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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恩来与抗战戏剧家们
概述
抗日大后方的重庆，创造了中囯话剧的黄金时代，这当然与全国话剧界大量精英聚集在重庆有关。另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当年话剧的成长，处于生活艰难困苦、敌机狂轰滥炸、政治迫害频繁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南方局予以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培土施肥般的各种关怀，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60年来，我接触并访问过上百的艺术家们，他们无一不是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他在重庆，为剧本创作付岀的大量心血，灌注给人们无微不至的爱。
把《北京人》推向经典
1940年深秋，曹禺在江安完成了《北京人》的创作。
在《北京人》里，曹禺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里的细微感情描述出来；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独特性挖掘出来。随着故事的发展，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发现其审美价值而感动。《北京人》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胜于曹禺以前的几个剧本，达到曹禺创作业绩的高峰。然而，在曹禺剧本创作中，《北京人》是受到误解和批评最多的一个剧本，不仅抗战期间是这样，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间，也是如此。
1941年夏天，曹禺把这个新写的剧本刻印出来，拿给在重庆的张骏祥，请他排演。
张骏祥是留学美国的戏剧家，归国后在江安国立剧专任教。1941年离开江安到重庆，准备去上海创办小剧院。张骏祥看到《北京人》这个好剧本，感悟到在重庆从事话剧工作也大有可为。他决心留下来，把江安国立剧专一批优秀的毕业生、乃至没有毕业的学生，江村、耿震、沈扬、赵韫如、刘厚生、吕恩、张家浩、蒋廷藩、李恩杰等，聚集在中央青年剧社，又找来张瑞芳，大家认认真真地排起戏来。
《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起，在抗建堂剧场演出。那时候的重庆文艺界人才济济，派别也多，因为是曹禺的新作，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文艺界人士有几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是说：曹禺写了抗战内容的《蜕变》之后，又去写与抗战无关的剧本，这是倒退。斯时也，正是某几位“左派”文艺家批判梁实秋的所谓“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后的不久。于是有人说，《北京人》是曹禺对现实“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
二是说：剧本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这个家庭孤单单的，与外界没有多大的联系，能有多大的意义？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三是说：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剧中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
以上这些评论，来自进步文芝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才华，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周恩来很少看一次戏就发表意见。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他先派记者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对戏的意见，又问了身边工作人员看戏后的意见，然后经过中共南方局内部人员的讨论，由张颖写出评论文章，徐冰修改定稿，以《关于枙北京人枛》为题，署名茜萍，发表在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样，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在进步文化人中是有权威性影响的。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看了演出，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员们。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发出对于原始人类的憧憬，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发表了意见。
曹禺对剧本中的北京人，借人类学者袁任敢之口是这样说的：这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来就此对曹禺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接着又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您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周恩来是从政治的视角说这番话，提了这样的意见。
