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婺历史渊源
任何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产生，都以其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和生产技术作为基础，还要经过无数代人的传承、创新、扬弃和积淀，并以丰厚的优秀传统习俗文化作为其先决条件。
在历史上，罗婺民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能够在武定、禄劝这块土地上产生，绝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她是罗婺民族的先民们通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实践创造出来的，是在周围各种文化和人流源源不断地促进、影响和容融下，逐渐完备，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今仍然在云南社会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和光芒。后来，罗婺民族还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逐渐迁徙和分布到云南全省。今天，通过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和认识罗婺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汉文史籍中的罗婺先民
五千多年前，华夏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崛起，并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部落，并随着夏、商、周等奴隶制王朝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主的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时的西南广大山区，特别是云南，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夷”为氐羌系统的部落群；“越”即百越族群。同书又说，当时的居民处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原始社会末期，主要族群以羌、濮、越为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在滇池和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古滇王国为首的“靡莫之属”等数十个小国，其中，以“滇”、“劳浸”、“靡莫”等国为强，他们“同姓相扶”，共同发展。其活动范围是夜郎（今天的贵州西北部）之西、巂（今天的滇西大理一带）之东、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地区）之南富饶美丽而地形复杂的区域。
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当时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族群有“昆明诸种”（也叫昆明夷）、“滇”、“僰”、“叟”等，均属于氐羌系民族。《说文解字·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从人，从羊，牧羊人也；“戎”从人，持戈，狩猎人也。同时，也有部分濮、越系统的民族在这里居住。从各种文字材料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氐羌族群为随畜迁徙的游牧狩猎民族。但是，到了商代及以后，氐羌族群中已有部分因受周边农业经济的影响，转而从事农耕见李绍明著《略论古代羌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6期。社会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公元前4世纪末叶，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在消灭了巴、蜀等两个小国之后，中原王朝才逐渐全面地接触和认识到“巴蜀徼外，西南蛮夷”，始称“西南夷”。《吕氏春秋·恃君览》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说明当时的西南夷地区为分散的、众多的部落群体，没有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君长或族长，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
到了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建元年间，中原中央王朝派人修筑了两条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一条是从宜宾往南，通往牂牁江上游的建宁（今天的云南曲靖），叫做南夷道，也叫五尺道；另一条是由大渡河往南，通往孙水（今天的西昌安宁河）一带的“邛都”到“滇”，叫做西夷道，也叫做灵关道。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写道：“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不仅修筑夷道，而且还设置行政区域。先后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地区，以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为中心设立了越嶲郡；在古滇王国故地（今天的滇中、滇北等地，治所在今天的晋宁县东）以滇池为中心设立了益州郡，并且，还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也建立了犍为郡和牂牁郡。在益州郡置郡过程中，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宁，本益州也。元鼎初年属牂柯、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
