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许俏最近不错,气色很好。接过女儿时满脸的微笑。她说鞋子买得不错,在哪儿挑的?我说欧亚商都。她说衣服一般,我说她小姨挑的。她说应该退掉,我说你自个儿去吧。
许俏和她妹妹的眼光总是有些差异,比如,她妹妹说我这人还不错,许俏则认为我这人哪儿都不好。当然,结婚前许俏从没这么说。那时候她如果就那么认为,一定不会委屈自己,更不会为我生产出我那女儿。
我说对孩子应该好好教育,少在她面前胡说八道。许俏不笑了,瞪了我一眼,带着满脸的不屑,拉着女儿的手,防贼般走了。
我叹了口气,上了车,点燃支烟,仍然感觉很不舒服。许俏的不屑总能带给我些动力,必须得做点儿什么。
又抽了支烟,还是无法解决不舒服的问题。
人不舒服就是问题,有问题当然得解决。
于是,我拿起电话调出张红的号码,刚要打出,又犹豫了。
张红是我大学同学,原本相互间有那么点儿暧昧关系,但远没有发展到上床的地步,最多是跳舞的过程中相互握手时比别人多用了那么点儿力气。就算是想干点儿什么,两个人中也没一个主动,毕业前也没有互相拉近的意思,就这样,嘴都没亲上便各奔了东西。
三年前的一天,我陷入一场诈骗案。那天我接到了几年没有联系的张红的电话。她说她已经调回了C市,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被骗的事情不愿向人提起,于是我说没有。她说那就好,昨天晚上梦到你在大雨中艰难的行走,好在预感出错,太好了。
我在一场浩劫中挣扎的同时,一个女人居然和我产生了共鸣,这让我不仅感动,还有些不安。于是,我便和她见了几次面,探讨她那个梦问题。这期间,被许俏在饭馆里发现一次,在街上被她妈撞见一次。然后,这关系就没办法解释了。
许俏先是大哭了三天,最后冷静下来说,你做了就招吧,你招了我也能原谅你,跟你好好过。我没招,结果事儿越来越大,她妈召集了七大姑八大姨陆续参与了这场审讯,并直接拷问我的道德问题。
后来,许俏烦得我睡不着觉,稀里糊涂我就招了。但我不能太委屈自己,没什么事说我有什么事,要是不整出点儿事,那对得起谁?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能让自己太高尚了,于是,我就把张红约了出来,把没做过的事补上。这样,我就平衡了。
结果许俏又变了。说你就算做了,也不能告诉我,硬撑下去我兴许就认了,现在这样,我堵得慌。这样,我彻底成了一个坏蛋。
许俏天天提离婚的事,结果干说不离,而是纠缠我为什么要那么干的问题。你想,如果你干了不光彩的什么事,有人天天扯你的耳朵让你反思你龌龊的一面,你自然不会好受。同样,如果你没干什么,或者你干的什么都是别人让你那么干的,就没什么可反思的,你不仅不会显得卑微脆弱,还会很气愤。我脾气好,她怎么问我,我都挺着。她没有感受到我的宽容,而是发现了我脸皮厚这一特点,她脸上就又多了个不屑的表情。
许俏的不屑给了我勇气,她不屑一次我就找张红一次。时间一长,我就习惯了,做下病了。
现在,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张红前阶段对我太好,她一个月两三千的收入却给我买了块一万多的手表。我想,她还没离呢,走得太近肯定会影响她的家庭,连老孟都能发现老婆有外遇,张红的老公也不可能永远是傻子。如果张红真离了,我也不可能和她发展下去。客观地说,她那梦让我感激了一把,在床上还化解了许俏的不屑,但跟她过日子的确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她对我越接近,我必须得越疏远。那么化解的对象就得另换一个。
下一个人选是从日本归国的小倪,认识她是在省政府组织的一个科技企业创新研讨会上。当时的学习地点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授课的是该校的外培部主任,姓严。严主任发明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自称给省长及日本国若干商务会社讲过课。他说的倒是真的,教材里印着的那些照片就是证据。他首先问大家什么叫成功,我嘴贱,说是一个既定目标的实现。他接着问,那怎么能够很容易成功。我说目标设得低一点。他说对,你说得很对!于是,我对他开始不屑起来。一个成功的人不可能天天守在讲台上,更应该做的事应该是创业,让一个不成功的人讲成功的课,说服力肯定不够。由此,我决定给他上上课。我这人有这毛病。
那天,我站在讲台上,说目标是要有挑战性的,严主任的课如果只剩一个人听就算成功,那就不叫目标,叫胡闹。这样,严主任很尴尬,是倪小姐的掌声打破了会场的宁静。这让我开始对她注意起来。
严主任突然变得很开心,说是开了个玩笑,目的是让大家活跃一些,改变课堂死气沉沉的气氛,并把我封为最有活力的明星学员。
由此,我这个明星学员有了更多同学接触,倪小姐就是其中一个,她还就中国企业的现状和我探讨了一番。
我对中国企业不感兴趣,对日本感兴趣。我没去过日本,对日本鬼子的了解仅限于媒体上。求知欲让我愿意请这位倪小姐吃顿饭。饭吃得愉快,对倪小姐的称呼也愉快地改为小倪。我送完她再回到家,已是午夜一点。
那段时间许俏天天准备和我办离婚手续,可一直都没办完,民政局的具体位置她就打听了好几天。她说你怎么才回来?这样明天能去吗?她这种质问我已经习惯了,没太当回事。最后她嘟囔了句:准是出去乱搞了,狗改不了吃屎。
我又有些委屈,我没吃你非说我吃了,不吃对不起你,这狗,我是当定了。于是,我决定去小倪家。因为和她还不够熟悉,没好意思打扰,约人家下来做点什么的确不好开口。就这样,我边坐在车里想着小倪边抱着屈,结果睡着了。
再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小倪在敲我的汽车玻璃。当时我吓了一跳,是敲玻璃声吓的。接着我又吓了一跳,车子没有熄火,我居然还活着。后来又被吓到了,小倪竟然直接拉我去她的住处。她说洗完澡看到楼下停着的车子像我的,但一直不敢确定,天亮了起来一看,车还着着火,就下来了,结果真是我。
下面我就不怕了。我一句话没说,进了屋先洗澡,洗完穿上了她的睡衣,然后上了她的床,接着吃完了屎,我两腿一蹬,成了真正的狗。
那次的进展比较顺利,除了全世界人民相近的呻吟声,我还听到了噼里啪啦的日语。这让我有两种理解:一是干了一把日本人,替几十年前被蹂躏的中国妇女报了仇,只是我做得不够彻底——并没有太用力;二是这种叫法一定是她睡在日本床上的官方用语,我抢了日本鬼子的后手也算不上什么胜利,这让我一度萎靡。
多往前者想是好的,但一想到后者,我就压抑。小倪解释说,咱做的就是这事儿,当然应该用日语。我靠,这我还头一次听说,日语是床上发明的?
找小倪?这是下下策,其实她真不怎么地。
找谁呢?看来得现开发一个,就这么定了!
朋友们,我不是在为自己做坏事找借口,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极度追求心理平衡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病人,一个需要通过行为调节心理的人。一个病人的行为,特别是我这种心理有病的人,你还有什么可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