在曹禺这方面，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样写的，北京人的存在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的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对比的；也是对封建礼教卫道者，他们的欺诈、虚伪、阴险、陷害作对照，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曹禺没有为此修改剧本。建国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他也没有横加干涉这件事，至今这段话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铭记在心。
周恩来没有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贯之地关心曹禺的剧本创作。尤其在建国以后，对于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加关怀；对于建国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
当年，《关于枙北京人枛》一文在重庆发表后，影响确实很大。拂去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观众来看《北京人》的越来越多。继重庆演出以后，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阳、兰州、贵阳、昆明乃至延安都有演出。抗战胜利后的北京、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大城市，近期的我国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以及美国都常有演出《北京人》的，《北京人》不愧为曹禺巅峰之作。
如今，《北京人》已跻身在世界文学之林，屹立在经典艺术殿堂。
救活《棠棣之花》
1941年10月，周恩来在重庆提出：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这一提议得到各地文化界人士热烈响应，连国民党文化界的首领人物张道藩、潘公展也表示要“共襄盛举”。郭沫若针对抗战阵营中刚发生不久的同室操戈事，把他1920写就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重新创作，以古喻今，回报大家。
《棠棣之花》表现聂嫈、聂政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精神；又有聂嫈殉其弟，春姑殉其心上人，两女同殉聂政的悲壮故事，确实使人慨叹，使人哭泣。然而，当时的郭沫若毕竟不擅长写戏。这部立意极佳、诗意馥郁的剧本拿出来以后，先后找应云卫、史东山、陈鲤庭、马彦祥几位著名导演排练，他们都说：“《棠棣之花》有诗无戏。”婉言推辞了。老舍对《棠棣之花》的批评更为尖锐，说其中某一幕“不甚高明，没有这一幕，我想也许更好些”。
这件事既使郭沫若自惭，又使周恩来为难，郭先生的剧本不能演出，他的五秩寿辰也失去光彩。周恩来深知艺术创作不能强人所难，决定在中共党员中想办法：商请老党员石凌鹤导演，大家协助。11月1日，凌鹤肩负起这一重担。郭沫若表示，请导演大胆修改剧本。
这段内情是事隔40多年后，1985年我到上海去，凌鹤身体日衰，养病在家时对我讲的。
石凌鹤既然受权修改剧本，他把第五幕删去8页，增加了酒家女春姑的台词，同时减少群众、乐队、宫女等人物。删削这些枝蔓，着力渲染春姑对聂政爱恋的戏。到了春姑听说聂政要为国捐躯、行刺侠累时，增加了这样一场戏：她不惮羞怯，折桃花一枝献之聂政，表示对聂政的崇敬与爱慕，蕴涵希望他平安归来两相聚的意思。少女、桃花、英雄，互为映衬，这绝妙的一笔，创造了极富诗意的庄严场面。
不料，郭沫若在为此得意之余，笔下生风，又在剧本中加上酒家母抱着一大捆桃花赠给食客韩山坚这一情节。韩性格坦率，他说：“你这一大捆桃花，我只有放在水缸里了。”郭沫若自认为是锦上添花的一笔。导演凌鹤认为艺术恰到好处才为美，增之一分则太长，但碍于郭沫若是文坛领军人物，又是他的上级，不好给郭沫若泼冷水，于是他把苦闷诉之于周恩来。
彩排之日，周恩来请演员们把两种处理方法都演一遍。两种处理方法引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前一种庄严凝重，后一种引得观众哄堂大笑，破坏了送别聂政的悲壮气氛。这时周恩来对郭沫若说：“你看酒家母送桃花这一段是不是就算了。”经过舞台上两相对比的演出，郭沫若自己也感到这是画蛇添足的一笔，欣然从剧本中把它拿掉。
《棠棣之花》于1941年11月20日在重庆抗建堂上演。这出戏，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正是对当时蒋介石同室操戈的抨击。它是黑暗中燃起的第一支火把，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周恩来很喜欢《棠棣之花》，深深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郭沫若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呢？”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是他对党的感情至深的表现。
