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9.1831年

　　1831年1月4日，星期二

　　（关于《浮士德博士历险记》）

　　我与歌德一块儿翻阅托普费尔的几册素描。托普费尔是我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他兼具作家和造型艺术家的才能，可迄今似乎更乐意用可见的形象表现自己充满生气的思想精神，而不喜欢将其诉诸飘浮不定的文字。眼下翻阅的这一册素描题名《浮士德博士历险记》，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部滑稽小说，特别为歌德所赞赏。

　　“真是太绝了！”他一页一页翻着，不时地发出赞叹，“处处闪烁着天才和智慧的光辉！有几幅完全叫做绝妙无比！

　　将来如果选择一个正经一点的题材，并且画得再稍微认真些，那他没准儿会创作出一些个超出所有想象的杰作。”

　　“有人企图把他与拉伯雷作比较，并且指责他模仿拉伯雷，”我插话道，“说他剽窃人家的思想。”

　　“这些人真叫莫名其妙，”歌德回答，“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以为托普费尔正好相反，完全是个独立自主的、富有创造性的天才；我见过的天才从来都是他这样。”

　　1831年1月17日，星期一

　　（谈《红与黑》）

　　随后我们谈到了《红与黑》，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最好的作品。

　　“不过我不否认，”他补充说，“他的一些女性形象有点过于浪漫。可是，她们无不显示出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致和心理剖析的深刻，这又让我们乐于原谅他某些细节描写的不够真实啦。”

　　1831年2月13日，星期日

　　（《浮士德》的结构特点；文艺家的人格是作品的一切）

　　在歌德家里进餐。他告诉我继续在写《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幕，并且讲开头部分现在写得完全如他希望的一样成功。

　　“该写什么，如你知道的，我早就心中有数，”他说，“只是对怎么写，我一直不完全满意。这下我高兴啦，终于有了一些个好主意。现在我要设法填补第三幕《海伦》和先已完成的第五幕之间的整个空白，并且写出详细提纲，然后就可以舒舒服服、稳稳当当地正式动笔写，喜欢写哪个部分就先写那个部分。第四幕的性质又很特别，恰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无关的、独立存在的小世界，只凭借着些微的前因后果与全剧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接过话头，“第四幕和其他部分的性质仍然完全一致喽。因为，从根本上讲，与奥厄尔巴赫地窖酒店、女巫厨房、以及海伦等等有关的各幕各场，也都是自成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尽管相互影响，但却关系并不紧密。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展现出一个光怪陆离、复杂纷繁的世界。一位脍炙人口的主人公的故事，只被当作一条贯穿全剧的线索，他爱串上什么东西就串上什么东西。这也是《奥德赛》和《吉尔·布拉斯》所采用的手法。”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说，“采用这种结构只有一点须要注意，就是各个部分都必须鲜明而够分量，同时整个作品则永远难以把握，这就诱使人们反复一再去阅读它。”

　　饭后我们一同观赏新近出来的一些大师的铜刻画，尤其是风景画，并高兴地发现它们一点毛病也没有。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已积累如此多的好东西，”歌德说，“在其影响下又出现好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糟只糟在有那么多错误的教条，”我应道，“害得有才能的年轻人不知究竟该拜哪一方的神圣。”

　　“你的话有的是证明，”歌德说，“我们看见一代代人被错误的教条坑害、葬送，我们自己也深受其苦。尤其是今天通过印刷，任何谬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

　　就算这样一位艺术判官一些年后思想有所进步，就算他也会把自己经过提高的观念公诸于世，然而他的错误说教已经起了作用，而且将来还会像混在香草一起的毒草似的继续起作用。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真正伟大的天才不会让错误教条引入歧途，不会让它把自己毁掉。”

　　我们继续观赏铜刻画。歌德说：

　　“真是些杰作啊。你看见的确实是些了不起的天才；他们学有所成，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品位和造诣。只不过所有这些画作仍缺乏一点什么，那就是：

　　雄强之气。——记住这个词儿，并且加上着重的标记。这些画缺少一定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在前一些世纪无时无处没有表现，而在今天却看不见啦；

　　而且不只是绘画作品里看不见，其他所有艺术里也看不见。眼下生活的是软弱的一代；也说清楚他们的软弱是由于遗传，抑或是教育和营养比起来还更加软弱的缘故。”

