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步入政坛青云直上（1）
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
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心存迷惑，无法想象被赶到海岛上的这个独裁腐败政权如何力挽颓势，使台湾经济、科技、文化得到发展。事实表明，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对台湾半个世纪的走向至为关键。
蒋经国在苏联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西伯利亚工厂打工。那个时候他是极端的左倾，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也发表过声明抨击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蒋经国，对美国并不推崇，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着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版和“白色帝国”美国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
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直到1972年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才开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湾最高“领导权”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蒋经国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1960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在3月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望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蒋经国在台湾实行“本土化”后，开始启用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后来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内。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并非完全是他个人主动的意愿。因为本土化一方面有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也有国际间的压力，国际间的压力最大的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宣布1972年尼克松要到北京去访问。在美国人的鼓励和压力之下，蒋经国才着手实行本土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因向外贷款过巨，是否发展重工业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而蒋经国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为此后“黄金岁月”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
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这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战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精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人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
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
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
马鹤凌一直期望儿子能够从仕途发展，早在马英九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父子俩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那时，马英九已经取得哈佛的“入场券”，讨论这一问题，自然显得言之过早。后来，马英九和周美青结婚，两人都生活在美国，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受周美青影响，马英九会放弃返回台湾，而在美国安家。所以，又力劝儿子毕业后回来工作。当时的马英九，并没有明确表态，似乎是两可之间。
而与之关系较好的朋友私下说，当时的马英九，其实并没有回台湾的打算，甚至有一种说法，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待了5年之久，就是不想毕业后受父亲的压力返回台湾。所以，他趁着读博士期间，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同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法学研究员。
马英九真不想回台湾还是只是一种姿态？我们现在很难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分析一下，马英九不想回台湾，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显一点，台湾岛内，矛盾重重，族群对立，一天比一天严峻，而当时台湾还在持续着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实行着“戡乱时期”特殊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台湾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内地正在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未来的发展形势极不明朗。在这种背景下，遇到有去华尔街工作的机会，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来自父亲的压力有增无减。父亲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湾工作，原因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那是因为马鹤凌对儿子寄予极大的期望，始终希望他在政坛有一番作为。这虽然不能说不是原因，但估计不能算主要原因。马鹤凌老先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他只有马英九这样一个儿子，因此，希望儿子待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虽然来自父亲的压力始终没有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马英九返回台湾的，确实是政治因素。
因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活动十分猖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台湾的外交空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台湾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学人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在美国筹组“国建会”。此时的马英九，已经成为海外学子中的佼佼者，台湾自然不会忘了他，他被延揽出席“政治外交”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上，马英九作了一个发言，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主动出击”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台湾岛内是很难提出来的。毕竟，两岸关系对于国民党来说太敏感，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们就算是能够想到这一点，也不敢说出来，更多的人，因为惯性思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马英九不同，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又为了编写《波士顿通讯》花过不少工夫，对两岸关系，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会提出这种“主动出击”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台湾方面有所松动，虽然没有完全用上马英九“主动出击”的建议，却也有所考虑。
正是这个谈话，让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大感兴趣，返回台湾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觉得此人是个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绍马英九和蒋经国关系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谈到蒋经国第一次注意到马英九是什么时候，马英九本人虽然也曾撰文介绍自己和蒋经国的关系，同样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有说马英九参加军训时向蒋经国献词引起注意的，有说马英九考取中山奖学金受到蒋经国接见时引起注意的，还有说马英九编写《波士顿通讯》引起蒋经国注意的。所有的介绍中，只有一则介绍非常肯定，说是1978年6月，《中央日报》转载了《波士顿通讯》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载了三天。蒋经国非常仔细地读完了三天的连载，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当时便打电话给“秘书室主任”周应龙，希望他向《中央日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准。
周应龙打了几个电话，立即弄清这篇文章的作者马英九是马鹤凌的儿子。提起马鹤凌，蒋经国自然知道。听说马鹤凌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蒋经国自然高兴，当即指示周应龙，要调马英九来身边工作。可周应龙告诉他，马英九此时还在哈佛读博士，并没有毕业。蒋经国听说后，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但这个名字，显然是记下了。
三年后，前往美国参加“国建会”活动的台湾官员回来向蒋经国汇报，提到了马英九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建议，蒋经国觉得很有见地，便问起马英九的情况，知道马英九在华尔街工作。当时，周应龙既是“秘书室主任”，又兼任蒋经国的秘书之职。可是，他在这一职务上已经多年，蒋经国已经决定将他调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不适合再兼任秘书，因此想到了马英九。
1972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选中的英文秘书是大才子钱复。
在台湾，钱复、连战、陈履安以及沈君山，有台湾四大公子之称，其父钱思亮，是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等。
钱复自小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系。1959年，为了考验自己，他只身带着20美元去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结果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不久他便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当时，宋美龄奉命对他进行口试，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的回答十分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就是这个马马虎虎，等于得到了通行证。
后来，蒋介石要推出儿子蒋经国，又将钱复介绍给儿子。蒋经国便任命他为“新闻局长”同时兼任自己的英文秘书。所以，钱复是蒋经国的第一任英文秘书。不过，钱复毕竟是国民党新生代中的显赫人物，公务繁忙，而且，当时最令蒋经国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让钱复去“外交部”担任要职，自然不可能再兼顾这个“英文秘书”的工作，蒋经国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个预备人选。于是，钱复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服完兵役后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并且结婚。夫妻俩在美国打拼了8年，小有成就。钱复和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关系不错，和宋楚瑜也有相当的交情，蒋经国要他推荐英文秘书，他便推荐了宋楚瑜。
蒋经国英文秘书这一职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为了提高这一职位的影响，此人后来都会兼任其它职务。宋楚瑜刚刚回来时，大概还属试用期，所以只是担任英文秘书一职，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蒋经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才委任他当了“新闻局副局长”。此时，钱复已经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将宋楚瑜安排去“新闻局”显然是为了让他当局长。
1978年12月的一天，即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台湾“断交”的前一天，美驻台代表安克治致电宋楚瑜，请他安排次日与蒋经国见面。宋楚瑜意识到事关重大，根本没有考虑当天蒋经国的安排，当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将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蒋经国对于宋楚瑜的应变能力极为赞赏，一个月后便正式任命他为“新闻局长”。
宋楚瑜其人，极善于搞人事关系，亲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让蒋经国觉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他也公开对蒋经国说，他的父亲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他视蒋经国为亲生父亲，他要把对父亲所有的爱给予蒋经国。他不仅这样说，同时也这样做，对于蒋经国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连蒋方良爱吃什么他都知道，果真像儿子牵挂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来，但宋楚瑜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比如刻意模仿蒋经国的某些动作。蒋经国下去视察，人家送饭给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样学形，连冷饭都吃。蒋经国上车，一边钻进去会一边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学得极其传神。所有这一切，自然获得蒋经国极大的好感。将他列为新生代的重点培养对象。或许正因为他在国民党内势头太劲，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党外人士，对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为“新闻局长”，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及不久之后的林义雄灭门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担任政府发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为“政府”辩护给台湾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民进党将他描绘成“美丽岛事件”的罪魁祸首种下了祸因。
