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婺部的兴起及其发展
西汉初年，武定禄劝一带居民的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畜牧业、农业已经有部分剩余，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两三百户不等以村落的形式散居在各地，史书上称罗婺“散居林谷”，“语言不通”。他们亦牧亦农，贫富悬殊已经相当明显，并实行“强者为主，弱者为奴”的制度，逐渐形成了富者阶层和贫者阶层。富者阶层多为林立各地的小部落群体的酋长及其兄弟子侄；贫者阶层为沦为奴隶的氏族部落成员、掳掠来的临近部落氏族成员和战争俘虏等。樊绰在《蛮书》卷一中对居住在东川、会泽一带，和“罗婺部”同源的当时被称为“卢鹿蛮”的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是这样描述的：“……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其实“大鬼主”和“小鬼主”就是各地的大小部落酋长兼祭司（即彝族毕摩）。他们沿袭祖先千百年来“同姓相扶”的历史惯例，治内攻外，“贪欲财贿，劫篡相寻”，不断发动兼并战争，扩张各自的领地，掳掠外部落人口，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盛的潜在政治力量。
一、罗婺部落的崛起
罗婺部落究竟缘起于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权威性的定论。但是，《武定凤氏本末》上说：“当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者，能服其众。”《元史·地理志》载：昔武定地区为“僰、卢诸种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世时，白蛮居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同书又说：“易笼者，城名，在州北，地名倍场。县境有二水，蛮语谓洟为水，笼为城，因此为名。昔罗婺部大酋居之，为群酋会集之所。”《元史·地理志》。又据“考彝文史籍，阿而即木阿而。在木阿而之前，凤氏先祖已繁衍了数十代”何耀华著：《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盖阿与阿而系一人，为凤氏之先，然设部不始于阿而，疑阿而初为易龙部族酋长，兼并邻近部落后成为罗婺部大酋”我们查寻史书可知，罗婺部是从南下的氐羌族群和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汉、晋时期相继被称为“昆明诸种”、“僰”、“滇”、“叟”等的部族的后裔，南北朝以后逐渐分化出来，开始叫做“乌蛮”和“爨”，就是到了明朝初年，云南按臣邓渼在其《武定变》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五。一诗中仍然称罗婺民族为“叟”和“叟耄”。所以，秦汉之际，居住在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罗婺先民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以武定县的发窝大黑山和插甸水城、禄劝县的云龙等地为中心，形成这一区域范围内的一个新兴的族群部落——“罗婺部”。部落的大本营据明代天启《滇志·地理志》说：“禄劝州，故易龙县，东北曰幸邱山，四面陡绝，顶有三峰，可容万家，昔为罗婺寨，有天生之城，牢不可破。”同时在其周围先后兴起的较大的部落还有洪农碌券部（禄劝）、掌鸠法块部（禄劝）、罗部（罗茨）、华竹部（元谋）等，并随着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的郡县，归属益州郡。
唐初，一向标榜“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加强了对云南的经营和招抚，《新唐书·地理志》载：“武德元年（618年），开南中。”并在滇池上下及周围爨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所谓羁，就是马笼头；縻，就是牛缰绳。羁縻就是束缚、牵制之意。《新唐书·南蛮传下》也说：“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后来还将南宁州都督府移到味县（今曲靖曲天部）。武定、禄劝一带的罗婺民众便以“俭望蛮”为名称并还称做邱州或是求州归属。
后来，在滇西崛起了南诏和大理国，罗婺部通过发展生产，掳掠人口，对外征战，并积极协助参与建立大理国，之后其部落首领阿而正式被封为罗婺部长。接着，罗婺部还积极与大理段氏政权合作，继续开展对周边各大小部落的经营，实力急剧增强，逐渐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滇中、滇东各蛮部中最大、最强盛的一个部落，号称“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并成为“群酋会集之所”。说明罗婺部兴起于秦汉，兴盛于隋唐，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二、参与建立大理国，受封罗婺部长
根据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的记载，南诏、大理国的疆域为整个滇西、滇中、滇东和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广西西北部等地区，南诏王为便于统治和显示自己的权威，曾效仿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封五岳（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舜帝封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衡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即：以中心地区洱海畔的点苍山为中岳，东边的绛云露山（今天的禄劝轿子雪山）为东岳，南边的蒙乐山（今天的景东无量山）为南岳，西边的高黎共（今天的腾冲高黎贡山）为西岳，北边的玉龙山（今天的丽江玉龙雪山）为北岳。罗婺地区在南诏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或者说是罗婺与南诏国在当时是相互往来，相互利用，共创天下。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世代为南诏名将、时任通海节度使的段思平利用其舅巴甸（今天的建水）侯爨判在滇东、滇中的威望和影响，在高方素的帮助下，召集以罗婺部为主的滇中、滇东、滇南和滇东北等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会于石城（今天的曲靖），以董迦罗为军师，起兵对长期欲除掉自己的篡权仅八年时间的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杨诏（也叫杨明）兄弟俩进行征讨，杨兵败，出逃，被段思平捉住后废为僧人。段思平随即建立大理国，从而使在近四十年内相继更迭四次朝政的云南动乱年代结束，稳定了局势，繁荣了经济，推动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大理国也因此“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即包括三十七部在内云南广大地区从此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封建制，并“负除东方三十七蛮部的徭役”《南诏野史·段思平传》。
