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10.1832年

　　1832年2月17日，星期四

　　（歌德以米拉波和自己为例，说明伟大人物都得依靠大众成就自己的事业）

　　我早先给歌德送去了一件在英国雕刻的杜蒙肖像，他看来挺感兴趣。

　　“我经常反复观看这位杰出人物的肖像，”今天傍晚我去看歌德时，他说，“一开始有些令我反感的地方，不过我把它归咎于艺术家的处理；

　　人物的面部表情被他刻的太硬、太深了一点。可是我把这极富个性的头颅注视得越久，便越来越少僵硬的感觉，直至最后完全消失了；

　　这时候，从深色的背景上凸现出来的是一张充满宁静和仁爱的脸，一张睿智、高雅而温和的脸；一位聪明、善良、为大众谋幸福的人，通常就是这个模样；

　　看着这模样，让人心里觉得宁帖。”

　　随后我们谈起了杜蒙，特别谈到他写的有关米拉波的回忆录。

　　在这些回忆录中，杜蒙揭开了米拉波左右逢源的秘密，让人看见他如何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势力，并且指名道姓地讲了不少才智之士曾让他动员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则用这些人的力量干自己要干的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比这部回忆录更有教育意义啦，”歌德说，“透过它，我们窥见了那个时代最隐秘的角落的深处；

　　通过它，米拉波奇迹在我们眼里变得自然了，而这位英雄却并未因此丧失他的任何一点伟大。可现在法国的报刊上出来了一些个评论家，对此他们另有高见。这些个好人认为，回忆录作者企图毁掉他们的米拉波，因为他揭开了米拉波超人一般的行事的秘密，并且还把迄今单独归在米拉波名下的丰功伟绩分了一部分给其他人。

　　“法国人把米拉波看作为自己的大力神赫库勒斯，而且也完全正确。只是他们忘记了，即使一尊巨无霸雕像也得由许多部分构成，即使古代的赫库勒斯也是个集体性存在，这位大力士既承担着自己的业绩，也承担着他人的业绩。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全都是集体性人物，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要知道，我们真真正正能称做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财产也好，品格也好，是何其的少啊！

　　我们全都须要吸取和学习，既向先辈们学习，也向同辈们学习。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吧，如果完全凭借自身的天赋，也不会有大的出息。可是许多很优秀的人偏偏不明白这点，老梦想着要独创，结果便在黑暗中摸索了半辈子。我曾认识一些艺术家，他们自诩没有任何的师承，一切一切全靠自己的天才。我断言，这样的一位艺术家只须沿着这间屋子的四壁走一圈，匆匆将我挂在墙上的大师们的素描瞅上一瞅，如果他确实有些天才的话，那他在离开时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更加高明的人。

　　“总而言之，除了吸取外界资源并用其为我们的崇高目的服务的能力和意愿，我们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呢？

　　请允许我讲讲自己，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感受。在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完成了一些的确可以引以自豪的作品。可是老老实实地讲，除了看、听、辨别和挑选，以及用自己的心智赋予所见所闻以生气并将其艺术地再现的能力和意愿之外，我没有什么真正自己的东西。我的作品决不能仅仅归功于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而要归功于千千万万我意外的其他人，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我仅仅是收获别人为我播种的东西，如此而已。

　　“归根结底，是凭自己的天赋获得到什么或是从别人那儿获得什么，是通过自己获得成就或是通过他人获得成就，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

　　关键在于，你得有强烈的意愿，并且具备实现自己意愿的能耐和毅力；其他一切全无所谓。

　　1832年3月11日，星期日

　　（谈《圣经》的真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以及“神性”的表现）

　　晚上在歌德家待了近一小时，谈了各种有趣的话题。新近我买了一部英文《圣经》，发现不含《外经》，因此深感遗憾；

　　未收入的具体理由是它们被视为“伪经”，亦即不是真正来自上帝。我向歌德抱怨人们眼光极度狭隘，只把《旧约》的一些篇章视为直接来自上帝，其他同样地精彩却不是；

　　仿佛世间还会出现什么高尚、伟大的东西，竟然可以不是来自上帝，不是在上帝影响下结的果实似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歌德回答说，“不过看《圣经》的有关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原始宗教的观点，也就是纯粹自然和理性的观点，出自上帝的观点。它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将一直延续和有效，只要什么时候还有上帝的造物存在。不过呢，这种观点只适合于少数‘选民’，它太高尚、太尊贵，不可能普及。然后就有了教会的观点，更符合人本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是脆弱的，易于变化而且也确实处于变化中的；