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之后，蒋经国“英文秘书”一职，一时无人接替，只好由他仍然兼着。可实际上，他很少有时间来履行这一职务，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周应龙身上。而周应龙只是“兼职”又要高升，给蒋经国找一个新的“英文秘书”，便成了迫切任务。
蒋经国心目中有了人选，只是不清楚马英九是否愿意，所以，周应龙便找到自己的岳父梁孝煌，请他出山去做马鹤凌的工作。此时的马鹤凌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担任职务，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错。马鹤凌又一心想让儿子从政，自然是满心欢喜，只是这件事，他说了还不能完全算数，需要问一问儿子的意见。
如果仅仅只是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是否会考虑一番，我们不清楚。可蒋经国几年前就已经认定马英九是个人才，又从他的履历中看到他一贯是优秀学生，同时是蒋经国人才库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给予马英九的职务，并不仅仅只是英文秘书，而是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马英九办事很沉稳。如果是别人，能当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早已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回到台湾了，而马英九却没有这样。尽管他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一职务，仍然觉得不够稳，所以，他在决定返回台湾之前，又向台北的几所大学寄出了求职信，希望能够在某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或者研究职位。结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学的录用通知，聘请他担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面说过，他的几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而现在他又被这所大学录用为副教授，可见他和政治大学的缘分实在不浅。
如此一来，马英九在1981年8月回到台湾时，便有了三重身份：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台湾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一个月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刚刚发生一起离奇案件，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暴死在居所楼下，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台湾学界一片沸腾，几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况下，马英九返回，许多学界人士都觉得不解。放着美国“自由社会”的高薪职位和优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湾这个狭小封闭并且动荡不安的小岛里钻，这不是发傻吗？但马英九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在美国怎么干也有种“流浪汉”的感受，回到台湾定居是迟早的事，何况他学的是政治和法律，只有在台湾才真正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文成系美籍华人，在美国卡内基大学任教，同时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1年7月，陈文成返回台北探亲，却被“警备总部保安处”约见，理由是他在美国和“台独”分子有联系。7月2日凌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台湾大学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全身伤痕累累，显然经过刑讯或拷打。但“警总”却表示，当时只是约谈，其后便将他放回，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警总不清楚。现场显示，陈文成是从楼上摔下而死，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则难以定论。
这件事，迅速成为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的炮弹。马英九就是在这种不太平的时候，回到了台湾。
得到马英九肯回台湾任职的答复，秘书室便将此事汇报给“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既然是蒋经国看中的人，马纪壮自然不会有半句不满。但这是一个重要人选，职务虽然不高，却是最接近蒋经国的身边人，关系“总统”安危和“国家”的兴亡，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他看过马英九的有关档案，又和马英九见了一面，印象不错，便向蒋经国递交了一份报告，蒋经国当天便在报告上签了字。
从这一天开始，马英九便正式跨进了台湾政坛，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一进入政坛便能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总统”身边工作，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马英九却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马英九身材魁梧，刚从美国回来之时，当时的体重，竟然高达180多斤。他第一天去“总统府”上班，恰好遇到蒋经国会见外国友人，彼此坐在蒋经国的会客室里，蒋经国和外国友人并排而坐，中间隔着一只茶几。按照惯例，马英九的位置，在那只茶几的后面，他所充当的，是翻译的角色。马英九因体重过重，一坐下小板凳，就挤到蒋经国与访宾间的小茶几。
这件事可苦了马英九，以前的英文秘书，包括宋楚瑜在内，个子都不大。也不重，坐在那里，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马英九坐在那里，差不多将整个空间塞满了，连动一下都没有可能，尤其是那张矮椅子，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马英九始终担心，自己如果动作大了点，弄不好，便将椅子坐断了。真的那样，可是闹出“国际笑话”来了。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仅不敢动，而且，还不敢完全将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那张椅子上。
想一想自己今后将无数次在这里“工作”，马英九有些害怕了。可初来乍到，他又不敢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即使想提，也不知该找谁提。没料到蒋经国异常细心，他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会见结束，送走外国朋友，蒋经国特意走进来，对正在做收尾工作的马英九说：“怎么样？第一次工作紧张吗？”
马英九摆了摆头，说他并不紧张。蒋经国却和他开玩笑，说你不紧张，我倒是紧张，我担心你那么胖，把椅子坐断了。后来蒋经国特别交代秘书室给马英九换一把宽大些的椅子，让他们给马英九多留一点活动空间，可见蒋经国对部属极其细心与体贴。
东森新闻“两蒋父子档案解密”节目专访马英九，马英九谈到追随经国先生六年往事时说，经国先生晚年的健康很差，再也没有像过去一下乡好几天的情形，后来发生视网膜剥离，又因为糖尿病，脚趾头切除，最后还坐轮椅，那段时间，大概是经国先生一生中健康最差的时候。马英九并说，“我刚回岛时体重超过90公斤，当时钱复曾要我去减肥，而我自己也觉得坐在小板凳上，显然块头大了一点，还会挤到客人、挤到茶几，所以后来经国先生就指示秘书室主任要把位置换大一点，说是没想到新来的马秘书那么胖。”
马英九还说，他觉得经国先生在小地方蛮体贴的，他刚回岛时，拿到博士学位不到一年，回来后准备出版博士论文，很想再去美国更新数据，后来辗转开口，蒋经国马上答应，而且提供了一些财务支持。此外，经国先生平常过一段时间就会问，家里人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需不需要帮什么忙，让大家感受非常亲切。
马英九虽然胸有成竹，博学多才，但给蒋经国当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闹出过“幽默错误”，那是因为蒋经国的浙江口音所致。
有一次，蒋经国接见一名境外友人，此人非常熟悉前苏联事务，而蒋经国又曾在前苏联多年，在前苏联娶妻生子，甚至还在前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前苏联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前苏联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可比。现在遇到一个熟悉前苏联事务的外宾，自然会谈起前苏联。蒋经国谈到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他发出这个音的时候，用的是浙江口音的中国话，而马英九对前苏联几乎没什么了解。他想当然地以为，既然是首府，自然是什么“宫”之类，比如克里姆林宫，白金汉宫，而浙江话所说的“巴”，又和“白”极其相近，所以，马英九便翻译成“白宫”。
蒋经国并不清楚马英九是怎样翻译的，所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依然兴高采烈的和那个客人谈着，但那个客人是个“苏联通”，知道阿塞拜疆的首府不是“白宫”，却又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翻译成“白宫”，所以有些发愣。
马英九虽然感到外宾的神色有些不对，却也没有深究。直到这个词出现好多次，而他每次都以“白宫”翻译时，都发现外宾的神色有异，才意识到自己翻译可能错了。
那种情形是非常窘迫的，一般人，或许会想办法蒙混过关，而且蒋经国并不知道他的翻译出现错误，以后再遇到要翻译“巴库”的时候，干脆仅以首府代替，含混过去了事。可马英九非常认真，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出错之后，内心极其不安。他找了个机会，将此事向蒋经国核实了一遍，并且告诉他，自己有可能翻译错了。蒋经国很耐心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才让他明白过来。
这件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成为一大败绩，最终影响到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但蒋经国却与众不同，当他知道马英九犯了一个大错后，他不仅没有批评马英九，反而对马英九这种知错改错的勇气，极为欣赏，竟然还表扬了他几句，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使得马英九在蒋经国面前赚足了印象分，工作起来也就更加认真负责了，以至于后来蒋经国夸他，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从此时开始，直到蒋经国逝世，马英九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了将近7年时间，二人关系十分密切。7年的光阴，在整个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之间，瞬息即逝，可是在台湾，却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7年，虽然有许多变化，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打下了底子，还没有出现最终的根本性改变。后来台湾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马英九都是目睹者或者参与者，他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这种“贴身”身份，使得他对于蒋经国的思想脉络以及为人等，有一个相对别人更为透彻的了解。外人后来说他是蒋经国的真实信徒，甚至于说他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这实在并不为过。
从后来马英九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对蒋经国的政绩以及为人，都是极为推崇的。他多次说：“十五年来多次民调显示，经国先生最受民众肯定的政绩，正是十大建设。英九认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观点来说，经国先生在历任‘总统’中的评价最高，确实当之无愧。”但是，他显然不像宋楚瑜。当初，宋楚瑜将蒋经国视为父亲一般尊敬和崇拜，后来蒋经国逝世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像孝子一般，但凡一些重要的日子，都会去蒋经国的灵前参拜，并且痛哭流涕，虽然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很久。
马英九不是那种在政治上广结善缘的人，就算他有那么多机会讨好蒋经国，以求蒋经国在政治上提拔他，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这上面花很多的情感功夫，只是一心一意将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务必事事精到。马英九和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尽管从感情上说，马英九对蒋经国从小就十分的崇拜，将其当成大英雄看待。而蒋经国对马英九也非常的满意，其体贴和关切程度超乎寻常，所以直到自己逝世，都一直把马英九留在自己的身边，当最亲近的人使用。
蒋经国除欣赏马英九的品德和才华外，马英九的那种“不沾锅”的性格尤其赞许，所谓“不沾锅”，指的便是他在政治上不拉派不结帮，我行我素，只要是对的，无论是谁，他都支持，只要是不符合他的观点的，他也会提出意见，如果对方是明显错误或者是在使阴谋，他知道之后，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评。平常在蒋经国身边工作，除了勤奋，就是认真，凡是份内的事，他一丝不苟，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从不打听从不过问，更不会替人说情。他知道的事，他也从不向外面任何人透露。谁也别想从他嘴中得到有关蒋经国和“总统府”的任何消息和秘密，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
蒋经国在有些事情上，还会询问马英九的意见。这是蒋经国的一种工作方法。像他这种人，高高在上，听到下层意见不那么容易，许多事，都是从身边人那里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便有一些谄媚之辈趁此机会打击他人抬高自己。蒋经国身边，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少，他听到类似的话，也一定很多。有些他听进去了，结果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导致了错误，事后即使意识到，想改，也已经晚了。有些事，他想调查取证，可下面的人都有各种关系，调查也不容易。因此，对于身边人，他不能不有一种特别的警惕，却又不能离开这些人。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只能坐在轮椅上理政，就更加少不了这些身边人了，同样对这些身边人也最亲近。