到了段思平的侄孙段素顺即位以后，云南仍然有极少数的地方势力不服从段氏的统治，经常骚扰起事，扰乱地方治安，使各族群众不得安宁。他们是“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免覆磨乃等三邑”见《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宋开宝四年（971年），段素顺不得不出兵讨伐，并沿袭祖辈段思平的做法，就近就地“合集三十七部乌蛮”的兵力共剿之，当他们剪除三邑凯旋而归之时，段素顺派出他的大臣与乌蛮三十七部首领汇集于石城（今天的曲靖），进行“颁赐职赏”，共同订立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确立了大理国段氏的统治地位和三十七部与大理国的从属关系，并明确保障三十七部的原有权力不变（此碑现存于曲靖一中之内）。此事《南诏野史》上说：段思平建国“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滇史》卷七也记载说：“思平之得国，以讨灭杨氏，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初年，即加恩三十七部蛮，颁赐宝贝，大行封赏。”碑中言：“共约盟誓，务存长久。”
这样，罗婺部在参与征讨大义宁国、剪除三邑等征战过程中，得到了壮大，再加上大理国的扶持，发展迅猛，势力不断增强。到1174年时，大理国国王段政智正式封部落酋长阿而为罗婺部长。部落住址在夷笼城（今天的禄劝县云龙）。
三、武定路军民总管府的设置及土官沿革
正当中原大地处于宋、金对峙，周边其他民族的贵族也纷争不休之时，在蒙古高原上崛起的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建立了蒙古帝国。并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中国，采取先征服“西南诸藩”，然后再从西南出动一支军队，与自北方南下的蒙古兵夹击南宋的战略。
1253年，元朝廷派遣忽必烈亲自率领一支军队绕西部南下，“元跨革囊”从川西过金沙江，占领丽江，直取滇西重镇大理。1254年秋，忽必烈派大将兀良合台率兵自大理向鄯阐府（今天的昆明）进发，沿途攻破罗部（今天的罗茨），迫降罗婺部（武定），占领合剌章水城（今天的禄劝云龙），在稳定滇北局势后才又南下攻打押赤城（今天的昆明）。
由于当时任罗婺部长的矣格“首先归附”而被元军授予“罗婺万户侯”的土官爵位，仍旧管理原所辖地区。至元八年（1271年），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忽必烈在原三十七部范围内设置了南、北、中三路行政区域，《元史·地理志》载：“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路设达鲁花赤并总管”。“达鲁花赤”为蒙古语，意思是保民官。北路总管府府址设在滇北交通要冲，即今天的武定县狮山镇旧城村，升罗婺部长矣格为北路土官总管，称北路达鲁花赤，统辖罗婺部、仁德部（今天的寻甸）、畔部（今天的东川、会泽、巧家等地）和因与罗婺部有姻亲关系的于矢部（今天的贵州省盘县、普安等地）等四个万户府。
忽必烈当上皇帝以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命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相当于今天的云南省省长），令其在云南建立行省。随即赛平章以路、府、州、县等行政组织取代了原来设置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南、北、中三路和万户、千户、百户等组织，使云南和祖国内地在行政体制上实行了一体化，元初云南的形势由乱到治。北路也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称武定路，世袭土官也改为武定路世袭土官军民总管。“武定”这一地名开始出现在历史上，并从此成为滇北重镇。
此时，矣格已经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郡则，赛平章继续任命郡则为土官总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为了地方治理方便的需要，赛平章在武定路辖区内设立了两州四县：即和曲州下辖南甸县和元谋县；禄劝州下辖易龙县和石旧县。
从郡则二传至安帮，三传至安慈，已经是至正年间，都是世袭土官总管。此时，元朝国势逐渐衰落，为了笼络各地土官，安慈还被元朝廷授予武德将军（正五品）的称号，并赐龙虎符金牌，兼任云南行中书省参政等要职；四传至弄积时，还因为参加征讨八百媳妇国有功，被提任为八百司都元帅八百媳妇国、八百司：位于今天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一带，为泰族集居区域，相传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国。八百司都元帅就是八百媳妇国长官。加升亚中大夫（从三品）。
四、武定军民府的设置及土官沿革
元朝末年，云南“守宰（指行省官吏）无恒心爱民之意，肆为虐政，害彼黔黎”见邵远平《元史类编·大理》。民众苦不堪言。并且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贵族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拥有重兵，盘踞在中庆路（今天的昆明）到曲靖路（今天的曲靖）一带，拒不投降，还遣使绕西蕃出塞外，“达元帝行走，执臣节如故”见《明史·把匝剌瓦尔密传》。加上自1364年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开进云南到1381年明朝军队正式进入云南的十多年间，战事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样，罗婺部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由于长期处在战乱之中，民众苦不堪言，特别是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彼邻乌撒（今天的贵州省威宁县）、乌蒙（今天的昭通东川一带）、芒部（今天的镇雄县）等三个彝族部落对明军先降后叛被残酷镇压平定的消息频传。
因此，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廷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兰玉和沐英分别为左、右大将军，统率明军将士三十多万人进军云南，直取昆明，昆明城内的人民纷纷出来投降。梁王兵败，只得携家眷逃往昆阳州新街胡那寨（今天的晋宁县梁王村），投滇池自尽。明军消灭梁王以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说：“云南既克，宜分兵迳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而乌撒、乌蒙、芒部、东川诸部也纷纷降附，从而迫使刚继位不久的弄积之妻商胜审时度势，备粮千石，亲自携带元朝所授的土官印，赶到昆明金马山明军驻地，慰劳明军，表示愿意归顺明王朝，当即得到明军赐给金带一股，并随后报请朝廷正式授予商胜中顺大夫一职，在原总管府的位置上设立了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任命商胜为知府土官。
当时的武定军民府设土官知府一人，为正四品（表现特别好的后来升为从三品），其下设同知一人，正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经历一人，正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吏目一人，从九品或者是不入流。1393年，商胜钦准长男海积袭职，1399年商胜病故。1403年知府海积进京死在会同馆会同馆：明朝廷总管少数民族土长进贡、朝觐、赐授的机构。第二年，他的妻子萨周获准承袭，不久，萨周被授予中顺大夫一职，1414年，萨周在任时病故。这时，由于继位的萨周之子弄交先死，只得由黔国公沐晟奏请其妻商智袭任，1424年，商智被授予中顺大夫一职，1427年，商智在任时病故。
