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婺”是人们对古代生活在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一个彝族部落共同体的称谓。他们的主要活动中心是今天的武定县全境和禄劝、元谋、禄丰、富民等县的部分地方，其部落共同体在历史上被称为“罗婺部”，是今天彝族的先民之一。
“武定”彝语称为“罗苔”或“老苔”（彝语音译），“罗”或“老”即“罗婺”。“罗苔”或“老苔”即“罗婺甸”，“甸”彝语为坝子。“罗婺甸”汉语的意思是“罗婺坝子”或“罗婺人的坝子”，即今天武定县城所在地，也泛指武定地区。“罗婺”一词源出古代居住在武定县的发窝乡和禄劝县的云龙乡一带的一个部落酋长的名字，由于他智慧过人，勇猛善战，治邦得当，从而使部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他过世后，“其裔孙法瓦浸盛，以远祖罗婺为部名”（《元史·地理志》），遂将其演变为部落名，史称“罗婺部”。
罗婺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后，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今天的武定、禄劝为中心，几乎遍及云南全境和贵州西部、广西西北部。现在云南很多地方仍然还有自称或他称为“罗婺”、“罗武”、“鲁屋”、“鲁兀”等的彝族支系，还有罗武地、罗武哨、罗武庄、罗武乡、罗武村等地名和村名，这些都是过去罗婺部族的繁衍及其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
翻开历史，人们都知道，过去罗婺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及文化底蕴，长期容融着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并在秦汉之际成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被称为“髳”、“濮”，后来又称“昆明”、“夷”、“僰”、“滇叟”和“爨”、“叟”、“蛮”等；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以“罗婺部落”的显赫地位跃居历史舞台，是“爨文化”的一个分支，即“本东爨之裔”；到了与唐代同期的南诏以及与五代、宋同期大理国时期，罗婺部更是以其完备的政治、强大的军事、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而“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成为“群酋会集（聚）之所”，是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又一个云南地方政权。
元明时期，罗婺部落酋长的嫡系后裔长期袭任武定路军民总管府土官总管和武定军民府知府土官等要职，统辖现在的武定、禄劝、元谋等地，还在元朝初年曾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寻甸、东川、会泽、巧家以至贵州省的盘县、普安等地。明朝中叶及以后，随着封建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罗婺地区在内的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罗婺部酋长嫡系后裔虽然退出了直接主事滇北的政治历史舞台，但仍然凭借着其独有的天然屏障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继承和弘扬着祖先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分散到各地，成为封建领主，也叫“土司”或“土舍”，继续统领着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区。
悠久的历史渊源、丰厚的文化积淀，为罗婺故土创造和留下了很多丰富、独特、优秀的宝贵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和生产生活经验，成为滇中古代民族文明的文化标志，是滇中区域文化的重要象征，这一切我们统称为“罗婺文化”。
“罗婺文化”的创造者，肯定就是罗婺民族。前面提到，罗婺民族古代先民生活在今天以武定、禄劝为中心的滇北一带，他们长期容融着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在魏晋以前，罗婺民族的称谓比较杂乱，遗迹和遗物也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文化”著述，只给我们留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
但是，到了唐初，罗婺部在纷繁杂乱的部族群落中开始崛起，并在五代时期形成较为强盛的部落，特别是从“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者，能服其众”，受封于大理国国王段政智，为罗婺部长起始，到明万历年间的彻底改土归流的四百多年里，罗婺凤氏土司先后被大理段氏政权及元、明两代封建王朝封予罗婺部长、罗婺万户侯、北路土官总管、武定路军民总管府土官总管、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等职位，共传十五代二十三位主；其间还有数代土官因功加授过云南行中书省参政、武德将军、八百司元帅、中宪大夫、晋中大夫、亚中大夫、中顺大夫、云南布政司参政等头衔，多次受到朝廷的厚赐，凤氏也多次进京贡物朝觐。而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和守卫金沙江要塞的需要，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和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在今天的万德设置了慕连彝族土司，在环州从西昌招引来安氏彝族土司，或称为土舍，直到解放前夕。在这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慕连彝族土司共传十一代十六位主；环州彝族土司传十一代十六位主。慕连彝族那氏土司是罗婺凤氏土司的嫡系后裔，可以说他们家族在武定地区的统治时间最长，由其统辖的罗婺部领地内广大人民群众，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并留下了很多难得、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
罗婺后裔米切若张在其文化散文专著《天遣狮蹲留宝地——武定狮子山及罗婺文化解读》一书中说：
悠久的罗婺民族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
地杰人灵。罗婺先民和罗婺后裔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其中，远古歌谣是我们窥探罗婺古老文化的一具潜望镜。
……我们可以这样说，以毕摩（彝族古文化知识分子）传承的经籍文化和以彝民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化组成了浩瀚的武定彝族文化的基本内容。