《棠棣之花》虽然上演了，为使剧本更臻完美，周恩来对剧本做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于12月15日致函郭沫若，从郭沫若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常用语，到剧中“您”和“你”准确的运用，一一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书纸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长达二千余言。
这部被认为“有诗无戏”的剧本，几乎被弃置于问世之初，经过周恩来的关注与编、导、演共同努力，救活了这个剧本，和观众见面。假如，《棠棣之花》写出后，当时没有人愿意排演，郭沫若不再涉足于剧本创作，我们这个世界上，《屈原》、《虎符》这样的经典名著出现，也不是不可能的。
值得研究的《孔雀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英、美和中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蒋介石降低了反共的调子，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又活跃起来，周恩来忙得吃饭都急急匆匆。
12月接近年底的一天，南方局负责与文化界相联系的张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回来了。他问张颖：“《孔雀胆》的剧本你看过了？听说最近就要演出。我本来要和郭老详谈一下剧本的，晚上，你帮我跑一趟。”
继《棠棣之花》之后，郭沫若创作的黄金时期到来了。他又写出了剧本《屈原》、《虎符》、《高渐离》，9月间，仅用了五天半时间，完成四幕史剧《孔雀胆》的创作。这样，郭沫若在1942年产生了四部大型历史剧。
张颖已经看过《孔雀胆》剧本，她觉得郭老写的剧本更成熟了。《孔雀胆》剧情动人，结构严谨，人物命运勾人心弦。她随口说了几大好处，周恩来却皱着眉头说：“光想到戏好看，你就不想到别的了。”周恩来马上去到自己的小屋里，拿了一本油印演出本给张颖说：“你再看看，下午我再找你。”
《孔雀胆》讲的是元朝末年云南梁王之女阿盖公主与大理总管段功悲惨的爱情故事。段功打败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军队，保护了梁王的政权，获得了阿盖公主深情的爱，却遭到垂涎阿盖公主已久的丞相车里特朩尔的忌恨。车里特木尔施计毒死王子，嫁祸段功，迫使阿盖公主用“孔雀胆”去毒死段功。阿盖公主保护了段功，段功却被车里特木尔另施计谋杀害。郭沫若创作这个剧本的初衷是号召民族团结，但是由于他的诗人性格的冲动和他过于同情阿盖公主这场凄婉的爱情，忽视了段功获得阿盖公主的爱是因为他打败了农民的反抗，帮助了梁王的统治，这种胜利是非正义性质的。段功和阿盖公主生死不渝的爱情也不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张颖再读周恩来拿给她的《孔雀胆》演出本，只见许多地方都有用红蓝铅笔划下的横线，却没有注释是什么意思，看得出周恩来是认真阅读过，有话要说。那时候的张颖，年轻，对于剧中写的历史和人物，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真的搞不懂，只有心中着急。果然，傍晚时候，周恩来找张颖来了，说：不怪你看不出问题。你往郭老家跑一趟，本来约好我去看他的，今天实在太忙。你替我传话说：《孔雀胆》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硏究。现在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虎符》等剧本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自己商量决定。
当晚，张颖赶紧前往天官府的郭沫若家中。这明明是批评性的意见，郭老听到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张颖心中乱纷纷的，她只有把周恩来的话记牢，记得一字不差。
张颖在郭老面前，像背书一样地把周恩来的话传达了。郭老专心地倾听着。听完，又请张颖重复一遍。然后，他回应道：周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周恩来对郭老新写的《孔雀胆》这样负责，关心郭老，一直如此，郭老十分感动。但是没有办法了，应云卫花了很大力气把它排练完成，马上就要演出，郭老因此觉得很遗憾。
张颖回去把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关于《孔雀胆》演出与否，周恩来不以领导人自居，不强加于人。
以后，郭沫若每有新作，周恩来仍然认真地阅读，就是身在延安，他也要致函郭老：“带来一读。”领导人与作家互相敬重、互为知音的好作风，永远地值得我们学习。
1946年4月8日，郭沫若在抗建堂对重庆文艺界作《抗战八年的历史剧》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段功（《孔雀胆》中的主角）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立场的……所以，作家们下笔的时候还需留意，不要因为对古人的同情，而歪曲了史实。”显然，这是郭沫若接受了周恩来对《孔雀胆》的意见后，作出有错即改的自我批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把《孔雀胆》改编为戏曲剧本，因为故事曲折动人，常有演出。话剧界无演出者。
为夏衍新作请客看演出
