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葡萄牙帝国的兴衰

二、建立殖民帝国

　　（一）称霸印度洋

　　1.达·伽马在印度洋上大开杀戒

　　只有称霸印度洋，才能真正打破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的贸易垄断，葡萄牙的君臣十分懂得这个道理。卡布拉尔回国后，他们马上着手组织了一支更大的舰队。这次国王重新起用了瓦斯科·达·伽马，任命他为这支舰队的统帅。舰队于1502年2月出发，其中有15艘船装备着大炮。这是一次血腥的航行，通过这次航行，葡萄牙殖民帝国开始形成。

　　绕过好望角后舰队沿非洲东海岸北上，在今天坦桑尼亚南部港口基卢瓦，该城的苏丹上船拜访达·伽马，达·伽马背信弃义地在船上将其扣押，然后以处死相威胁，要他每年向葡萄牙进贡。实际上，这是葡萄牙人以武力在印度洋上建立的第一个据点。在接近印度时，在坎纳诺尔附近，达·伽马的舰队袭击了一艘从麦加驶往印度卡利卡特的船只，船上有380多名去麦加朝圣后回家的人，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葡萄牙人抢劫了这些乘客的财物和船上的货物，然后达·伽马下令水兵把船员和乘客全部关进船舱，下令烧船。这些不幸的人冲出来救火，达·伽马又下令向他们开火，并再次放火烧船。这场搏斗持续了四天四夜，濒于死亡的印度人把燃烧的木板向葡萄牙人的船只投过来，葡萄牙人不敢靠近这只船，只是隔舷战斗。一些着火的人发狂似的跳入大海而死。达·伽马下令，从船上救出20位男孩子，其余的全被烧死。

　　这些被救出的男孩子后来被运回葡萄牙，要他们皈依基督教。一位在场的葡萄牙人这样讲道：“在持续了长时间的战斗后，司令以最残暴和最无人性的手段烧毁了那只船，烧死了船上所有的人。”

　　采用残酷血腥的手段迫使非西方民族屈服，这是老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手法。他们惯用的另一种手法是，利用被征服民族的内部矛盾，让当地人打当地人，以解决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有着大半个世纪殖民经验的葡萄牙人已非常熟悉这一套，达·伽马这个老练的殖民主义者使用这些手法已是得心应手。他与坎纳诺尔的土王结成同盟，并于这年10月底率舰队进攻卡利卡特。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开始他的军事行动，企图以此摧毁卡利卡特人的自信心：先把向他们提供鱼的38个渔民吊死在桅杆上，然后炮轰卡利卡特城。夜里，他命令把吊死的人取下来，砍下他们的头、手和脚，把身躯扔进大海，但把砍下的头、手和脚堆在一艘小船上，并在小船上放上一封信，信上说如果城里有人反抗，那么全城的人都要落到这样的下场。海潮把满载尸体躯干的小船送到了岸边，达·伽马下令再次向城里开炮。他用7艘船封锁卡利卡特，另外派4艘船分两批到其他地方抢劫香料。葡萄牙人与卡利卡特的战船进行了两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

　　这样，达·伽马达到了此航的目的--对印度的威慑政策初见成效。1503年2月，他的舰队乘着东北季风满载着香料启程回国，8个月后他们回到了葡萄牙。在那一时代的大探险家之中，达·伽马是相当幸运的，因为每次出航都取得了“成功”，因而都受到国王的优厚待遇，这次回来他还得到了伯爵的头衔。此后多年他没有再参加什么活动。但1524年4月，他被任命为印度副王（总督）。这年12月，他死于印度科钦。这是后话。

　　达·伽马的第二次印度之行，是葡萄牙全面控制印度洋的一次重要行动。1503年他离开印度时，在印度洋上留下了几艘船只，在亚丁湾附近海面巡航，掠夺从红海驶往印度洋的阿拉伯船只，以此破坏埃及与印度间的贸易。达·伽马回国后，葡萄牙国王每年都派新的舰队来印度，目的就是彻底摧毁阿拉伯人与印度各港口间的贸易，控制印度洋。为此，葡萄牙国王专门设立了印度副王职位。第一个担任这个职位的是弗兰西斯科·德·阿尔梅达。

　　2.阿尔梅达摧毁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联合舰队

　　1505年3月，阿尔梅达率领20艘船只离开里斯本。

　　这些船只已不是亨利王子时代的那些小帆船了，而是一些船头和船尾都有建筑物的大帆船，有三四根桅杆和许多船员。这些船上有几百个受过军事训练的水手，1500个穿着甲胄的士兵，200来个炮手，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匠，如木匠等。也就是说，这支舰队拥有随时修复受损船只的能力。阿尔梅达的任务是夷平所有印度和非洲的伊斯兰贸易城市，在沿途的关键港口设立堡垒，派武装人员驻守，保护葡萄牙到印度的航线。他还应当消灭埃及和印度的海军，严密控制一切港湾，不让非葡萄牙的船只运走一颗香料。此外，舰队还得传播基督教。舰队启航时，举行了类似十字军出征的仪式。国王在教堂里亲手将一面绣有上帝十字架的白绸缎做的新旗交给阿尔梅达，阿尔梅达跪着接过旗帜。所有出征的1500个军人做过忏悔和接受圣餐后，也都跪着向国王宣誓效忠，然后列队穿过城市向港口进发。在告别礼炮的轰鸣声中，舰队沿特茹河而下，缓缓驶向海洋。

　　阿尔梅达在东非的基卢瓦建立了一个要塞，并把东非沿岸几个城市抢劫一空。然后在印度柯钦设立了一个葡萄牙的采购站，实际上是葡萄牙在印度的贸易中心。

　　其舰艇经常在阿拉伯海上出没，猎获海上来往的阿拉伯和伊朗的船只。

　　要进一步控制印度洋，必须控制印度洋北部沿岸各港口。当时的东西方贸易大体上有两条海路，一条是从印度洋经波斯湾走陆路到地中海，另一条是横穿阿拉伯海，经红海，然后走一段不太长的陆路（苏伊士运河要到19世纪中期才开通）到地中海。所以葡萄牙不仅要控制红海的入海口，也要控制波斯湾的入海口，才能真正垄断印度洋上的贸易。控制波斯湾，必须占领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城。1507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又译“亚伯奎”）受命率舰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他们抢劫、烧毁两岸的村庄，打死了许多阿拉伯人，又下令割掉所有被俘人员的鼻子。这些残忍的葡萄牙人还砍断男人的右手，割掉女人的耳朵。阿尔布克尔克下令炮轰伊朗人的船只，然后占领了霍尔木兹城，在这里建立要塞，强行征税。这样，葡萄牙人成了波斯湾的主人，不过他们尚未站稳脚跟，这次占领霍尔木兹城的时间不长。

　　阿拉伯商人或印度洋周边各地居民之间虽然向来缺乏团结，但也一直过着比较宁静的生活，现在终于都感到了来自异域的危险。埃及人在威尼斯的帮助下在红海上建立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粉碎了葡萄牙在阿拉伯海北部巡航的一支小舰队，这支小舰队的司令是阿尔梅达副王的儿子。阿尔梅达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军力，准备与阿拉伯人决一死战。1509年，在第乌岛附近的海战中，葡萄牙舰队打败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联合舰队。这场战争中出现了后来的殖民战争通常有的情况：不多的殖民主义军队打败了被征服民族的庞大武装。这次作战中，葡萄牙人出动了19艘船只，1800多士兵，而失败的一方则出动了2000多艘船和20000多个士兵。应该承认，当时东西方间武器的差异还不是很大，何况埃及人还受到了威尼斯人的帮助，所以葡萄牙人得胜的关键是其将士的素质，而失败的一方可能还有缺乏统一指挥、意见分歧和彼此观望等问题。

