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侍奉幼主
宣德二年（1427），宣宗皇帝朱瞻基的孙贵妃生下儿子朱祁镇，四个月后，这个小婴儿被立为皇太子。孙氏诞育有功，进封为皇后。朱祁镇长到该学习文化时，宣宗皇帝看王振一直在宫内教书，办事殷勤，便让他担任东宫局郎，侍奉太子。东宫局郎虽然没有多大权力，但教导太子学习，却是件要尽心尽责的差事。太监们对王振的地位都非常羡慕。王振虽说是皇太子的先生，但他的身份却是皇家的奴仆，所以，他不像民间私塾和地方官学的先生那样严厉刻板。每日除了识字读书外，讲些民间的故事，陪太子玩乐，很快就相处得亲近起来。皇太子对这位“王先生”很喜欢，由于年龄小，太子对先生既尊敬又有几分害怕。
宣德十年（1435）正月，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于乾清宫。皇宫中出现一片忙乱和谣言，传说要立襄王朱瞻为新帝。襄王是仁宗皇帝的第五子，宣宗皇帝的弟弟。在仁宗皇帝的儿子中，襄王以贤德著称，因此宫中有此传言。
太皇太后张氏是位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听到谣传后，她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到乾清宫，流着眼泪指着太子朱祁镇说：“这就是你们的新天子。”群臣立刻三呼“万岁”。宫中的谣言也就止息了。
这时只有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按照祖制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正统，以来年为正统元年，史称英宗。父皇驾崩，朱祁镇哭过几阵之后，并没有多么伤心。他还不懂得军国政事是怎么回事，整天只知道贪玩开心。朝中政事由祖母处理。太皇太后有理政才能，深得朝臣敬重。于是大臣们进言张氏垂帘听政，张氏以为这样不妥，便请三位办事稳重又享有威望的内阁大臣杨荣、杨士奇、杨溥来主持朝政事务。这就是史书所称的“三杨辅政”。
杨荣（1371—1441）是福建建安人，进士出身，明成祖时为文渊阁大学士，多谋善断，多次随成祖北巡，仁宗和宣宗时在朝辅政。
杨士奇（1365—1444）是江西泰和人，曾在湖广各地做过多年塾师，建文帝时被荐入乾林院任编修官，成祖时为左谕德，仁宗时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宣宗朝为辅政大臣。他知人善任，所荐于谦、周忱、况锺等人，皆博学多才，为官清廉。
杨溥（1372—1446）是湖广石首人，进士出身，永乐年间任过皇太子洗马之职，仁宗时任翰林学士，宣宗时任礼部尚书。
“三杨”到英宗时，已都是四朝元老大臣，时人称赞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皆是常人所不能及。《明史》中也赞扬“三杨”是贤相，并说他们能以儒学通达事理，齐心协力，共辅朝纲。
再说王振在宣宗驾崩，太子一夜之间承继大统为帝的形势变化下，心中暗自欢喜。小皇帝在宫中长大，与一班宦官相处得十分熟悉，尤其与王振最为亲近。王振对小皇帝表现出恭顺谦卑的态度，事事细心，不敢有半点马虎。英宗即位八个月后，便任命他的“王先生”入掌司礼监，代替不识字的刘宁。
在明代宦官机构的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地位最高，掌管皇宫中的一切礼仪、刑事、当差杂役等事务。由于司礼监统领着所有宦官，所以，执掌司礼监就成为具有权力野心的宦官们争夺的首要职位。刘宁在宣宗时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惜他不识字，宣宗便让王振代笔。司礼监的大权实际在宣宗后期就被王振所掌握了。
执掌司礼监后，王振心里按捺已久的权力欲望，就象冒烟的木柴上腾起了火苗儿。他要试一试自己手中的威权。没过多久，他利用朝廷在京城朝阳门外阅兵比武之机，假冒比武成绩，矫旨将指挥佥事纪广擢升为都督佥事。纪广原是居庸关武将，见王振在宫中地位显要，便附会投靠。朝中官员知道其中底细的，对此议论纷纷。此事不久也被太皇太后知道了。
正统二年（1437）正月的一天，太皇太后传召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尚书胡等元老重臣到皇宫便殿，对小皇帝英宗说道：“这五位元老重臣，都是先朝选拔出来的，今后有什么事，你要和他们商量。他们同意的事，你才可以去做，他们不赞成的事，你切不可随便去做。”
年幼的朱祁镇还理解不了祖母的一片苦心，心中虽然不大明白，口里只是承诺遵命。太皇太后望着五位须发苍然的老臣，心情显得沉重而忧虑。片刻之后，她又命传召王振。
