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宋初的朝代更迭,成于武将之手,也败于武将之手,致使每个家族的统治都不能长久。借鉴前车,“以文治国”也就成为了赵氏家族自始自终的统治策略,由此产生了繁荣昌盛的宋代文化,但由于赵氏政权过于偏“文”,以致武将不能护国,赵氏政权始终无法强于周边的其他政权。
赵普像赵光义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继位之初也曾重武,但在多次攻辽失败后,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转而重文。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已有法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则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已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太宗赵光义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都远远超过了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制度日趋严密、完整,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
太宗赵光义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但由于不受重视,直到太祖时,三馆的物质条件仍然都很差。太宗不仅亲自为三馆选定新址,还亲自规划,定名为崇文院。新馆舍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赵光义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赵光义还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赵光义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这两部巨著与同时期的《文苑英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价值。
赵光义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予以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赵光义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后,接着又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有时为了处理政务,连午饭都耽误了。
赵光义不喜游猎,端拱元年(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人将五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992年)十月,佘御卿(佘太君的二哥)进贡的白花鹰,太宗让人把它放了,仍然不诏不许复献。
赵光义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由于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赵光义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太宗朝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北宋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中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多人,至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不过,赵光义本人的态度则是重道教,轻佛教。
赵光义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他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赵光义还规定办案的三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需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应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
赵光义以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为鉴,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赵光义不许。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赵光义为此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予王继恩。
赵光义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向赵光义奏事,赵光义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赵光义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赵光义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