　　阿尔梅达的胜利使葡萄牙人大受鼓舞，国王把他召唤回国。但返国途中，他在好望角与霍屯督人的冲突中被打死。

　　3.果阿成为葡萄牙东方殖民活动的中心

　　葡萄牙人称霸印度洋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阿尔布克尔克接过印度副王的职位。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进攻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1510年3月他占领果阿，但由于大批印度军队逼近果阿，他暂时弃城出走。10月底他聚集大军再次攻占这座城市，然后下令处死城内所有的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他在给国王的信中说，他杀死了6000（一说8000多人）人。从此，果阿成了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活动的中心。但只占领这一个城市是不够的，阿尔布克尔克在印度西海岸另外建立了一系列要塞，建立起对这一带许多主要港口城市的统治。通往印度各地海岸的主要航道都处在葡萄牙军队的控制下，没有他们的允许，任何商船都不准在印度洋上航行。对于未经许可而擅自在他们控制区内航行的船只，他们毫不留情地加以击沉或将其抢劫一空。对这些船上的船员，他们像对待海盗一样严厉地加以惩处。东非的阿拉伯城市都向葡萄牙人纳贡。他们还深入到阿拉伯半岛西部的许多港口，甚至威胁吉大港。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重新夺取霍尔木兹要塞，牢牢地控制了波斯湾的贸易。此后，葡萄牙占领着这个要塞达上百年之久。

　　此后，葡萄牙继续巩固在印度洋上的霸权。16世纪30年代先后占领印度的伯塞恩和第乌，该世纪中叶取得对锡兰（斯里兰卡）的控制权。葡萄牙人在印度的着眼点是贸易，只着眼于占领一些沿海港口。其巩固占领的措施多种多样：在这些港口建立炮台，与当地人通婚，向当地酋长每年发放黄金津贴，使之承认葡萄牙人的霸权。

　　（二）占领马六甲

　　1.征服马六甲

　　控制印度洋不意味着完全控制香料贸易，香料的主要产地在更远的东方。长期以来，东方向西方出口香料有两个重要港口，一个是印度的卡利卡特，另一个是远在印度以东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香料都是通过这儿运往西方的。葡萄牙人虽然控制了卡利卡特，但马六甲的香料贸易，基本上仍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这时期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限于马六甲海峡以东海域）。如果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仍必须向从东方马六甲来的阿拉伯商人手中购买香料，这意味着被打败的阿拉伯人依然可以从葡萄牙人手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另外，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控制也还是相对的，阿拉伯商人还是有办法继续把马六甲的香料运往红海。他们的三角帆船从锡兰以南的海域远远驶过，再进入红海，对此葡萄牙人仍有点鞭长莫及。只有占领马六甲，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

　　可见，要控制香料贸易，仅称霸印度洋是不够的，香料的主要产地不在这里，而在更远的东方。要掌握香料生产的源头，必须进一步往东扩张。1508年，葡萄牙国王批准了与马六甲建立商业联系的计划，派出洛佩斯·德·塞克伊拉率领的船队，其任务是从马六甲苏丹那里获得贸易许可证。塞克伊拉到达柯钦，协助阿尔梅达取得第乌海战的胜利后，就在当年趁着春季季风驶往马六甲。

　　马六甲（我国的文献称“满剌加”）处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东洋和西洋之间。关于这时期马六甲的情况，16世纪初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有过较详细的描述。这位从意大利波伦亚来的叫瓦尔塞玛的人往香料群岛游览了一番，往返经过马六甲。回国后，他马上出版了关于这次旅行的游记（1510年在罗马出版）。据他说，这座城市是80年前中国人决定建造的，但城里的居民都是穆斯林。这里的人称印度人为西方人，而称其以东的中国人、爪哇人等为东方人。马六甲商业繁荣，来这里的船只要比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都多，各种各样的香料都运到这里来，还有大量的檀香木等，苏丹专门设立一个官员处理外国人的诉讼。由于位置重要，马六甲是当时东南亚和南亚各种势力争夺的地方，外来人不太容易在短时间内搞清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所以这位旅行家竟然满怀偏见地说马六甲人是“世界上所曾有过的最坏的人种”。

　　塞克伊拉1509年来到马六甲，向这里的苏丹递上了葡萄牙国王的信。据说开始时苏丹同意了葡萄牙人的经商要求，但阿拉伯商人要保护他们尚余下来的这个重要“领地”，说服苏丹对葡萄牙采取敌视态度。塞克伊拉见形势危急，及时逃离，但他的部分属员被杀或被捕。1511年，印度副王阿尔布克尔克亲自率领一支18艘船只的舰队来到马六甲。这时马六甲的苏丹与暹罗（今泰国）和中国均处于不和状态，政治上比较孤立。葡萄牙人采取分化政策，把在这里的穆斯林商人和非穆斯林商人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取得了一些非穆斯林商人的暗中帮助。大概是葡萄牙的船长中有的认为没有必要与马六甲的苏丹为敌，所以在开始进攻前阿尔布克尔克对属下官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说明葡萄牙占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他说道：“我们占领这座城市就是为国王曼努埃尔效劳，因为这里是所有调味香料和药材的来源，摩尔人每年从这里把它们运到海峡（曼德海峡），而我们却无法阻止他们……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把马六甲的这种贸易从他们手中夺走，开罗和麦加就将彻底崩溃，而威尼斯的商人如果不到葡萄牙来购买，他们就得不到香料。”简言之，他认为，只要占领了马六甲，全世界的香料都将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

　　葡萄牙人很快攻下了这座城市。阿尔布克尔克不愧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将领，时时不忘缩小打击面和分化瓦解异己力量的重要性。一方面他按当时的习惯怂恿士兵在马来人居住区大肆抢劫和屠杀；但另一方面，他下令不要骚扰印度人（不包括支持这里苏丹的来自印度古吉拉特的移民）、缅甸人和爪哇人的居住区。

　　2.巩固对马六甲的统治

　　此后130年（1641年被荷兰人占领）葡萄牙人一直统治着马六甲，附近的爪哇、柔佛和亚齐无法忍受葡萄牙对这一海峡的控制，不断与葡萄牙人发生战争，大小战争不下50余次，但葡萄牙均立于不败之地。其重要原因是葡萄牙人能利用上述各地相互间的商业和政治等的矛盾，使其不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在这里拥有常驻舰队，并修建了坚固的要塞。这个要塞是在阿尔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后开始建筑的。他命令爪哇人到乡下去搜捕“逃犯”，用铁链把这些“逃犯”锁在工地上，强迫他们建筑炮台，被迫为葡萄牙人修建炮台的还有原马六甲苏丹王室的1500名奴隶。要塞矗立在马六甲东南方的海滨，墙厚约2.44米，四周共筑有7个炮台。这个要塞被称为“第一个在东南亚的近代欧洲式的城堡”，它的三面由马六甲河环绕，临海的一面海浪滔滔，每逢月中，水位很高，200吨的船只可沿着要塞边驶进来。这里是葡萄牙统治当局的核心，里面有总督府、主教堂、国家政务会礼堂、慈善兄弟会礼堂、五个教堂和两个医院。要塞里通常有驻军300人，很少超过500人。在1606年荷兰和柔佛通常有驻军300人，很少超过500人。在1606年荷兰和柔佛联合进攻马六甲时，只有80个葡萄牙人和几个日本雇佣兵。1515-1520年，平均有14个月以上是在200人以下。如果战事吃紧，他们能依靠这个堡垒抵抗进攻，坚持到果阿援军的到来。