据蒋孝勇回忆说，到了晚年，蒋经国已经没有几个信任的人，因为那些人对他所说的话，大多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许多话是不能信的。马英九是难得的一个大好人，一个肯对他说真话的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但马英九也有他的缺点，他不喜欢品评人物，往往是就事论事，涉及个人的人品，从不评价。
虽然马英九没有想方设法让蒋经国对自己产生一种亲子般的感情，蒋经国却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蒋经国身处高位，平常见到太多为自己私利，争得头破血流的蝇营狗苟之徒，也见到太多的拉帮结派，所有官场的黑幕，蒋经国是全都见尽，可以说见怪不怪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深恶痛绝，却又无力根除。正因为如此，当他遇到一个不结帮不谋私利的年轻人时，那种仿佛大草丛之中见到珍珠的感觉，是何等的强烈。
蒋经国对马英九评价是：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但对蒋经国这样一个浸淫官场大半生，处于权力高峰几十年，又处于人生终点的垂暮老人来说，他所指的缺陷，应该说是大缺陷，而不是小缺点。
日后，马英九的支持者拿这句话当成“最高指示”，以此告诉人们，蒋经国对他的评价是如何之高。而马英九的反对者，同样用这句话来攻击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没有缺陷，正是他最大的缺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更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个像马英九这样看上去没有缺陷的官员，而不愿选一个像李登辉那样全身都是缺陷的官员。
平步青云超速升迁
1984年，蒋经国对班子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一个大基调，就是本土化和年轻化。这次调整，对于整个台湾的未来，可以说举足轻重，关系深远，并且影响到了“党国”的命运。因为正是这次调整，推出了台湾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辉和马英九。后来李登辉成了接班人，担任了“副总统”；而马英九则平步青云，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最初蒋经国让李登辉担任“政务委员”，看中的是李登辉是个农业方面的人才。此后，蒋经国每次下乡调查农村问题，都将李登辉带在身边，李登辉一方面对蒋经国极尽讨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学者作风，颇为务实。
当时49岁的李登辉，大概不可能想到日后还有政治上发达的机会，能够坐上“政务委员”的高位也就满足了，政治上大概没有野心，便很愿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既然没有野心，也就没有顾忌，遇到蒋经国向他征求某些问题的意见时，他也就可以直言。正是这一点，令蒋经国大为欣赏。
1978年，蒋经国当上“总统”，10天后，他便任命孙运璇为“行政院长”。而新的“行政院”阁员，自然都是由蒋经国钦定，蒋经国给了李登辉一个更佳的位置：“台北市长”。李登辉一上任，便给了蒋经国又一个好印象。他辞掉了除“市长”薪水之外应得的一切，如研究费、车马费、制装费等。这一消息经过报界大炒，蒋经国看到后，极为欣赏。三年后，他又接任“台湾省主席”。
据有关消息称，当初，蒋经国考虑“副总统”人选时，主要考虑的是族群搭配。他本人是外省籍，所以内定的调子是选择一个湖北省籍的副手，以显示权力的平衡。如此一来，选择的范围便非常狭窄，当时仅仅只有两个候选人，一是李登辉，二是林洋港。蒋经国最终考虑了李登辉而放弃林洋港，原因在于林洋港是通过自我奋斗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在台湾政坛每向前走一步，都会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脉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人事关系网。李登辉则不同，他是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党内没有很深的根系，和他关系密切一些的，大都是蒋经国极其信任的那一帮新人，如连战、宋楚瑜等人。蒋经国自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人日后会成为李系最为得力的生力军。
经过长期接触，蒋经国发现马英九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早就有心要重用他，于是就借这次调整之机，将马英九提拔为国民党副秘书长。
但提拔马英九，当时在党内的阻力非常之大。
在国民党内，最高职权是党主席，其次则是中常委，再然后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因为秘书长本身就是中常委，通常不太可能负责与秘书长相关的事务，副秘书长自然就实际行使秘书长职责，这就使得副秘书长实际成了中常委下面的第一人。这一职务，使得马英九一下子在国民党内超越了很多人。而以台湾党政比较，党主席和“政府总统”是同一人，这一人之下，党的第二重要人物，便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政府”的第二实权人物是“行政院长”，这两个职位，在理论上是平级的。那么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一职，便相当于“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
马英九只不过当了几年“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以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便立即被提拔到“副院长级”，没有丝毫政绩却一下子超越了很多人，几乎有了问鼎之势，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元老派还是中生代，心里都不会平衡。这种超速升迁，真正是坐直升飞机。
谈起国民党内部的根系，马英九的父亲此时还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名中级党工，在以后马英九仕途发达之后，他才被连提几级，成了高级干部。
而中生代骨干人物中，陈履安的父亲陈诚，曾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干将，宋美龄的干女婿，蒋经国到台湾后的紧密合作者，后来的“行政院长”以及“副总统”。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连战进入政坛之前，便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的级别，是湖北省籍官员的领袖。论能力或者文凭，这两人和马英九均相当，进入政坛的时间却比他早得多。此时，陈履安只不过是“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部级”而已，比马英九低了半级。连战只不过是“交通部长”，同样比马英九低了半级。当年“四大公子”的另一位钱复，此时的职务只不过是“外交部次长”，理论上，还只是“副部级”，比马英九整整低了一级。
心里不平的，还有宋楚瑜。此时，宋楚瑜的职务是“文工会主任”，同样只是“部级”。台湾方面的消息称，正是此时，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出现了矛盾。后来有人称两人间有一个“瑜亮情结”，宋楚瑜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更为有趣的是，马英九和宋楚瑜两人的祖籍是一致的，都是湖南湘潭人，也都是留美博士出身，两人的父亲，也都是老牌的国民党党员。所不同的是，宋楚瑜比马英九大8岁，进入台湾政坛比马英九早7年。若论进入台湾政坛，两人所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均是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然后等待时机，终于有一天，蒋经国征召了，于是毅然返回台湾，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一职。
略有不同的是，宋楚瑜在英文秘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直到让蒋经国对他有一种父子情感的认同，才将他提为“新闻局副局长”，又几年后，才提为“新闻局局长”。可马英九是由蒋经国自己发现的，因此，一回到台湾，首先担任的是“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在行政上的起点，已经比宋楚瑜高出了一大截。有关这一截，宋楚瑜当时大概不会在意，因为此时他已经是“新闻局局长”，俨然是国民党和台湾政府的代言人。响当当的“正部级”。马英九虽然一开始就捞了个“副部级”，毕竟只是政坛小毛孩，初生牛犊而已。
如果论人脉关系，宋楚瑜更是要远远胜过马英九。
人脉关系的建立，一是与父辈的地位有关，一是本人的主导思想和交际能力有关。在这方面，马英九确实够另类，他似乎不屑于搞这类关系，和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是个人，都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就算是朋友之间，他也不像别人那样，要么是酒肉朋友，要么是生死之交，要么是刎颈之交，要么是忘年之交，要么是父子之交。可他则是君子之交，总是淡淡的，没有丝毫利益相关。这就给人一种感觉，马英九此人，似乎不太讲情面，似乎有点冷血，因而，身边朋友总是少之又少。
宋楚瑜则全然不同。首先，他父亲就有一大帮朋友，这些朋友的后代或者下级，又被他接收过来。他无疑属于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认识一个人，很容易便和对方成为了好朋友，给人的感觉，他极其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比如，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宋楚瑜为了帮马英九拉选票，在一次助选活动中，竟然声泪俱下地跪下来，求人们将选票投给马英九。这一跪，跪得惊世骇俗，也跪得舆情四起。这种事，如果换个角色，让马英九去做，恐怕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这次提拔，在职务上面，宋楚瑜落到了马英九之后，虽然宋楚瑜后来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甚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进入了中常委，但就担任副秘书长的时间来看，比马英九晚了三年。这也就是说，马英九由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仅仅用了3年时间，而宋楚瑜走完这一历程，用了13年时间。多出整整10年。宋楚瑜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生点闲气，那是有这个可能的。
客观地说，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矛盾是有，但不如台湾岛内某些媒体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毕竟，在那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两人都作为国民党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出现，而马英九由于性格关系，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强大的支持力量，而在有关改革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又是站在同一阵营，抱持相同观点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联合，应该远多于矛盾。而其后的一段时间，马英九受到李登辉的打压，远远落到了宋楚瑜的后面，因此，宋楚瑜大概也不觉得马英九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威胁。
由于马英九从政资历很浅，又由于他年轻，更由于他的“不粘锅”性格，所以当初蒋经国提名由马英九担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自然，也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表示意见，心里却是不满的。可当时的蒋经国，一言九鼎，即使别人不愿意，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定，马英九担任副秘书长，因此成为事实，以至于闻者咋舌。也就是因为这一惊世骇俗举措，有的人后来说，马英九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蒋经国是否有意让马英九成为他的隔代接班人，这点我们无法知晓，但有意识的大胆重用马英九，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面对“二·二八障碍。”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我到‘总统府’上班的第一天，当时就认为要解决这个（指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问题。后来无巧不成书，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我提出来的。”
马英九这里谈到的“二·二八”，就是在台湾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二·二八事件”。事情还得从抗战结束时谈起。
抗战结束后，日本不得不将强占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交还中国，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对于回归，是热切期望并且真诚欢迎的。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国民党大佬级人物陈仪来台湾担任行政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理论上说，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台湾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三权独立的政府，无论是清代还是日据时代，台湾都是实行的集权统治，所以，国民党当时所执行的体制，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并非如后来有些人所说，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是比日本人更专制的。
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高度腐败，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派出大量的接收大员，巧取豪夺，接收对象不仅仅是日伪财产，只要他们看中的，动手就抢夺。台湾民众对这个政权没有丝毫感情。他们原以为回归了可以过好日子了，没料到这个政权比日本统治者更可怕更可恨，因而迅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任。
日据时代，为了控制台湾经济，日本人实行了严格的专卖制度，对于“樟脑、火柴、酒、烟、度量衡”等物品，一律实行专卖，并且成立专卖机构。同时对交通运输、货栈、农产品、渔业畜牧、钢铁、电力、水泥、机械制造、石油、工程、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工器材、化学药品、制盐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陈仪到来之后，全盘接收了日本人的这套搞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由国民党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们，无不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大捞好处，于是官场腐败，日甚一日，官商勾结，军纪败坏，盗匪横行。那些当官的可以巧取豪夺，普通当兵的，难以捞到好处，便白天是兵，晚上是匪，偷窃、耍赖、欺诈、恐吓、欺民扰民、无恶不作。政府对此却睁一只日艮闭一只眼。