以上的“昆明诸种”、“叟”等当为罗婺先民。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皆氐类也。”这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时对古代西南夷民族的最早、最详细的记述。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大戴礼记·帝系》也说：“黄帝居轩辕之上，娶于西陵氏之女，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禄劝县志》也同样说：“黄帝时，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同，降居若水为诸侯，娶蜀山之女，谓之昌濮氏，产颛顼于若水之阳。夫曰若水之阳，则其地属今之禄劝北界。”
据查，黄帝部落原来是氐羌族系的游牧民族，居住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中原与夏族、周族等融合而成为华夏民族。仍在西北地区生活的两大部落，即所谓黄帝的二子青阳和昌意则活动于江水、若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雅砻江）一带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成为当时林立部落中的比较强大的一部分。方国瑜教授在其著作《彝族史稿》中说：“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古羌人，分向几方面迁徙，有一部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彝族教授刘尧汉先生也称彝族为“春秋时期迁入金沙江两侧滇川黔的西北甘青羌戎的后裔”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显而易见，罗婺先民就在其中。
二、遗迹中的罗婺先民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武定县文化馆、武定县文物管理所和东坡、高桥、田心、己衣等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先后在境内的金沙江及其支流猛果河岸边的新民、鲁期、所所卡、干龙潭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墓葬和部分文化遗物。根据初步清理，几处遗址上出土有石斧和部分砍砸器等遗物十多件，墓葬属于石棺墓，通过雨水冲刷墓内出土有部分陶器片。同时，由于村民建房挖地基和耕种土地，先后又在七棵树、踏南务、腊丙箐等地出土了铜锄三把、铜剑一把、铜斧两把、铜匕头一个等一批青铜器文物，并在同一文化层内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全部文物均收藏在武定县文物管理所内。
这些遗址、遗物特点鲜明：己衣乡新民村旁的石斧和田心乡鲁期阿都卡村对面山坡上的石斧，石质均为淡绿色，质料坚硬，斧身扁平并略呈梯形，通体磨光，刃部锋利，作弧形凸出，磨制精细。敲砸器大多是打击下来的石片石核和天然砾石，也有少量明显的二次加工痕迹，主要有斧形器和棒形器等。
发现于东坡所所卡村腊丙箐的大量陶片和田心乡鲁期老把村旁的大量石棺墓内的陶器，均为素面的轮制夹砂灰褐陶和红陶，绝大部分压有印绳纹，从陶器底部和口沿残片辨认，器形的种类主要有钵（碗）、罐（瓮）两类，钵底平，圆形，大口；罐底平，小，身粗，矮领，口外卷。
发现于高桥镇七棵树村和东坡乡所所卡村的铜锄一致，铜质均属红铜，制作精细，为尖头宽叶形，柄上有木质插孔，锄尖锋利。同时，在腊丙箐还出土了铜斧一把，铜斧一侧磨平，有拴棍棒的痕迹，另一侧有精美的几何图形饰纹，斧刃稍宽；还在当地民间征集到一把制作相对粗糙、形态规整狭长的黄铜斧。另外，发现于东坡乡踏南务的铜剑比较锋利，为两面刃，长约20厘米，手柄末端有圆形穿绳孔，便于携带。还有铜匕头，铜匕头为残缺之物，与铜剑在同一地层中发现，仅有5厘米长。
上述器物的制作技术都比较高超，石器能够采用琢打、砥磨等技术；陶器采用较为先进的轮制，并有纹饰；青铜器则更表现出高难度的技术水平。
从石器的制作技术和陶器的器形和纹饰来看，罗婺地区的石器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属于氐羌文化类型，众多的石棺墓跟在云南元谋的大墩子、永仁的菜园子和四川的汶川、理县、雅江、木里等地区发现的墓葬一致，均带有强烈的西北甘青原始文化色彩，属氐羌族系。其年代可上溯战国，下至西汉，有的可延续到东汉时期童恩正著：《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武定的石棺墓葬文化与四川西南的石棺墓葬文化和青海湟中地区的石棺墓文化（卡约文化）具有先后承袭的关系，其主人都是古羌人冉光荣著：《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上的先秦时期西南地区（包括罗婺故地）的民族“皆氐类也”的论断，也就是说是氐羌系统的民族。
在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从以典型的滇文化为中心发掘出土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楚雄万家坝等青铜器物可以看出，当时云南的青铜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典型的器物是尖头宽叶形锄，銎部附有动物雕像的各种兵器，以动物搏斗为题材的各种饰牌等。各种青铜器年代有早有晚，大部分是战国至西汉之物”马曜著：《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罗婺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1990年通过云南省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张增祺、葛季芳、马文斗等实地鉴定，除一把铜锄为西汉之物外，全部都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由此不难看出：早期的罗婺文化从墓葬上看属南下的氐羌文化，但从生产工具、兵器等器物上看则属于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二者兼有的独特的文化类型。同时，也说明了早在三四千以年前，武定地方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生息和繁衍，并已拥有较为先进的文化。