　　葡萄牙人与暹罗签订商务协约，他们还在对华贸易的主要港口阿瑜陀耶（暹罗首都）、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壮大年建立商馆。马六甲是葡萄牙人在东南亚商业活动的大本营，在被西班牙兼并以前，即使经常处在威胁中，它依然非常繁荣，贸易量不断扩大，获得巨额的利润。

　　应该说，阿尔布克尔克是个很有才华的军人。他知道做个殖民主义者什么时候需要残忍，什么时候必须设法取得人们的好感；抚慰一部分他需要的人，狠狠打击他的主要敌手。他亲自接待来自暹罗、占婆、爪哇等地的使者，派出舰队去考察摩鹿加群岛（又译“马鲁古群岛”，即香料群岛）。靠了这些手段，他很快巩固了对马六甲的占领，马六甲也很快恢复了过去的繁荣。把各种事情安排停当后，他率4艘船回到了印度，留下11艘船保卫马六甲。

　　阿尔布克尔克对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515年再度夺取霍尔木兹后他染上了重病，葡萄牙国王想召他回国，他死于从霍尔木兹航行到果阿的途中。临死前，他在致国王的信中建议：“如果您想永久统治印度，那么您就要如同以前一样地行动，使印度自己来支撑自己。”即从印度本身获取财富来统治和奴役印度，这就是殖民主义的秘密。

　　3.马六甲成为葡萄牙人的摇钱树

　　葡萄牙人在控制马六甲的100多年时间里，不仅通过香料贸易获得高额利润，还通过港口“管理”盘剥经过马六甲或到这里来贸易的商人。他们一方面对进入马六甲港口进行贸易的商船抽取高额关税，另一方面强迫所有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到马六甲贸易。凡不来马六甲贸易的商船，不准其通过这条海峡。为了实行有效控制，他们派出舰队日夜在海峡上游弋，迫使过往商船回航纳税，对不顺从者用快艇追击，没收货物，并将其船只焚毁，甚至把船员作为奴隶。中国商船同样受到劫掠，据《东西洋考》记载：“佛郎机（按：明代文献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

　　16世纪里，葡萄牙在马六甲的税收不断攀升。1544年以前，向来自印度的所有货物征税6%，但运往中国的货物中有1/4必须打8折卖给葡萄牙人。为此，商人们往往把卖不掉的货物拿来应付，并设法高估价格，但葡萄牙的官员也十分狡猾，商人们还是不得不廉价向他们出售商品。这时，马六甲港口的税收每年有1.2万或1.5万杜卡特，果阿当局认为这一数字太少，怀疑征税过轻或怀疑官员有贪污行为，于1544年派了监督西芒·博帝略来马六甲整顿税收。博帝略规定除了粮食外，其他货物一律纳税6%。从1547年起，对从孟加拉来的货物的征税增至8%，从中国来的货物增至10%。这样，马六甲的税收每年达到了2.75万杜卡特，到1600年竟达到8万杜卡特。

　　在荷兰人取代葡萄牙的那一年（1641年），有人记录下了当时葡萄牙在马六甲的税收及其在中央和地方间分配的情况：所有进口的货物，除粮食外，都须纳税9%，其中6%归国王，3%归地方；出口税为4.5%，其中3%归国王，1.5%归地方；船舶来境，须纳人头税，凡船员少于5个马来人的，每人纳人头税半个里尔，超过5个人的船舶，须纳3葡元；爪哇人和马六甲人免税；所有船只都须付下碇费，这项收入由国王赏给达·伽马的后裔；所有出境船舶须付许可证费。对于像英国这些与葡萄牙敌对的国家的人，葡萄牙人勒索得更厉害。1636年，他们要求在澳门、马六甲和果阿等港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纳税，税率有时为9%，有时为20%。

　　在控制马六甲的130年时间里，葡萄牙人作出了非凡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三）往香料群岛扩张

　　巩固对马六甲的占领后，葡萄牙开始往香料群岛扩张，这是一场控制香料生产源头的斗争。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小小的葡萄牙也太得寸进尺了，但无限制的扩张正是这些葡萄牙人的思维定势。近代殖民主义者从来不为自己设定什么扩张的边界，惟一的边界就是他们自己是否还有扩张的潜力。

　　香料群岛，通常叫摩鹿加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在苏拉威西岛和巴布亚岛之间，赤道从中穿过，由大约1000个小岛组成。这里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适于香料作物的生长，是东方的主要香料产地之一，很早就有“香料群岛”的美名。总人口188万（2000年），首府是安汶。

　　1511年11月，阿尔布克尔克令安东尼奥·德·阿布雷乌率领3艘船前往摩鹿加群岛侦察，船队先后到达安汶和班达群岛，并在塞兰岛登陆。他们绘制了松巴哇、帝汶、安汶、塞兰等岛屿的地图。返航途中船队遇上风暴，有一艘船在班达海上触礁沉没，船长弗朗西斯科·塞尔旺获救，被带到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又译“德那地”）岛，担任苏丹顾问，在该岛居住了9年。塞尔旺也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他设法使特尔纳特的统治者与葡萄牙缔结了同盟。1521年葡萄牙人在该岛修建了炮台等军事设施。

　　1520年葡萄牙人占领小巽他群岛最东面盛产檀香的帝汶岛；1522年其舰队到达爪哇的巽他葛拉巴（雅加达）；1545年他们又在万丹建立贸易基地。万丹是当时向印度和中国输出胡椒的主要港口。葡萄牙人又同文莱苏丹缔约，取得通过苏禄群岛和苏拉威西（西里伯斯）海北部航线的航行权。1535年，在特尔那特的葡萄牙人废黜了这里的国王塔巴里奇，并把他遣送到果阿。在果阿他皈依了基督教，然后把安汶岛送给自己的葡萄牙教父弗莱塔斯。1545年他在回国途中死在马六甲。

　　1562年和1564年，安汶和特尔纳特两个岛屿先后变成了葡萄牙的属地。这样，葡萄牙人终于控制了东方的香料产地。每当11月东北季风吹来，他们便把丁香、肉豆蔻、胡椒等等，一船一船地运回欧洲。这些香料，有的是低价买来的，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强迫地方纳贡来的。运回欧洲赢利非常可观。据当时物价，1公斤胡椒在印度售价为2-5个杜卡特，而在里斯本则高达50个杜卡特。这类香料葡萄牙商船每年向里斯本运销达7000吨。

　　高额商业利润使大量财富落到商人和贵族手里，其中葡萄牙国王得利最多。史料记载，1495年至1521年在位的曼努埃尔国王，生活极其“奢侈和豪华，是罗马皇帝以来从未有过的。他的宫殿是最华丽的，他的宴会是最奢侈的，他的大使是欧洲最阔气的”。但葡萄牙人在香料群岛以“贪婪”而臭名远扬，1546年到过安汶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写道：在摩鹿加，人们对葡萄牙语的了解，只限于“掠夺”这个动词的变化。

