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考订文集

第十四章 《后汉书·延笃传》笺证

　　序：《延笃传》见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列传五十四，全文计一千零一十一字。蔚宗为文，“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见《宋书·范晔传》卷六十九引《狱中与诸甥侄书》）读《延笃传》，乃知其言非虚语也。

　　《后汉书》旧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虽时有可取，然未为精当。清末长沙王益吾太史撰《后汉书集解》，博采众家之说，为时所称，然以今视之，疏漏尚多，犹未尽善。

　　余慕延笃其人，喜读其传，久之有所得，今为笺证，以补前人之不足，并就教于识者方家。

　　延[1]笃字叔坚[2]，南阳犨[3]人也。少从颖川唐溪典[4]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5]典深敬焉。又从马融[6]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

　　笺证：

　　[1]延，周王族，见《左传·昭二十二年》。一说，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后世以延为姓，见《史记·吴世家》。

　　[2]《太平御览》卷四五二引谢承《后汉书》：“延笃，字叔固。”谢承，三国时吴人，避孙坚讳，以固为坚。

　　[3]犨，始见《左传·昭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有犨县。《续汉书·郡国志》作犫。故城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五十五里。

　　[4]章怀注：“《先贤行状》曰：‘典字季度，为西鄂长。’《风俗通》曰：‘吴夫槩王奔楚，封堂溪，因以为氏。’典为五官中郎将。‘唐’与‘堂’同也。”《后汉书·蔡邕传》卷六十：“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是为汉末硕儒。

　　[5]章怀注：“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典曰：‘卿欲写传，何故辞归？’笃曰：‘已讽之矣。’典闻之叹曰：‘嗟乎延生！虽复端木闻一知二，未足为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当编名七十，与游、夏争匹也。’”

　　[6]马融，东汉巨儒，郑玄、卢植俱师事之。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百家之言”，然马融矜全情薄，安存虑深，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颇为正直所羞。故师未必贤于弟子也。

　　举孝廉，为平阳侯相。[1]到官，表龚遂[2]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3]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笺证：

　　[1]中兴功臣冯勤中子顺，尚明帝女平阳长公主刘奴，章帝建初八年，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薨，无子。和帝永元七年，封奋兄劲为平阳侯，奉公主之祀。劲薨，子卯嗣，安帝延光中为侍中，薨，子留嗣。事见《后汉书·冯勤传》卷二六。如冯留嗣爵在延光后二十年，正值顺帝末。延笃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必在桓帝之前，即顺帝时，故知延笃所相之平阳侯当为冯留。又，《后汉书·皇后纪》（卷十）：“（明帝）皇女奴，三年封平阳公主，适大鸿胪冯顺。”章怀注：“平阳，县，属河东郡。”误。《解集》引钱大昕说：“此山阳之南平阳，非河东之平阳。”此说是也。河东郡之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境，亦非袭遂之故乡。山阳郡之南平阳，在今山东邹县地。

　　[2]袭遂，山阳南平阳人。事昌邑，则涕泣谏诤，守渤海，则卖刀买牛，贤臣也。事见《汉书·袭遂传》卷八九。

　　[3]延笃之师堂溪典，卒于笃之后，马融卒于桓帝延熹九年，仅在笃卒之前一年，故此师非二人，明矣。然笃别有师，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京兆尹延笃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贾逵生于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卒于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其孙伯升如少于其祖五十岁，则当生于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延笃卒于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如其终年六十岁，则当生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少于伯升二十七岁，伯升为其师可信。又延笃为平阳侯相当在顺帝中期至末期，顺帝末为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其时伯升已六十四岁，卒于此时，亦为常理。故此处所言之师，当为传《左氏传》之贾逵之孙伯升。

　　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1]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2]动依典义。[3]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4]先是陈留边凤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为之语曰：“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5]。

　　笺证：

　　[1]“著作东观”，即于东观参与撰述国史之意。按东汉修史可考者约有七次，此为第四次，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