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一再发生，但凡这类案件，政府支持的都是军人。据统计，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前两年，刑事案件每年递增28%，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正所谓那句老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存，民众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和政府对抗，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走私以及私卖。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查缉员傅学通等6人和4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万里红酒店附近的天马茶房（现在的延平北路）前发现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当即上前缉查。林江迈身上带有几十条香烟和6000元现款（因为通货膨胀，纸币不值钱，这其实是一笔小钱）。
钱虽然不多，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是命根子。
当时，专卖局官员便要将这些钱和烟予以没收，对于林江迈来说，这些财产可是命根子，自然不愿，于是和缉私官员抢夺，甚至跪地向他们求情。
附近有很多民众开始围观，他们知道林江迈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纷纷向官员求情，可官员“铁面无私”，丝毫不肯让步。抢夺中，因为林江迈不肯松手，警察便挥枪威胁，并且用枪托猛砸林的头部，致使她受伤流血。
当时有近百名民众围观，一些人早就对国民党官员不满，群情激愤，有人开始上前和官员们论理，甚至出现抢夺。场面一度出现混乱，致使一名查缉员和一名警察受轻伤。官员们恼羞成怒，鸣枪示警。混乱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子弹竟然射中在自家楼下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时，事件仍然是一次局部事件，若处理得当，应该可以迅速解决。但是，国民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反而称陈文溪是因为妨碍公务被击毙，是咎由自取。
当晚，愤怒的民众便向当局提出诉求，要求惩办凶手，但当局根本不予答复。28日早晨，延平路一带的市民出于愤怒，鸣锣聚集，向民众公布事件真相，希望政府给予公正解决。当地警察获悉后，立即派出警员赶到现场驱赶民众。民众异常愤怒，双方迅速发生冲突。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当地的警察所，所长出面弹压，被愤怒民众围殴。随后，这些人冲进警察所，抢夺了枪支，又前往省专卖局台北市分局，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当场打死查缉员6人，并将办公室内存放的东西推出门外，连同外面停放的汽车、自行车数辆放火烧毁。
后来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一直要求政府对这一事件予以平反。
所以当马英九说他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他提出来的，此话一出，立即遭到本省籍许多人的攻击，认为马英九是在做秀，是在说假话。他们抱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马英九回台湾的1981年，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到“二·二八问题”，那时的蒋经国，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有迹象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确实开始思考与“二·二八”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思考很可能是被动的，却又是不可逾越的。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国民党的本土化，越来越多的本省籍人士进入国民党高层，矗立在国民党和台湾省籍人士之间的这座大山，已经不可回避，到了不得不正视的程度。
有些事，很可能并非蒋经国所愿，可他却无能为力，不得不顺从某种历史的趋势，或者说，不得不屈从于国际的力量。比如蒋经国在台上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蒋经国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对苏联搞大清洗的触目惊心，有着深刻的体会，也对他父亲搞的独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算是他自己为了掌权，同样进行过一系列的阴谋并且使用过诸多残酷手段，这一切，都是促使他晚年推行“仁政、善政”的诱因。但不可忽视另一个事实，他掌权的时代，和他父亲掌权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他已经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能够完全控制台湾政权。他父亲所搞的分而治之使得政权下面派系林立，各不相让且矛盾重重，种种一切，给他掌握政权增加了变数。
蒋经国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用什么人的问题。如果用父亲的老人，那么，这些老人的资格比他老，派系根底比他深，相互之间难以调和，即使不是发展到有人站出来推翻他，也一定是内部矛盾重重。如果大胆起用新人，那么，这些新人难免会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受到省籍族群的影响。美国对待台湾，一直都在使多面派手法，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大力扶持台湾，同时还保护和支持台独势力。而日本对台湾始终不曾死心，多年来都在努力寻求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蒋经国除了利用推行本土化，可以说无路可走。因为他一次又一次遇到“二·二八”这座大山。
马英九回到台湾，加入“政府”工作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敏感时候。蒋经国自从担任“行政院长”算起，执掌台湾大政已经10年，台湾政坛，本省籍官员已经超过了50%，势力已经大过外省籍。这便成了“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不得不向党外人士妥协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解决“美丽岛事件”，说国民党不想停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好，说国民党妥协也好，无论何种因素在起作用，客观上，都是国民党政府向党外人士的示弱。党外人士从而接收了一种信号，国民党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所有的反国民党行为，只要在“合法”的框架之下，国民党将无能为力。
所谓的“合法”框架，实际上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反对势力，不可能不踩线，而国民党既然已经退了第一次，肯定还会退第二次第三次，对于某些看似越格的行为，他们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所谓的“合法”，也就是指“选举”。党外人士要在选举中取得主动。一是要结成一个组织，党禁还没有放开，组党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组织一种助选机构。此外，自然就是争取民心，也就是争取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便是去刺激“二·二八”情结。
民间要求对“二·二八”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事件，又一直是“台独”分子用来打击国民党的最有力武器。蒋经国怎么办？死守“二·二八”防线？死守下去，别说是台湾省籍人士的反对，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会冒出强大的反对之声。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要求对“二·二八事件”进行重新定位的诉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本省籍官员，相当一部分中生代的年轻官员，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事需要重新审视。
马英九当时的观点，便代表着台湾新一代外省籍人士。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是那之后3年才出生的。大学时代甚至更早就知道这件事，当时的理解，‘二·二八’应是族群冲突，当时同学也有人是‘二·二八’家属，在户口记载上是叛徒，经常有警察来拜访。直到离开台湾赴美念书，都觉得要想办法解决。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机会，那时‘台独’联盟的刊物，我每期都看，主要是想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除了了解国民党独裁之外，那些人在想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很想去中国化，也就是搞‘台独’。看这些东西，一方面让我了解到族群对立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开始对‘二·二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蒋经国开始考虑怎样面对“二·二八障碍”。马英九回台后不久，有一次蒋经国在私下谈话时，问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马英九借此机会，很策略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蒋经国沉默了片刻，然后表态说：“这件事非常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不过，可以组织一些人研究一下，在一定范围内搞些讨论。”
这显然是蒋经国的一种表态，正因为这种表态，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便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内展开，为日后对事件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蒋经国让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这么一个显赫职务，其实是想要马英九帮他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想由他主抓“政党外交”。这充分说明，蒋经国没有忘记马英九几年前在纽约那次发言中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话。
但马英九上任后所面临的第一件事，不是“政党外交”，而是“政党内交”。他上任之后，台湾岛内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使得国民党的威信一损再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党外势力决定于高雄市集会；此活动事前的申请未被核准，但由于过去许多的例子都是在最后才被许可，于是集会与游行如期举行，最后终于酿成封锁高雄市内道路的警察与民众的冲突；数日后，政府便展开对美丽岛集团的逮捕行动，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以涉嫌叛乱由军事法庭审判。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审判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林义雄家宅发生惨绝人寰的灭门大血案！林母及两个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均惨遭不明身份的凶手潜入家中杀害，大女儿林奂均被杀成重伤，这件灭门血案，震惊海内外。使得整个“党外”运动在挫折之中，更跌人哀伤的谷底。虽然美丽岛事件使得历经十年艰辛凝聚出的“党外”政团，在一夕之间几乎瓦解，但这次全岛性的大搜捕，却震撼海内外，尤其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审判，更激起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高度关心。也因此而引出了一批学有专精、正值少壮的辩护律师，由于承办这次的案件，使他们从幕后走到幕前，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反对运动的重要人物，举凡谢长廷、陈水扁、尤清、苏贞昌、李胜雄、张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之后，投入政治运动的行列。
要了解美丽岛事件，必须先了解70年代初期逐渐形成“党外”民主运动。在一般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选举具有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于国民党入台以来所实施的“地方自治”仅称得上是一个“半自治”的形态（地方缺少财政、人事、警卫、教育等权），且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碍于所谓“动员戡乱”之体制，完全不让人民改选，直到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因此，长期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台湾尽管有选举，但并没有完全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彰显。
在经过七十年代多次的选举之后，一些标榜“党外”的民主运动人士逐渐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民间政团；又于1979年初，党外杂志《夏潮》《这一代》遭到停刊处分，党外人士余登发父子因“知匪不报”被捕，引发一连串抗争行动，朝野之间形成一股剑拔弩张之势；同年8月，政论杂志《美丽岛》创刊，发行人为黄信介，社长为许信良，副社长就是后来在台湾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吕秀莲，《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形式组成，在实质上具有政党政治的雏型，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并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别设立分社及服务处，且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时，便在该地展开群众聚会。因此，《美丽岛》杂志社所引发的一连串群众聚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当局极度的敏感与不悦。
“美丽岛事件”以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实际给党外人士以正面的鼓舞。
此时，美国又一直在后面支持这样一股力量，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不少的压力，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一大批新生代，对于国民党所执行的专制统治是持有看法的。此后的一段时间，国民党虽然对新闻实行了进一步控制，但党外人士的斗争，却花样翻新，恰在此时，江南先生撰写的《蒋经国传》在美国出版，随后的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的车库准备去自营的瓷器店时，被从角落射出的3颗子弹夺去了