这里有明代凤氏土司镌刻于禄劝县城西北十二公里处法尼则（今天的发明村）西侧掌鸠河畔镌字岩的彝汉文石刻和现在散存于武定县境内的于明清两代篆刻的一百三十四块彝文碑刻；清代著《武定凤氏本末》、《武定府志》、《武定直隶州志》；1943年，马学良教授从那氏土司家中和周围彝族地区收集到的，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图书馆的两千多册彝文经典以及明清两代的土司活动留下的大量遗迹、遗物，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系统地描述武定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彝族土司、土官、土舍、土目以及广大罗婺地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始材料，从而成为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罗婺文化典籍。
时下，“罗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以及作为推动罗婺故地各种产业发展的亮点被提出来，在近几年来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和认识，研究专著、理论文章、文化精品层出不穷，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效益日益显现。
这是因为，罗婺文化不仅仅只是武定县和禄劝县以及周边的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她处于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文化和滇文化的交融地带，吸收了以中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类型。其所留下的史籍和遗迹以及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沉积起来的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今天对她的探析和研究，是我们了解和揭开云南乃至西南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彝族历史文化和滇中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彝族土司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何耀华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在其编纂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一书中说：
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罗婺部落）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彝族的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么，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因此，我们系统地研究和探析罗婺彝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认真总结和弘扬其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力求在深层结构中挖掘、探寻其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找出其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确立“罗婺文化”应有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提高武定的历史内涵、文化品位和国内外知名度，为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文化研究与保护服务，这是笔者的夙愿，也是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的初衷。
§§第一编 罗婺历史
“武定”彝语称为“罗苔”或“老苔”（彝语音译），“罗”或“老”即“罗婺”。“罗苔”或“老苔”即“罗婺甸”，“甸”彝语为坝子。“罗婺甸”汉语的意思是“罗婺坝子”或“罗婺人的坝子”，即今天武定县城所在地，也泛指武定地区。“罗婺”一词源出古代居住在武定县的发窝乡和禄劝县的云龙乡一带的一个部落酋长的名字，由于他智慧过人，勇猛善战，治邦得当，从而使部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他过世后，“其裔孙法瓦浸盛，以远祖罗婺为部名”（《元史·地理志》），遂将其演变为部落名，史称“罗婺部”。
罗婺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后，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今天的武定、禄劝为中心，几乎遍及云南全境和贵州西部、广西西北部。现在云南很多地方仍然还有自称或他称为“罗婺”、“罗武”、“鲁屋”、“鲁兀”等的彝族支系，还有罗武地、罗武哨、罗武庄、罗武乡、罗武村等地名和村名，这些都是过去罗婺部族的繁衍及其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
翻开历史，人们都知道，过去罗婺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及文化底蕴，长期容融着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并在秦汉之际成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被称为“髳”、“濮”，后来又称“昆明”、“夷”、“僰”、“滇叟”和“爨”、“叟”、“蛮”等；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以“罗婺部落”的显赫地位跃居历史舞台，是“爨文化”的一个分支，即“本东爨之裔”；到了与唐代同期的南诏以及与五代、宋同期大理国时期，罗婺部更是以其完备的政治、强大的军事、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而“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成为“群酋会集（聚）之所”，是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又一个云南地方政权。
元明时期，罗婺部落酋长的嫡系后裔长期袭任武定路军民总管府土官总管和武定军民府知府土官等要职，统辖现在的武定、禄劝、元谋等地，还在元朝初年曾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寻甸、东川、会泽、巧家以至贵州省的盘县、普安等地。明朝中叶及以后，随着封建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罗婺地区在内的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罗婺部酋长嫡系后裔虽然退出了直接主事滇北的政治历史舞台，但仍然凭借着其独有的天然屏障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继承和弘扬着祖先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分散到各地，成为封建领主，也叫“土司”或“土舍”，继续统领着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区。
悠久的历史渊源、丰厚的文化积淀，为罗婺故土创造和留下了很多丰富、独特、优秀的宝贵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和生产生活经验，成为滇中古代民族文明的文化标志，是滇中区域文化的重要象征，这一切我们统称为“罗婺文化”。