　　当然，葡萄牙人的殖民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1575年特尔纳特人驱逐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于是转移到蒂多雷（今称“索阿休”），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碉堡。特尔纳特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反葡萄牙的伊斯兰国家。

　　葡萄牙人在香料群岛中长期占领并有持久影响的是帝汶岛，后来受荷兰人挤压，它的影响限于该岛东部，即后来的东帝汶。

　　（四）经营澳门

　　1.阿尔瓦雷斯踏上中国的土地

　　建立和控制香料群岛--马六甲--果阿--葡萄牙的直接贸易联系，只是葡萄牙建立东方帝国梦的一部分，中国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人的心目中，印度、中国及日本都是他们所要到达的目标，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几乎是同义词。这在哥伦布的梦想中，在当时意大利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给哥伦布的信中都可看到。但在16世纪时，西方人，主要是首先通过海路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人，还不具备征服中国的力量，他们连像在印度那样控制中国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也做不到。

　　在明帝国的鼎盛时期，皇帝关注着他认为重要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他认为不屑一顾的地方才有可能例外。在东方从事扩张的葡萄牙的要员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据说，阿尔布克尔克征服马六甲时，港口内就停着5艘中国商船。他没有敌视中国商船，而是设法取得这些中国商船的帮助；同时他也希望让中国人看看他的军威，使这些中国人感到害怕。在占领马六甲后，他老练地与周边的政治势力打交道，但不忙于与中国打交道，因为他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必须先取得葡萄牙国王的授权再派使臣前往中国。

　　理论上虽这么说，葡萄牙人还是按捺不住进入中国的心情。大约在1513年或1514年，葡萄牙驻马六甲的总督派船长阿尔瓦雷斯（澳门人常译作欧维士）率船驶往中国。在海外中国商人指引下，阿尔瓦雷斯驾船抵达广州附近海面。表面上他以商人身份出现，运香料来广州销售，未与地方当局有任何官方交往，实际上是刺探广州门户的情况。但当地港口管理人员未允许他上岸，他只得进行船上贸易，获了一笔厚利。接着他溜上屯门港隔岸的南头岛，按葡萄牙探险家的习惯，在这儿偷偷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葡萄牙国王的标志，表明他们发现了新的土地。据说与他同航病死的儿子就埋葬在这块石碑下面。1515年，又有一位为葡萄牙服务的意大利人在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的派遣下，满载香料来到珠江口贸易，获利20倍而归。这两次行动都未与中国地方当局发生接触，算不上是官方来往。不过，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葡萄牙把香料运到中国居然可以赚到与运回葡萄牙一样多的钱。当时中国也使用大量香料，香料就在中国的大门口，但中国人自己不去贩运香料，而是让远在西欧边陲的葡萄牙人把香料送上门，让他们赚去大钱，真是咄咄怪事。

　　2.皮雷士使团在广州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根据马六甲总督的报告，决定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节。他任命费尔南·佩雷斯·安德拉德为船队指挥，并命驻印度总督选出一位使节，总督看中了时在马六甲总督手下的商务秘书皮雷士，他曾写过《东方诸国记》，是一位有心于研究东方各国情况的人。安德拉德先来到印度科钦，然后往东航行到苏门答腊采购胡椒，准备随船带到中国销售（他们总是不忘做生意）。不巧船只失火，但他还是安然来到了马六甲。1516年8月，费尔南·安特拉德率4艘船离开马六甲驶向中国，由于中途遇到风暴，又驶回马六甲。次年4月，他率8艘船再次离开马六甲往中国进发。8月15日抵达珠江口。葡萄牙人讲政治时总不忘做生意，船上装满了胡椒。

　　广东海防军巡逻船不明来船底细，担心是海盗到来，向这些不速之客开了几炮。葡萄牙人没有还手，而是升起旗帜，表示和平，并向中国巡逻船队声称自己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遣前来觐见中国国王的使团。当地的海防备倭指挥表示要把此事向广东当局报告，待答复后再通知。

　　但葡萄牙人等得不耐烦起来，派两艘船闯向珠江口示威，不料船被风暴折断桅杆，只得退回修理。船修好后，葡萄牙人又全副武装找备倭指挥，威胁着要自行驶往广州城。

　　过了一两天后仍未见回复，他们便顺江而上，途中也未遇什么阻拦。按当时防倭寇的有关规定，未经上级批准外国商船是不许进入珠江口的，为什么这些葡萄牙人驶往广州竟无人阻拦？现存葡萄牙人的文献暗示，可能是他们对备倭指挥采取了威胁加行贿的方法，备倭指挥得到好处后，默认了葡萄牙人的行动。当然，实际情况也可能是葡萄牙人恃强闯入。

　　费尔南·安特拉德和使团所乘的两艘船抵达广州内港后，广州市舶提举吴洪赐将他们安排在市舶司的外宾招待所--怀远驿，并向广东俭事兼代海道副使的顾应祥汇报。顾应祥亲自前往探视，葡使团的翻译原是中国江西人，他向顾说明他们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遣到中国来进贡的使团。顾应祥马上派人到梧州向两广总督陈金报告，总镇太监宁诚、总兵郭勋和总督陈金先后到广州来接见葡萄牙人。葡使团带来的礼物有珊瑚、金盔甲、玻璃、三刃刀等。总督陈金向葡萄牙人说明他将把此事上奏朝廷，等朝廷批准后方可进京。

　　北京明政府的批复使葡萄牙人十分失望：不让他们进京朝贡，对他们带来的货物按价收购，人员就地返航。

　　3.大喜大悲的北京之行

　　工夫不负有心人，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有赖于事在人为，费尔南和皮雷士不甘心无功而返，赖着不走，通过到处钻营找门路，终于又取得了进京的许可。按《明史》的说法，是他们买通了皇帝身边信任的宦官，大概指的是在两广的三堂镇守太监宁诚，使朝廷一下子又改变了主意。

　　打通关节的执行人无疑是葡萄牙人带来的华裔翻译，中国人总比外国人知道应该如何办那些看来办不成的事情。

　　葡萄牙人在广州并未住入官方安排他们住宿的怀远驿，而是要求广州当局在江岸边给他们一所房子作为商馆。他们一边把这所房子用来经商，卖掉香料，买回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同时以此为掩护，秘密潜入城市各处探视，搜集各种情报。当时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写的书说，一个叫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人趁中国元宵节爬上城墙，跑遍整个广州城头，弄清了防卫塔楼共有90个。

　　1518年9月，费尔南·安特拉德回到马六甲，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他被看成是“发现中国”的英雄，受到国王和王后的欢迎宴请，国王夫妇饶有兴趣地向他打听了关于中国的种种情况。

　　中国这边，葡萄牙使团于1520年1月23日离开广州港乘内河船溯北江航行，到梅岭后从陆路来到明朝陪都南京，想朝见南巡到南京的正德皇帝（明武宗，1506-63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兴衰1521）。这时正德皇帝借平定宁王叛乱的名义到江南游玩，但不想在南京接见他们，而是命令他们到北京等待觐见。使团的中国翻译贿赂武宗的宠臣江彬，江彬把他引见给正德皇帝，皇帝为寻开心，向他学习葡萄牙语。不过这只是提高了这位翻译在葡萄牙人心目中的地位，皮雷士最终未能与皇帝见面，因为先期到达北京并住在北京四夷馆的这些葡萄牙人，1521年1月18日好不容易等到皇帝北返，但皇帝一回京就病死了。也有一种说法是，在南京，正德皇帝在接见翻译时就接见了皮雷士，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按常规，哪有接见翻译而不接见使臣之理。