　　“由此可见伟大的人格对于艺术多么重要，”我说，“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艺术家的人格常常都表现得十分伟大。在威尼斯你站在提香和维罗涅斯的作品前，你就会感到这些男子雄强的精神已经渗透其中。他们强大而有力的感受贯穿整幅绘画的各个部分；

　　我们在观赏这样的作品时，一股出自高尚艺术人格的力量会扩展我们的心胸，使我们超越自身。您所说的雄强之气，也在鲁本斯的风景画里特别地表现了出来。如此一来，尽管我们看见的仍旧是熟悉的自然现象，但在我们眼里它们全渗透了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并且按照他的意愿实现了更新。”

　　“是啊，”歌德说，“在艺术和文学中确实人格就是一切；

　　然而在当代的批评家和艺术判官中，就有这么一些孬种不承认这个道理，把文艺家的伟大人格，仅仅视为作品的一种无足轻重的佐料而已。

　　“自然呐，要体察并尊重伟大的人格，自己又不能不也有人格。所有否认欧里彼得斯的崇高精神的人，要么是些没有能力体会这种崇高的可怜虫，要么是些不知廉耻的骗子；

　　这些骗子企图以其僭越狂妄之举，提高自己在软弱的世人眼里的身价，也确实提高了他们的身价。”

　　1831年2月14日，星期一

　　（天才要以强健的体魄为基础）

　　陪歌德进餐。他刚读完拉普将军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出版于一八二三年。谈话因此便转到拿破仑，转到他母亲勒迪蒂亚夫人自知养育了这么多英雄子女，自知身为这么个有权势家庭的主母，必定会有怎样的感受。

　　“她生第二个儿子拿破仑时十八岁，她的丈夫二十三岁，也就是说父母亲都正值身强力壮，对儿子的体魄便有了好处。拿破仑之外她还生了三个儿子，个个都非常聪明、能干、健壮，除了日常事情在行，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接在这四个儿子后面还养了三个女儿，最后一个叫婕洛美，看来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劲儿的一个啦。

　　“天才自然并非遗传，但却须要有一个适当的身体基础；因此，一个人是家里的老大或是老幺，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所生或是年老体弱的父母所生，就决不一样了。”

　　我接过话头，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天才之中，音乐天才最早显现，因此莫扎特才五岁，贝多芬才八岁，胡梅尔才九岁，就以演奏和作曲的才能惊动了自己周围的人。”

　　“音乐才能的确可能很早就表现出来，”歌德说，“因为音乐这东西完全是天生的，内在的，无需从外界汲取很多营养，不拥有生活的经验。不过呢，像莫扎特这样的现象自然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无法进一步说清楚的奇迹。这些出类拔萃的个人，我们以惊羡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却不明白他们来自何处，倘若上帝不是时不时地在他们身上一试身手，那他干吗还到处去寻找机会显示圣迹呢。”

　　1831年2月17日，星期四

　　（年长未必就更聪明；《浮士德》第一、第二部的不同性质）

　　陪歌德进餐。上午编辑完了他一八〇七年的《卡尔温泉浴场暂住记》，我把稿子带给了他。我们谈到其中一些逐日仓促记录下来的精彩片断。歌德笑着说：

　　“人总以为老了才会聪明；实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要做的是保持原有的聪明。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固然都有变化，但是却不能讲总是越变越好；

　　在有些事情上，他二十岁时的见解可能和六十岁时完全一样正确。

　　“诚然，我们对世界的观感在平原上是一个样子，在高山上是另一个样子，在众峰顶上的冰川之巅又是另一个样子。站在一个立足点可能比站在另一个立足点多见点儿世面；

　　可也就如此而已，因此不能说，在这个立足点的看法比在另一个立足点更加正确。所以，如果一个作家在一生的不同阶段都留下了纪念碑似的作品，那主要就因为他有与生俱来的基础和良好愿望，他在每个阶段的所见所感都真实纯粹，并且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心中的所思所想，没有任何别的图谋和曲折隐讳。如此一来，他写的东西只要在产生的那个阶段站得住脚，就会一直站住脚，不管作家本人将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和改变。”

