记，不难体味到司马迁所寄予的同情之意。特别是主从型的双星结构人物，如屈原，司马迁更是以满腔的激情来讴歌这一忠贞亢直而遭愚主摈斥的大诗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1]这正是司马迁“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最好说明。另一主从型双星结构人物吕不韦，虽然其所作所为往往有鄙琐不堪的一面，但在对吕不韦的描述中，时常也流露出司马迁对他的同情，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以前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很不理解司马迁把吕不韦和周文王、孔夫子、屈原、左丘明等并列，通过本文对双星结构的分析，可以说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他所同情的人物，也同样是“不虚美，不隐恶”，[22]尤其是对他特别寄以同情的人物，往往更能一针见血地指斥其不可容忍的错误，暴露其本质上的缺点，批判其不可原谅的过失。这应是爱之深而责之切的一种感情。善良、忠直、轻信友谊的人落得悲惨的结局，成为受害者或失败者，他们自身也应当自责，也存在根本的弱点。在双星结构的人物中，这种关系和结局尤为明显，但世道何以如此不公正，司马迁也感到困惑不解，他仰而问天：“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23]

　　总之，双星结构是司马迁描述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运用这一手法突出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鲜明特点，树立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不朽形象，描绘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悲剧场景。另一方面，这也是司马迁寄托自己的感情，抒发满腔悲愤的极为巧妙的构思，也是对自己身受“诟莫大于宫刑的”冤案的申述与抗争，同时也是对汉武帝酷政的有力批判。

　　研究司马迁描述历史人物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史记》这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注释：

　　[1]此语出自清初学者顾炎武，见《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卷二六，清人桐城派古文大家刘大櫆也说过类似的话：“昔人谓子长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笔墨蹊径之外。”见《论文偶记》。

　　[2]《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卷六五。

　　[3]银雀山汉墓竹筒《孙膑兵法·擒庞涓》，谓庞涓于此役被俘，和《史记》所载不同，但与本文所述之意亦通。

　　[4][5]《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八四。

　　[6]屈原虽死于怀王子顷襄王时，但无损本文之旨，可谓变体。

　　[7][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卷六三。

　　[9][10]《史记·吕不韦列传》卷八五。

　　[11]《史记·项羽本纪》卷七。

　　[1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卷九九。

　　[13][14]《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卷八九。

　　[15]《史记·淮阴侯列传》卷九二。

　　[16][17][18][19]《汉书·司马迁传》卷六二。

　　[20]刘鹗《老残游记自叙》。

　　[2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八四。

　　[22]《汉书·司马迁传赞》卷六二。

　　[23]《史记·伯夷列传》卷六一。

　　（原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增刊号）

　　“功 比 軑 侯”解

　　軑侯是西汉初年长沙国的丞相。一九七二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特别是两千多年前古尸的出土，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轰动。墓中出土器物题字有“軑侯家”，封泥有“軑侯家丞”字样，可知这是軑侯家族的墓葬。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相继发掘了马王堆二号汉墓和三号汉墓，进一步弄清了很多问题。现在可以确定，二号墓是軑侯本人的墓，一号墓主（即出土古尸）是軑侯之妻，三号墓主是軑侯之子。軑侯的名字，《史记》作利仓，《汉书》作黎朱苍。二号墓出土了“长沙丞相”、“軑 侯之印”和“利仓”三颗印章，这证明軑侯的名字应按《史记》作利仓。

　　为了对这些古墓出土的大量珍贵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把軑侯的历史情况搞清楚，当然是重要的。根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以下简称《汉表》），可知利仓在惠帝二年四月以长沙相封为軑侯。这二个表，对軑侯家庭此后的情况所记尚属清晰；但对于利仓封侯以前的情况，就缺略了。

　　《汉表》平皋炀侯刘它栏中记载有“功比軑侯”四个字。《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史表》）中，则是“功比戴侯彭祖”六个字。《史表》、《汉表》记述歧异，当然必有一错。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戴’‘軑’同音，班固就误把戴侯当作軑侯了”，是“《史记》不误”，而“《汉书》大误”。我与这个看法不同，觉得《史表》误，而《汉表》不误。“功比軑侯”四个字，对弄清利仓前期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清夏燮在《校汉书八表》中就说过：“按軑侯第一百二十，平皋功与之比，故百二十一也，《史表》比戴侯彭祖，误也。”另外，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也说“軑侯，黎朱苍也。苍百二十，它百二十一。《史表》作‘功比戴侯彭祖’，非也，彭祖百二十六。”夏燮、王先谦根据列侯排列的位次考证《汉表》不误，这是很对的。

　　西汉初年，列侯有位次。高帝年间，曾对列侯十八人排列了位次，到了吕后二年，又由丞相陈平主持，对当时的列侯一百三十七人进行了位次的排列，“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1]看来，这在当时是一件很郑重的事。在排列位次时，对某些列侯的功劳一定是进行过比较，因此才有“功比某侯”的提法。在《汉表》侯功栏中，共有二十三人有“功比某侯”的记载。

　　二侯相比，其位次必然相邻。但例外的情况有两个，一是位次六十六的襄平侯功比位次五十四的平定侯，二是位次九十九的宋子侯功比位次九十二的历侯。然而这两个例外是因为《史表》和《汉表》的记载本身有问题。襄平侯的位次实际不是六十六，而应为五十六，因五十六的位次，无论《史表》和《汉表》都缺，而六十六的位次另有高梁侯郦疥。历侯的位次实际不是九十二，而应为九十七，因九十七的位次，无论《史表》和《汉表》都缺，而九十二的位次另有高陵侯王虞人。襄平侯的位次改为五十六，功比位次五十四的平定侯，历侯的位次改为九十七，位次九十九的宋子侯功比历侯，结果和上述其他相比的列侯情形完全一致。由此可见：甲侯功比乙侯，甲侯的位次一定在乙侯之后，并且紧相连接，相差在一位或二位，其势不得过远。平皋侯位次一百二十一，按《汉表》，功比位次一百二十的軑侯，与上述情况正相符合，如果按《史表》，功比位次一百二十六的戴侯，则与上述情况相矛盾。这证明错的不是《汉表》，而是《史表》。

　　为什么列侯相比，位次必须相邻呢？因为当时定位次是按功劳的大小，即所谓“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2]例如某一列侯位次较易排列，而另外一个列侯的经历与前者大体相近，或某一方面相同，就可以称之为“功比某侯”，其位次自然应紧跟在前者之后。

　　上文证明《汉表》所记平皋侯“功比軑侯”不误，因而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利仓和刘它的经历必有近似之处。刘它（即项它）原为项羽部下的将军，[3]垓下决战前夕，项它被灌婴俘虏于彭城。[4]此后，刘邦对“项氏枝属”采取宽容收买的政策，赐姓封侯，授以高位。如果利仓和项它有近似的经历，那么利仓很可能原来也是项羽的部将，在楚汉决战前后，转而投向刘邦。后出任长沙国丞相，实为汉朝廷在王国中的代理人。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共约二十万字，有《周易》、《老子》、《纵横家书》、《五星占》及其它古佚书等等，代表了当时的高度文化。帛书有相当一部分抄写在汉高帝时期和高帝以前，[5]这些肯定是利仓留给其子的遗产，可见利仓还是把中原文化带到长江以南的积极传播者。

　　注 释：

　　[1]《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十六。

　　[2]《汉书·高后纪》卷三。

　　[3]《史记·项羽本纪》卷七。

　　[4]参考《史记·灌婴传》卷九五。

　　[5]参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文物》1974年第9期。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