三、彝文典籍中的罗婺先民
根据最古老的彝文文献如《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和《指路经》等的记载，彝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其始祖是希母遮，后来又经历了哎哺（原始）、尼能、什勺等若干时代，或者视为许多部落，每一个时代或部落又都是漫长的历史阶段。《西南彝志》卷三说：哎哺共经历了九十代，具体又叙述了十九个哎氏族、两个哲米氏族共二百一十二代的父子连名世系，系居住在西北的氐羌部落。不久，部分逐渐移居到今天的西昌至宜宾以南的金沙江北岸生活。
到了希母遮的十四世孙时有九个兄弟，到二十九世孙时有十二个兄弟，其中一个叫武洛撮的，是“六祖”的先辈，其他兄弟都渡河发展为各不相同的部落。到希母遮的第三十一世孙都慕俄（也有的彝书写译成仲牟由）时生六子，分居各地，向四方发展。《六祖分支》和《六祖魂光辉》等书也说：阿普笃慕因为洪水为患，率领全族南渡金沙江，避难定居到洛尼山（有两种说法，即：一幸邱山，在今天的禄劝县云龙；二堂狼山，在今天的会泽县境内）。到了他的六个儿子时，又开始分迁，亦叫做“六祖分支”。六个儿子分别是：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迁徙，发展成为武部、乍部两个支系；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分布在“洛博以北”地区，发展成为糯部、恒部两个支系；三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向“实液中部”迁徙，发展成为布部、默部两个支系。其中，武部和乍部向云南南部和云南西南地区迁居，糯部和恒部向云南西北和四川省的大、小凉山迁居，默部和布部向滇东北地区的昭通和贵州、广西一带迁居。同时默部和布部的部分支系继续留在洛尼山一带居住，他们依山傍水，开垦经营，经过数代人的繁衍发展后，又祭祀分支，长房留在原居住地，分出的部分又去寻找新的居住地，开垦经营。当他们感到劳力不足时，外出掳俘为奴。当发展到人多地少时，又祭祀分支，再图新业。就这样分系越分越多，地域越分越广，成了大小不等的部落群体，遍布各地。
《彝族六族史》朱据元著：《彝族六祖史》，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称，口传史中彝族始祖阿普都木在罗尼白（洛尼山）举行祭祀分支，史称“六祖分支”。文献说：
举斋将分支，分支得兴旺；
祖先好六男，遵从玛慕言；
六祖分六支。
长子慕阿额，阿额为武支；
次子慕阿枯，阿枯为乍支；
三子慕阿卧，阿卧为尼支；
四子慕阿热，阿热为恒支；
五子慕阿克，阿克为布支；
六子慕阿齐，阿齐为默支。
还有，彝族凤姓族谱《普呷多吐母格母嘎克》一书说：“凤家（罗婺）的起祖是从四川的腊卑渣鲁木迁来万德，得打得阿补是六祖长房得布家之意。”“按：所谓四川，即指东川地区，说明凤家是六祖之长房德布家的后裔，系由东川迁来武定。由于六祖从东川、会泽一带分迁去各地及凤家从此迁出。因此，东川、会泽历来成为滇东北黔西彝族与武定、禄劝彝族联系的纽带”何耀华著：《武定凤氏本末笺》，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德布”为氏族名，是彝族六祖分支后的第五支，为慕克克之后裔。同样，武定地区的老彝文书《六祖魂光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彝文文献译丛》第五辑。也叙述了彝族的祖先是来自北方的，“六祖”之后才迁来定居在武定、禄劝一带。同书又说：“尼家老母亲，安置石冢中，骑马长途奔，做祭葬老母。”
从而可知，罗婺先民自川西北南迁，定居在今天的东川、会泽一带，其氏族部落首领是阿普都木，他有六个儿子，或是六个氏族群体，他们从东川、会泽一带分迁出去，各自发展成为六个大的部落，这在彝族历史上称之为“六祖分支”，第五支也就是第五个氏族部落，为慕阿克支，也有叫做慕克克的一支，仍然居住在洛尼山原居住地。到了他的第十世孙“努且保”（也有译为“糯奎博”）的时候，由于受到其兄长努罗特的排斥，遂举家向外迁徙，开拓了武定禄劝地区，他是罗婺先祖中一名比较杰出的氏族首领，是罗婺部长的嫡系直接祖先见《镌字岩彝文摩崖释译》中的“罗婺姻亲史”译注第16条注释，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四、罗婺先民源流考
从以上考证可知，早在四千多年以前，从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间坝子、河谷水边，早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他们或“随水草而居”，或“随畜迁徙”，“亦牧亦农”，并不断地和属于氐羌系统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甚至是到明代 例如环州彝族土司的迁入。都未曾中断过的南下的部落群体融合，直接组成罗婺先民的主体，历史上称之为“滇”、“僰”、“夷”、“叟”、“蛮”等。武定地区的东坡、田心、己衣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大量石棺墓的发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可以看出，武定县境内的石棺墓墓主由北而南迁入武定地区，广布在金沙江南北两岸和猛果河边。