　　我表示完全赞成歌德的高见。他于是接着说：

　　“最近我碰巧拣到一页废稿，读了读。嗯，写得不错！我对自己讲：

　　你也不会有另外的想法，要是写也差不多会这个样。可等我再仔细看看这页废稿，才发现它是我自己作品的一个片断。因为我一直赶着往前写，就忘记了曾经写过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出现把自己的东西完全当作别人作品的情况。”

　　我打听他写《浮士德》的进展。歌德回答说：

　　“我再也放不下它啦。我每天都在构思。今天我已把第二部的全部成稿拿去装订，以便能看见到底有多大分量。第四幕缺少的部分我暂时用白纸充数。这类直观的东西作用比想象的大得多，必须想方设法给精神以促进。”

　　歌德叫人把装订好的《浮士德》新稿本拿进来；我一见摆在眼前的原稿足有一个对开本那么多，真为他已写成的数量吃了一惊：

　　“这就是您在我来魏玛六年写的全部东西。这其间您还经历了许多别的事情，能用于写作的只有很少一点时间。由此可见，只要不断地坚持做点什么，也会积少成多啊。”

　　“人越老，越坚信这个道理，”歌德接过话头，“可青年人却以为，什么都必须一天完成。如果运气好，我继续感觉身体不错，就希望第四幕在接下来的春季里，能取得很大进展。你知道，这一幕也是我早就构思好了的；

　　只不过在写出来时，余下的部分大有提高，以致原来的构思只能再一般地用用了，现在我必须通过一些新的构思提高这过渡性的半成品，使其达到其余部分同样的水准。”

　　“可是比起第一部来，”我说，“您在第二部展现的世界，要丰富多彩得多啊。”

　　“我也这么想，”歌德回答，“第一部是纯主观的；一切全出自一个比较狭隘和热情的个人，他的半蒙昧状态也可能讨人喜欢。可第二部几乎完全没有任何主观的东西；

　　这儿显现的是一个更高、更广、更明朗、更少些激情的世界；谁若是不曾四处求索，经历过风雨人生，谁读它就会一筹莫展。”

　　1831年2月18日，星期五

　　（过度自由不可取；执政者不宜热衷个人爱好）

　　陪歌德进餐。我们谈起不同的政体，话题转到了过度的自由化将困难重重，因为这会让人人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来，政府最后却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你会发现，自上而下地施以仁政从长远看是行不通的，因为需要治理的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经常甚至是堕落的世界，要使其对政府保有敬畏就不能太善良、太宽容和道德高尚。同时还提到，执政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要求人投入整个的身心；

　　所以，为政者就不宜过分热衷某种个人爱好，例如特别喜欢艺术什么的。须知，这不仅仅会转移国君本身的注意力，还会使整个国家忽视某些原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热衷艺术的更多地应该是民间的富豪。

　　随后歌德告诉我，索雷翻译他的《植物性变论》进展顺利，他现在修订这本书，特别是有关植物螺旋式生长的部分，意外地得到了许多来自外界的帮助。他说：

　　“你知道，我们已经翻译一年多，其间碰到了无数的难题。可是就在我们这么进退两难的时候，外边一些杰出人物的研究已趋成熟，其成果使我的所有想法大大前进一步，著作也好收尾了。我一生中常碰见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由得相信有更高的存在在起作用，有精灵什么的在暗中帮助；

　　然而对此人只能够祈求，却不敢妄加解释。”

　　1831年2月20日，星期日

　　（歌德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排除目的论）

　　接着，歌德给我讲起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书，说不能不称赞它表达的清楚明晰，对它的目的论倾向他也乐意予以原谅。他说：

　　“人自然会把自己看作造物的目的，把其他所有事物都仅仅看作与自己有关，也即以为它们都是为他服务，为他所用的。人征服了植物界和动物界；

　　由于他把其他造物都当作了食品，便承认造物主为自己的上帝，并赞颂上帝像父亲一般关怀他的仁慈。他从母牛获取牛奶，从蜜蜂获取蜂蜜，从绵羊获取羊毛；

　　由于人给这些东西都附加了一个对他有用的目的，也就相信它们是为此而创造的。是的，他不能想象，哪怕即是最小的小草会不是为他而存在；

　　他即使眼下还未发现它的功用，他仍旧相信将来一定会发现。

　　“人对整个的大千世界一般这么想，在特定的问题上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因此就免不了把他习惯的观点从生活中移用到科学里，在研究有机体一个个器官的时候，也要问它们的目的和用途。