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心存迷惑，无法想象被赶到海岛上的这个独裁腐败政权如何力挽颓势，使台湾经济、科技、文化得到发展。事实表明，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对台湾半个世纪的走向至为关键。
蒋经国在苏联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西伯利亚工厂打工。那个时候他是极端的左倾，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也发表过声明抨击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蒋经国，对美国并不推崇，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着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版和“白色帝国”美国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
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直到1972年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才开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湾最高“领导权”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蒋经国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1960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在3月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望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蒋经国在台湾实行“本土化”后，开始启用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后来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内。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并非完全是他个人主动的意愿。因为本土化一方面有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也有国际间的压力，国际间的压力最大的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宣布1972年尼克松要到北京去访问。在美国人的鼓励和压力之下，蒋经国才着手实行本土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因向外贷款过巨，是否发展重工业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而蒋经国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为此后“黄金岁月”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
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这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战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精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人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
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
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
马鹤凌一直期望儿子能够从仕途发展，早在马英九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父子俩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那时，马英九已经取得哈佛的“入场券”，讨论这一问题，自然显得言之过早。后来，马英九和周美青结婚，两人都生活在美国，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受周美青影响，马英九会放弃返回台湾，而在美国安家。所以，又力劝儿子毕业后回来工作。当时的马英九，并没有明确表态，似乎是两可之间。
而与之关系较好的朋友私下说，当时的马英九，其实并没有回台湾的打算，甚至有一种说法，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待了5年之久，就是不想毕业后受父亲的压力返回台湾。所以，他趁着读博士期间，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同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法学研究员。
马英九真不想回台湾还是只是一种姿态？我们现在很难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分析一下，马英九不想回台湾，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显一点，台湾岛内，矛盾重重，族群对立，一天比一天严峻，而当时台湾还在持续着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实行着“戡乱时期”特殊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台湾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内地正在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未来的发展形势极不明朗。在这种背景下，遇到有去华尔街工作的机会，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来自父亲的压力有增无减。父亲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湾工作，原因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那是因为马鹤凌对儿子寄予极大的期望，始终希望他在政坛有一番作为。这虽然不能说不是原因，但估计不能算主要原因。马鹤凌老先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他只有马英九这样一个儿子，因此，希望儿子待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虽然来自父亲的压力始终没有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马英九返回台湾的，确实是政治因素。
因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活动十分猖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台湾的外交空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台湾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学人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在美国筹组“国建会”。此时的马英九，已经成为海外学子中的佼佼者，台湾自然不会忘了他，他被延揽出席“政治外交”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上，马英九作了一个发言，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主动出击”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台湾岛内是很难提出来的。毕竟，两岸关系对于国民党来说太敏感，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们就算是能够想到这一点，也不敢说出来，更多的人，因为惯性思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马英九不同，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又为了编写《波士顿通讯》花过不少工夫，对两岸关系，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会提出这种“主动出击”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台湾方面有所松动，虽然没有完全用上马英九“主动出击”的建议，却也有所考虑。
正是这个谈话，让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大感兴趣，返回台湾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觉得此人是个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绍马英九和蒋经国关系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谈到蒋经国第一次注意到马英九是什么时候，马英九本人虽然也曾撰文介绍自己和蒋经国的关系，同样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有说马英九参加军训时向蒋经国献词引起注意的，有说马英九考取中山奖学金受到蒋经国接见时引起注意的，还有说马英九编写《波士顿通讯》引起蒋经国注意的。所有的介绍中，只有一则介绍非常肯定，说是1978年6月，《中央日报》转载了《波士顿通讯》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载了三天。蒋经国非常仔细地读完了三天的连载，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当时便打电话给“秘书室主任”周应龙，希望他向《中央日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准。
周应龙打了几个电话，立即弄清这篇文章的作者马英九是马鹤凌的儿子。提起马鹤凌，蒋经国自然知道。听说马鹤凌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蒋经国自然高兴，当即指示周应龙，要调马英九来身边工作。可周应龙告诉他，马英九此时还在哈佛读博士，并没有毕业。蒋经国听说后，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但这个名字，显然是记下了。
三年后，前往美国参加“国建会”活动的台湾官员回来向蒋经国汇报，提到了马英九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建议，蒋经国觉得很有见地，便问起马英九的情况，知道马英九在华尔街工作。当时，周应龙既是“秘书室主任”，又兼任蒋经国的秘书之职。可是，他在这一职务上已经多年，蒋经国已经决定将他调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不适合再兼任秘书，因此想到了马英九。
1972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选中的英文秘书是大才子钱复。
在台湾，钱复、连战、陈履安以及沈君山，有台湾四大公子之称，其父钱思亮，是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等。
钱复自小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系。1959年，为了考验自己，他只身带着20美元去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结果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不久他便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当时，宋美龄奉命对他进行口试，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的回答十分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就是这个马马虎虎，等于得到了通行证。
后来，蒋介石要推出儿子蒋经国，又将钱复介绍给儿子。蒋经国便任命他为“新闻局长”同时兼任自己的英文秘书。所以，钱复是蒋经国的第一任英文秘书。不过，钱复毕竟是国民党新生代中的显赫人物，公务繁忙，而且，当时最令蒋经国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让钱复去“外交部”担任要职，自然不可能再兼顾这个“英文秘书”的工作，蒋经国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个预备人选。于是，钱复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服完兵役后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并且结婚。夫妻俩在美国打拼了8年，小有成就。钱复和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关系不错，和宋楚瑜也有相当的交情，蒋经国要他推荐英文秘书，他便推荐了宋楚瑜。
蒋经国英文秘书这一职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为了提高这一职位的影响，此人后来都会兼任其它职务。宋楚瑜刚刚回来时，大概还属试用期，所以只是担任英文秘书一职，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蒋经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才委任他当了“新闻局副局长”。此时，钱复已经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将宋楚瑜安排去“新闻局”显然是为了让他当局长。
1978年12月的一天，即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台湾“断交”的前一天，美驻台代表安克治致电宋楚瑜，请他安排次日与蒋经国见面。宋楚瑜意识到事关重大，根本没有考虑当天蒋经国的安排，当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将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蒋经国对于宋楚瑜的应变能力极为赞赏，一个月后便正式任命他为“新闻局长”。
宋楚瑜其人，极善于搞人事关系，亲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让蒋经国觉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他也公开对蒋经国说，他的父亲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他视蒋经国为亲生父亲，他要把对父亲所有的爱给予蒋经国。他不仅这样说，同时也这样做，对于蒋经国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连蒋方良爱吃什么他都知道，果真像儿子牵挂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来，但宋楚瑜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比如刻意模仿蒋经国的某些动作。蒋经国下去视察，人家送饭给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样学形，连冷饭都吃。蒋经国上车，一边钻进去会一边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学得极其传神。所有这一切，自然获得蒋经国极大的好感。将他列为新生代的重点培养对象。或许正因为他在国民党内势头太劲，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党外人士，对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为“新闻局长”，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及不久之后的林义雄灭门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担任政府发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为“政府”辩护给台湾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民进党将他描绘成“美丽岛事件”的罪魁祸首种下了祸因。