在云南进入了繁盛的青铜时代以后，由于罗婺故地离滇池较近，所以，罗婺先民吸收了先进的滇文化，或成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武定县境内出土的青铜器，绝大部分具有明显的滇文化特征，这就是例证。但是，由于武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特殊，罗婺民族仍然长期保留着自己所独有的、浓厚的氐羌气息的文化类型。因此，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称：“这一文化就是进入青铜时代后，沿横断山脉的河谷通道南下的氐羌族带来的。”童恩正著：《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著名的民族历史学家马曜教授也称：“古代僰人分布于青衣江南沿岷江下游到达四川和云南东部以及滇中地区，其在川东者称为邛僰，在滇中者称为滇僰或蛮僰。”汉代“叟人”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叟人”原住在西北，被称为“氐叟”和“青叟”，他们进入云南以后和“滇池地区的僰人融合而使僰人发生了分化改组，进行新的合成，最后，叟取代了僰之名，以至于叟人之称始于东汉而盛于西晋”马曜著：《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因此，我们认为，罗婺先民应该是古代不间断地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本地的土著居民而成，并在各个时代，随着征服群体的融合改变而改变，这就是历史上的昆明诸种（滇、夷）、僰人、叟人等。魏晋以后，在云南历史上，出现了自滇文化以来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期——爨文化。“爨”是古代云南的一个民族群体，其来源根据爨文化学者范建华的考证为：“一是秦汉以来生活在滇东、滇东北、滇池地区的滇僰、滇叟、劳浸靡莫之属；二是以南中大姓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移民统治者及其部曲。”范建华著：《爨文化刍议》，载范建华编《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同书又说：“东爨乌蛮则由汉晋时代的昆夷、叟夷发展而来。”范建华著：《爨文化刍议》，载范建华编《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很显然，被称之为滇、僰、叟、夷等的部落群体，罗婺先民就在其中，是爨文化的创始者之一。《武定凤氏本末》更是说得清清楚楚：“本东爨之裔。”到了唐代，南诏灭爨，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类型，这就是“东方（滇东）三十七蛮部”。
罗婺部作为“东方三十七蛮部”之一，发迹于今天的武定县大黑山和禄劝县的云龙一带，并经过无数代人的不断经营扩张，“同姓相扶”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元史·地理志》。等，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武定、禄劝和元谋等地的大部分地区，为比较有势力的“三十七部”之一。《武定凤氏本末》上说是：“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元史·地理志》则说是：“群酋会集之所。”并以此主事滇北，跃居历史政治舞台，居民也从此以罗婺民族自居。
在历史上，罗婺民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能够在武定、禄劝这块土地上产生，绝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她是罗婺民族的先民们通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实践创造出来的，是在周围各种文化和人流源源不断地促进、影响和容融下，逐渐完备，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今仍然在云南社会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和光芒。后来，罗婺民族还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逐渐迁徙和分布到云南全省。今天，通过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和认识罗婺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汉文史籍中的罗婺先民
五千多年前，华夏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崛起，并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部落，并随着夏、商、周等奴隶制王朝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主的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时的西南广大山区，特别是云南，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夷”为氐羌系统的部落群；“越”即百越族群。同书又说，当时的居民处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原始社会末期，主要族群以羌、濮、越为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在滇池和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古滇王国为首的“靡莫之属”等数十个小国，其中，以“滇”、“劳浸”、“靡莫”等国为强，他们“同姓相扶”，共同发展。其活动范围是夜郎（今天的贵州西北部）之西、巂（今天的滇西大理一带）之东、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地区）之南富饶美丽而地形复杂的区域。