“罗婺文化”的创造者，肯定就是罗婺民族。前面提到，罗婺民族古代先民生活在今天以武定、禄劝为中心的滇北一带，他们长期容融着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在魏晋以前，罗婺民族的称谓比较杂乱，遗迹和遗物也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文化”著述，只给我们留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
但是，到了唐初，罗婺部在纷繁杂乱的部族群落中开始崛起，并在五代时期形成较为强盛的部落，特别是从“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者，能服其众”，受封于大理国国王段政智，为罗婺部长起始，到明万历年间的彻底改土归流的四百多年里，罗婺凤氏土司先后被大理段氏政权及元、明两代封建王朝封予罗婺部长、罗婺万户侯、北路土官总管、武定路军民总管府土官总管、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等职位，共传十五代二十三位主；其间还有数代土官因功加授过云南行中书省参政、武德将军、八百司元帅、中宪大夫、晋中大夫、亚中大夫、中顺大夫、云南布政司参政等头衔，多次受到朝廷的厚赐，凤氏也多次进京贡物朝觐。而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和守卫金沙江要塞的需要，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和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在今天的万德设置了慕连彝族土司，在环州从西昌招引来安氏彝族土司，或称为土舍，直到解放前夕。在这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慕连彝族土司共传十一代十六位主；环州彝族土司传十一代十六位主。慕连彝族那氏土司是罗婺凤氏土司的嫡系后裔，可以说他们家族在武定地区的统治时间最长，由其统辖的罗婺部领地内广大人民群众，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并留下了很多难得、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
罗婺后裔米切若张在其文化散文专著《天遣狮蹲留宝地——武定狮子山及罗婺文化解读》一书中说：
悠久的罗婺民族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
地杰人灵。罗婺先民和罗婺后裔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其中，远古歌谣是我们窥探罗婺古老文化的一具潜望镜。
……我们可以这样说，以毕摩（彝族古文化知识分子）传承的经籍文化和以彝民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化组成了浩瀚的武定彝族文化的基本内容。
这里有明代凤氏土司镌刻于禄劝县城西北十二公里处法尼则（今天的发明村）西侧掌鸠河畔镌字岩的彝汉文石刻和现在散存于武定县境内的于明清两代篆刻的一百三十四块彝文碑刻；清代著《武定凤氏本末》、《武定府志》、《武定直隶州志》；1943年，马学良教授从那氏土司家中和周围彝族地区收集到的，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图书馆的两千多册彝文经典以及明清两代的土司活动留下的大量遗迹、遗物，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系统地描述武定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彝族土司、土官、土舍、土目以及广大罗婺地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始材料，从而成为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罗婺文化典籍。
时下，“罗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以及作为推动罗婺故地各种产业发展的亮点被提出来，在近几年来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和认识，研究专著、理论文章、文化精品层出不穷，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效益日益显现。
这是因为，罗婺文化不仅仅只是武定县和禄劝县以及周边的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她处于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文化和滇文化的交融地带，吸收了以中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类型。其所留下的史籍和遗迹以及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沉积起来的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今天对她的探析和研究，是我们了解和揭开云南乃至西南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彝族历史文化和滇中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彝族土司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何耀华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在其编纂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一书中说：
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罗婺部落）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彝族的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么，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因此，我们系统地研究和探析罗婺彝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认真总结和弘扬其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力求在深层结构中挖掘、探寻其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找出其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确立“罗婺文化”应有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提高武定的历史内涵、文化品位和国内外知名度，为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文化研究与保护服务，这是笔者的夙愿，也是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的初衷。
§§第一编 罗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