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考订文集

第十章 两汉市卖风俗琐议

　　中国古代社会虽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始终占有一定地位，尽管其发展缓慢，却从不会全形消失。商品生产成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即以两汉而论，记载市场买卖的资料相当丰富，商品经济很活跃，其时形成的许多交易风俗，流传后世，影响至为深远。

　　汉代有一句谚语：“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经商之利大于手工业，手工业之利又大于农耕，农民收入最低。无怪乎趋利之徒，尽起而为商贾。这说明，其时人们已认识到经商乃致富之捷径。

　　商品交易需要市场。两汉之都城长安、洛阳便是全国商业中心，均有规模颇大的市场。“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2]张衡《西京赋》描述长安市：“廓开九市，通闤带闠，旗亭五重，俯察百燧。”[3]闤是市墙，闠是市门，燧是列肆的通道，在五重旗亭之上，可以观察整个市场区，其建筑设计可谓相当科学。洛阳则有三个大市，规模不下于长安，“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4]在西汉末，长安又形成专为太学生服务的市集，称为槐市。“（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5]这显然是一个相当文明的文化商品市场。除首都外，各郡国县治当亦有大小不等的市。

　　市有官吏管理之。“长安市、厨两令丞”及“长安四市四长丞”皆隶属内史。[6]洛阳有“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7]市长、市令、市丞分工负责市场之各项繁琐事务。《周礼·王制·司市》说：“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儥，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暴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8]《周礼》是儒家的理想产物，其所述官制并非周代所实有，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各种官吏之职责。上引资料可以说明市场管理人员既有发布政策政令之责，又有监督公平交易、治安防盗、规定物价、调剂金融等方面的任务。想来汉代也应大致如此。

　　广大农村则有定期集市，称为聚市。大约内地每乡有5至6个聚市，亦有丞管理之。[9]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聚市，慎护奸偷。”[10]可见农村之小贩往往肩挑手提，往来各聚市贩物，以求取蝇头小利，这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市场上有经纪人，从中说合交易，即后世之牙行掮客。《史记·货殖列传》有“节驵侩”一语，即此。索隐：“节者，节贵贱也……驵者，度牛马市；云驵侩者，合市也。”东汉“（王）君公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章怀注：“侩谓平会两家卖买之价。”[11]今之市侩一词即来源于此。对于市场上的这种经纪人，有种种特殊规定，晋代有法令，可供参考，“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12]穿着怪异，引人注目。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3]

　　这说明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农虞工商各有其业，各地各行业互通有无，进行交易，实为必须。另外物价之贵贱降升，也会不断变化。这些都是不招自来，不求自出，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从这一段话看来，司马迁已感知到商品交换有着某种自然规律在支配它，非任何人力所能左右。

　　故其时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不乏供给。有具体价格记载的便有如下各类，如粮食类有米、谷、豆、麦、菽；牲畜类有马、牛、羊、豕、兔、鸡、犬；布帛类有素、丝、布、帛、絮、缣；器用类有席、剑、刺马刀、笔、弹弓、胶、盾、弦、铜铫；药材类有犀角、螵蛸、皂荚、牛膝、防风、黄芩、朱萸；食品类有肉、脂、肝、乳、饼等等。[14]

　　东汉末，吕布刺杀权奸董卓，百姓欢庆，“皆卖家中朱环、衣服、床榻，以买酒食，自相庆贺。”[15]此可见旧货也有收购者，且酒食亦易得。另外，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16]赵岐“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17]崔寔“以沽酿贩鬻为业。”[18]王充“家贫无书，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19]上述各项乃是市场上有药材、食品、书籍等出售之明证。

　　其时市场之上，亦有卖卜者。《汉书》卷七二：“（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廉而授《老子》。”可见知识产品同样可以换取金钱，算卦也可维持生计。

　　西汉景帝武帝时著名文人司马相知，在临邛与大富翁卓王孙女卓文君结好，逃回成都。因家徒四壁立，无以为生，“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20]汉代市中也有这种小酒店，此可为今日个体夫妻店之祖师。

　　零售购物，有时因起点太低，售者或不肯与。“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为断也。”[21]

　　卖者尽量抬高物价，买者希图物美价廉，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古今同此一理。“宋登为汝阴令，为政明能，号称神父。出为颖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22]市无二价成为地方官之一项政绩，可见市场上不诚实之行为难于避免。也有卖物言不二价，反遭买主误解者。“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23]可见不二价之罕有。

　　商品伪劣，以次充好，或缺斤少两，或缺尺少寸，其时亦不能免。《礼记·王制》规定：“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24]对于此种种欺诈行为，市之令丞有专责加以打击制止。东汉初年有一名臣第五伦，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25]可谓忠于职守，深得庶民尊敬。

　　总之，汉代的商品生产相当发达，城市中有固定的商业区，称为市，农村中有定期的贸易集市，称为聚。市聚皆有令丞管理，打击限制不法行为。市场上商品繁多，各地交流频仍，许多影响及于后世的买卖风俗已经形成。

　　注 释：

　　[1]《汉书·货殖传》卷九一。

　　[2]《三辅黄图》卷二引《庙记》，《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宫阙记》，略同。

　　[3]见《文选》卷二。

　　[4]《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洛阳记》。

　　[5]《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三辅黄图》。

　　[6]《汉书·百官公卿表》卷十九。

　　[7]《续汉书·百官三》注引《汉官》。

　　[8]《周礼注疏》卷十四。

　　[9]参见拙文《古“聚”考说》，原载云南大学出版社《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出版。《古“聚”考说》亦收入本文集。

　　[10]《初学集》卷十九引。

　　[11]《后汉书·逸民逢萌传附》卷八三。

　　[12]《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晋令》。

　　[13]《史记》卷一二九。

　　[14]参见陈直《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载陕西人民出版社《两汉经济史料论丛》，1980年出版。

　　[15]《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董卓别传》。

　　[16]《后汉书·张楷传》卷三六。

　　[17]《后汉书·赵岐传》卷六四。

　　[18]《后汉书·崔寔传》卷五二。

　　[19]《后汉书·王充传》卷四九。

　　[20]《汉书·司马相如传》卷五七。

　　[21]《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东观汉记》。

　　[22]《艺文类聚》卷六五引华峤《后汉书》。

　　[23]《后汉书·逸民韩康传》卷八三。

　　[24]《礼记正义》卷十三。

　　[25]《后汉书·第五伦传》卷四一。

　　（收入《市场经济的历史回顾》

　　1993年云南民族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