　　“这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就算在科学里，他持这种观点也可以有一段时间畅通无阻。但是过不多久他就会碰见一些现象，让他发现用这样狭隘的观点行不通了，他要是没有更高的立足点，就一直会陷入矛盾。

　　“那些个目的论鼓吹者会说：公牛长角为的是自卫。那我就要问：绵羊为什么没有角呢？就算也有吧，那这角怎么会卷在耳朵旁边，对羊一点用没有呢？

　　“要我说啊，事情是另一个样子：公牛用角自卫，就因为它有角。

　　“提出目的这个问题，提出为何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科学。相比之下，倒不如问如何来得更有意义。例如我要是问：公牛是如何长出角的？

　　我于是就会去观察它的生理结构，同时也弄明白，狮子为什么没有角，也不可能有角。

　　“再如，人的头盖骨有两个未填满的空洞。你问为何不会有多少结果，相反问如何则可能认识到，这两个空洞实乃动物头盖骨的遗存；

　　在那些低等动物身上，这两个空洞还要大一些，即使到了高级的人的身上，它们也仍未完全消失。

　　“功用论鼓吹者相信，要是不信奉给了牛用于自卫的角的上帝，他们就失去了上帝。可是请相信我，我信奉的上帝如此伟大，他创造的大千世界真叫丰富多彩，竟在创造了千万种植物和千万种动物之后，再创造出包容一切的一种：

　　人类。

　　“让人们将来信奉这个上帝吧，他给了牲畜饲料，给了人饮食，让他尽情享用；

　　我呢，却信奉这样一位上帝，他赋予了世界如此强的生殖力，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衍化成了生命吧，世界也会挤满芸芸众生，战争也罢，瘟疫也罢，水灾火灾也罢，全都伤不了世界一根毫毛。这，就是我的上帝！”

　　1831年3月21日，星期一

　　（不赞成青年干预国政）

　　我们讨论那些一直在巴黎引起不安的政治事件，以及年轻人妄图参与国家大事的想法。

　　“在英国也一样，”我说，“一些年以前，大学生们递交了一些请愿书，企图对有关天主教问题的重大决策施以影响，结果遭到人们嘲笑，接下来便没谁再留意他们了。”

　　“对于在拿破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来说，”歌德接着讲，“这位大英雄的榜样特别激发起了他们的唯我主义；

　　他们再也安静不下来啦，除非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把他们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的特性发挥到极致。糟糕的是像拿破仑这样一个人，不会很快再出现啦；

　　我几乎担心，还要牺牲几十万人，世界才会恢复安宁。

　　“至于文学的作用，在若干年内根本别去考虑；眼下别无他法，只能悄悄地为比较安定的未来准备一些好的东西。”

　　1831年3月25日，星期五

　　（舒适的环境使人怠惰、消极）

　　歌德让我看一把漂亮的绿色扶手椅，它是他前几天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得的。

　　“不过我将很少坐它，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他说，“因为任何的安逸舒适，原本完全违反我的天性。你瞧我房里没有沙发；

　　我永远坐的是我这把老木头椅子，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给它加了个靠脑袋的地方。一个家具舒适而讲究的环境，会破坏掉我的思维，使我处于安逸的被动状态。除非你从小已经习惯，否则漂亮的房间和豪华的家具只适合没有思想的人，或者不喜欢有思想的人。”

　　1831年3月27日，星期日

　　（谈老公爵夫人安娜·阿玛莉亚和莱辛的名剧《明娜·封·巴恩海姆》）

　　经过了长久的期盼，明媚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我们谈到了老公爵夫人，歌德说：

　　“老公爵夫人不但心肠好，而且聪明、善良；她真正是国家的福分。人们总会马上感觉出好处来自哪里，就像他们崇拜太阳和其他有益于人的自然元素一样，我不奇怪所有人也会对她心怀爱戴，也将很快给她以应得的尊重。”