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当时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族群有“昆明诸种”（也叫昆明夷）、“滇”、“僰”、“叟”等，均属于氐羌系民族。《说文解字·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从人，从羊，牧羊人也；“戎”从人，持戈，狩猎人也。同时，也有部分濮、越系统的民族在这里居住。从各种文字材料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氐羌族群为随畜迁徙的游牧狩猎民族。但是，到了商代及以后，氐羌族群中已有部分因受周边农业经济的影响，转而从事农耕见李绍明著《略论古代羌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6期。社会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公元前4世纪末叶，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在消灭了巴、蜀等两个小国之后，中原王朝才逐渐全面地接触和认识到“巴蜀徼外，西南蛮夷”，始称“西南夷”。《吕氏春秋·恃君览》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说明当时的西南夷地区为分散的、众多的部落群体，没有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君长或族长，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
到了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建元年间，中原中央王朝派人修筑了两条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一条是从宜宾往南，通往牂牁江上游的建宁（今天的云南曲靖），叫做南夷道，也叫五尺道；另一条是由大渡河往南，通往孙水（今天的西昌安宁河）一带的“邛都”到“滇”，叫做西夷道，也叫做灵关道。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写道：“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不仅修筑夷道，而且还设置行政区域。先后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地区，以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为中心设立了越嶲郡；在古滇王国故地（今天的滇中、滇北等地，治所在今天的晋宁县东）以滇池为中心设立了益州郡，并且，还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也建立了犍为郡和牂牁郡。在益州郡置郡过程中，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宁，本益州也。元鼎初年属牂柯、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
以上的“昆明诸种”、“叟”等当为罗婺先民。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皆氐类也。”这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时对古代西南夷民族的最早、最详细的记述。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大戴礼记·帝系》也说：“黄帝居轩辕之上，娶于西陵氏之女，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禄劝县志》也同样说：“黄帝时，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同，降居若水为诸侯，娶蜀山之女，谓之昌濮氏，产颛顼于若水之阳。夫曰若水之阳，则其地属今之禄劝北界。”
据查，黄帝部落原来是氐羌族系的游牧民族，居住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中原与夏族、周族等融合而成为华夏民族。仍在西北地区生活的两大部落，即所谓黄帝的二子青阳和昌意则活动于江水、若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雅砻江）一带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成为当时林立部落中的比较强大的一部分。方国瑜教授在其著作《彝族史稿》中说：“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古羌人，分向几方面迁徙，有一部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彝族教授刘尧汉先生也称彝族为“春秋时期迁入金沙江两侧滇川黔的西北甘青羌戎的后裔”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显而易见，罗婺先民就在其中。
二、遗迹中的罗婺先民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武定县文化馆、武定县文物管理所和东坡、高桥、田心、己衣等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先后在境内的金沙江及其支流猛果河岸边的新民、鲁期、所所卡、干龙潭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墓葬和部分文化遗物。根据初步清理，几处遗址上出土有石斧和部分砍砸器等遗物十多件，墓葬属于石棺墓，通过雨水冲刷墓内出土有部分陶器片。同时，由于村民建房挖地基和耕种土地，先后又在七棵树、踏南务、腊丙箐等地出土了铜锄三把、铜剑一把、铜斧两把、铜匕头一个等一批青铜器文物，并在同一文化层内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全部文物均收藏在武定县文物管理所内。
这些遗址、遗物特点鲜明：己衣乡新民村旁的石斧和田心乡鲁期阿都卡村对面山坡上的石斧，石质均为淡绿色，质料坚硬，斧身扁平并略呈梯形，通体磨光，刃部锋利，作弧形凸出，磨制精细。敲砸器大多是打击下来的石片石核和天然砾石，也有少量明显的二次加工痕迹，主要有斧形器和棒形器等。