　　他们跟到北京，也许是因为建立通商朝贡及回赠礼物等问题，皇帝需要与有关部门商量。

　　但主张与葡萄牙人拉一点关系的皇帝一死，问题又急转直下。主要问题是皇帝拆开葡萄牙国王给他的信时，没有看到葡萄牙愿成为中国藩属之类的话，而此前费尔南·安特拉德给皇帝的信中是有这种说法的。朝中一些大臣趁机向皇帝讲述葡萄牙人的劣行，说马六甲原为中国的藩属，但葡萄牙不打招呼就武装占领了这个地方。

　　御史丘道隆上奏说，只有葡萄牙人归还马六甲领土，才能考虑其朝贡的问题，否则应该声讨问罪。另一个御史何鳌控告葡萄牙人在广东和在北京的恶劣行为。还有广东地方官上奏，说葡萄牙人在广州外港侮辱上船征税的中国官员，强行阻拦在广东的其他国家的商人经商，还讲到他们侵扰、勒索的丑行，及擅自修建堡垒和进行间谍活动等等。流亡在外的原马六甲国王也派亲属到北京揭发葡萄牙人，要求中国帮他复国。

　　这样，新登基的皇帝嘉靖就不可能与这些十恶不赦的葡萄牙人打什么交道了，他马上把葡萄牙人的中国翻译和他的靠山江彬处死，又把皮雷士逐出北京，令其经广东出境。当他到达广东时，发生了中葡在屯门的军事冲突，于是皮雷士被就地监禁起来，后病死于狱中。

　　4.葡萄牙殖民军与中国军民的冲突

　　葡萄牙使团落得这个下场，也不能全怪明政府的锁国政策，主要是他们随意消灭明属国马六甲王国，及其在中国各地横行不法所致。

　　费尔南·安特拉德走后，他的弟弟西蒙接替了他的职务。据西方史料记载，西蒙在短短时间内就劣迹昭昭，让人痛恨：他像对待非洲被征服的土著那样对待中国人；在南头岛上建立堡垒，把它作为殖民据点，僭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在岛上以国王自居，无视中国国法，擅自判处水手绞刑；支持强盗，从事绑架和各种邪恶行为，包括贩卖人口，如1519年后不久就把一些中国人当作奴隶运往印度果阿和欧洲；掠走和奸淫中国妇女；中国官员奉命到屯门港收税，他竟加以殴打并撕坏其帽子；拦劫、勒索其他国家在华商人等等。就连1521年前来接替他的职位的卡尔沃（或译卡尔佛、卡尔乌）也斥他不愿遵守中国国王的命令，要和中国开战，从事杀戮和洗劫，犯下了“无穷的罪行”。当时葡萄牙的殖民主义者，大部分都属这种无法无天、嗜钱如命的亡命之徒。这些行为决定了皮雷士被逐的命运。

　　不久后，广东地方的中国军民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打了两仗，把他们赶出了中国。第一次发生在1521年。

　　葡萄牙国王命令卡尔沃率船东来，在马六甲他与第一次来华的阿尔瓦雷斯会面后，一起来到屯门港，这时广东官府已接到朝廷命令，驱逐作恶多端的葡萄牙人。广东省海道汪鋐为主帅的广东军队令葡萄牙人退出中国港口和岛屿，但西蒙一伙和新来的卡尔沃、阿尔瓦雷斯不服从，这年6月，战争暴发。开始时明军处于不利地位，但后来采取了许多办法，派水兵潜水把葡萄牙人船只从底下凿空，用火船攻击葡萄牙的船只，将其烧毁，又仿造葡萄牙人的火铳作武器。葡萄牙人损兵折将，被俘、被杀的人数不详，最后葡萄牙人只剩下3艘船，每艘船只剩下8个人。卡尔沃等乘暴风雨逃脱，于10月末逃抵马六甲，阿尔瓦雷斯在此次战役中病死。

　　1522年，又一个葡萄牙国王派出的武装使团来到广东，以哥丁霍为首。这是根据费尔南·安特拉德的报告作出的新的安排，国王作出这种安排前还不知道费尔南·安特拉德走后皮雷士使团的命运，也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战斗。哥丁霍率领6艘船来到马六甲后，才知两国关系已经恶化，但他却不识形势，带上从广东逃回的败将卡尔沃等人，率船队向广东驶来。广东海防军早已奉命严阵以待，在香山县西草湾拦截。葡萄牙的船队一面还击，一面强行闯向珠江口。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奋战，擒获其官兵42人，斩首35人，缴获葡萄牙船2艘，哥丁霍等人得以逃脱，中国方面王应恩等战死。

　　此后一段时间，珠江口内外恢复太平。但仍有一些小插曲，令人深思。被关进广州监狱里的几个葡萄牙人竟想方设法买通人情，于1534、1536年先后两次把信件送到来华的葡萄牙人手中，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征服、灭亡中国的计划。

　　5.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当时的葡萄牙政府当然还不具备这种征服中国的力量，在无法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只得求其次，设法找一种中国皇帝和中国官员可以接受的办法，与中国通商。葡萄牙人被逐出珠江口后，北上来到浙江，与中国的走私者和海盗相勾结。被驱逐出浙江沿海后又南下来到福建，在漳州所属的浯屿、月港、梅岭等地活动，不久，又因非法行为被赶出福建。于是又南下再次进入广东，先后在南澳岛、上川岛、浪白岛活动，最后伺机进入澳门并在此定居下来。这些葡萄牙人对中国军民犯下了许多罪行，令人讨厌和痛恨，但有一点值得我们赞叹：他们想与中国通商的追求是何等执著！

　　关于葡萄牙如何占据澳门的问题，不同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说法。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努力失败后，广州海面上的一些岛屿，较后包括澳门，就成了两国商业接触的地点。由于一定程度的通商能满足人民生活与政府统治的需要，所以地方官员认为只要这种交易不在广州进行，就默许这种行为存在。

　　1554年葡萄牙一支船队的指挥索萨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签订协议，算是两国间建立了正式的贸易联系。但这不是说葡萄牙可以居住在澳门，而是他们可以到澳门来贸易。被西方人尊为“澳门缔造者之一”的西班牙传教士戈列高里奥·冈萨雷斯从1553年起被派到澳门传教，当时澳门还只许葡萄牙人随船来贸易，贸易完毕，外国人随船离境。当他1553、1554年两次不随船离去，擅自在澳门留下过冬时，曾两次被拘留，待来年葡萄牙人的船只到来时再释放，但1555年起他得到允许在澳门过冬，不再受到拘留。这意味着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默认。

　　中国人写于18世纪中期的《澳门记略》是这样解释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居住地的原因的：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商人借口遇到了风暴，要求到澳门岛上晾晒货物，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葡萄牙人渐渐在这里建造房子，澳门遂成为葡萄牙的据点。耶稣会传教士塞梅多（他在中国住了22年）在17世纪中期写的《大中华君主国叙事》则是这样讲的：澳门是一个礁石密布的小岛，易守难攻，很容易成为海盗的巢穴，常常麇集着许多海盗。中国人大概是觉得剿灭这些海盗很麻烦，不愿做这种事情，但他们知道葡萄牙人骁勇善战，于是便同意说只要葡萄牙人能够赶走这些海盗，就把这个岛屿让他们居住，葡萄牙人剿灭了这些海盗，于是澳门就成了他们的家。对这样的说法，中国学者一般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查无实据的荒谬之言”。当然，葡萄牙人未经正式授权便在澳门稳稳居住下来，这是事实，广州或广东的地方官难脱干系，北京的嘉靖皇帝是不太可能知道这种事情的。