　　我告诉歌德，我正和小公爵一起读《明娜·封·巴恩海姆》，感觉这个剧本真是棒极了。我说：

　　“有人讲，莱辛是个冷冰冰的理智的人；可在这个剧本里，我却发现他富有情感，生性殷勤、质朴，心地善良，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快乐活泼而修养良好和心胸开阔的人。”

　　“当这个剧本出现在那黑暗的年代，”歌德接过话头，“你可以想象它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简直就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流星！

　　它使我们注意到，除去当时那个羸弱的时代所理解的文学，还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文学存在。前两幕使剧情铺垫的真正杰作，从中人们已经学到了许多，而且永远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而今自然没谁再愿意注意什么铺垫啦；

　　原本要第三幕才可望出现的效果，他现在第一场就想得到，全不顾及写作就像航海，得先划离岸边到达一定的深度，然后才能张开满帆快速航行。”

　　1831年4月1日，星期五

　　（画家不可能没有师承）

　　陪歌德吃饭，席间谈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歌德让我看罗伊特尔男爵的一幅水彩画；

　　画的是一个青年农民站在一座小城的集市上，旁边有一个卖篮筐和桌布的女贩。年轻人望着面前的篮子；

　　两个坐着的妇女和一个站在一旁的蛮丫头，却友善地注视着英俊的小伙子。画面的布局好极了；人物表情十分地真实和自然，叫人怎么看也看不够。

　　“这幅水彩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歌德说，“可有些头脑简单的人却说什么，罗伊特尔在艺术上不欠任何人的情，他完完全全靠的是自己。仿佛除了愚蠢和笨拙，全靠自己还能有别的什么似的！

　　这位艺术家即使没有任何叫得出名字来的师傅，那他总跟一些杰出的大师打过交道，总会向他们和伟大的前辈以及无所不在的大自然学习，然后才自成一家的吧。自然给了他卓越的天赋，艺术和自然又一起培养了他。他是杰出的，在某些方面独树一帜，可尽管如此仍不能讲，他一切全靠自己。对一个极端疯狂和毛病特多的艺术家，倒真可以讲一切全由于他自己；

　　对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却不好这么讲。”

　　1831年5月2日，星期一

　　（批评伯尔内热衷党派政治）

　　歌德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最近几天，他差不多就要写完一直空在那里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开头啦。

　　吃饭时歌德和我谈起伯尔内。他说：

　　“伯尔内是个人才，党派仇恨成了他利用的同盟力量；不依靠这个力量，他不可能产生影响。在文坛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例子，就是仇恨取代了才能；

　　一些才能微不足道者大出风头，就因为充当了某个党派的喉舌。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格得以自立，只好投靠一个党派以自重，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物。

　　“贝朗瑞相反是一个人才，一个自足自立的人才。他因此从来不为哪个政党服务。他感觉自己内心十分地充实，不需要世人再补充什么，也不担心世人会夺走什么。”

　　1831年5月15日，星期日

　　（歌德立遗嘱，指定艾克曼编辑出版遗著）

　　单独陪歌德在书房里吃饭。愉快地交谈了一会儿，最后他把话题转到他个人的事情，同时站起身来，从书桌上取过一页写好了的文书。

　　“像我这么个已经八十开外的人，”他说，“必须每天做好听从上帝召唤的准备，并且安排好家事。最近我对你说过，我已在遗嘱中指定你为我遗著的编辑出版人；

　　今天我弄了张小小的字据，算是一份合同吧，请你和我一起来签署它。”

　　说着，歌德把文书放到我面前；我看见上面开列着他身后要出版的部分已经完成、部分尚未完成的作品清单，以及相关的进一步要求和条件。我基本上都同意，于是双方签了字。

　　歌德接着说：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出版商对超出一定的印张有顾虑，因此不得不从成稿中抽掉这样那样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掉《颜色学》的论战部分。尽管我决不放弃对牛顿定律近乎严厉的剖析，它在当时是必要的，在将来仍有价值；

　　但是从根本上讲，任何论争都有违我的天性，因此我也没多少兴趣。”