发现于东坡所所卡村腊丙箐的大量陶片和田心乡鲁期老把村旁的大量石棺墓内的陶器，均为素面的轮制夹砂灰褐陶和红陶，绝大部分压有印绳纹，从陶器底部和口沿残片辨认，器形的种类主要有钵（碗）、罐（瓮）两类，钵底平，圆形，大口；罐底平，小，身粗，矮领，口外卷。
发现于高桥镇七棵树村和东坡乡所所卡村的铜锄一致，铜质均属红铜，制作精细，为尖头宽叶形，柄上有木质插孔，锄尖锋利。同时，在腊丙箐还出土了铜斧一把，铜斧一侧磨平，有拴棍棒的痕迹，另一侧有精美的几何图形饰纹，斧刃稍宽；还在当地民间征集到一把制作相对粗糙、形态规整狭长的黄铜斧。另外，发现于东坡乡踏南务的铜剑比较锋利，为两面刃，长约20厘米，手柄末端有圆形穿绳孔，便于携带。还有铜匕头，铜匕头为残缺之物，与铜剑在同一地层中发现，仅有5厘米长。
上述器物的制作技术都比较高超，石器能够采用琢打、砥磨等技术；陶器采用较为先进的轮制，并有纹饰；青铜器则更表现出高难度的技术水平。
从石器的制作技术和陶器的器形和纹饰来看，罗婺地区的石器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属于氐羌文化类型，众多的石棺墓跟在云南元谋的大墩子、永仁的菜园子和四川的汶川、理县、雅江、木里等地区发现的墓葬一致，均带有强烈的西北甘青原始文化色彩，属氐羌族系。其年代可上溯战国，下至西汉，有的可延续到东汉时期童恩正著：《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武定的石棺墓葬文化与四川西南的石棺墓葬文化和青海湟中地区的石棺墓文化（卡约文化）具有先后承袭的关系，其主人都是古羌人冉光荣著：《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上的先秦时期西南地区（包括罗婺故地）的民族“皆氐类也”的论断，也就是说是氐羌系统的民族。
在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从以典型的滇文化为中心发掘出土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楚雄万家坝等青铜器物可以看出，当时云南的青铜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典型的器物是尖头宽叶形锄，銎部附有动物雕像的各种兵器，以动物搏斗为题材的各种饰牌等。各种青铜器年代有早有晚，大部分是战国至西汉之物”马曜著：《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罗婺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1990年通过云南省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张增祺、葛季芳、马文斗等实地鉴定，除一把铜锄为西汉之物外，全部都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由此不难看出：早期的罗婺文化从墓葬上看属南下的氐羌文化，但从生产工具、兵器等器物上看则属于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二者兼有的独特的文化类型。同时，也说明了早在三四千以年前，武定地方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生息和繁衍，并已拥有较为先进的文化。
三、彝文典籍中的罗婺先民
根据最古老的彝文文献如《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和《指路经》等的记载，彝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其始祖是希母遮，后来又经历了哎哺（原始）、尼能、什勺等若干时代，或者视为许多部落，每一个时代或部落又都是漫长的历史阶段。《西南彝志》卷三说：哎哺共经历了九十代，具体又叙述了十九个哎氏族、两个哲米氏族共二百一十二代的父子连名世系，系居住在西北的氐羌部落。不久，部分逐渐移居到今天的西昌至宜宾以南的金沙江北岸生活。
到了希母遮的十四世孙时有九个兄弟，到二十九世孙时有十二个兄弟，其中一个叫武洛撮的，是“六祖”的先辈，其他兄弟都渡河发展为各不相同的部落。到希母遮的第三十一世孙都慕俄（也有的彝书写译成仲牟由）时生六子，分居各地，向四方发展。《六祖分支》和《六祖魂光辉》等书也说：阿普笃慕因为洪水为患，率领全族南渡金沙江，避难定居到洛尼山（有两种说法，即：一幸邱山，在今天的禄劝县云龙；二堂狼山，在今天的会泽县境内）。到了他的六个儿子时，又开始分迁，亦叫做“六祖分支”。六个儿子分别是：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迁徙，发展成为武部、乍部两个支系；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分布在“洛博以北”地区，发展成为糯部、恒部两个支系；三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向“实液中部”迁徙，发展成为布部、默部两个支系。其中，武部和乍部向云南南部和云南西南地区迁居，糯部和恒部向云南西北和四川省的大、小凉山迁居，默部和布部向滇东北地区的昭通和贵州、广西一带迁居。同时默部和布部的部分支系继续留在洛尼山一带居住，他们依山傍水，开垦经营，经过数代人的繁衍发展后，又祭祀分支，长房留在原居住地，分出的部分又去寻找新的居住地，开垦经营。当他们感到劳力不足时，外出掳俘为奴。当发展到人多地少时，又祭祀分支，再图新业。就这样分系越分越多，地域越分越广，成了大小不等的部落群体，遍布各地。
《彝族六族史》朱据元著：《彝族六祖史》，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称，口传史中彝族始祖阿普都木在罗尼白（洛尼山）举行祭祀分支，史称“六祖分支”。文献说：
举斋将分支，分支得兴旺；
祖先好六男，遵从玛慕言；
六祖分六支。
长子慕阿额，阿额为武支；
次子慕阿枯，阿枯为乍支；
三子慕阿卧，阿卧为尼支；
四子慕阿热，阿热为恒支；
五子慕阿克，阿克为布支；
六子慕阿齐，阿齐为默支。
