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底下

第二节 我不是你哥

　　新补订的成分公布了两榜之后，祖母和父亲才知道，伯父罗世堂作了伪证，这是父亲难以相信又不得不相信的事实。如果说，伯父是父亲心中的一座殿堂，那殿堂虽然轰然倒地了，可是，父亲还抱着一丝挽救的希望，他以为伯父是一时糊涂或者上当受骗了，他以为伯父可还以改口，他以为只要伯父改了口，一切还来得及。父亲不仅是看重兄弟关系，他相信人是有情分的，在人际关系中，除了伦理，人情的分量不能轻估。他以为，他和伯父之间的关系不止于是兄弟——比兄弟还亲，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在父亲看来，伯父是一个能干的庄稼人，是一个刚直的男子汉，是一个善良的好兄长，伯父怎么会于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无情冷酷呢？这太蹊挠了，他甚至怀疑那伪证不是伯父作的，而是出自另一个对罗家有蓄怨的狠毒之人的手。父亲竟然相信他和、伯父之间的感情可以融化了冰，可以咬得动铁。父亲的勇气来自对伯父的信赖，他要找伯父好好谈一谈，他大概想以人情、亲情、友情来打动伯父，叫伯父改变主意。

　　父亲出了院门，沿着空寂的街道疾步而走，似乎有人提着鞭子在身后追赶着他。一刹那间，在他胸膛里燃烧的是对兄弟的希望和拯救罗家的愿望。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他以为，只有兄长可以帮自己，可以救自己。他几乎是小跑着进了伯父家的院门。

　　伯母王烈儿一看脸色有点发白、神情有点紧张的父亲，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把正在簸粮食的簸宾端在手里，不知说什么好。

　　“我哥呢？”

　　大概由于父亲太激动了，问话的口气竟然如同久旱的土地一样，干硬而急迫。“他不在家。”伯母手里的簸宾动了一下，偷眼打量父亲。

　　“哪搭去了？”

　　“到公社里开会去了。”

　　“他又不是干部，开啥会？”

　　父亲以为伯母哄他，他腕了伯母一眼，大步流星上了房檐台阶，撩开门帘进了房子，房子里果然没有伯父，连伯父的气息也没有。父亲还是不相信，他将三个房子挨个儿看了一遍之后，又将厨房用目光搜寻了一回。父亲怀着即使伯父钻到地缝里去也要挖出来的顽强劲儿，从前院找到后院，又从后院找到了前院。当他确信伯父不在家里时，极其沮丧地坐在了房檐台上，目光里透出了一丝绝望。

　　当父亲在院子里乱窜的时候，伯母王烈儿一直注视着他，她的目光如同摄影棚中打起的一盏灯，在父亲的身前身后摇着。起初，她以为父亲是找伯父算账来的，伯父作了伪证的事，她是知道的。这个脸色发黄、个子不高、把自己收拾得很恰当的农村女人把人情、伦理、道德都看得很重。当她得知，那些存心不良的人要把罗家推向深渊时伯父也添了一把力，她难过极了。在伯父面前，她只能把自己的愤慨压在心里。她真没有想到，伯父会做出了这样一件不仁不义的事情。但她不能责备丈夫，即使她说了，也是白说。伯父动不动就说，她是花了24石小麦娶来的，言下之意，她是他买来的一件家具，只能由着他使唤。没有分家时，当着祖母，伯父还不敢辱骂伯母，分家后，他就毫无顾忌了，动不动就训斥她，甚至出手打她。伯母为丈夫也为自己感到害羞、羞耻。在她看来，她已是无法面对祖母，无法面对父亲和罗家的每一个人了，他们一家无疑是有愧于罗家的，她内疚极了。她坐在后院里，看着蓝天白云，偷偷地服泣。她想背着伯父去给我的祖母认个错，叫祖母把她和伯父区别开来——她绝不是落井下石的狠毒妇人。

　　她也想到过，去给卫明哲说明白，伯父不是祖父的长工，而是他的儿子。她越想心里越慌，她在家里坐不住了，就满世界地跑，出了村子，上了坡，在坡地里走一走，坐一坐，又下了坡，在村子的四周乱窜。她心里仿佛一把大火在烧，把她烧得坐卧不宁。她那样子简直是疯了。