香港被日寇占领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夏衍是最后一批从日本兵舰包围的海上，历经惊险潜渡归来，辗转到了重庆。期间，他遇到了两位研究医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在北平协和医院及香港玛丽医院工作，现在都从科学之宫里被日本强盗驱赶到战火的现实中来了。夏衍因此想到，许多搞科学研究的人不关心政治，法西斯主义却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大敌。日本一些善良的、正直的、相信医学是超然的医生，却被征集去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细菌弹，把伤寒、霍乱、黑死病推向敌对国家。夏衍从而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剧本，作为学医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参考。
六十多年前，看过这出戏在重庆、成都演出的观众，有好几处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日军攻占卢沟桥后，留学东京的细菌学家俞实夫的小孩，因为是中国人，受到日本孩子的欺凌。沪战爆发后，俞实夫携妻子静子回到上海，女佣张妈夹个小包袱站在静子面前要求辞职，因为静子是日本人，张妈用沉默和坚决，表示了一个中国平民的爱国心；静子黯然地低下头来，突然转身走进里屋去，观众从静子后背上，看出她在抽泣，表达了一个正直的日本人内心的痛苦。在日军占领香港后的一场中，静子家中闯进三个抢劫财物的日本兵，他们脚踢了俞实夫，猥亵了静子，打死了反抗暴行的钱裕，静子在众人沉默中，凄厉地一字一字地说道：“我亲自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抢劫、奸淫、屠杀，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总希望他不是事实，现在，我看见了……”说完，晕倒下去。在这场日本侵华战争中，静子也是受害者，从此，她和我们在一起，消灭法西斯细菌。她和俞实夫到了大后方红十字医院，投身抗日洪流中去。
《法西斯细菌》是10月17日由中华剧艺社在囯泰大戏院公演的，从而揭开1942年重庆雾季公演的帷幕。戏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斥责，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周恩来三次观看了演出。演出的第四天，夏衍接通知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周恩来请了几位中外著名医生看这出戏，请夏衍作陪。周恩来说：“这出戏写得不错，我还是喜欢它。我看过你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清淡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写得太冷。”
几位医生看戏后说，这出写医生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戏能够上演，感到非常高兴。又说，现在美国参战了，美国许多细菌研究人员，都到盟国前线去了。他们的表态和传来的信息，增添了夏衍对剧本的信心。看这出戏的观众越来越多，从八成座卖到长时期都是满座，共演出了18场，观众达25，200人。著名评论家颜翰彤（刘念渠）、章罂（张颖）等都著文予以好评。
12月30日，重庆突然出现一篇《谈夏衍的枙法西斯细菌枛》的文章，是批评该剧的，火气很大。那时候舆论并不一律，不足为奇，因为发表在《新华日报》，乃引起人们注意。这篇文章主要说，剧中“勉强”科学家俞实夫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放弃细菌学的研究，是一种“前线主义”。夏衍读后，认为这是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翻版，于是写了《公式、符咒与“批评”》一文，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孰料，两年以后的1946年1月16日，文艺“政治标准第一”正在重庆推行时，有人化名田进，发表了《抗战八年的戏剧创作》长文，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指责《法西斯细菌》的作者，把细菌学家俞实夫错误地推向大后方抗战洪流中去，那里哪是光明的出路？意思是光明的出路只有到延安去。不错，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但就俞实夫这个具体人物而言，他有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到延安去吗？这是置文艺创作规律于不顾，十足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夏衍这时已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另有重要任务。有当年周恩来对《法西斯细菌》的评价，以及重庆观众对该剧的热烈反响，他对这个剧本已是心中有数。夏衍不愿再开笔战。
1989年建国40周年，《法西斯细菌》入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戏剧卷。
七看《风雪夜归人》
周恩来七看《风雪夜归人》，不仅是重庆抗战剧坛的佳话；这也是喜爱话剧的周恩来，毕生看过的话剧中，次数最多的一出话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僚政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劳苦大众更加贫困，饿殍遍野。这时，吴祖光在归元寺中央青年剧社一间小黑屋子里，写出话剧《风雪夜归人》。
剧本写民国十年左右，北方某城市一个官家姨太太玉春和唱花旦的魏莲生相爱的故事。玉春不满那吃人的社会，反抗黑暗，追求光明。这部戏，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群丑的倒行逆施，很有现实意义。