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之后，蒋经国“英文秘书”一职，一时无人接替，只好由他仍然兼着。可实际上，他很少有时间来履行这一职务，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周应龙身上。而周应龙只是“兼职”又要高升，给蒋经国找一个新的“英文秘书”，便成了迫切任务。
蒋经国心目中有了人选，只是不清楚马英九是否愿意，所以，周应龙便找到自己的岳父梁孝煌，请他出山去做马鹤凌的工作。此时的马鹤凌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担任职务，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错。马鹤凌又一心想让儿子从政，自然是满心欢喜，只是这件事，他说了还不能完全算数，需要问一问儿子的意见。
如果仅仅只是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是否会考虑一番，我们不清楚。可蒋经国几年前就已经认定马英九是个人才，又从他的履历中看到他一贯是优秀学生，同时是蒋经国人才库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给予马英九的职务，并不仅仅只是英文秘书，而是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马英九办事很沉稳。如果是别人，能当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早已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回到台湾了，而马英九却没有这样。尽管他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一职务，仍然觉得不够稳，所以，他在决定返回台湾之前，又向台北的几所大学寄出了求职信，希望能够在某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或者研究职位。结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学的录用通知，聘请他担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面说过，他的几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而现在他又被这所大学录用为副教授，可见他和政治大学的缘分实在不浅。
如此一来，马英九在1981年8月回到台湾时，便有了三重身份：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台湾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一个月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刚刚发生一起离奇案件，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暴死在居所楼下，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台湾学界一片沸腾，几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况下，马英九返回，许多学界人士都觉得不解。放着美国“自由社会”的高薪职位和优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湾这个狭小封闭并且动荡不安的小岛里钻，这不是发傻吗？但马英九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在美国怎么干也有种“流浪汉”的感受，回到台湾定居是迟早的事，何况他学的是政治和法律，只有在台湾才真正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文成系美籍华人，在美国卡内基大学任教，同时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1年7月，陈文成返回台北探亲，却被“警备总部保安处”约见，理由是他在美国和“台独”分子有联系。7月2日凌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台湾大学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全身伤痕累累，显然经过刑讯或拷打。但“警总”却表示，当时只是约谈，其后便将他放回，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警总不清楚。现场显示，陈文成是从楼上摔下而死，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则难以定论。
这件事，迅速成为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的炮弹。马英九就是在这种不太平的时候，回到了台湾。
得到马英九肯回台湾任职的答复，秘书室便将此事汇报给“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既然是蒋经国看中的人，马纪壮自然不会有半句不满。但这是一个重要人选，职务虽然不高，却是最接近蒋经国的身边人，关系“总统”安危和“国家”的兴亡，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他看过马英九的有关档案，又和马英九见了一面，印象不错，便向蒋经国递交了一份报告，蒋经国当天便在报告上签了字。
从这一天开始，马英九便正式跨进了台湾政坛，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一进入政坛便能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总统”身边工作，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马英九却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马英九身材魁梧，刚从美国回来之时，当时的体重，竟然高达180多斤。他第一天去“总统府”上班，恰好遇到蒋经国会见外国友人，彼此坐在蒋经国的会客室里，蒋经国和外国友人并排而坐，中间隔着一只茶几。按照惯例，马英九的位置，在那只茶几的后面，他所充当的，是翻译的角色。马英九因体重过重，一坐下小板凳，就挤到蒋经国与访宾间的小茶几。
这件事可苦了马英九，以前的英文秘书，包括宋楚瑜在内，个子都不大。也不重，坐在那里，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马英九坐在那里，差不多将整个空间塞满了，连动一下都没有可能，尤其是那张矮椅子，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马英九始终担心，自己如果动作大了点，弄不好，便将椅子坐断了。真的那样，可是闹出“国际笑话”来了。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仅不敢动，而且，还不敢完全将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那张椅子上。
想一想自己今后将无数次在这里“工作”，马英九有些害怕了。可初来乍到，他又不敢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即使想提，也不知该找谁提。没料到蒋经国异常细心，他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会见结束，送走外国朋友，蒋经国特意走进来，对正在做收尾工作的马英九说：“怎么样？第一次工作紧张吗？”
马英九摆了摆头，说他并不紧张。蒋经国却和他开玩笑，说你不紧张，我倒是紧张，我担心你那么胖，把椅子坐断了。后来蒋经国特别交代秘书室给马英九换一把宽大些的椅子，让他们给马英九多留一点活动空间，可见蒋经国对部属极其细心与体贴。
东森新闻“两蒋父子档案解密”节目专访马英九，马英九谈到追随经国先生六年往事时说，经国先生晚年的健康很差，再也没有像过去一下乡好几天的情形，后来发生视网膜剥离，又因为糖尿病，脚趾头切除，最后还坐轮椅，那段时间，大概是经国先生一生中健康最差的时候。马英九并说，“我刚回岛时体重超过90公斤，当时钱复曾要我去减肥，而我自己也觉得坐在小板凳上，显然块头大了一点，还会挤到客人、挤到茶几，所以后来经国先生就指示秘书室主任要把位置换大一点，说是没想到新来的马秘书那么胖。”
马英九还说，他觉得经国先生在小地方蛮体贴的，他刚回岛时，拿到博士学位不到一年，回来后准备出版博士论文，很想再去美国更新数据，后来辗转开口，蒋经国马上答应，而且提供了一些财务支持。此外，经国先生平常过一段时间就会问，家里人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需不需要帮什么忙，让大家感受非常亲切。
马英九虽然胸有成竹，博学多才，但给蒋经国当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闹出过“幽默错误”，那是因为蒋经国的浙江口音所致。
有一次，蒋经国接见一名境外友人，此人非常熟悉前苏联事务，而蒋经国又曾在前苏联多年，在前苏联娶妻生子，甚至还在前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前苏联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前苏联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可比。现在遇到一个熟悉前苏联事务的外宾，自然会谈起前苏联。蒋经国谈到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他发出这个音的时候，用的是浙江口音的中国话，而马英九对前苏联几乎没什么了解。他想当然地以为，既然是首府，自然是什么“宫”之类，比如克里姆林宫，白金汉宫，而浙江话所说的“巴”，又和“白”极其相近，所以，马英九便翻译成“白宫”。
蒋经国并不清楚马英九是怎样翻译的，所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依然兴高采烈的和那个客人谈着，但那个客人是个“苏联通”，知道阿塞拜疆的首府不是“白宫”，却又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翻译成“白宫”，所以有些发愣。
马英九虽然感到外宾的神色有些不对，却也没有深究。直到这个词出现好多次，而他每次都以“白宫”翻译时，都发现外宾的神色有异，才意识到自己翻译可能错了。
那种情形是非常窘迫的，一般人，或许会想办法蒙混过关，而且蒋经国并不知道他的翻译出现错误，以后再遇到要翻译“巴库”的时候，干脆仅以首府代替，含混过去了事。可马英九非常认真，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出错之后，内心极其不安。他找了个机会，将此事向蒋经国核实了一遍，并且告诉他，自己有可能翻译错了。蒋经国很耐心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才让他明白过来。
这件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成为一大败绩，最终影响到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但蒋经国却与众不同，当他知道马英九犯了一个大错后，他不仅没有批评马英九，反而对马英九这种知错改错的勇气，极为欣赏，竟然还表扬了他几句，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使得马英九在蒋经国面前赚足了印象分，工作起来也就更加认真负责了，以至于后来蒋经国夸他，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从此时开始，直到蒋经国逝世，马英九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了将近7年时间，二人关系十分密切。7年的光阴，在整个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之间，瞬息即逝，可是在台湾，却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7年，虽然有许多变化，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打下了底子，还没有出现最终的根本性改变。后来台湾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马英九都是目睹者或者参与者，他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这种“贴身”身份，使得他对于蒋经国的思想脉络以及为人等，有一个相对别人更为透彻的了解。外人后来说他是蒋经国的真实信徒，甚至于说他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这实在并不为过。
从后来马英九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对蒋经国的政绩以及为人，都是极为推崇的。他多次说：“十五年来多次民调显示，经国先生最受民众肯定的政绩，正是十大建设。英九认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观点来说，经国先生在历任‘总统’中的评价最高，确实当之无愧。”但是，他显然不像宋楚瑜。当初，宋楚瑜将蒋经国视为父亲一般尊敬和崇拜，后来蒋经国逝世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像孝子一般，但凡一些重要的日子，都会去蒋经国的灵前参拜，并且痛哭流涕，虽然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很久。
马英九不是那种在政治上广结善缘的人，就算他有那么多机会讨好蒋经国，以求蒋经国在政治上提拔他，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这上面花很多的情感功夫，只是一心一意将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务必事事精到。马英九和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尽管从感情上说，马英九对蒋经国从小就十分的崇拜，将其当成大英雄看待。而蒋经国对马英九也非常的满意，其体贴和关切程度超乎寻常，所以直到自己逝世，都一直把马英九留在自己的身边，当最亲近的人使用。
蒋经国除欣赏马英九的品德和才华外，马英九的那种“不沾锅”的性格尤其赞许，所谓“不沾锅”，指的便是他在政治上不拉派不结帮，我行我素，只要是对的，无论是谁，他都支持，只要是不符合他的观点的，他也会提出意见，如果对方是明显错误或者是在使阴谋，他知道之后，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评。平常在蒋经国身边工作，除了勤奋，就是认真，凡是份内的事，他一丝不苟，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从不打听从不过问，更不会替人说情。他知道的事，他也从不向外面任何人透露。谁也别想从他嘴中得到有关蒋经国和“总统府”的任何消息和秘密，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
蒋经国在有些事情上，还会询问马英九的意见。这是蒋经国的一种工作方法。像他这种人，高高在上，听到下层意见不那么容易，许多事，都是从身边人那里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便有一些谄媚之辈趁此机会打击他人抬高自己。蒋经国身边，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少，他听到类似的话，也一定很多。有些他听进去了，结果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导致了错误，事后即使意识到，想改，也已经晚了。有些事，他想调查取证，可下面的人都有各种关系，调查也不容易。因此，对于身边人，他不能不有一种特别的警惕，却又不能离开这些人。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只能坐在轮椅上理政，就更加少不了这些身边人了，同样对这些身边人也最亲近。