　　只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依然会延续下去，只要什么时候还存在软弱的人类。未经污染的上帝的启示之光太纯净、太明亮啦，不适合可怜的、极端软弱的人们，非他们所能承受。教会于是充作好心的中间人介入进来，起缓解和调和的作用，以便所有人都得到救助，以便许多人都感觉幸福。于是对基督教教会便有了这样的信仰，即相信它作为基督的后继者，可以解除世人深重的罪孽，而通过这一信仰，教会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威。基督教教士们的主要注意力呢，便也放在了保持自身的这一权威和声望，维持教会的大厦巍然不动上面。

　　“因此，教会很少过问《圣经》里的这篇那篇是否对开启人的心智大有帮助，是否对提高人的德行、纯洁人的天性有所裨益，反过来，倒是在‘摩西五经’中大讲人类祖先犯罪堕落，因而须要诞生一位救世主的故事；

　　接着又在‘先知书’里一再暗示所期待的救世主即将出现，最后在‘福音书’中让我们看到他真的降临人世，并为补赎我们人类的罪孽而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你瞧，遵循这样的目的和方向，以这样的标准进行衡量，高尚的托比亚斯也好，所罗门的智慧和西拉克的箴言也好，都不会有多少意义啦。

　　“再者，《圣经》这部书中的真与伪问题，就更奇怪了。什么叫做真，难道不是那些与纯粹的自然和理性和谐一致，今天仍有益于人类最高发展的优秀品性吗！

　　什么是伪，无外乎不能结出果实的，至少是结不出好果实的荒谬、空虚和愚蠢！

　　如果以向我们传播的内容是否绝对真实作标准来判断真伪，那么，我们甚至对《福音书》一些地方的真实性也有怀疑。尽管如此，四福音书’在我看来还全都绝对真实，因为其中强烈地反映着基督崇高的人格；

　　它那样地神圣，尘世间可谓绝无仅有。如果有人问我，崇拜敬畏基督符不符合我的天性，我会回答：绝对符合！

　　因为我视他为最高道德准则的神圣启示。可是有人问我，我是不是愿意向使徒彼得或保罗的一根拇指骨头鞠躬，我却会回答：

　　饶了我吧，千万别用你们这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来烦我！

　　“‘切莫熄灭精神！’那位使徒说。

　　“在教会的规章中有太多荒谬的东西。可它仍然想维持统治，于是就必须有一些昏庸的群众对它俯首帖耳，任随它统治。高高在上的、富得流油的教士们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下层民众的启蒙，所以也一直尽量不让民众接触《圣经》。

　　“总而言之，我们一切都得感谢马丁·路德和他发动的宗教改革。

　　我们摆脱了愚昧的锁链，由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获得了追本溯源，把握纯净的基督教义的能力。我们重新有了勇气立足于神的坚实大地，并且体验我们由神赐予的真实人性。任随精神文明不断地提高好了，任随自然科学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好了，还有人的心智也无论怎样扩展——一切反正都超越不了基督教义闪烁在《福音书》中的崇高道德之光！

　　“不过我们新教徒在纯洁道德的路上前进越迅速，天主教徒们跟得也会越快。时代的伟大启蒙影响日益扩大，一当他们也有所体验，便必定会跟上来，愿也罢，不愿也罢；

　　如此一来，最终所有教派都将合二为一。

　　“还有新教内部讨厌的派别之争也会停止，父子之间、兄妹之间也不再相互仇恨和敌视。因为一当大家理解了基督原本为博爱的纯正教义并将其化为血肉，就会感到自己生而为人的伟大和自由，对这派或那派外在仪式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不会特别在乎了。

　　“还有我们全体都会渐渐从信奉一种言语和信仰的基督教，转而信奉思想和行为的基督教。”

　　话题转到了在基督之前，在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中间曾生活过一些伟大人物；

　　在他们身上，跟在《旧约》中讲到的一些伟大犹太人身上一样，也体现了神的力量。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生活的现代世界，神的作用又如何影响伟大的天才人物。