由于商智年轻无子，在她死后的十余年间，家族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土官职位的争斗，直到1438年才由弄积的儿子、海积的弟弟阿宁获得领袭土官知府职事。1450年，明英宗发动了“三征麓川”三征麓川：自明初以来，麓川（今天的瑞丽市）贵族分子思伦法割据失败后，朝廷仍让其后裔领有麓川、平缅（今天的陇川）等地，充任宣慰使司宣慰使，但其独霸之心不改，1426年，侵夺孟养、南甸的土地，侵占孟定、腾冲、保山、孟连、景东、干崖（今天的盈江）等地。于是朝廷在1441年、1443年和1448年三次派兵部尚书王骥统兵征战。的战争，阿宁在随征中染疾，不能管事，于是告请儿子矣本袭土官知府职事。矣本于1451年接任，1456年派杨文胜等赴京谢恩，第二年，被升授中宪大夫（正四品）一职。1460年，矣本死，由他的儿子金甸袭职，1486年，金甸死。由于金甸无后，便由他的异母弟弟阿英袭职。1490年，“弘治三年内奉例赐姓凤氏”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4页。从此，阿英开始改名为凤英，罗婺土官家族从此也就开始姓凤。1511年，凤英死，其儿凤朝明接任。1520年凤朝明死，其儿凤昭接袭，但是由于凤昭年纪太轻，便由他的生母瞿氏帮助料理政务。1531年，凤昭在前往峨山平叛时死于途中，而这时的瞿氏也年老了，于是主动让位给凤昭妻索林。索林也就成了凤氏家族的最后一位土官知府。
五、商胜和凤英
在凤氏家族众多的土官中，影响比较大的首推商胜和凤英，可以说他俩是罗婺地区历史上除了阿而以外最有名的部落酋长，也是罗婺地区最著名的两位历史人物。
商胜是弄积的妻子，1380年袭夫职，为罗婺部继阿而以后的第十任部落酋长，也是武定军民府第一任土官知府。
正德《云南志》卷十九《商胜传》说：“商胜，弄积妻，洪武十五年，天兵征云南。商胜备米千石，于金马山迎候，开通道路，总兵官委招谕人民。”《明史》也说：“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1383年初，商胜为了表示忠心，便派其叔父阿额率队，带着二十多匹马进京朝贡，在还没有返回来的时候。7月，商胜就又筹备马匹亲自进京，并在四川纳溪遇到朝廷差官冯执中和阿额等人。9月，商胜继续进京谢恩。12月，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下诏：“朝廷致治，遐尔弗殊，德在安民，宜从旧俗……商胜质虽柔淑，志尚刚贞，万里来归，试可嘉尚，是用赐之以衣冠，表之以显爵，仍抚其民，以尊声教，可殊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并“锡之世袭诰命”世袭诰命：按明朝的官制惯例，土司为明定世袭，土官则授职时有明定世袭的，有非明定世袭而“止终本身”的，止终本身者只有去朝贡请袭，因此，商胜去请袭并获得世袭诰命的特权。而返还。1399年，商胜在位病故。根据史书的记载，商胜是一位“善于扶蛮，质直宽恤，夷民安业，地方宁谧”和“胜虽女流，然质直兹爱，夷民安之”的贤主。
可见，商胜在夫亡子幼、朝代更迭的动乱年代，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统帅整个罗婺部，掌舵前进，极不容易，更何况是女性。可以说商胜是罗婺地区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所以，后来檀萃在《农部琐录》中评价说：“商胜虽蛮婺，而识天命所在，首先归附，又善于抚蛮，质直宽恤，夷民安业，地方宁谧，可不谓贤乎！”
凤英为罗婺部第十七任部落酋长。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金甸在任病死，由于他没有可袭职的儿子，就由他的异母弟弟阿英按惯例报请云南布政使司转呈明朝廷吏部核准，于1488年令准承袭父兄土官知府职位。
1493年，由于凤英“文谋武略俱全”，统治有方，治邦得宜，被明朝廷升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土官知府。同时还赐封凤英的生母索则为太恭人，妻子索国为恭人恭人：明朝对妇女的封号之一，为四品正妻，受封的还有已亡夫的健在生母，只需在前边加一个“太”字即可。1498年，凤英差派董傅亲自上京城谢恩，又得到朝廷四千贯宝钞的赏赐。
1500年，朝廷命凤英率兵到竹子箐梁王山梁王山：据《滇南志略》卷三和《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四载，梁王山在寻甸府南七十里，与嵩明州接界。征讨改土归流后时常反叛的寻甸土官余势，事件平定后，明朝廷晋升凤英一级，为从三品亚中大夫，并得到一千六百贯宝钞和大量彩缎的厚赏。
1502年，凤英又奉命前往镇压贵州普安地区反叛的土酋。1507年，被巡抚都御史吴文度征调参加镇压作乱的师宗豆温乡土民阿本，同时贿赂太监刘瑾而得以晋升为云南布政司右参政，但仍然履行知府职事，并还破例得到赐给“尽心报国”的金带一条。1511年，在位病故。
凤英是一位杰出的地方领导者，他在位时，史书称“英之在官也，正己爱民，勤于政务；四礼正家，一经教子；开辟田野，教民稼穑”。使武定地方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其主要功绩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1.“开辟四野，教民稼穑”。在军屯民屯的直接影响下，凤英鼓励广大彝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开挖道路，并亲自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建立了符合武定地区特点的以农业为主的新型社会经济结构，彻底改变了武定过去半牧半农，甚至是“以牧养农”的社会经济状况，推动了武定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2.“以礼正家，一经教子”。正德《云南志》卷十《武定府》说：“凤英延师教学，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国陋之俗稍革，而近府乡熟，习汉字者亦多。”一方面，凤英兴办学校，掀起学习汉文化的热潮；另一方面，移风易俗，史称“凤英葬母，改行汉礼”。从而使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的封建文化得以在武定地区的传播。
3.先后三次奉命征讨割据反叛的竹子箐梁王山、贵州普安、师宗豆温乡等处，反对割据势力，维护了中央王朝的权威，有助于明王朝封建国家的统一，使之出现“边疆安靖人民安”的社会局面。
4.篆刻《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氏世袭脚色》，详细记载了凤氏土知府归附明王朝一百三十年间的受命袭位以及当时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所述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具体经过翔实生动，甚至重要行文的编号都写了出来，为我们今天研究彝族和武定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翔实资料，开创了镌字岩石刻的先河。
六、制兵屯旅设置卫所
自元初实行的军屯制度和明代的卫所移民屯垦政策以来，中原汉人大批迁入武定，特别是现在的狮山坝子和高桥坝子等，传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居民也由原来的彝族聚居变为彝汉共居，既增强了彝汉之间的进一步交往和联系，又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社会结构和面貌。