王振进殿后拜跪在太皇太后面前。老太太声色严厉地斥责道：“王振，你在宫中伺奉皇上，多行不法之事，不守本分，罪在不赦，今日我赐你死！”站在殿旁的女官一拥而上，将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伏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来。朱祁镇见祖母发怒，吓得赶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位元老一看小皇帝跪下来，也都给太皇太后下跪，乞请开恩。
太皇太后怒气稍有消解，指着孙儿说：“皇帝尚还年少，哪里知道这种小人会祸国殃民，危害社稷。看在众位老臣面上，我今日暂且饶你不死，但以后决不许再干预国政大事。”此后，每隔一段时日，太皇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看王振是否安分行事，发现他不付阁议自作主张的事，就立即传召责斥。
几番教训之后，王振对太皇太后既恨又怕。他心中明白小皇帝虽然年幼无知，但太皇太后和元老大臣执掌朝政，他还不能太明目张胆地放手弄权。于是，他便采取以屈求伸的策略。每次到内阁传旨时，他总是恭敬地站在大堂门外，非请不入。一次，朱祁镇与小太监玩球，让王振瞧见了，他便到内阁当着皇帝的面跪奏进谏，羞得朱祁镇无地自容。“三杨”听了也感叹道：“太监中居然也有这等人物！”
王振处处注意察言观色，以讨好太皇太后和元老辅臣。正统四年（1439）10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因故杖死驿丞。死者是杨溥的乡亲，他要为驿丞报仇，判廖谟死罪。而廖谟又是杨士奇的故里，他庇护廖谟，说是“因公杀人”。双方争执不下，请太皇太后裁决。王振深知此事对太皇太后也是件棘手的事，便找了个机会献计道：“廖谟和死者两个人，与阁老都有故里关系。让廖谟抵命，处分似乎太重；但如果说是因公杀人，也未免太轻不足以服众。依奴才的看法，如果将廖谟降级调离，这样双方都可以说得过去。”太皇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就采纳了，将廖谟降为同知。这种处理本是个圆滑之策，对二杨阁老两不得罪，双方也都能接受，又取悦了太皇太后。
虽然王振表面上以恭敬顺从态度对付太皇太后和辅政阁老，不敢随便造次生非，但由于司礼监太监替皇帝管理各种奏章和文件，并传达谕旨，是大权在握的显要职位，朝中百官都不敢轻易得罪王振，而那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人，则争相巴结投靠王振。由于有英宗皇帝的信任，内廷司礼监很快就与外朝内阁分庭抗礼了。
宣德十年（1435）正月，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于乾清宫。皇宫中出现一片忙乱和谣言，传说要立襄王朱瞻为新帝。襄王是仁宗皇帝的第五子，宣宗皇帝的弟弟。在仁宗皇帝的儿子中，襄王以贤德著称，因此宫中有此传言。
太皇太后张氏是位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听到谣传后，她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到乾清宫，流着眼泪指着太子朱祁镇说：“这就是你们的新天子。”群臣立刻三呼“万岁”。宫中的谣言也就止息了。
这时只有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按照祖制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正统，以来年为正统元年，史称英宗。父皇驾崩，朱祁镇哭过几阵之后，并没有多么伤心。他还不懂得军国政事是怎么回事，整天只知道贪玩开心。朝中政事由祖母处理。太皇太后有理政才能，深得朝臣敬重。于是大臣们进言张氏垂帘听政，张氏以为这样不妥，便请三位办事稳重又享有威望的内阁大臣杨荣、杨士奇、杨溥来主持朝政事务。这就是史书所称的“三杨辅政”。
杨荣（1371—1441）是福建建安人，进士出身，明成祖时为文渊阁大学士，多谋善断，多次随成祖北巡，仁宗和宣宗时在朝辅政。
杨士奇（1365—1444）是江西泰和人，曾在湖广各地做过多年塾师，建文帝时被荐入乾林院任编修官，成祖时为左谕德，仁宗时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宣宗朝为辅政大臣。他知人善任，所荐于谦、周忱、况锺等人，皆博学多才，为官清廉。
杨溥（1372—1446）是湖广石首人，进士出身，永乐年间任过皇太子洗马之职，仁宗时任翰林学士，宣宗时任礼部尚书。