　　[2]章怀注：“《谷梁传》曰：‘故士造辟而言，诡辞而出。’范宁注云：‘辟，君也，诡辞而出，不以实告人也。’”按语出《谷梁传》文公六年。此说可取。出而诡辞，守机密也。

　　[3]《北堂书钞》卷五十八“国有疑常问得失”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为侍中，自在机密，常见进纳，上数问政事得失，恒以经义古典，开谏帷幄，言不宣外。”《太平御览》卷四五二引文略同。

　　[4]《北堂书钞》卷七六“正身率下”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正身率下”；“劝农桑遂增户口”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传》：“迁京兆尹，劝民农桑，遂增户口”；“忧官如家恤民如子”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忧官如家，恤民如子”；“三辅咨其政教”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为京兆尹，三辅咨其政教”；“邻郡归之”条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劝农桑，增户口，谷食丰饶，邻郡老少归之。”《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下）注引谢承《后汉书》：“延笃迁京兆尹，恤民如子。”

　　[5]《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卷七六：“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赵张，赵广汉、张敞也；三王，王遵、王章、王骏也。皆京兆尹之能者。边指边凤，《后汉书》无传。《循吏列传序》卷七六：“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

　　时皇子有疾，[1]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2]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3]

　　笺证：

　　[1]《太平御览》卷九八八引《文士传》：“延笃为京兆尹，桓帝时，梁冀专政，时皇太子疾，诏书发京兆，出牛黄。冀遣诸生赍书，持牛黄，诣笃卖。笃以为诈，论杀之。”文略有不同。延笃于桓帝元嘉元年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再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间当有数年之久。如徙京兆尹在著作东观之后四、五年，则始任京兆尹当在永兴二年。梁冀于顺帝永和六年初任大将军，至桓帝延熹二年败死。故皇子有疾，下郡县求珍药一事，应为永兴二年至延熹二年间事。其时之皇子当为桓帝子无疑。按《后汉书·皇后纪》卷十，桓帝梁皇后，梁冀妹，“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桓帝邓皇后亦为梁氏所进，并无子。此处所述之皇子，或为梁邓二后所生，诞而不育，史载有缺，其余宫人所生子，恐梁冀不为求珍药矣。

　　[2]章怀注：“吴普《本草》曰：‘牛黄味苦，无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胆中，如鸡子黄。’《神农本草》曰：‘疗惊痫，除邪逐鬼。’”按《太平御览》卷九八八引《吴氏本草经》曰：“牛黄，牛出入鸣吼者有之。夜视有光走牛角中，死，其胆中如鸡子黄。”文稍异。吴普，华陀弟子。《三国志·魏书·华陀传》卷二九：“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陀学。普依准陀治，多所全济。”《后汉书·方术传》卷六四引注《陀别传》：“吴普从陀学，微得其方。”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七：“梁有华陀弟子吴普《本草》六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吴氏本草因》六卷，吴普撰。今书已亡，清人有孙星衍、周澄之、顾观光、黄奭、姜国伊、王仁俊、叶志诜辑本多种。

　　[3]《集解》引惠栋曰：“按《汉中常侍吉成侯州辅碑》有延笃题名。又笃撰孙程等《传》，皆叙其所承本世，曲为文饰，是笃乃阉尹支党，故得不罹梁氏之祸。不然，冀之横暴，睚眦触死，岂有显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记，盖非其实。”

　　《汉中常侍吉成侯州辅碑》见宋洪适《隶释》卷十七，称州辅“遭孝质无嗣，乃定册帷幕，援立圣主，有安社稷之勋”。州辅，《后汉书》无传，仅一见于《宦者列传·曹腾传》卷七八：“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以定策功，皆封亭侯。”此与《州辅碑》所记颇相一致。故知州辅之功即在拥立桓帝也。顺桓之世，梁冀专权，“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敢有所亲豫。”（《后汉书·梁冀传》卷三四）其时，与梁氏集团对立者为朝中正直大臣一派，尤以李固、杜乔为中坚。故终桓帝之世，其政治势力大别有三：一为梁氏外戚集团；一为李杜等大臣；一为曹腾等宦官。初时议立桓帝，曹腾辈曾与梁氏同谋。但梁冀执政，残害李杜，皇权下移，宦官失势。以故宦官转而支持大臣，以图合力拥帝，收回政柄。《曹腾传》载：“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颖川堂溪典等。”李固、杜乔与虞放等辈，实即党人之先声。延笃自属此派，曹腾所进之堂溪典即为其师，此尤可证。州辅为曹腾之佐，卒于桓帝永寿二年，正此时也。遂有延笃等人列名碑阴之事，诚不足怪也。曹腾、州辅虽身为宦官，并无劣迹，其后推倒梁冀，桓帝即借宦官之力，非宦官尽为梁党，明矣。