　　我们谈得比较详细的第二个点，是印在《威廉·迈斯特得漫游时代》第二、第三章结尾处的格言与反思……

　　我们统一了意见：我将把所有涉及艺术的格言收入艺术一卷，把所有涉及自然科学的格言收入自然科学卷；同样，一切有关伦理的和文学的，也分别放到相应卷里。

　　1831年6月6日，星期一

　　（《浮士德》为什么借用基督教的观念和形象）

　　今天，歌德给我看了他补写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开头。我念到了菲利门和巴乌希斯的茅舍遭焚烧，浮士德深夜站在他宫殿的阳台上，嗅到了夜风吹来的烟味那一节。

　　“我的菲利门和巴乌希斯跟古代那对有名的夫妇及其传说完全无关，”歌德回答，“我给夫妇俩取这样的名字，只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鲜明。相似的人物和相似的关系，要是名字再相似，就再好不过喽。”

　　随后我们谈起浮士德，说他性格中继承了永不知足，即使已到老年仍积习不改。在这点上他与以色列王阿哈布不无相似；

　　这家伙想象自己一无所有，除非他能把那波特的葡萄园也弄到手里。

　　“在第五幕里出现的浮士德，”歌德继续说，“按照我的构思应该刚好一百岁；在什么地方明确指出这点是否好，我没有把握。”

　　然后我们讨论结尾，歌德提醒我注意下面这段：

　　灵界的高贵成员，已逃离恶魔手掌，

　　我们能将他搭救，他永远奋发向上。

　　还有上天也给他，如此的关怀厚爱，还有幸福的一群衷心欢迎他到来。

　　“在这几行诗里，”歌德说，“藏着浮士德得救的钥匙：浮士德自身的活动越来越高尚，越来越纯洁，直至结束；

　　再者，从天上来帮助他的，则是永恒的爱。这样就与我们的宗教观念完全和谐一致了；根据这个观念，人要获得永生的幸福，光有自身的努力还不够，还得加上神的恩宠。

　　“还有你会承认，让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很难处理，在表现这类超感官的、几乎不可测知的内容时，如果我没用轮廓鲜明的基督教形象和意象使构思变得具体、实在，那就会失之平淡空洞啦。”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歌德完成了还须补写的第四幕。这样，到八月份整个第二部的手稿都已装订成册，大功告成了。终于达到自己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令歌德异常兴奋。

　　“打现在起，”歌德说，“我的生命已经可以视为纯粹的馈赠，不管今后我还做与不做以及做的是什么，从根本上看都完全无所谓啦。”

　　1831年6月27日，星期一

　　（反对雨果表现丑恶和可怕的事物）

　　我们谈论维克多·雨果。歌德说：

　　“雨果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只可惜完全让他那个时代的邪恶、浪漫倾向给迷住了，因此误入歧途，他除了美，也表现极其不堪、极其丑恶的东西。最近我读他的《巴黎圣母院》，真是用了很大的耐性，才忍受住读这部小说所感到的痛苦。这是一部再讨厌不过的书啦！

　　即使对人性和人物的真实描写能给你一些快感，仍不能抵消你必须忍受的刑讯之苦。他这部作品完全违反自然，缺乏真实！

　　他向你展示的所谓角色，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些可怜的木偶；

　　他提着这些木偶随心所欲地跳来蹦去，让它们做各式各样的丑态和鬼脸，只要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就好。可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啊，不但使这么一本书有可能产生，甚至还觉得它完全可以忍受，还认为它挺有趣！”

　　1831年12月1日，星期四

　　（批评雨果过分多产损害了自己才能的发挥）

　　随后我们谈到了雨果，认为过分高产大大影响了他才能的发挥。歌德道：

　　“他胆量真大，一年竟写了两出悲剧和一部长篇小说，而且看样子写作只为攒大钱，像这样干怎么可能不越写越差，怎么可能不把宝贵的才华葬送掉。我责骂他绝不因为他努力想富起来，想博取现时的声誉；

　　可是，他如果希望名传后世，就必须从此开始少写一点，多工作一点。

　　歌德接着分析《玛丽安·德罗姆》，让我了解它的素材原本只够写成极富悲剧性的、很棒的一幕，可作者出于某些完全次要的考虑，竟鬼迷心窍，拼命把它拖成了长长的五幕。

　　“这样只有一个好处，”歌德继续说，“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也擅长细节描写；尽管这也并非微不足道，也有些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