据蒋孝勇回忆说，到了晚年，蒋经国已经没有几个信任的人，因为那些人对他所说的话，大多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许多话是不能信的。马英九是难得的一个大好人，一个肯对他说真话的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但马英九也有他的缺点，他不喜欢品评人物，往往是就事论事，涉及个人的人品，从不评价。
虽然马英九没有想方设法让蒋经国对自己产生一种亲子般的感情，蒋经国却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蒋经国身处高位，平常见到太多为自己私利，争得头破血流的蝇营狗苟之徒，也见到太多的拉帮结派，所有官场的黑幕，蒋经国是全都见尽，可以说见怪不怪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深恶痛绝，却又无力根除。正因为如此，当他遇到一个不结帮不谋私利的年轻人时，那种仿佛大草丛之中见到珍珠的感觉，是何等的强烈。
蒋经国对马英九评价是：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但对蒋经国这样一个浸淫官场大半生，处于权力高峰几十年，又处于人生终点的垂暮老人来说，他所指的缺陷，应该说是大缺陷，而不是小缺点。
日后，马英九的支持者拿这句话当成“最高指示”，以此告诉人们，蒋经国对他的评价是如何之高。而马英九的反对者，同样用这句话来攻击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没有缺陷，正是他最大的缺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更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个像马英九这样看上去没有缺陷的官员，而不愿选一个像李登辉那样全身都是缺陷的官员。
平步青云超速升迁
1984年，蒋经国对班子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一个大基调，就是本土化和年轻化。这次调整，对于整个台湾的未来，可以说举足轻重，关系深远，并且影响到了“党国”的命运。因为正是这次调整，推出了台湾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辉和马英九。后来李登辉成了接班人，担任了“副总统”；而马英九则平步青云，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最初蒋经国让李登辉担任“政务委员”，看中的是李登辉是个农业方面的人才。此后，蒋经国每次下乡调查农村问题，都将李登辉带在身边，李登辉一方面对蒋经国极尽讨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学者作风，颇为务实。
当时49岁的李登辉，大概不可能想到日后还有政治上发达的机会，能够坐上“政务委员”的高位也就满足了，政治上大概没有野心，便很愿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既然没有野心，也就没有顾忌，遇到蒋经国向他征求某些问题的意见时，他也就可以直言。正是这一点，令蒋经国大为欣赏。
1978年，蒋经国当上“总统”，10天后，他便任命孙运璇为“行政院长”。而新的“行政院”阁员，自然都是由蒋经国钦定，蒋经国给了李登辉一个更佳的位置：“台北市长”。李登辉一上任，便给了蒋经国又一个好印象。他辞掉了除“市长”薪水之外应得的一切，如研究费、车马费、制装费等。这一消息经过报界大炒，蒋经国看到后，极为欣赏。三年后，他又接任“台湾省主席”。
据有关消息称，当初，蒋经国考虑“副总统”人选时，主要考虑的是族群搭配。他本人是外省籍，所以内定的调子是选择一个湖北省籍的副手，以显示权力的平衡。如此一来，选择的范围便非常狭窄，当时仅仅只有两个候选人，一是李登辉，二是林洋港。蒋经国最终考虑了李登辉而放弃林洋港，原因在于林洋港是通过自我奋斗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在台湾政坛每向前走一步，都会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脉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人事关系网。李登辉则不同，他是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党内没有很深的根系，和他关系密切一些的，大都是蒋经国极其信任的那一帮新人，如连战、宋楚瑜等人。蒋经国自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人日后会成为李系最为得力的生力军。
经过长期接触，蒋经国发现马英九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早就有心要重用他，于是就借这次调整之机，将马英九提拔为国民党副秘书长。
但提拔马英九，当时在党内的阻力非常之大。
在国民党内，最高职权是党主席，其次则是中常委，再然后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因为秘书长本身就是中常委，通常不太可能负责与秘书长相关的事务，副秘书长自然就实际行使秘书长职责，这就使得副秘书长实际成了中常委下面的第一人。这一职务，使得马英九一下子在国民党内超越了很多人。而以台湾党政比较，党主席和“政府总统”是同一人，这一人之下，党的第二重要人物，便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政府”的第二实权人物是“行政院长”，这两个职位，在理论上是平级的。那么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一职，便相当于“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
马英九只不过当了几年“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以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便立即被提拔到“副院长级”，没有丝毫政绩却一下子超越了很多人，几乎有了问鼎之势，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元老派还是中生代，心里都不会平衡。这种超速升迁，真正是坐直升飞机。
谈起国民党内部的根系，马英九的父亲此时还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名中级党工，在以后马英九仕途发达之后，他才被连提几级，成了高级干部。
而中生代骨干人物中，陈履安的父亲陈诚，曾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干将，宋美龄的干女婿，蒋经国到台湾后的紧密合作者，后来的“行政院长”以及“副总统”。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连战进入政坛之前，便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的级别，是湖北省籍官员的领袖。论能力或者文凭，这两人和马英九均相当，进入政坛的时间却比他早得多。此时，陈履安只不过是“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部级”而已，比马英九低了半级。连战只不过是“交通部长”，同样比马英九低了半级。当年“四大公子”的另一位钱复，此时的职务只不过是“外交部次长”，理论上，还只是“副部级”，比马英九整整低了一级。
心里不平的，还有宋楚瑜。此时，宋楚瑜的职务是“文工会主任”，同样只是“部级”。台湾方面的消息称，正是此时，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出现了矛盾。后来有人称两人间有一个“瑜亮情结”，宋楚瑜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更为有趣的是，马英九和宋楚瑜两人的祖籍是一致的，都是湖南湘潭人，也都是留美博士出身，两人的父亲，也都是老牌的国民党党员。所不同的是，宋楚瑜比马英九大8岁，进入台湾政坛比马英九早7年。若论进入台湾政坛，两人所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均是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然后等待时机，终于有一天，蒋经国征召了，于是毅然返回台湾，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一职。
略有不同的是，宋楚瑜在英文秘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直到让蒋经国对他有一种父子情感的认同，才将他提为“新闻局副局长”，又几年后，才提为“新闻局局长”。可马英九是由蒋经国自己发现的，因此，一回到台湾，首先担任的是“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在行政上的起点，已经比宋楚瑜高出了一大截。有关这一截，宋楚瑜当时大概不会在意，因为此时他已经是“新闻局局长”，俨然是国民党和台湾政府的代言人。响当当的“正部级”。马英九虽然一开始就捞了个“副部级”，毕竟只是政坛小毛孩，初生牛犊而已。
如果论人脉关系，宋楚瑜更是要远远胜过马英九。
人脉关系的建立，一是与父辈的地位有关，一是本人的主导思想和交际能力有关。在这方面，马英九确实够另类，他似乎不屑于搞这类关系，和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是个人，都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就算是朋友之间，他也不像别人那样，要么是酒肉朋友，要么是生死之交，要么是刎颈之交，要么是忘年之交，要么是父子之交。可他则是君子之交，总是淡淡的，没有丝毫利益相关。这就给人一种感觉，马英九此人，似乎不太讲情面，似乎有点冷血，因而，身边朋友总是少之又少。
宋楚瑜则全然不同。首先，他父亲就有一大帮朋友，这些朋友的后代或者下级，又被他接收过来。他无疑属于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认识一个人，很容易便和对方成为了好朋友，给人的感觉，他极其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比如，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宋楚瑜为了帮马英九拉选票，在一次助选活动中，竟然声泪俱下地跪下来，求人们将选票投给马英九。这一跪，跪得惊世骇俗，也跪得舆情四起。这种事，如果换个角色，让马英九去做，恐怕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这次提拔，在职务上面，宋楚瑜落到了马英九之后，虽然宋楚瑜后来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甚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进入了中常委，但就担任副秘书长的时间来看，比马英九晚了三年。这也就是说，马英九由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仅仅用了3年时间，而宋楚瑜走完这一历程，用了13年时间。多出整整10年。宋楚瑜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生点闲气，那是有这个可能的。
客观地说，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矛盾是有，但不如台湾岛内某些媒体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毕竟，在那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两人都作为国民党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出现，而马英九由于性格关系，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强大的支持力量，而在有关改革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又是站在同一阵营，抱持相同观点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联合，应该远多于矛盾。而其后的一段时间，马英九受到李登辉的打压，远远落到了宋楚瑜的后面，因此，宋楚瑜大概也不觉得马英九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威胁。
由于马英九从政资历很浅，又由于他年轻，更由于他的“不粘锅”性格，所以当初蒋经国提名由马英九担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自然，也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表示意见，心里却是不满的。可当时的蒋经国，一言九鼎，即使别人不愿意，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定，马英九担任副秘书长，因此成为事实，以至于闻者咋舌。也就是因为这一惊世骇俗举措，有的人后来说，马英九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蒋经国是否有意让马英九成为他的隔代接班人，这点我们无法知晓，但有意识的大胆重用马英九，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面对“二·二八障碍。”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我到‘总统府’上班的第一天，当时就认为要解决这个（指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问题。后来无巧不成书，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我提出来的。”
马英九这里谈到的“二·二八”，就是在台湾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二·二八事件”。事情还得从抗战结束时谈起。
抗战结束后，日本不得不将强占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交还中国，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对于回归，是热切期望并且真诚欢迎的。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国民党大佬级人物陈仪来台湾担任行政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理论上说，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台湾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三权独立的政府，无论是清代还是日据时代，台湾都是实行的集权统治，所以，国民党当时所执行的体制，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并非如后来有些人所说，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是比日本人更专制的。
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高度腐败，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派出大量的接收大员，巧取豪夺，接收对象不仅仅是日伪财产，只要他们看中的，动手就抢夺。台湾民众对这个政权没有丝毫感情。他们原以为回归了可以过好日子了，没料到这个政权比日本统治者更可怕更可恨，因而迅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任。
日据时代，为了控制台湾经济，日本人实行了严格的专卖制度，对于“樟脑、火柴、酒、烟、度量衡”等物品，一律实行专卖，并且成立专卖机构。同时对交通运输、货栈、农产品、渔业畜牧、钢铁、电力、水泥、机械制造、石油、工程、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工器材、化学药品、制盐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陈仪到来之后，全盘接收了日本人的这套搞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由国民党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们，无不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大捞好处，于是官场腐败，日甚一日，官商勾结，军纪败坏，盗匪横行。那些当官的可以巧取豪夺，普通当兵的，难以捞到好处，便白天是兵，晚上是匪，偷窃、耍赖、欺诈、恐吓、欺民扰民、无恶不作。政府对此却睁一只日艮闭一只眼。