（一）制兵屯旅
元代的云南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制兵屯旅”区域主要是在各路、府、州、县所在地和军事要地的周边地区，当时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武定以军屯为主，范围集中在现狮山镇和高桥镇，以屯养军。
《元史·张立道传》上说：1273年，云南行省任命张立道为巡行劝农吏，“劝课农桑”负责管理农业和手工业，并以军屯、民屯田点为中心进行传播，改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罗罗（包括罗婺民众在内的滇中广大彝族人民）诸山人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世祖本纪》也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元史》卷一百《兵志三·屯田》载：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云南戎军粮饷不足，于和曲（武定）、禄劝二州爨、僰军内，签一百八十七户，立屯耕种，为田七百四十八双。《云南志略》说：“诸夷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说明元代在武定的屯田数为三千七百四十亩。扩大屯田数目，提高了武定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社会获得了巨大进步。
（二）设置卫所
洪武十五年（1383年），明王朝为了加强云南地方的基层统治政权，安置驻军以保境安民，应对不时之需。同时，沐英也向朝廷奏请“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于是，朝廷命令沐英、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三。所有驻守军队都要就地设置卫所，镇守云南，实行军屯，继后又下诏将屯守云南士兵的家属也由中原各地的原籍迁入云南各驻地。洪武十七年（1385年），下诏“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明史·兵志二·卫所》上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二十时使二领。”这样，于隆庆三年（1569年）在今天的高桥坝子设置了武定守御千户所。“武定守御千户所有旗军五百三十七人，屯军二百人，舍丁三十人，军余七百八十二人，共屯田一万六千八百余亩”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直隶于云南都指挥使司。到了明万历年间，武定地区共有屯军一千五百四十九人，屯田一万七千五百七十六亩，年屯租收入七千五百七十二石。
除军屯外，洪武十九年（1387年），明朝廷规定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使当时的武定也有了部分民屯。
后来，由于凤阿克起兵反明，与朝廷抗衡，云南巡抚周懋相上条《议兵食疏》说：“武定宜增兵千名，寻甸宜增兵五百名，以军门坐营中军统之，视武寻为左右臂，而会城居中运之；首尾相交，内外相连，以清睥睨，反侧尽安。”
可见，在明代由官方直接以军屯户的名誉迁入武定的中原汉人源源不断。他们在垦辟田亩的过程中，相应的展开了水利灌溉系统的兴修，万历《云南志》卷四说：武定府“大缉麻屯渠，自冷村筑堤引至屯中”，现在大缉麻下还有一个叫做“官田”的村庄，这是罗婺地区屯田开渠引水，灌溉田亩的最早记录，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代的卫所军屯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兵部掌握军事行政权，都督府掌握指挥权，各地都指挥使司则平时训练，有事征调。分散到各地的军屯户则一是固守戎所，二是皆有家室，三是世代为军，四是屯田自给。《明会典》上说：“军户不许将弟男子侄过房与人，脱免军籍。”
这样，明朝在武定设置的千户所，前后直接将以汉人为主的军屯户三千多户近万人迁入罗婺地区，并都择地安屯耕种，从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中原的先进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开垦屯田以前，武定牛耕的现象还不十分普遍，以后，明朝廷从四川购买耕牛农具，拨给云南的屯户使用见冯苏《滇考》卷下。正如檀萃在《滇海虞衡志》卷七说：“自前明开屯设卫以来，江湖之民云集，而耕作于滇，即夷人亦渐习于牛耕，故牛为重。”说明当时不论军屯户、民屯户和夷民（彝民），都大量开发农田，普遍使用牛耕，提高劳动生产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促使农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使武定呈现出“收入富饶”、“足以供齐民之供应”正德《云南志》卷二。的富庶景象。
但是，自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度衰落，屯田制度败坏，田亩日减月削。有为豪强霸占，有为屯户隐匿，有军屯改民屯，这一切虽然削弱了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但是却促进了武定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
七、罗婺部落的早期疆域
根据史书记载，罗婺部在大理段氏政权统治时期为其势力最强之时。当时大理政权的行政区划为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府和郡为分封给大臣们的世袭领地，其长官被称为“演习”；而部是封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领地，部的长官称为“部长”。同时，“部”也是东爨乌蛮地区的行政区域名称，“夷语以县为部”见《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三《陆凉州部》。罗婺部就是三十七蛮部之一，并且还称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武定府和曲州上说道：罗婺部落“多黑爨，称劳羽部，其强悍为三十七部之最”，《元史·地理志》更是指出：武定、禄劝“昔罗婺部大酋居之，为群酋会集之所”。而且在所有的三十七蛮部之中，最初被大理王正式封为部长的翻遍历史书籍也仅见罗婺部长阿而一个。说明罗婺部在周围众多的部落之中历来都是老大，为三十七部之首，阿而也不仅仅只是罗婺部的部长，而且是整个滇中、滇东、滇南、滇东北和黔西北的部落行政长官，为大理王下面能对三十七蛮部呼之即来的唯一部长。从而，其地也就构成了“群酋会集（聚）之所”。
其三十七部及其分布区域大体是这样的：1.罗婺部：今天的武定、禄劝一带。2.洪农碌券部：今天的禄劝县中部。3.掌鸠法块部：今天的禄劝县东部。4.罗部：今天的禄丰县罗次一带。5.华竹部：今天的元谋县。6.白鹿部：今天的楚雄市。7.仁德部：今天的寻甸县。8.畔部：今天的东川市。9.乌蒙部：今天的昭通市。10.芒部：今天的镇雄县。11.乌撒部：今天的贵州省威宁县。12.于矢部：今天的贵州省普安县。13.普摩部：今天的曲靖市。14.磨弥部：今天的宣威、沾益一带。15.罗雄部：今天的罗平县。16.夜苜部：今天的罗平亦佐一带。17.师宗部：今天的师宗县。18.纳垢部：今天的马龙县。19.落温部：今天的陆良县。20.阳城堡部：今天的晋宁县。21.落蒙部：今天的石林县。22.嵩明部：今天的嵩明县。23.强宗部：今天的昆明阳宗海一带，后来在此设置过阳宗县。24.邑市部：今天的石林与宜良之间。25.步雄部：今天的江川县。26.普舍部：今天的玉溪市。27.嶍峨部：今天的峨山县。28.弥勒部：今天的弥勒县。29.吉输部：今天的弥勒县。30.罗伽部：今天的澄江县，后来在此设置过河阳县。31.休腊部：今天的通海和峨山之间，后来在此还设置过河西县。32.宁部：今天的华宁县。33.维摩部：今天的丘北与砚山之间。34.屈中部：今天的开远市。35.王弄部：今天的蒙自与文山之间。36.强现部：今天的蒙自与屏边之间。37.谋统部：今天的大理州鹤庆县。