　　她在躲避着祖母及父亲。她越是不想看见，却总是看见祖母跟在她身后，于是，她就闭上眼睛跑。她跑，祖母也跑。她干脆站定了，回过身去，扑向了祖母，一扑，却扑了个空，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晚上，她和伯父睡在一条炕上，彻夜难眠。她恳求伯父“咱走吧，逃到北山里去。哪搭黄土不埋人？”伯父说：“你说得倒轻松？咱就是走到天尽头也走不出人家的手掌。”她叹一声“你叫我见了世俊咋说呀？”伯父说：“不说话，不理他。”她说：“咱不做亏心事，能把人活成这样？”伯父说：“人亏我，我就得亏人”。她叹息道“做人要讲良心哩。”伯父笑了“不是我没良心，良心是鸡蛋，碰不过石头。”伯父不叫她再提说这件事，她只好闭上了嘴。在那一刻，她觉得伯父很可怜。

　　当伯母确信父亲不是来找她算账的时候，反而心慌意乱了，簸宾簸出去的不是麦糠而是粮食。粮食撒了一地，她放下簸寞，弯下腰去地上捡拾。

　　父亲在家里东瞅西望，寻寻觅觅，旁若无人，伯母一声也没吭，更不要说指责了。她倒希望父亲掂一把辙头来把家里砸得稀烂，或者抡坦领头把儿捶她一顿。可是，父亲没有。父亲一看伯父不在家，刚才的冲动变成了绝望，绝望的眼神冰冰凉凉地朝伯母射过来，伯母发冷似的紧抱着簸寞。

　　父亲茫然无望地坐在伯父家的院子里，熟悉的院子在他的目光里如同被打烂了的西瓜，一塌糊涂。他不想和自己的嫂嫂说什么，说了也是白搭。他毫不顾忌伯母是怎么想的，冷冰冰地说：“嫂子，我哥做下啥事了，你大概知道，我就不说了。你给他说，他能做得出就不要躲我，我要和他面对面地说一说。”伯母将簸宾放下，低下头去，抹了一把眼泪，木然地看着父亲走出了院门。

　　伯父确实没有在家里。

　　作为社教工作组培养的积极分子，伯父在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

　　“社教”结束之时，要让几个积极分子参加组织，这是卫明哲和史天才谋划好了的。坐在火车厢似的会议室里，伯父觉得有一股压抑感，他环顾四周，庄稼人租糙的脸庞上敷着一层和皮肤很难融洽的严肃认真——铺满皱纹的脸和过了头的虔诚似乎是两张皮。伯父瞧了瞧，低垂下了头。他心不在焉，公社书记和社教工作队的队长都讲了些什么，他没有听进去。两天的会议比睡梦还长，等到第二天散会走出公社大门时，他的心情无异于坐了监的人犯——40多年来，只开过社员大会的伯父，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很不自在，很难适应。

　　几天来，伯父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说，就是罗世俊和马闹娃给他下了跪，他也不再改变主意，不会动心了。世道是恶人的世道，人越恶越活得旺。卫明哲毁了他，也救了他。他灵醒了，他把松陵村的人挨个儿捋抹了一遍，还没有发现有哪个善良的人、哪个好人活得滋润顺心。因果报应只是那些受欺负的人、那些软弱的人一厢情愿的愿望。

　　作威作福一辈子，照样活得很长寿。别的不说，史天才的爹就是样子，老汉在世时，吃喝嫖赌，样样拿手，松陵村那些有姿色的女人哪个没有被他上过手？老汉将先人的家业踢了个光，活了82岁不说，临死时，还拉住侄儿媳妇的手不放。眼目之下，史天才、史长科他们活得比他精神得多了。他相信这些人吃饭香睡觉甜，他相信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内疚，没有对不起谁的念想，他们只想自己。什么善良、怜悯、同情，只是用来教育好人的鞭子。你善良，就不给你补订地主了？笑话！你有同情心怜悯心，你就能当干部？能摆弄人？笑话！卫明哲心肠那么硬，照样当工作组长。胳膊扭不过大腿。既然世事是这样，只能跟着世事走。我知道，伯父直想得自己身上褪了一层皮，才想通了。伯父一经洗脑，便换了一个人样儿。

　　伯父从公社里开毕会回来的第二天，父亲见到了伯父。

　　晌午刚收了工，伯父回到家，伯母吩咐伯父去宰杀一只老母鸡。

　　那天是伯父的生日，那只鸡是伯母前一天晚上就从鸡架上捉下来捆绑住的。伯父从背笼底下伸进去一只大手抓住了鸡，倒提着鸡腿，老母鸡求饶似的叫着。伯父将鸡脖子轻轻地一拧，一只脚踩住了鸡爪子和鸡翅膀，右手拿起了切面刀，在鸡脖子上使劲一抹，鸡扑腾了两下，不再动弹了。