　　“如果听听人们谈话，”歌德说，“你几乎会相信，从古代起神就已归于寂灭；

　　人呢，似乎现在完全自立了，必须考虑在没有神和神每日呵护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活下去。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大家还承认神的影响；

　　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就相信一切纯属尘世的事情，没有任何别的，纯粹是人的能力的产物罢了。

　　“可是请试试仅凭人的意愿和能力也创造出一点什么来，并且把它摆在那些冠以莫扎特、拉斐尔或者莎士比亚之名的作品边上比一比！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三位高贵的人物绝非空前绝后；

　　在所有艺术领域，都曾有大量杰出的天才进行创造，并也创作出了完全可以与上述三人媲美的杰作。然而，如果他们与三人一样伟大，那么他们也就同样地超凡脱俗，同样地是受到了神的眷顾。

　　“总而言之，事情原本是怎样，应该是怎样呢？

　　——事实是，在那尽人皆知的、幻想的六天创造之后，上帝根本没有去休息，而是继续在努力工作，像第一天一样。用简单的元素拼凑出这个粗笨的世界，使它年复一年地在阳光中转动，肯定已让他不感到有多少乐趣，因此他又计划在这些物质基础上建个苗圃，好培育出一批人类精英。就这样，他继续在比较杰出的人物身上下工夫，以其作为平庸之辈的表率。”

　　歌德不作声了，我却将他这一番睿智而深刻的话牢记在了心里。

　　几天以后

　　（论诗人的祖国和爱祖国）

　　我们谈到了希腊人的悲剧命运观。歌德说：

　　“这类的观念不再适应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整个说来也和我们的宗教观矛盾。一位现代作家再把这些老观念写进剧本里，就总是显得矫揉造作。这犹如一件早已不时兴的外套，就像古罗马人袍子什么的，穿在我们身上就是不合适。

　　“我们现代人现在更适合使用拿破仑的语言：政治即是命运。可千万别学我们的先锋作家说什么：政治即是文学，或者政治是适合诗人的题材什么的。

　　“诗人想搞政治就必须参加一个党派，如此一来就必然失去作为诗人的自我；

　　它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精神道再见，对自己不受约束的观察道再见，相反得把褊狭和盲目仇恨的软帽拉下来把耳朵蒙住。

　　“诗人作为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不过呢，他发挥自己诗才、以诗为事业的祖国是善，是高尚和美；这个祖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省份，某个特定的国度；

　　他无论在那儿发现了它，就会将它抓住，并且加以表现。他犹如一只翱翔在广阔大地上空的雄鹰，看见野兔就会箭一般扑下去，根本不管那兔子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

　　“还有，到底什么叫爱祖国？到底什么叫爱国行动？

　　一个诗人终生致力于与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消除狭隘的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净化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思维情操变得高尚起来，难道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诗吗？

　　难道他这样做还不够爱国吗？——对一位诗人提出如此不合实际的、毫无益处的要求，就如同要求军队的一个团长：

　　为了做一名合格的爱国者，他必须卷入政治纷争，而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到旁边。可是，一位团长的祖国就是他的那个团；

　　他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爱国者，原本无须过问政治，除非直接牵涉到他；

　　与此相反，他只要全心全意地努力带好自己统辖下的那几个营，把他们训练好，管束好，使一切都井井有条，以便一当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他的部下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使命就行了。

　　“我恨一切的敷衍塞责、滥竽充数，视它们如同罪恶；但我特别恨的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会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

　　“你知道，总的说来我很少过问别人对我写些什么，只不过呢却常常又会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很清楚，我尽管一生辛劳，我的所作所为在某些人眼里却一钱不值，原因就在我不屑于与党派政争搅和在一起。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我必须变成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宣传流血和杀戮！

　　——别再扯这糟糕的话题吧，免得在反对非理性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着失去了理性。”

　　同样地，歌德也批评了乌兰特为另一些人大肆吹捧的政治倾向。他说：

　　“你注意，政治家乌兰特将吞噬掉诗人乌兰特。

　　当上议会议员，每天都生活在争吵和激动中，绝不适合诗人柔弱的天性。他的歌声将会消失，这相当可惜啊。施瓦本那地方富于教养，存心良善，又能干又会说，适合当议员的人有的是喽；

　　然而像乌兰特似的诗人，仅仅只有一个。”

　　歌德殷勤地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是阿尔尼姆夫人的长子；他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是题在这位年轻朋友纪念册里的几行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