　　澳门的崛起，与这一地方通商便利、气候宜人分不开，加上当时的葡萄牙人正是蓬蓬勃勃向上发展的时候，充满了生气。但数目不多的葡萄牙人管理下的澳门要在当时尚十分强大的中华帝国的眼皮底下发展，还需要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造成的弊病。中国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商人失去了与葡萄牙商人在东南亚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使得葡萄牙人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广东与外界的贸易联系，加上这时的葡萄牙控制着马六甲，对东南亚的贸易已颇有影响，谁都很难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在地方官看来，让他们在澳门居住下来经商，可能是一个既不触犯天条又能便利商业往来的权宜之计，因为澳门在这时是一个荒岛，对官方来说并无利用价值，而通过他们来进行的货物贸易，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的互通有无，却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和政府所需要的。

　　6.以澳门为中心的航线和贸易

　　大约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又开通了与日本的贸易航线。这样，澳门日见重要，形成了以澳门为转运中心的几条重要航线：澳门到日本长崎，澳门到马尼拉，澳门到东南亚各岛屿，如摩鹿加，最重要的是澳门--果阿--欧洲的航线。后者是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最重要的主航线，大帆船的时代，在这条航线上航行的葡萄牙船只每艘载重量在1000-1600吨之间，可容纳五六百人。这类大帆船装满中国货物从澳门起航，越过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果阿或印度的其他港口，然后经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中的马留，一直航行至坦桑尼亚海岸，绕过好望角后沿非洲西海岸北上，最后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全程约19000多公里。运来的中国货物从里斯本销往欧洲各国。

　　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从果阿进口货物运到广州销售，又从广州进口货物运到果阿销售。葡萄牙的大帆船船体太大，不能溯江直到广州城，只能停在澳门，然后用小艇沿江转运。从果阿运来的象牙、天鹅绒、皮货、葡萄酒，橄榄等货物，获利有限。葡萄牙商人的着眼点是把中国货物运回欧洲，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为此他们带来白银，收购中国货物。1585年至1591年间，从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达20万两之多。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运往果阿的中国货物有：粗白丝、黑金、铜、麝香、水银、朱砂、白糖、木材、手镯等。

　　7.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异族社会

　　在澳门聚居的葡萄牙人渐渐增多，很快形成了一个雏形的政府与社会。最初的政府在1560年左右开始形成，有一名首领、一名大法官和一名大主教，他们下面有几个维持秩序的士兵。皇家舰队司令在往返日本途中常在澳门停泊，这时他是最高行政长官。这些官员是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选举结果要受到葡属印度副王的批准。主要官员下面还出现了其他较重要的官员，如高级市政官、检察官、法官等，他们组成了议会，此外还有财政官。如果有人对这里法院的判决不满，可以向在果阿的最高法院上诉。果阿法院的判决是最终判决。

　　到1563年，澳门作为一个商贸中心已初具规模。葡萄牙人已达到900个，不包括他们的孩子，其他外国人的数量比葡萄牙人要多，马六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有几千个，这些外国人中有的是商人，大多数是仆人和奴隶。不过，中国人住在澳门的即使有也很少。

　　这样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异族社会就在广东地方官管辖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一些人对此熟视无睹，但也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不安。也许是由于通商的必要性，这些地方官并不想取缔它，而是一方面有意无意地默许它的存在，另一方面大概是害怕它的影响又想把它与其他地方用某种方式隔离开来。1574年，中国方面在大陆与澳门间设立了一道闸门，由一个军官率领一队士兵把守。目的是防止外国人进入大陆，进入者需持有中国官方的通行证；同时这也是为控制澳门的粮食供应而设立的。另外，这似乎还意味着大陆与澳门的一种界线划分。这道闸门定期开放，以便把粮食运入澳门。开放时，人们可以在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集市中买卖粮食，集市结束后，闸门重新关闭。闸门上刻着“畏威怀德”几个字，中国官员希望通过粮食供应使澳门的葡萄牙人不致行为越轨。当然，这不一定就是万全之策。1582年，两广总督召见澳门的首领、大法官和主教，要他们就统治澳门的权利作出解释。澳门当局颇为担心，最后派出了两位代表来到两广总督的驻地肇庆，一位是富有经验且与中国官员交情深厚的法官佩内拉，另一位是意大利的传教士。据说，开始时他们受到了总督的叱责，因为他们不以中国的法律而是以葡萄牙的法律治理澳门，总督甚至威胁说要剥夺他们与中国贸易的特权，把他们赶出澳门。但过了24个小时后，总督的口气就明显缓和下来，大概是由于送给总督及其他有影响的官员的厚礼很快起了作用，这些礼品包括天鹅绒、镜子、丝织羽纱、水晶及其它从欧洲来的一些商品。最后，总督和颜悦色地说：只要他们服从大明皇朝的法令，可以继续在澳门住下去。

　　就这样，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慢慢巩固起来。谁也想不到，大半由于当时对外交往的需要和中国的多灾多难，这一统治后来竟绵延了400多年。

　　（五）把日本纳入帝国势力圈

　　1522年葡萄牙人在广州海面失利后，一些人窜到浙江沿海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葡萄牙商人和冒险家也来到这一带，活动中心在双屿岛。约20来年后，这里已是葡萄牙人一个颇为重要的定居点和贸易中心。

　　1543年，一艘从暹逻（泰国）到宁波的葡萄牙船只在途中可能被风吹离航道，意外地来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之南的种子岛，船上的人员中有三个葡萄牙人，他们是最早来日本的欧洲人。当时日本的记载是这样讲的：8月中旬，种子岛西村居民发现一艘大船停泊岸边，不知来自什么国家；船上有百来人，他们的相貌与常人不一样，说着村民听不懂的话，看见他们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后来随船的中国向导作了解释，才知道他们是“西南蛮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商人。葡萄牙人带来了许多日本人不曾见过的商品，特别是其中的鸟铳，长2-3尺，中空外直，装上火药可以射中百步之外的目标。射出时，“光如掣电，声如惊雷，闻者无不掩鼻”。岛民好奇，提出要学习使用和制造的技术。葡萄牙商人为博得岛民好感，也不保守，诚心相教，岛民们很快就学会了火药的合成法，也学会了使用鸟铳；但一些铁匠虽然诚心学习，精心模仿，却未能制造成功。

　　次年，葡萄牙人又来到种子岛，其中还有制造鸟铳的工匠，有一个岛民奉岛主之命学习制铳，他虚心请教，勤奋学习。据说他担心葡萄牙人不肯传授技术，便将女儿嫁与葡萄牙的工匠（但不久该女因病而亡）。一个多月后，这位岛民就学会了制铳的技术，此后鸟铳制造就在日本传播开来。

　　葡萄牙人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人渐渐成为日本西部地区各大名的贸易伙伴，他们往来于中国澳门和日本长崎之间，用中国的生丝、纺织品换取日本的银，赢利颇为可观。

　　葡萄牙人未曾考虑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在日本进行殖民，他们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贸易往来，比较平稳；但他们没有忘记在日本传播天主教，而这一传播却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过程。