　　父亲走进后院里的时候，伯父已经将鸡毛拔净了，他正挥刀开膛破肚，刀在鸡身上划过去的声音薄薄的，十分果断，那声音仿佛伯父第一次吃过的、用靡子做的干糖那么香甜，从刀下飞上来的鸡肉的气息使伯父陶醉了，他挥刀的右手干脆而麻利。

　　从家里的院门走出来时，父亲就迟疑不决。他听说伯父已做了积极分子，是否还能求得动伯父，他已没有多少自信了。两天来，父亲忐忑不安，只能用不断的回忆来强化他和伯父的感情。我看得出，父亲心中存留的依然是伯父那虽然黑但很开朗的脸庞以及那温暖的目光。

　　伯父看父亲时，目光里不仅含有兄弟之情，更多的是父亲般的慈祥、慈爱。父亲可能认为，这眼神够父亲受用一辈子的。那一次，他和伯父一同去山里割柴。启明星还在东边的天上挤眉弄眼，父亲和伯父就吆着一头驴出了村子。天还不是太冷，冰凉的空气干巴巴的，像树上的枯叶一般。一上坡，伯父就对父亲说，世俊，你拉住驴尾巴。伯父抓住灰驴的尾巴给父亲递到手里，父亲将肩膀上的扁担给伯父，双手抓紧了驴尾巴，让驴拉着他上坡。驴蹄子在山路上踩踏出来的声音节奏分明，显得空洞而遥远，那干燥的响声仿佛不是从驴蹄子上发出来的，而是谁在对面的山头上敲石板发出的回音。伯父不时地在驴身上拍一把，父亲摇晃着，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到了目的地。天光徽嘉时，兄弟俩挥动着镰刀开始割柴了。父亲一镰刀出去，几只野鸡从柴草里扑棱棱地飞走了。父亲吓了一跳，他站起来，看了看远走高飞的野鸡，刚要挥起镰刀割柴，突然又发觉，有一只野鸡没有走，父亲一把抓住了它。五颜六色的野鸡铺子使父亲着迷，他只注意到了野鸡的好看：

　　“哥，快来看，我捉住了一只野鸡。”父亲提起野鸡一掂，这野鸡大概有三四斤重吧，带回去，兄弟俩可以尝一回山味了。伯父走过来一看，野鸡的腿受伤了，伯父从棉袄烂了的里子上撕下了一结子布，给野鸡扎好了腿。他对父亲说：“世俊，放了它。”父亲将野鸡提在手里不放。那些猎户，有时在山里跑大半天也打不住一只野鸡的，到了手的野鸡怎么能放掉呢？父亲大概这样想。伯父从父亲手里要过野鸡，举起来，伸开双臂，向前一撂，野鸡飞走了。伯父嘿嘿笑了两声，抹了一把汗，又去割柴了，父亲愣了。下山时，兄弟俩一个人担一担山柴，再给驴身上驮两捆。伯父在前边吆着驴，父亲跟在后边。一头驴，两个人，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随着柴担子在肩膀的闪晃而行走。

　　“哥！”

　　伯父回过头来一看，父亲的柴担子斜了。他喊住了驴，把自己的柴担子放在路上，又给父亲收拾了一回柴担子。他把柴担子给父亲放在肩膀上“下坡时，腿上要用点劲，不然，随着担子闪，腿会墩疼的。”

　　“哥！”

　　伯父回来头来朝父亲笑了笑。

　　“哥！”

　　伯父没有回头。他的右手握着切面刀，左手抓着鸡身。

　　“哥。”

　　父亲的叫声像霜杀了的麦苗一样了。

　　伯父的身子没有动，头回过来了。他瞪了父亲一眼，一声也没吭。

　　伯父的那四方脸膛黑得跟老鹊一样，眼神里带着可怕的、受了挫折的痛苦和一个人临死时才显现的那种回光返照的异常神情。

　　父亲提了提气说：“哥，我找你两次了，你为啥躲着我？”

　　伯父回过去了头，把脊背给了父亲，他还是一声没吭。

　　“哥，你再想想吧，你不能那样。别的不说，你就忍心把咱兄弟俩的情分一刀两断？再说，再说……”父亲咽了一口唾沫，大了声，“再说，做人得讲良心，罗家待你不薄呀！”