此外，有的材料还将红河两岸的落恐部、溪处部、思陀部和铁容部等四个部也纳入了三十七部之中，从而使部落数目增加到了四十一部之多。之前的三十七部全部为滇中、滇东、滇南、滇东北及黔西北彝族的大部分见吴恒主编《彝族简史》。而后四部则又全部都是哈尼族部落，因此，历史上和习惯上对当时的众多部落也就以“滇东三十七蛮部”而称。
一、罗婺部落的崛起
罗婺部落究竟缘起于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权威性的定论。但是，《武定凤氏本末》上说：“当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者，能服其众。”《元史·地理志》载：昔武定地区为“僰、卢诸种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世时，白蛮居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同书又说：“易笼者，城名，在州北，地名倍场。县境有二水，蛮语谓洟为水，笼为城，因此为名。昔罗婺部大酋居之，为群酋会集之所。”《元史·地理志》。又据“考彝文史籍，阿而即木阿而。在木阿而之前，凤氏先祖已繁衍了数十代”何耀华著：《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盖阿与阿而系一人，为凤氏之先，然设部不始于阿而，疑阿而初为易龙部族酋长，兼并邻近部落后成为罗婺部大酋”我们查寻史书可知，罗婺部是从南下的氐羌族群和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汉、晋时期相继被称为“昆明诸种”、“僰”、“滇”、“叟”等的部族的后裔，南北朝以后逐渐分化出来，开始叫做“乌蛮”和“爨”，就是到了明朝初年，云南按臣邓渼在其《武定变》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五。一诗中仍然称罗婺民族为“叟”和“叟耄”。所以，秦汉之际，居住在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罗婺先民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以武定县的发窝大黑山和插甸水城、禄劝县的云龙等地为中心，形成这一区域范围内的一个新兴的族群部落——“罗婺部”。部落的大本营据明代天启《滇志·地理志》说：“禄劝州，故易龙县，东北曰幸邱山，四面陡绝，顶有三峰，可容万家，昔为罗婺寨，有天生之城，牢不可破。”同时在其周围先后兴起的较大的部落还有洪农碌券部（禄劝）、掌鸠法块部（禄劝）、罗部（罗茨）、华竹部（元谋）等，并随着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的郡县，归属益州郡。
唐初，一向标榜“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加强了对云南的经营和招抚，《新唐书·地理志》载：“武德元年（618年），开南中。”并在滇池上下及周围爨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所谓羁，就是马笼头；縻，就是牛缰绳。羁縻就是束缚、牵制之意。《新唐书·南蛮传下》也说：“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后来还将南宁州都督府移到味县（今曲靖曲天部）。武定、禄劝一带的罗婺民众便以“俭望蛮”为名称并还称做邱州或是求州归属。
后来，在滇西崛起了南诏和大理国，罗婺部通过发展生产，掳掠人口，对外征战，并积极协助参与建立大理国，之后其部落首领阿而正式被封为罗婺部长。接着，罗婺部还积极与大理段氏政权合作，继续开展对周边各大小部落的经营，实力急剧增强，逐渐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滇中、滇东各蛮部中最大、最强盛的一个部落，号称“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并成为“群酋会集之所”。说明罗婺部兴起于秦汉，兴盛于隋唐，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二、参与建立大理国，受封罗婺部长
根据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的记载，南诏、大理国的疆域为整个滇西、滇中、滇东和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广西西北部等地区，南诏王为便于统治和显示自己的权威，曾效仿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封五岳（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舜帝封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衡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即：以中心地区洱海畔的点苍山为中岳，东边的绛云露山（今天的禄劝轿子雪山）为东岳，南边的蒙乐山（今天的景东无量山）为南岳，西边的高黎共（今天的腾冲高黎贡山）为西岳，北边的玉龙山（今天的丽江玉龙雪山）为北岳。罗婺地区在南诏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或者说是罗婺与南诏国在当时是相互往来，相互利用，共创天下。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世代为南诏名将、时任通海节度使的段思平利用其舅巴甸（今天的建水）侯爨判在滇东、滇中的威望和影响，在高方素的帮助下，召集以罗婺部为主的滇中、滇东、滇南和滇东北等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会于石城（今天的曲靖），以董迦罗为军师，起兵对长期欲除掉自己的篡权仅八年时间的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杨诏（也叫杨明）兄弟俩进行征讨，杨兵败，出逃，被段思平捉住后废为僧人。段思平随即建立大理国，从而使在近四十年内相继更迭四次朝政的云南动乱年代结束，稳定了局势，繁荣了经济，推动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大理国也因此“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即包括三十七部在内云南广大地区从此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封建制，并“负除东方三十七蛮部的徭役”《南诏野史·段思平传》。
到了段思平的侄孙段素顺即位以后，云南仍然有极少数的地方势力不服从段氏的统治，经常骚扰起事，扰乱地方治安，使各族群众不得安宁。他们是“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免覆磨乃等三邑”见《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宋开宝四年（971年），段素顺不得不出兵讨伐，并沿袭祖辈段思平的做法，就近就地“合集三十七部乌蛮”的兵力共剿之，当他们剪除三邑凯旋而归之时，段素顺派出他的大臣与乌蛮三十七部首领汇集于石城（今天的曲靖），进行“颁赐职赏”，共同订立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确立了大理国段氏的统治地位和三十七部与大理国的从属关系，并明确保障三十七部的原有权力不变（此碑现存于曲靖一中之内）。此事《南诏野史》上说：段思平建国“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滇史》卷七也记载说：“思平之得国，以讨灭杨氏，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初年，即加恩三十七部蛮，颁赐宝贝，大行封赏。”碑中言：“共约盟誓，务存长久。”