　　前面讲到，葡萄牙人在亚洲对宗教信仰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宽容思想，而是他们审时度势作出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其实只要可能，他们的武力扩张总是伴随着天主教的扩张。早在亨利王子时期，他就是打着宗教的名义进行探险的，亨利王子本人就是葡萄牙骑士团的团长。1543年葡萄牙商人来到日本后，天主教也随即在日本传播。第一个进入日本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受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的派遣，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使者的名义来到东方。

　　1542年他到达印度果阿，接着来到马六甲等地，再乘中国商船于1549年来到日本鹿儿岛。他在山口建立传教基地，在日本传教三年，发展了许多信徒。在日本初步奠定传教的基础后，他打算到中国发展，于1551年离开日本到达中国广东台山的上川岛，因中国严格实行海禁，他无法进入大陆，次年死在该岛。此后不断有传教士来到日本，日本的天主教徒发展很快，16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堂多达200多处，教徒15万人，一些大名都先后入教。

　　到该世纪90年代，教徒发展到30万，占当时日本人口的1.3%，引起了日本最高统治层的不安。此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纷纷东来，日本的天主教徒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最终导致了17世纪德川幕府大举禁教，此是后话。

　　（六）在巴西殖民

　　1.最初的开发

　　上一节我们讲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国王派往印度的卡布拉尔的舰队因在非洲南部向西南绕了个大圈而发现了巴西。这些葡萄牙人在巴西停留了一个星期，上岸进行了考察，与土著进行了初步的接触。随船的书记员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此后若干年，对葡萄牙人来说，巴西还不是一个有太大价值的地方。不过，葡萄牙绝不会随便放弃一块新发现的领土。

　　发现巴西的第二年，葡萄牙政府组织了一支考察队，这支考察队沿巴西海岸航行了3600公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葡萄牙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利用巴西：一方面把它当作派往东方的船只的停靠站，另一方面采伐这里产的一种木材--巴西木。巴西木十分坚硬，可以制作家具和船只，而且树心殷红，可以作染料。由于这时政府正忙于远征印度洋，所以1503年时，便把巴西木的开采和贸易承包给一个叫费尔南·德·罗洛尼亚的商人。承包的条件是，他必须每年派一支船队考察1300里格的海岸线，在他认为适当的地方设立商行。这样，葡萄牙与巴西间建立了正常的贸易来往，巴西海岸出现了第一批白人的据点。这时的贸易情况从现存的一些材料上仍依稀可见。1511年的一艘商船所载货物的清单是这样的：5000根巴西木、几名奴隶及许多猴子和鹦鹉。另一张货单表明，除从巴西运出上述物品外，还有3000张豹子皮和18000公斤棉花。

　　2.开始全面殖民

　　葡萄牙人发现巴西后，一些法国冒险家也到这里来经商。由于当时法国政府正忙于欧洲大陆的争霸，尚无暇顾及海外扩张，所以葡萄牙派出的小股部队还能起到保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不过小小的葡萄牙占据了巴西这么大的一块地方，着实让欧洲其他国家眼红，葡萄牙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在巴西扩大殖民规模的问题。

　　1530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船队在巴西建立圣维森市，移民们在这里的沼泽地上种植了第一批甘蔗，安装了第一台轧糖机。在一个叫若奥·拉马里奥的人的倡导下，葡萄牙人在距海岸几个里格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后来发展成今天的圣保罗市。

　　为进一步推动移民，国王若奥三世于1534年把整个巴西划分成很多块世袭的封地，赐给一些小贵族，受赐者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推动移民和开垦荒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缺乏资金或当地土著的反抗等诸多问题，但政策的变化无疑有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殖民的速度加快了，圣维森特和其北部的伯南布哥很快繁荣起来。到1548年，葡萄牙人已在巴西沿海建立了16个定居的村镇。居民们大都靠经营种植园及与本国贸易为生，出口木材、糖、棉花和烟叶。就在这一年，葡萄牙开始在巴西建立总督制，首任总督托麦·德·索乌扎率近千名移民和第一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了巴西。

　　索乌扎把总督府建立在北部的圣萨尔瓦多，这座城市因而发展得特别快。1583年，在巴西的白人达到了25000人。这时的巴西主要生产甘蔗，巴西气候炎热，特别适合甘蔗的成长。在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人吃的糖主要来自新大陆，来自加勒比海上的岛屿和巴西。

　　3.不可一世的甘蔗种植园

　　在巴西，16世纪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最有利可图的是种植甘蔗。这工作从16世纪初就开始了，但要到1532年，葡萄牙船队从马德拉种植园运来种植甘蔗的专家并经过若干年试验后，巴西才出现美洲首屈一指的甘蔗种植园。伯南布哥和巴伊亚是最重要的两个蔗糖生产中心。在16世纪80年代，伯南布哥有60多台榨糖机，巴伊亚则有40多台。它们的产糖量占整个巴西产糖量的2/3，产品出口到欧洲。到1600年左右，巴西有了近200台榨糖机，支配了西方世界的蔗糖生产。它的榨糖技术有了很大改善，每台机器的产量是大西洋岛屿种植园的6倍。每年共产糖8000吨到9000吨。17世纪20年代，增至1.4万吨。17世纪后期，巴西的蔗糖优势渐渐消失，但到18世纪时，由于在今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大量金矿，巴西的殖民地经济再度繁荣。

　　关于当时巴西甘蔗种植园的情况，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洼地里一汪积水，在沿海的河道中运输船来来往往，土路上木轮车吱吱咯咯地响。种植园的建筑呈现为“三合一”的形式，即由三部分组成，主人的住房（叫“大屋”），奴隶住的木棚和榨甘蔗的工棚。种植园主权力无比，他骑马出门，耀武扬威。

　　至于在家里，只要他高兴，所有的女奴隶都是他的小妾，他不会因为女奴的肤色而却步，所以他的家庭大得出奇。他称王称霸，话说出来就是法律，简直像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

　　4.巴西印第安人的命运

　　随着殖民的进行，巴西的印第安人怎么样了？他们不是死去，就是沦为奴隶，或者躲到葡萄牙人无法接近的地方。

　　葡萄牙人把土著变为奴隶的办法有多种。一种是向印第安部落购买，一种是直接掳掠印第安人为奴，还有一种是引诱印第安人为他们做雇工，开始时付给他们工资，然后把他们转为债务奴隶。这后一种方式主要只适用于那些已经进入农耕的部落。这些方法中，最主要的是掳掠自由的印第安人为奴。为此，葡萄牙人组织武装深入内地抢人，这种武装组织叫“搜索队”。为了不至于在丛林里与印第安人相遇，因为这样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葡萄牙人往往派侦探进去，把某个部落的印第安人诱骗到沿岸一带，然后进行猎捕。有时他们也唆使一些印第安部落去攻打另一些部落，向得胜的部落购买战俘。这些方式往往造成大量印第安人伤亡。据历史记载，1504年就有人组织了这样的一支“搜索队”。这种“搜索队”有时能俘获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如1574年，有一支550人的“搜索队”在穆库里抓了约7000印第安人，后来将他们变卖为奴隶。像圣维森特和南帕拉伊巴地区的塔莫伊印第安人部落联盟，在被“搜索队”瓦解后，曾有10000名印第安人被生擒为奴。