　　伯父转过了身，面对着父亲。老母鸡已被伯父开了膛。他放下了刀，一双手伸进鸡的腹腔在掏内脏。他像妇女们拾棉花似的先把心脏摘下来，然后再摘肝脏、肺脏，一件一件地摘，三只手指头把那些脏器捏住，猛一揪，那些脏器就到了他手里。他把心脏、肝脏、肺脏放在了水盆里。失去了脏器、只剩下空腔子的鸡可怜巴巴地躺在地上。那鸡血如同梅花一般开放在伯父的手背上和手腕上。伯父还是没有看父亲，他站起来了，他手上沾着的仅有的那点血，似乎要滴下来了，却没有滴。

　　伯父的口气十分温和，他叫了一声世俊，用宽大的嗓门说：“你回去，再不要来了，来了也是白搭，走吧。”

　　伯父挥了挥手。

　　父亲站着没有动。父亲没再看伯父的脸，只是盯着他那只手，沾着鸡血的那只手。

　　伯父干笑了一声“你还给我来讲啥良心呢？啊？”伯父向父亲跟前走了一步，目光冷酷无情，言语粗糙蛮横“罗世俊，我给你说过了，我不是你哥，我是牛世堂，知道吗？牛，牛世堂！”伯父抬起双手要推父亲走，父亲一看伯父那双血迹斑斑的手，他大概怕那血渍给自己染在衣服上，拔腿走了。

　　地主像一件已缝制好的老衣，等着罗家人去穿。

　　当时，父亲大概想，要穿这件老衣的是我的祖母马闹娃。祖母面临的将是被斗争，被凌辱。地主分子自然要干生产队里最脏的活最累的活，地主分子将变成狗屎堆，随之而丧失的是人的自尊和尊严——作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谁也可以支使你，呵斥你，在你头上拉屎撒尿。父亲目睹着牛甫远、史耀祖他们就是这样活着的。一个下雨天，父亲看见，地主史耀祖担着两只很大的粪桶，拄着一根木棍在烂泥中艰难地行走，他是给生产队里担水茅的，每家每户茅坑的粪，他要给担到半坡的地里去，用土垫好。每逢阴雨连绵，茅坑里很快就满了，他每天必须担好几趟。坡路又光又滑，街道上又是烂泥滩，他每担一回，都要费不少力气的，年过60的老人，走起路来，脚下已不太稳了。他在那烂泥中一晃两晃便跌倒了，倒在了稀粪污泥中，身上全被泥泥了。

　　父亲赶紧走过去，扶他起来。史耀祖爬起来，先慌里慌张地看一看街道上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生产队长或革命群众。他一看，只有父亲一个，才松了一口气，担上空桶，又进了人家的院门。这就是对地主的惩罚！祖母做了地主，也要给生产队担粪的，也要在大雨谤沱中去各生产队送通知，也要站在众人面前接受斗争。父亲一看见祖母，心里就发疼，他替祖母难过。

　　就在祖母生日那天，父亲坚持要给祖母做寿。祖母说：“才40岁，做啥寿呢？”父亲说：“我爹活着的时候，年年做寿。”祖母说：“那是那个时候。现在，咱有啥心思苦中作乐呢？叫工作组知道，说不定又要找麻烦。”父亲说：“咱在家里吃顿饭，和往常一样，还不行吗？”父亲一口一个娘地叫着祖母，父亲好多年没有这样叫祖母了。平日里，他只是给哥哥说，你婆怎么怎么样。父亲的亲热虽然没有虚假的成分，但那凄凉的昧儿祖母是品尝到了，仿佛祖母要上路了，父亲在作钱行。

　　祖母当然明白，父亲是在安慰她，她就依了父亲。说是做寿，其实只是吃了一顿“辣子面”。父亲叫着娘，把面碗给了祖母。祖母接过面碗，却没有吃，她放下碗筷，把话挑破了“世俊啊！娘就是戴上帽子也没啥。天底下的地主不是娘一个人。娘怕的就是大虎受牵连，娃以后不好做人了。”祖母勉强地笑了笑。阴影已经笼罩了这个家庭。头顶的乌云怕是大风也难吹散了。

　　我注视着祖母、父亲和哥哥罗大虎。哥哥一句话也不说，埋下头吃饭。就在那一天，罗二龙哭了。作为罗家的一双眼睛，罗家的一部分，罗二龙和罗家人一样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