　　又，惠栋指斥“笃撰孙程等《传》，皆叙其所承本世，曲为文饰”，乃袭用《后汉书·宦者孙程传》卷七八章怀注语。章怀注原指《东观汉记》述孙程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按孙林父即孙文子，春秋卫献公、殇公时人，先与宁惠子攻出献公于齐，立殇公。复与宁喜争宠相恶，孙林父奔晋，再拥立献公。《春秋》（襄二十六年）斥之为“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孙林父实一反复无常之小人。《汉书·古今人表》卷二十以孙林父入于下之上，即九品人等之第七，除大奸巨憝外已无可下。自来史家未曾予孙林父任何佳评。使宦者孙程为孙林父之后，令其认此祖宗，实不知何荣光之有？惠氏之不审史实，无乃太过乎？另，延笃入东观著作，在桓帝元嘉元年，为东汉修史之第四次，据《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载：“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此次修史规模较大，主其事者为太中大夫边韶，参与者有崔寔、朱穆、曹寿、延笃。延笃其时资历尚浅，故列名最后。所著前后计百十有四篇，焉知《孙程传》必出自延笃之手？即使出自延笃之手，又焉能以己意为之？今《东观汉记》早佚，检《孙程传》佚文，亦并无谀词，即使《孙程传》为延笃所撰，又何罪之有？惠氏以列名《州辅碑阴》及或许撰《孙程传》之两事，即坐以“阉尹支党”，实厚诬古人之甚者。《延笃传》下文明载，延熹九年党锢之祸起，“后遭党事禁锢”，可见延笃乃党人之中坚，宦官之目刺。惠氏弃此显证于不顾，徒炫其稍知列名碑阴及著作东观，穿凿附会，妄加罪名，论史者不当慎哉！

　　又，惠氏以“笃乃阉尹支党，故得不罹梁氏之祸。不然，冀之横暴，睚眦触死，岂有显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惠氏此说，实大谬之奇者。虽梁冀横暴恣绝，乃并世非无不惧权奸者。延笃以磅礴正气，斩梁冀千里求利之使，可谓大快人心，读史至此，郁气为之一舒。惠氏竟以“显刑梁使而得自全”罪之，真不知其欲古人何去何从？且必以天下正人均遭梁冀屠尽，始为快乎？且：“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史明载梁冀诛求，有司谄谀，延笃以此失官，危乎哉避退乡里，又焉得谓自全乎？

　　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1]”夫人二致[2]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复，枝叶之有本根也。[3]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5]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6]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从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7]

　　笺证：

　　[1]汉世末季，于仁孝之辩，似曾论争甚烈。沿至三国时，争尚未息，故魏陈思王有《仁孝论》之著。佚文见《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且禽兽悉知爱其母，知其孝也。惟白虎、麒麟称仁兽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远。”曹植之说与延笃之论，颇相类近。其时残乱迭起，国事蜩螗，人或欲事亲以归德，或欲施物以济功，所见不同，所论有异，或有已也。惜史料湮没，难考其详耳。

　　[2]章怀注：“二致，仁、孝也。《易·系辞》曰：‘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八篇上）释人字：“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人有耦，方有仁，故仁即儒家理想中人与人关系之准则也。此准则，概而言之，即仁者爱人，反之，则为不仁。人与人，最亲者莫如父母兄弟，故孝悌为仁之本。仁与孝，近视之则一，远观之则二，“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故无须较铢两，定前后。此延笃所论之大旨也。