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一再发生，但凡这类案件，政府支持的都是军人。据统计，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前两年，刑事案件每年递增28%，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正所谓那句老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存，民众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和政府对抗，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走私以及私卖。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查缉员傅学通等6人和4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万里红酒店附近的天马茶房（现在的延平北路）前发现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当即上前缉查。林江迈身上带有几十条香烟和6000元现款（因为通货膨胀，纸币不值钱，这其实是一笔小钱）。
钱虽然不多，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是命根子。
当时，专卖局官员便要将这些钱和烟予以没收，对于林江迈来说，这些财产可是命根子，自然不愿，于是和缉私官员抢夺，甚至跪地向他们求情。
附近有很多民众开始围观，他们知道林江迈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纷纷向官员求情，可官员“铁面无私”，丝毫不肯让步。抢夺中，因为林江迈不肯松手，警察便挥枪威胁，并且用枪托猛砸林的头部，致使她受伤流血。
当时有近百名民众围观，一些人早就对国民党官员不满，群情激愤，有人开始上前和官员们论理，甚至出现抢夺。场面一度出现混乱，致使一名查缉员和一名警察受轻伤。官员们恼羞成怒，鸣枪示警。混乱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子弹竟然射中在自家楼下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时，事件仍然是一次局部事件，若处理得当，应该可以迅速解决。但是，国民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反而称陈文溪是因为妨碍公务被击毙，是咎由自取。
当晚，愤怒的民众便向当局提出诉求，要求惩办凶手，但当局根本不予答复。28日早晨，延平路一带的市民出于愤怒，鸣锣聚集，向民众公布事件真相，希望政府给予公正解决。当地警察获悉后，立即派出警员赶到现场驱赶民众。民众异常愤怒，双方迅速发生冲突。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当地的警察所，所长出面弹压，被愤怒民众围殴。随后，这些人冲进警察所，抢夺了枪支，又前往省专卖局台北市分局，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当场打死查缉员6人，并将办公室内存放的东西推出门外，连同外面停放的汽车、自行车数辆放火烧毁。
后来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一直要求政府对这一事件予以平反。
所以当马英九说他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他提出来的，此话一出，立即遭到本省籍许多人的攻击，认为马英九是在做秀，是在说假话。他们抱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马英九回台湾的1981年，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到“二·二八问题”，那时的蒋经国，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有迹象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确实开始思考与“二·二八”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思考很可能是被动的，却又是不可逾越的。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国民党的本土化，越来越多的本省籍人士进入国民党高层，矗立在国民党和台湾省籍人士之间的这座大山，已经不可回避，到了不得不正视的程度。
有些事，很可能并非蒋经国所愿，可他却无能为力，不得不顺从某种历史的趋势，或者说，不得不屈从于国际的力量。比如蒋经国在台上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蒋经国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对苏联搞大清洗的触目惊心，有着深刻的体会，也对他父亲搞的独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算是他自己为了掌权，同样进行过一系列的阴谋并且使用过诸多残酷手段，这一切，都是促使他晚年推行“仁政、善政”的诱因。但不可忽视另一个事实，他掌权的时代，和他父亲掌权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他已经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能够完全控制台湾政权。他父亲所搞的分而治之使得政权下面派系林立，各不相让且矛盾重重，种种一切，给他掌握政权增加了变数。
蒋经国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用什么人的问题。如果用父亲的老人，那么，这些老人的资格比他老，派系根底比他深，相互之间难以调和，即使不是发展到有人站出来推翻他，也一定是内部矛盾重重。如果大胆起用新人，那么，这些新人难免会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受到省籍族群的影响。美国对待台湾，一直都在使多面派手法，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大力扶持台湾，同时还保护和支持台独势力。而日本对台湾始终不曾死心，多年来都在努力寻求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蒋经国除了利用推行本土化，可以说无路可走。因为他一次又一次遇到“二·二八”这座大山。
马英九回到台湾，加入“政府”工作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敏感时候。蒋经国自从担任“行政院长”算起，执掌台湾大政已经10年，台湾政坛，本省籍官员已经超过了50%，势力已经大过外省籍。这便成了“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不得不向党外人士妥协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解决“美丽岛事件”，说国民党不想停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好，说国民党妥协也好，无论何种因素在起作用，客观上，都是国民党政府向党外人士的示弱。党外人士从而接收了一种信号，国民党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所有的反国民党行为，只要在“合法”的框架之下，国民党将无能为力。
所谓的“合法”框架，实际上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反对势力，不可能不踩线，而国民党既然已经退了第一次，肯定还会退第二次第三次，对于某些看似越格的行为，他们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所谓的“合法”，也就是指“选举”。党外人士要在选举中取得主动。一是要结成一个组织，党禁还没有放开，组党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组织一种助选机构。此外，自然就是争取民心，也就是争取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便是去刺激“二·二八”情结。
民间要求对“二·二八”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事件，又一直是“台独”分子用来打击国民党的最有力武器。蒋经国怎么办？死守“二·二八”防线？死守下去，别说是台湾省籍人士的反对，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会冒出强大的反对之声。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要求对“二·二八事件”进行重新定位的诉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本省籍官员，相当一部分中生代的年轻官员，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事需要重新审视。
马英九当时的观点，便代表着台湾新一代外省籍人士。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是那之后3年才出生的。大学时代甚至更早就知道这件事，当时的理解，‘二·二八’应是族群冲突，当时同学也有人是‘二·二八’家属，在户口记载上是叛徒，经常有警察来拜访。直到离开台湾赴美念书，都觉得要想办法解决。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机会，那时‘台独’联盟的刊物，我每期都看，主要是想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除了了解国民党独裁之外，那些人在想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很想去中国化，也就是搞‘台独’。看这些东西，一方面让我了解到族群对立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开始对‘二·二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蒋经国开始考虑怎样面对“二·二八障碍”。马英九回台后不久，有一次蒋经国在私下谈话时，问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马英九借此机会，很策略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蒋经国沉默了片刻，然后表态说：“这件事非常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不过，可以组织一些人研究一下，在一定范围内搞些讨论。”
这显然是蒋经国的一种表态，正因为这种表态，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便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内展开，为日后对事件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蒋经国让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这么一个显赫职务，其实是想要马英九帮他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想由他主抓“政党外交”。这充分说明，蒋经国没有忘记马英九几年前在纽约那次发言中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话。
但马英九上任后所面临的第一件事，不是“政党外交”，而是“政党内交”。他上任之后，台湾岛内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使得国民党的威信一损再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党外势力决定于高雄市集会；此活动事前的申请未被核准，但由于过去许多的例子都是在最后才被许可，于是集会与游行如期举行，最后终于酿成封锁高雄市内道路的警察与民众的冲突；数日后，政府便展开对美丽岛集团的逮捕行动，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以涉嫌叛乱由军事法庭审判。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审判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林义雄家宅发生惨绝人寰的灭门大血案！林母及两个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均惨遭不明身份的凶手潜入家中杀害，大女儿林奂均被杀成重伤，这件灭门血案，震惊海内外。使得整个“党外”运动在挫折之中，更跌人哀伤的谷底。虽然美丽岛事件使得历经十年艰辛凝聚出的“党外”政团，在一夕之间几乎瓦解，但这次全岛性的大搜捕，却震撼海内外，尤其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审判，更激起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高度关心。也因此而引出了一批学有专精、正值少壮的辩护律师，由于承办这次的案件，使他们从幕后走到幕前，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反对运动的重要人物，举凡谢长廷、陈水扁、尤清、苏贞昌、李胜雄、张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之后，投入政治运动的行列。
要了解美丽岛事件，必须先了解70年代初期逐渐形成“党外”民主运动。在一般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选举具有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于国民党入台以来所实施的“地方自治”仅称得上是一个“半自治”的形态（地方缺少财政、人事、警卫、教育等权），且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碍于所谓“动员戡乱”之体制，完全不让人民改选，直到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因此，长期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台湾尽管有选举，但并没有完全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彰显。
在经过七十年代多次的选举之后，一些标榜“党外”的民主运动人士逐渐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民间政团；又于1979年初，党外杂志《夏潮》《这一代》遭到停刊处分，党外人士余登发父子因“知匪不报”被捕，引发一连串抗争行动，朝野之间形成一股剑拔弩张之势；同年8月，政论杂志《美丽岛》创刊，发行人为黄信介，社长为许信良，副社长就是后来在台湾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吕秀莲，《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形式组成，在实质上具有政党政治的雏型，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并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别设立分社及服务处，且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时，便在该地展开群众聚会。因此，《美丽岛》杂志社所引发的一连串群众聚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当局极度的敏感与不悦。
“美丽岛事件”以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实际给党外人士以正面的鼓舞。
此时，美国又一直在后面支持这样一股力量，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不少的压力，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一大批新生代，对于国民党所执行的专制统治是持有看法的。此后的一段时间，国民党虽然对新闻实行了进一步控制，但党外人士的斗争，却花样翻新，恰在此时，江南先生撰写的《蒋经国传》在美国出版，随后的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的车库准备去自营的瓷器店时，被从角落射出的3颗子弹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