这样，罗婺部在参与征讨大义宁国、剪除三邑等征战过程中，得到了壮大，再加上大理国的扶持，发展迅猛，势力不断增强。到1174年时，大理国国王段政智正式封部落酋长阿而为罗婺部长。部落住址在夷笼城（今天的禄劝县云龙）。
三、武定路军民总管府的设置及土官沿革
正当中原大地处于宋、金对峙，周边其他民族的贵族也纷争不休之时，在蒙古高原上崛起的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建立了蒙古帝国。并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中国，采取先征服“西南诸藩”，然后再从西南出动一支军队，与自北方南下的蒙古兵夹击南宋的战略。
1253年，元朝廷派遣忽必烈亲自率领一支军队绕西部南下，“元跨革囊”从川西过金沙江，占领丽江，直取滇西重镇大理。1254年秋，忽必烈派大将兀良合台率兵自大理向鄯阐府（今天的昆明）进发，沿途攻破罗部（今天的罗茨），迫降罗婺部（武定），占领合剌章水城（今天的禄劝云龙），在稳定滇北局势后才又南下攻打押赤城（今天的昆明）。
由于当时任罗婺部长的矣格“首先归附”而被元军授予“罗婺万户侯”的土官爵位，仍旧管理原所辖地区。至元八年（1271年），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忽必烈在原三十七部范围内设置了南、北、中三路行政区域，《元史·地理志》载：“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路设达鲁花赤并总管”。“达鲁花赤”为蒙古语，意思是保民官。北路总管府府址设在滇北交通要冲，即今天的武定县狮山镇旧城村，升罗婺部长矣格为北路土官总管，称北路达鲁花赤，统辖罗婺部、仁德部（今天的寻甸）、畔部（今天的东川、会泽、巧家等地）和因与罗婺部有姻亲关系的于矢部（今天的贵州省盘县、普安等地）等四个万户府。
忽必烈当上皇帝以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命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相当于今天的云南省省长），令其在云南建立行省。随即赛平章以路、府、州、县等行政组织取代了原来设置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南、北、中三路和万户、千户、百户等组织，使云南和祖国内地在行政体制上实行了一体化，元初云南的形势由乱到治。北路也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称武定路，世袭土官也改为武定路世袭土官军民总管。“武定”这一地名开始出现在历史上，并从此成为滇北重镇。
此时，矣格已经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郡则，赛平章继续任命郡则为土官总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为了地方治理方便的需要，赛平章在武定路辖区内设立了两州四县：即和曲州下辖南甸县和元谋县；禄劝州下辖易龙县和石旧县。
从郡则二传至安帮，三传至安慈，已经是至正年间，都是世袭土官总管。此时，元朝国势逐渐衰落，为了笼络各地土官，安慈还被元朝廷授予武德将军（正五品）的称号，并赐龙虎符金牌，兼任云南行中书省参政等要职；四传至弄积时，还因为参加征讨八百媳妇国有功，被提任为八百司都元帅八百媳妇国、八百司：位于今天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一带，为泰族集居区域，相传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国。八百司都元帅就是八百媳妇国长官。加升亚中大夫（从三品）。
四、武定军民府的设置及土官沿革
元朝末年，云南“守宰（指行省官吏）无恒心爱民之意，肆为虐政，害彼黔黎”见邵远平《元史类编·大理》。民众苦不堪言。并且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贵族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拥有重兵，盘踞在中庆路（今天的昆明）到曲靖路（今天的曲靖）一带，拒不投降，还遣使绕西蕃出塞外，“达元帝行走，执臣节如故”见《明史·把匝剌瓦尔密传》。加上自1364年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开进云南到1381年明朝军队正式进入云南的十多年间，战事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样，罗婺部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由于长期处在战乱之中，民众苦不堪言，特别是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彼邻乌撒（今天的贵州省威宁县）、乌蒙（今天的昭通东川一带）、芒部（今天的镇雄县）等三个彝族部落对明军先降后叛被残酷镇压平定的消息频传。
因此，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廷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兰玉和沐英分别为左、右大将军，统率明军将士三十多万人进军云南，直取昆明，昆明城内的人民纷纷出来投降。梁王兵败，只得携家眷逃往昆阳州新街胡那寨（今天的晋宁县梁王村），投滇池自尽。明军消灭梁王以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说：“云南既克，宜分兵迳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而乌撒、乌蒙、芒部、东川诸部也纷纷降附，从而迫使刚继位不久的弄积之妻商胜审时度势，备粮千石，亲自携带元朝所授的土官印，赶到昆明金马山明军驻地，慰劳明军，表示愿意归顺明王朝，当即得到明军赐给金带一股，并随后报请朝廷正式授予商胜中顺大夫一职，在原总管府的位置上设立了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任命商胜为知府土官。
当时的武定军民府设土官知府一人，为正四品（表现特别好的后来升为从三品），其下设同知一人，正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经历一人，正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吏目一人，从九品或者是不入流。1393年，商胜钦准长男海积袭职，1399年商胜病故。1403年知府海积进京死在会同馆会同馆：明朝廷总管少数民族土长进贡、朝觐、赐授的机构。第二年，他的妻子萨周获准承袭，不久，萨周被授予中顺大夫一职，1414年，萨周在任时病故。这时，由于继位的萨周之子弄交先死，只得由黔国公沐晟奏请其妻商智袭任，1424年，商智被授予中顺大夫一职，1427年，商智在任时病故。