还有，彝族凤姓族谱《普呷多吐母格母嘎克》一书说：“凤家（罗婺）的起祖是从四川的腊卑渣鲁木迁来万德，得打得阿补是六祖长房得布家之意。”“按：所谓四川，即指东川地区，说明凤家是六祖之长房德布家的后裔，系由东川迁来武定。由于六祖从东川、会泽一带分迁去各地及凤家从此迁出。因此，东川、会泽历来成为滇东北黔西彝族与武定、禄劝彝族联系的纽带”何耀华著：《武定凤氏本末笺》，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德布”为氏族名，是彝族六祖分支后的第五支，为慕克克之后裔。同样，武定地区的老彝文书《六祖魂光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彝文文献译丛》第五辑。也叙述了彝族的祖先是来自北方的，“六祖”之后才迁来定居在武定、禄劝一带。同书又说：“尼家老母亲，安置石冢中，骑马长途奔，做祭葬老母。”
从而可知，罗婺先民自川西北南迁，定居在今天的东川、会泽一带，其氏族部落首领是阿普都木，他有六个儿子，或是六个氏族群体，他们从东川、会泽一带分迁出去，各自发展成为六个大的部落，这在彝族历史上称之为“六祖分支”，第五支也就是第五个氏族部落，为慕阿克支，也有叫做慕克克的一支，仍然居住在洛尼山原居住地。到了他的第十世孙“努且保”（也有译为“糯奎博”）的时候，由于受到其兄长努罗特的排斥，遂举家向外迁徙，开拓了武定禄劝地区，他是罗婺先祖中一名比较杰出的氏族首领，是罗婺部长的嫡系直接祖先见《镌字岩彝文摩崖释译》中的“罗婺姻亲史”译注第16条注释，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四、罗婺先民源流考
从以上考证可知，早在四千多年以前，从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间坝子、河谷水边，早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他们或“随水草而居”，或“随畜迁徙”，“亦牧亦农”，并不断地和属于氐羌系统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甚至是到明代 例如环州彝族土司的迁入。都未曾中断过的南下的部落群体融合，直接组成罗婺先民的主体，历史上称之为“滇”、“僰”、“夷”、“叟”、“蛮”等。武定地区的东坡、田心、己衣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大量石棺墓的发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可以看出，武定县境内的石棺墓墓主由北而南迁入武定地区，广布在金沙江南北两岸和猛果河边。
在云南进入了繁盛的青铜时代以后，由于罗婺故地离滇池较近，所以，罗婺先民吸收了先进的滇文化，或成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武定县境内出土的青铜器，绝大部分具有明显的滇文化特征，这就是例证。但是，由于武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特殊，罗婺民族仍然长期保留着自己所独有的、浓厚的氐羌气息的文化类型。因此，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称：“这一文化就是进入青铜时代后，沿横断山脉的河谷通道南下的氐羌族带来的。”童恩正著：《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著名的民族历史学家马曜教授也称：“古代僰人分布于青衣江南沿岷江下游到达四川和云南东部以及滇中地区，其在川东者称为邛僰，在滇中者称为滇僰或蛮僰。”汉代“叟人”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叟人”原住在西北，被称为“氐叟”和“青叟”，他们进入云南以后和“滇池地区的僰人融合而使僰人发生了分化改组，进行新的合成，最后，叟取代了僰之名，以至于叟人之称始于东汉而盛于西晋”马曜著：《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因此，我们认为，罗婺先民应该是古代不间断地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本地的土著居民而成，并在各个时代，随着征服群体的融合改变而改变，这就是历史上的昆明诸种（滇、夷）、僰人、叟人等。魏晋以后，在云南历史上，出现了自滇文化以来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期——爨文化。“爨”是古代云南的一个民族群体，其来源根据爨文化学者范建华的考证为：“一是秦汉以来生活在滇东、滇东北、滇池地区的滇僰、滇叟、劳浸靡莫之属；二是以南中大姓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移民统治者及其部曲。”范建华著：《爨文化刍议》，载范建华编《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同书又说：“东爨乌蛮则由汉晋时代的昆夷、叟夷发展而来。”范建华著：《爨文化刍议》，载范建华编《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很显然，被称之为滇、僰、叟、夷等的部落群体，罗婺先民就在其中，是爨文化的创始者之一。《武定凤氏本末》更是说得清清楚楚：“本东爨之裔。”到了唐代，南诏灭爨，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类型，这就是“东方（滇东）三十七蛮部”。
罗婺部作为“东方三十七蛮部”之一，发迹于今天的武定县大黑山和禄劝县的云龙一带，并经过无数代人的不断经营扩张，“同姓相扶”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元史·地理志》。等，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武定、禄劝和元谋等地的大部分地区，为比较有势力的“三十七部”之一。《武定凤氏本末》上说是：“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元史·地理志》则说是：“群酋会集之所。”并以此主事滇北，跃居历史政治舞台，居民也从此以罗婺民族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