　　[3]《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延笃《仁孝论》：“夫仁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仁”下无“人”字，“根”下无“也”字。

　　[4]语见《孝经·三才章第七》。

　　[5]语见《论语·学而》。

　　[6]《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延笃《仁孝论》：“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犹心体充实为先。”文稍异。

　　[7]仁孝同质而生，有纯体之者，即仁孝均为至善，如虞舜、颜回是也。有偏体之者，大孝如曾、闵，仁功如管仲，各从其称。故建功业者，施物济时，彪炳史册，论德为先。然事亲者德归于己，近取诸身，实枝叶之有本根也。故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所施不同，事少两兼，必舍此而就彼也。延笃之论，精义在此。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1]素善于笃，时在京师，谓公卿曰：“延叔坚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进之。笃闻，乃为书止文德曰：“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2]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3]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4]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5]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谥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6]虽渐离击筑，旁若无人，[7]高凤读书，不知暴雨，[8]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9]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10]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11]。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12]

　　笺证：

　　[1]李文德，《后汉书》只此一见。《州辅碑阴》有处士李文德，或即此人。

　　[2]《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3]求还东观者，重参朝政也。

　　[4]《全后汉文》卷六一，严可均据《太平御览》卷四三一于此下补：“吾食赤乌之麸麦，饮化益之玄醴，折张骞大苑之蒜，歃晋国郇瑕氏之盐。”文不类。

　　[5]投闲，不废时之隙也。《太平御览》卷三九一引《东观汉记·桓荣传》：“投闲辄诵诗”。

　　[6]《诗》、《书》之乐有如此，非通人不识也。

　　[7]《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六：“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8]《后汉书·逸民高凤传》卷八三：“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

　　[9]章怀注：“束脩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此说是也。然亦谓谨饰自约。《后汉书·卓茂传》卷二五：“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诣河阳谒见。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

　　[10]黩同渎。《易·系辞下》：“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延笃，真君子也。

　　[11]章怀注：“《史记》，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搤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此言羿者，盖以俱善射而称之焉。”此注未得其实。善止者，谓自束修以来，所行无所惭赧，今当思止步，以求完节。如不善止，犹思干禄求进，则必为当路所忌，而贻士林之羞。有如善射者，当量力而止也。

　　[12]此复李文德书，延笃明志之作。《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知学优则仕，未知仕优则学，愚儒也。延叔坚知事不可为，而遨游艺苑，驰鹜书林，渴饮河海，志镂金石，此其中纷纷欣欣之乐，适足以使人忘世之有人，己之有躯，终至舆盖天地，幻化鸿蒙矣。延笃，真古今第一高士也。

　　后遭党事禁锢，[1]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2]

　　笺证：

　　[1]《后汉书·孝桓帝纪》卷七：延熹九年，“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天运汹蒙，阴阳难测，政势如潮，人其奈何！虽如延笃之谦退，亦不能免，悲夫！

　　[2]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卷六：“《延笃传》，乡里图其形于屈原庙。按笃为南阳人，楚汉之际，南阳属楚，故有屈原庙也。”此说可信。

　　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1]所著诗、论、铭、书、应讯[2]、表、教令，凡二十篇云。[3]

　　笺证：

　　[1]服虔，见《后汉书·儒林列传》卷七九，作《春秋左氏传解》。

　　[2]章怀注：“‘讯’，问也，盖《答客难》之类。”

　　[3]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隋书·经籍志》有《战国策论》一卷，汉京兆尹延笃撰。《两唐书》同。《颜氏家训·书证篇》有延笃《战国策音义》，当是一书。又，《隋书·经籍志》有《延笃集》一卷，《两唐书》均作二卷。《全后汉文》卷六一录延笃之文，除《后汉书》本传所载《仁孝论》、《与李文德书》外，尚有《答张奂书》、《与张奂书》、《与高彪书》、《与段纪明书》、《贻刘祐书》等残篇。惜哉，其文之不传也。

　　（原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