由于商智年轻无子，在她死后的十余年间，家族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土官职位的争斗，直到1438年才由弄积的儿子、海积的弟弟阿宁获得领袭土官知府职事。1450年，明英宗发动了“三征麓川”三征麓川：自明初以来，麓川（今天的瑞丽市）贵族分子思伦法割据失败后，朝廷仍让其后裔领有麓川、平缅（今天的陇川）等地，充任宣慰使司宣慰使，但其独霸之心不改，1426年，侵夺孟养、南甸的土地，侵占孟定、腾冲、保山、孟连、景东、干崖（今天的盈江）等地。于是朝廷在1441年、1443年和1448年三次派兵部尚书王骥统兵征战。的战争，阿宁在随征中染疾，不能管事，于是告请儿子矣本袭土官知府职事。矣本于1451年接任，1456年派杨文胜等赴京谢恩，第二年，被升授中宪大夫（正四品）一职。1460年，矣本死，由他的儿子金甸袭职，1486年，金甸死。由于金甸无后，便由他的异母弟弟阿英袭职。1490年，“弘治三年内奉例赐姓凤氏”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4页。从此，阿英开始改名为凤英，罗婺土官家族从此也就开始姓凤。1511年，凤英死，其儿凤朝明接任。1520年凤朝明死，其儿凤昭接袭，但是由于凤昭年纪太轻，便由他的生母瞿氏帮助料理政务。1531年，凤昭在前往峨山平叛时死于途中，而这时的瞿氏也年老了，于是主动让位给凤昭妻索林。索林也就成了凤氏家族的最后一位土官知府。
五、商胜和凤英
在凤氏家族众多的土官中，影响比较大的首推商胜和凤英，可以说他俩是罗婺地区历史上除了阿而以外最有名的部落酋长，也是罗婺地区最著名的两位历史人物。
商胜是弄积的妻子，1380年袭夫职，为罗婺部继阿而以后的第十任部落酋长，也是武定军民府第一任土官知府。
正德《云南志》卷十九《商胜传》说：“商胜，弄积妻，洪武十五年，天兵征云南。商胜备米千石，于金马山迎候，开通道路，总兵官委招谕人民。”《明史》也说：“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1383年初，商胜为了表示忠心，便派其叔父阿额率队，带着二十多匹马进京朝贡，在还没有返回来的时候。7月，商胜就又筹备马匹亲自进京，并在四川纳溪遇到朝廷差官冯执中和阿额等人。9月，商胜继续进京谢恩。12月，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下诏：“朝廷致治，遐尔弗殊，德在安民，宜从旧俗……商胜质虽柔淑，志尚刚贞，万里来归，试可嘉尚，是用赐之以衣冠，表之以显爵，仍抚其民，以尊声教，可殊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并“锡之世袭诰命”世袭诰命：按明朝的官制惯例，土司为明定世袭，土官则授职时有明定世袭的，有非明定世袭而“止终本身”的，止终本身者只有去朝贡请袭，因此，商胜去请袭并获得世袭诰命的特权。而返还。1399年，商胜在位病故。根据史书的记载，商胜是一位“善于扶蛮，质直宽恤，夷民安业，地方宁谧”和“胜虽女流，然质直兹爱，夷民安之”的贤主。
可见，商胜在夫亡子幼、朝代更迭的动乱年代，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统帅整个罗婺部，掌舵前进，极不容易，更何况是女性。可以说商胜是罗婺地区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所以，后来檀萃在《农部琐录》中评价说：“商胜虽蛮婺，而识天命所在，首先归附，又善于抚蛮，质直宽恤，夷民安业，地方宁谧，可不谓贤乎！”
凤英为罗婺部第十七任部落酋长。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金甸在任病死，由于他没有可袭职的儿子，就由他的异母弟弟阿英按惯例报请云南布政使司转呈明朝廷吏部核准，于1488年令准承袭父兄土官知府职位。
1493年，由于凤英“文谋武略俱全”，统治有方，治邦得宜，被明朝廷升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土官知府。同时还赐封凤英的生母索则为太恭人，妻子索国为恭人恭人：明朝对妇女的封号之一，为四品正妻，受封的还有已亡夫的健在生母，只需在前边加一个“太”字即可。1498年，凤英差派董傅亲自上京城谢恩，又得到朝廷四千贯宝钞的赏赐。
1500年，朝廷命凤英率兵到竹子箐梁王山梁王山：据《滇南志略》卷三和《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四载，梁王山在寻甸府南七十里，与嵩明州接界。征讨改土归流后时常反叛的寻甸土官余势，事件平定后，明朝廷晋升凤英一级，为从三品亚中大夫，并得到一千六百贯宝钞和大量彩缎的厚赏。
1502年，凤英又奉命前往镇压贵州普安地区反叛的土酋。1507年，被巡抚都御史吴文度征调参加镇压作乱的师宗豆温乡土民阿本，同时贿赂太监刘瑾而得以晋升为云南布政司右参政，但仍然履行知府职事，并还破例得到赐给“尽心报国”的金带一条。1511年，在位病故。
凤英是一位杰出的地方领导者，他在位时，史书称“英之在官也，正己爱民，勤于政务；四礼正家，一经教子；开辟田野，教民稼穑”。使武定地方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其主要功绩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1.“开辟四野，教民稼穑”。在军屯民屯的直接影响下，凤英鼓励广大彝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开挖道路，并亲自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建立了符合武定地区特点的以农业为主的新型社会经济结构，彻底改变了武定过去半牧半农，甚至是“以牧养农”的社会经济状况，推动了武定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2.“以礼正家，一经教子”。正德《云南志》卷十《武定府》说：“凤英延师教学，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国陋之俗稍革，而近府乡熟，习汉字者亦多。”一方面，凤英兴办学校，掀起学习汉文化的热潮；另一方面，移风易俗，史称“凤英葬母，改行汉礼”。从而使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的封建文化得以在武定地区的传播。
3.先后三次奉命征讨割据反叛的竹子箐梁王山、贵州普安、师宗豆温乡等处，反对割据势力，维护了中央王朝的权威，有助于明王朝封建国家的统一，使之出现“边疆安靖人民安”的社会局面。
4.篆刻《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氏世袭脚色》，详细记载了凤氏土知府归附明王朝一百三十年间的受命袭位以及当时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所述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具体经过翔实生动，甚至重要行文的编号都写了出来，为我们今天研究彝族和武定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翔实资料，开创了镌字岩石刻的先河。
六、制兵屯旅设置卫所
自元初实行的军屯制度和明代的卫所移民屯垦政策以来，中原汉人大批迁入武定，特别是现在的狮山坝子和高桥坝子等，传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居民也由原来的彝族聚居变为彝汉共居，既增强了彝汉之间的进一步交往和联系，又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社会结构和面貌。
（一）制兵屯旅
元代的云南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制兵屯旅”区域主要是在各路、府、州、县所在地和军事要地的周边地区，当时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武定以军屯为主，范围集中在现狮山镇和高桥镇，以屯养军。