“三杨”到英宗时，已都是四朝元老大臣，时人称赞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皆是常人所不能及。《明史》中也赞扬“三杨”是贤相，并说他们能以儒学通达事理，齐心协力，共辅朝纲。
再说王振在宣宗驾崩，太子一夜之间承继大统为帝的形势变化下，心中暗自欢喜。小皇帝在宫中长大，与一班宦官相处得十分熟悉，尤其与王振最为亲近。王振对小皇帝表现出恭顺谦卑的态度，事事细心，不敢有半点马虎。英宗即位八个月后，便任命他的“王先生”入掌司礼监，代替不识字的刘宁。
在明代宦官机构的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地位最高，掌管皇宫中的一切礼仪、刑事、当差杂役等事务。由于司礼监统领着所有宦官，所以，执掌司礼监就成为具有权力野心的宦官们争夺的首要职位。刘宁在宣宗时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惜他不识字，宣宗便让王振代笔。司礼监的大权实际在宣宗后期就被王振所掌握了。
执掌司礼监后，王振心里按捺已久的权力欲望，就象冒烟的木柴上腾起了火苗儿。他要试一试自己手中的威权。没过多久，他利用朝廷在京城朝阳门外阅兵比武之机，假冒比武成绩，矫旨将指挥佥事纪广擢升为都督佥事。纪广原是居庸关武将，见王振在宫中地位显要，便附会投靠。朝中官员知道其中底细的，对此议论纷纷。此事不久也被太皇太后知道了。
正统二年（1437）正月的一天，太皇太后传召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尚书胡等元老重臣到皇宫便殿，对小皇帝英宗说道：“这五位元老重臣，都是先朝选拔出来的，今后有什么事，你要和他们商量。他们同意的事，你才可以去做，他们不赞成的事，你切不可随便去做。”
年幼的朱祁镇还理解不了祖母的一片苦心，心中虽然不大明白，口里只是承诺遵命。太皇太后望着五位须发苍然的老臣，心情显得沉重而忧虑。片刻之后，她又命传召王振。
王振进殿后拜跪在太皇太后面前。老太太声色严厉地斥责道：“王振，你在宫中伺奉皇上，多行不法之事，不守本分，罪在不赦，今日我赐你死！”站在殿旁的女官一拥而上，将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伏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来。朱祁镇见祖母发怒，吓得赶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位元老一看小皇帝跪下来，也都给太皇太后下跪，乞请开恩。
太皇太后怒气稍有消解，指着孙儿说：“皇帝尚还年少，哪里知道这种小人会祸国殃民，危害社稷。看在众位老臣面上，我今日暂且饶你不死，但以后决不许再干预国政大事。”此后，每隔一段时日，太皇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看王振是否安分行事，发现他不付阁议自作主张的事，就立即传召责斥。
几番教训之后，王振对太皇太后既恨又怕。他心中明白小皇帝虽然年幼无知，但太皇太后和元老大臣执掌朝政，他还不能太明目张胆地放手弄权。于是，他便采取以屈求伸的策略。每次到内阁传旨时，他总是恭敬地站在大堂门外，非请不入。一次，朱祁镇与小太监玩球，让王振瞧见了，他便到内阁当着皇帝的面跪奏进谏，羞得朱祁镇无地自容。“三杨”听了也感叹道：“太监中居然也有这等人物！”
王振处处注意察言观色，以讨好太皇太后和元老辅臣。正统四年（1439）10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因故杖死驿丞。死者是杨溥的乡亲，他要为驿丞报仇，判廖谟死罪。而廖谟又是杨士奇的故里，他庇护廖谟，说是“因公杀人”。双方争执不下，请太皇太后裁决。王振深知此事对太皇太后也是件棘手的事，便找了个机会献计道：“廖谟和死者两个人，与阁老都有故里关系。让廖谟抵命，处分似乎太重；但如果说是因公杀人，也未免太轻不足以服众。依奴才的看法，如果将廖谟降级调离，这样双方都可以说得过去。”太皇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就采纳了，将廖谟降为同知。这种处理本是个圆滑之策，对二杨阁老两不得罪，双方也都能接受，又取悦了太皇太后。
虽然王振表面上以恭敬顺从态度对付太皇太后和辅政阁老，不敢随便造次生非，但由于司礼监太监替皇帝管理各种奏章和文件，并传达谕旨，是大权在握的显要职位，朝中百官都不敢轻易得罪王振，而那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人，则争相巴结投靠王振。由于有英宗皇帝的信任，内廷司礼监很快就与外朝内阁分庭抗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