吴祖光从小就是泡戏园子长大的。他虽身为少爷，却喜欢与受苦受难的穷人交朋友。为这样的朋友生，为这样的朋友死，他认为是幸福的。
吴祖光毕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从来，吴祖光对自己的作品，都感觉写得不好而无限后悔。《风雪夜归人》写出来以后，他感到自己写了自己所熟悉的人，所爱好的人，也发现自己就隐藏在这部作品的角落里。全剧写起来得心应手。
导演贺孟斧一眼看上了这出戏。他挑选基本功扎实、表演准确细腻的路曦扮演玉春，有“话剧皇帝”之称的项堃饰魏莲生。1943年2月25日，《风雪夜归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1945年再度演出。名导演、好演员，互增光辉。
在这出戏第一次演出中，演到第13天时，蒋介石行营办公厅主任钱大钧，带着姨太太来看戏，看了一半，即拂袖而去。第二天戏就被禁演了，说这个戏诲淫诲盗。在这出戏两度演出中，周恩来不避抗建堂两百多级石阶的高坡，七次观看《风雪夜归人》，他不仅是为了欣赏，更多的是对这出戏的关心。
《风》剧上演以后，深深地吸引着大量观众。在赋予它极高评价的同时，对于玉春命运的处理，有着不同意见。玉春和莲生相爱事发后，玉春被送给一个当盐运使的大官当姨太太，她竟年复一年地忍受下来。《新华日报》发表了剧评家章罂的《评枙风雪夜归人枛》文章，主张把表现玉春结局的尾声全部拿掉。这个意见当时震动了重庆戏剧界，吴祖光却平静地说：“这个戏的序幕与尾声是同一时间发生在室内与室外的戏，拿掉尾声，序幕也不必要了，《风雪夜归人》的名字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吴祖光对这个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个时代反面的势力太大，玉春想挣扎也挣扎不过去，玉春只能向生活妥协了。
当时，周恩来和吴祖光进行了交谈。他说：“你写了一部反封建的好戏，反帝与反封建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但是，他对剧中玉春的处理有意见。他说：“玉春那么好的一个形象，那么聪明，那么有头脑，她能说服魏莲生，给他人生启示，说明她是充满智慧的女子。
在戏里，你给她这么长期的妥协处理，就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如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她就不应该作这样的妥协。”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要吴祖光非改写不可。吴祖光却感受到周恩来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生活，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对他的作品关心。
1950年的一天，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约吴祖光到他家去。周总理看到吴祖光，第一句话就问：“《风雪夜归人》你打算怎么改？”吴祖光老实地说：“我没有准备改。”周总理说：“还是要改，主要是尾声，玉春的结局不能这样。”希望吴祖光考虑一下修改。吴祖光这才认真地对待，他把尾声重新写过，写得很长，很吃力，很不满意。到了1957年，吴祖光把尾声全部改回来，只是在中间，把那位当了盐运史的大官，向送玉春给他的苏弘基说了句：“二十年前，你送给我玉春这个大活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她送给我？自从她进了我家门，一句话也不说。”
吴祖光消化了周总理给他指点的精神，把玉春写成哑巴，用这样的表现方法来写玉春的反抗，完成了玉春性格统一。
从1942年到1957年，15年了，周总理一直关心着这个剧本。遗憾的是，1957年正当这个剧本改好，由北京人艺演出时，吴祖光已被打入另册，和社会隔离开来。他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是否看过修改后《风雪夜归人》。
之后，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台北等各大城市上演《风雪夜归人》，用的都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经过吴祖光深思熟虑后，巧妙地改成的这个本子。
为于伶创作《杏花春雨江南》解惑
1943年，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重庆进步戏剧界首先身受其害。3月13日禁演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接着又禁演了郭沫若的《高渐离》，陈白尘的《石达开》，曹禺的《原野》等116种剧本。进步的戏剧家们何去何从，热切地盼望听到党的指示。
6月下旬，周恩来在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召集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剧团负责人、主要编导，以及出版界人士商量对策。
会上，周恩来就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局势作了分析。他告诉大家，我们要有充分准备，要稳扎稳打，不要乱冲乱闯，注意保护干部。他说，话剧仍然是最具有活力的艺术。他即将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时间较长。他希望知道在下一届“雾季公演”中，重庆将有一些什么剧目上演。我们既要对国民党查禁了大批剧本和出版物提抗议，也要有新的作品拿出来。
周恩来的这番话，给处境艰难的戏剧工作者鼓励了斗志。与会者说，有准备重演《大地回春》、《陌上秋》的，也准备了反映抗战生活的《山城故事》、《重庆屋檐下》新作品。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难，反动迫害加剧，卓有新意、反映人民呼声的创作问世至为不易。