《元史·张立道传》上说：1273年，云南行省任命张立道为巡行劝农吏，“劝课农桑”负责管理农业和手工业，并以军屯、民屯田点为中心进行传播，改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罗罗（包括罗婺民众在内的滇中广大彝族人民）诸山人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世祖本纪》也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元史》卷一百《兵志三·屯田》载：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云南戎军粮饷不足，于和曲（武定）、禄劝二州爨、僰军内，签一百八十七户，立屯耕种，为田七百四十八双。《云南志略》说：“诸夷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说明元代在武定的屯田数为三千七百四十亩。扩大屯田数目，提高了武定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社会获得了巨大进步。
（二）设置卫所
洪武十五年（1383年），明王朝为了加强云南地方的基层统治政权，安置驻军以保境安民，应对不时之需。同时，沐英也向朝廷奏请“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于是，朝廷命令沐英、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三。所有驻守军队都要就地设置卫所，镇守云南，实行军屯，继后又下诏将屯守云南士兵的家属也由中原各地的原籍迁入云南各驻地。洪武十七年（1385年），下诏“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明史·兵志二·卫所》上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二十时使二领。”这样，于隆庆三年（1569年）在今天的高桥坝子设置了武定守御千户所。“武定守御千户所有旗军五百三十七人，屯军二百人，舍丁三十人，军余七百八十二人，共屯田一万六千八百余亩”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直隶于云南都指挥使司。到了明万历年间，武定地区共有屯军一千五百四十九人，屯田一万七千五百七十六亩，年屯租收入七千五百七十二石。
除军屯外，洪武十九年（1387年），明朝廷规定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使当时的武定也有了部分民屯。
后来，由于凤阿克起兵反明，与朝廷抗衡，云南巡抚周懋相上条《议兵食疏》说：“武定宜增兵千名，寻甸宜增兵五百名，以军门坐营中军统之，视武寻为左右臂，而会城居中运之；首尾相交，内外相连，以清睥睨，反侧尽安。”
可见，在明代由官方直接以军屯户的名誉迁入武定的中原汉人源源不断。他们在垦辟田亩的过程中，相应的展开了水利灌溉系统的兴修，万历《云南志》卷四说：武定府“大缉麻屯渠，自冷村筑堤引至屯中”，现在大缉麻下还有一个叫做“官田”的村庄，这是罗婺地区屯田开渠引水，灌溉田亩的最早记录，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代的卫所军屯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兵部掌握军事行政权，都督府掌握指挥权，各地都指挥使司则平时训练，有事征调。分散到各地的军屯户则一是固守戎所，二是皆有家室，三是世代为军，四是屯田自给。《明会典》上说：“军户不许将弟男子侄过房与人，脱免军籍。”
这样，明朝在武定设置的千户所，前后直接将以汉人为主的军屯户三千多户近万人迁入罗婺地区，并都择地安屯耕种，从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中原的先进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开垦屯田以前，武定牛耕的现象还不十分普遍，以后，明朝廷从四川购买耕牛农具，拨给云南的屯户使用见冯苏《滇考》卷下。正如檀萃在《滇海虞衡志》卷七说：“自前明开屯设卫以来，江湖之民云集，而耕作于滇，即夷人亦渐习于牛耕，故牛为重。”说明当时不论军屯户、民屯户和夷民（彝民），都大量开发农田，普遍使用牛耕，提高劳动生产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促使农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使武定呈现出“收入富饶”、“足以供齐民之供应”正德《云南志》卷二。的富庶景象。
但是，自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度衰落，屯田制度败坏，田亩日减月削。有为豪强霸占，有为屯户隐匿，有军屯改民屯，这一切虽然削弱了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但是却促进了武定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
七、罗婺部落的早期疆域
根据史书记载，罗婺部在大理段氏政权统治时期为其势力最强之时。当时大理政权的行政区划为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府和郡为分封给大臣们的世袭领地，其长官被称为“演习”；而部是封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领地，部的长官称为“部长”。同时，“部”也是东爨乌蛮地区的行政区域名称，“夷语以县为部”见《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三《陆凉州部》。罗婺部就是三十七蛮部之一，并且还称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武定府和曲州上说道：罗婺部落“多黑爨，称劳羽部，其强悍为三十七部之最”，《元史·地理志》更是指出：武定、禄劝“昔罗婺部大酋居之，为群酋会集之所”。而且在所有的三十七蛮部之中，最初被大理王正式封为部长的翻遍历史书籍也仅见罗婺部长阿而一个。说明罗婺部在周围众多的部落之中历来都是老大，为三十七部之首，阿而也不仅仅只是罗婺部的部长，而且是整个滇中、滇东、滇南、滇东北和黔西北的部落行政长官，为大理王下面能对三十七蛮部呼之即来的唯一部长。从而，其地也就构成了“群酋会集（聚）之所”。
其三十七部及其分布区域大体是这样的：1.罗婺部：今天的武定、禄劝一带。2.洪农碌券部：今天的禄劝县中部。3.掌鸠法块部：今天的禄劝县东部。4.罗部：今天的禄丰县罗次一带。5.华竹部：今天的元谋县。6.白鹿部：今天的楚雄市。7.仁德部：今天的寻甸县。8.畔部：今天的东川市。9.乌蒙部：今天的昭通市。10.芒部：今天的镇雄县。11.乌撒部：今天的贵州省威宁县。12.于矢部：今天的贵州省普安县。13.普摩部：今天的曲靖市。14.磨弥部：今天的宣威、沾益一带。15.罗雄部：今天的罗平县。16.夜苜部：今天的罗平亦佐一带。17.师宗部：今天的师宗县。18.纳垢部：今天的马龙县。19.落温部：今天的陆良县。20.阳城堡部：今天的晋宁县。21.落蒙部：今天的石林县。22.嵩明部：今天的嵩明县。23.强宗部：今天的昆明阳宗海一带，后来在此设置过阳宗县。24.邑市部：今天的石林与宜良之间。25.步雄部：今天的江川县。26.普舍部：今天的玉溪市。27.嶍峨部：今天的峨山县。28.弥勒部：今天的弥勒县。29.吉输部：今天的弥勒县。30.罗伽部：今天的澄江县，后来在此设置过河阳县。31.休腊部：今天的通海和峨山之间，后来在此还设置过河西县。32.宁部：今天的华宁县。33.维摩部：今天的丘北与砚山之间。34.屈中部：今天的开远市。35.王弄部：今天的蒙自与文山之间。36.强现部：今天的蒙自与屏边之间。37.谋统部：今天的大理州鹤庆县。
此外，有的材料还将红河两岸的落恐部、溪处部、思陀部和铁容部等四个部也纳入了三十七部之中，从而使部落数目增加到了四十一部之多。之前的三十七部全部为滇中、滇东、滇南、滇东北及黔西北彝族的大部分见吴恒主编《彝族简史》。而后四部则又全部都是哈尼族部落，因此，历史上和习惯上对当时的众多部落也就以“滇东三十七蛮部”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