　　从1540年到1570年间，印第安奴隶是巴西蔗糖的主要生产者，在里约热内卢的糖厂中，几乎全部劳动力都是印第安人。但不久后，印第安奴隶渐渐被黑人奴隶所取代。这一方面是由于瘟疫流行造成大量印第安奴隶的死亡，如1560年葡萄牙控制下的印第安奴隶有30000多人死于天花。另一方面，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不同意把印第安人变为奴隶，所以巴西的种植园主纷纷转用黑人作奴隶。到1600年，巴西已有约50000名黑人奴隶，占这里奴隶总数的一半。

　　5.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社会

　　1584年，一位访问巴西的耶稣会教士生动地描述了伯南布哥的社会，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巴西殖民地的发展情况。他说道，伯南布哥的人们相当富有，许多人拥有4万、5万或者8万个克鲁扎多（葡萄牙古币名，当时在葡萄牙，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除了衣服，每年只挣4个克鲁扎多的工钱）。也有少数人负债累累，主要是因为到几内亚贩运奴隶而亏本，因为奴隶们在路上大批死亡（可见当年贩运奴隶死亡率之高）。街道上妇女和儿童穿着各色各样的丝绒、大马士革的锦缎和丝绸。他还这样描述暴发户们的行为，可谓惟妙惟肖：一些阔太太神态傲慢，她们不参加做弥撒、不听布道、不做忏悔；一些先生爱讲排场，摆阔气，不惜花几百个克鲁扎多买一匹西班牙小马，有的人甚至一次就买三四匹。有钱人家的姑娘婚嫁时，当地要人、亲朋好友有的身着大马士革绸缎，有的身穿大红大绿的丝绒，有的是绫罗绸缎，甚至连开道的下人的衣服和马鞍的衬垫都是绸缎做的。这一天还要举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斗牛、掷棍、滚铁环等。他还讲到，这里有十多个糖厂主，他们轮流设宴，每天聚集在一起大吃大喝。这里每年光喝葡萄牙酒的酒钱就达50000个克鲁扎多，有几年竟高达80000个。按他的说法，伯南布哥远比里斯本要阔气得多。

　　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有两点颇值得我们注意。一点是他们与后来去北美的英国人不一样，一般都是单身来到巴西，然后与当地的土著妇女结婚，从而慢慢形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马麦卢科斯族。后来巴西的种族矛盾不像北美那样激烈，有赖于这种殖民方式。另一点是葡萄牙来的移民真正把巴西当成他们自己的家园来建设，不是仅仅为了发点横财就赶紧回到葡萄牙去消费。

　　其所以能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移民以穷人和政治上、宗教上受压制的犹太人为主，他们在自己的祖国里缺乏根基，而在殖民地里却慢慢有了自己的扎实基础。当然，上层人士一直留在殖民地的并不多。

　　（七）全盛时期的葡萄牙帝国

　　1.帝国的心脏

　　里斯本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小国葡萄牙成了帝国，首都里斯本是帝国的核心地区。随着帝国的建立，这个国家的宫廷开始膨胀，领取国家薪俸过日子的官员大幅度增加。

　　当时的作家对这种现象感到震惊。有一首著名的讽刺诗《骡子》，讲的就是一个驮夫的骡子也列入花名册领取国王薪俸的故事。

　　官员膨胀一定程度上是国王权力扩大的表现。曼努埃尔和若奥二世统治时期颁布了很多法律条例，如《曼努埃尔法典》成了国家权利和个人权利的根本大法。国王的权威不可动摇。

　　里斯本的旧王宫被废弃了，特茹河畔矗立起一座新的宫殿，宫殿的庭台是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式样，站在庭台上可以远眺特茹河的景色。特茹河边是海外公司堆放香料的仓库，从仓库里散发出来的肉桂和胡椒的香味整个王宫都能闻到。整个里斯本、整个葡萄牙都成了万里（顺便说一下，当代我国在西部各省市定居下来的沿海省市的人，有很多是上世纪80、90年代自发地到西部谋生的“流民”，他们能在西部扎根，其道理是一样的。他们发财后虽然有的也回家乡来发展，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适应了那儿的生活，特别是由于创业的艰辛，他们对新的家乡有了很深的感情）飘香的国度。1535年，葡萄牙诗人沙·德·米兰达又赞美又担心地写道：“我更担心里斯本，在肉桂的飘香中/使我国变得荒凉、乏人。”诗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这些还不明显。早在15世纪中后期，里斯本就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生气勃勃的城市。西方有学者作过这样的描述：

　　每年春天，一队队悬三角帆的轻快帆船运来一袋一袋的马拉吉圭塔胡椒、一捆一捆的象牙、一队一队的黑奴和一箱箱的金砂驶入塔古斯河（特茹河）。到秋天，它们又满舱装着红帽、鹰铃（按：指缚在鹰腿上的圆形铃铛）、威尼斯念珠和各式各样用以换取黑人黄金的物品启碇南行，舱面上则载着马匹以便向黑人酋长换取过高价款项。

　　在沿岸各个码头和古老城镇的一些窄街小巷里，从冰岛到喀麦隆各地的语言都能听到。从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佛兰德来的水手同西班牙人、热那亚人、摩尔人、柏柏尔人以及改变了信仰的黑人头目互相竞争。若奥通过位于商业广场上的他的宫殿窗口能够看到12个不同国家的船只紧紧拉着帆索在水势湍急的塔古斯河上行驶，从船上卸下来的香料使得王室成员鼻孔发痒，船上烤饼干的香味也使得王子的胃口大开。新的教堂和宫殿兴建起来了。意大利银行家和犹太钱商围着广场设立了许多办事处。里斯本变成了富裕的、有进取心的、大有希望的城市……里斯本，这个卡蒙斯的高贵的里斯本，现在仍旧是世界较大海港中一个最美丽的海港，在当时对像哥伦布这样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海员来说是全欧最富有鼓舞作用的一个城市。里斯本面向世界而不是面向内部；它追求世界统治，而不留恋历史上的光荣。……

　　2.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和太平洋

　　从葡萄牙的大陆领土往南延伸进入大西洋，三个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的上空都飘扬着葡萄牙的国旗，这里是葡萄牙建立帝国的桥头堡。

　　从三大群岛往南航行就是巴西。巴西的发展是在16世纪中期，一些在东方贸易中发了财的葡萄牙人把资本投入到这里的种植园，促进了这里的繁荣。到16世纪50年代，巴西出现了新大陆最早的种植园制度。此后约有一个世纪间，巴西支配着欧洲蔗糖的供应。大量的蔗糖生产加上当时葡萄牙人一流的商业网，巴西在葡萄牙经济中扮演着重要地位。“巴西的产品多年来约占葡萄牙出口贸易的2/3”。

　　从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航行一段时间后横穿阿拉伯海到达印度，再从印度的果阿航行到马六甲，这是葡萄牙帝国东方航线的生命线。从马六甲往东北可到澳门和日本，往东可径直进入香料群岛。

　　16世纪的葡萄牙文献把莫桑比克和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香料群岛的特尔纳特之间的所有据点统称为“印度国家”，即葡萄牙在东方的海外领土。

　　为了保护这条生命线，从西非到东非的海岸边，从印度西海岸到马六甲，从马六甲到澳门和香料群岛，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个武装的商站或兵站。在西非，除了三个群岛上的一些重要岛屿外，毛里塔尼亚海边的阿尔金岛是最早建立的并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基地。在东非，1503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桑给巴尔，在这里扩建了码头、船坞、食品加工厂、机械修理厂等小工厂。葡萄牙人从非洲掠夺的象牙、黄金、玳瑁和香料，从远东中国购进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从东南亚购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