周恩来鼓励大家说：“不要因为处境困难就一筹莫展，就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这时，有着沦陷区丰富生活底蕴的剧作家于伶提出，他要写他的剧本《夜上海》续编——《杏花春雨江南》。剧本反映沦陷区人民在日寇占领后的水深火热中，进行反扫荡斗争，呼唤大后方国军，早日收复失地。他请示周恩来，这样的题材值不值得写、能不能写。
这个敏锐的问题一提出来，立刻引起全场人士注意。聚精凝神地望着周恩来，看他如何回答。
周恩来先吟诵了宋朝陆游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顿了一顿。他回答道：“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打回去，望眼欲穿；几百万国军担负着抗日主战场的任务，责无旁贷。是谁不积极打击日寇，置人民于水火不顾，而蓄意制造摩擦。这个题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值得写。你一定要把这个剧本写好。”
于伶得到周恩来对剧本设想的首肯，十分兴奋，迅速投入创作之中，完成了他的《夜上海》续篇——《杏花春雨江南》。在这部新作里，人物和情节与《夜上海》相联，剧中避居上海的梅岭春和女儿梅萼辉回到江南农村老家，他们的庄园受到抗日游击队的保护，梅岭春的爱国气节有了进一步表现，随着沦陷区人民反扫荡的斗争，他们共同向大后方发出呼唤：“一切为了反攻！抢救沦陷区的人民！收复沦陷了的土地！”之后，梅岭春父女都投向游击队上了山。
1943年10月8日，《杏花春雨江南》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演出，史东山导演，金山饰梅岭春。这部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剧本，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仅重庆一地就连演30场，各大城市及专业演剧团队也有演出，在大后方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打倒倭寇，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这个剧本不仅没有挑出差错来，还审时度势，以该剧提倡人伦气节，激励捐躯报国为由，颁给荣誉奖状。
这一切证明周恩来所说：“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目光深邃的领导人。他能为你的剧本创作阐明深层次的意义，而不急功近利，又能指出问题，有助于你去修改。更重要的，他从不是把意见强加于人而强人所难的领导，而是用社会上交朋友的方式，向你的作品传播以阳光雨露，做一位对你充满爱心的好朋友。
抗战戏剧家们深深地把周恩来怀念在心，热爱在心，铭记在心。
2008年元月四日完稿
抗日大后方的重庆，创造了中囯话剧的黄金时代，这当然与全国话剧界大量精英聚集在重庆有关。另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当年话剧的成长，处于生活艰难困苦、敌机狂轰滥炸、政治迫害频繁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南方局予以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培土施肥般的各种关怀，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60年来，我接触并访问过上百的艺术家们，他们无一不是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他在重庆，为剧本创作付岀的大量心血，灌注给人们无微不至的爱。
把《北京人》推向经典
1940年深秋，曹禺在江安完成了《北京人》的创作。
在《北京人》里，曹禺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里的细微感情描述出来；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独特性挖掘出来。随着故事的发展，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发现其审美价值而感动。《北京人》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胜于曹禺以前的几个剧本，达到曹禺创作业绩的高峰。然而，在曹禺剧本创作中，《北京人》是受到误解和批评最多的一个剧本，不仅抗战期间是这样，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间，也是如此。
1941年夏天，曹禺把这个新写的剧本刻印出来，拿给在重庆的张骏祥，请他排演。
张骏祥是留学美国的戏剧家，归国后在江安国立剧专任教。1941年离开江安到重庆，准备去上海创办小剧院。张骏祥看到《北京人》这个好剧本，感悟到在重庆从事话剧工作也大有可为。他决心留下来，把江安国立剧专一批优秀的毕业生、乃至没有毕业的学生，江村、耿震、沈扬、赵韫如、刘厚生、吕恩、张家浩、蒋廷藩、李恩杰等，聚集在中央青年剧社，又找来张瑞芳，大家认认真真地排起戏来。
《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起，在抗建堂剧场演出。那时候的重庆文艺界人才济济，派别也多，因为是曹禺的新作，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文艺界人士有几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是说：曹禺写了抗战内容的《蜕变》之后，又去写与抗战无关的剧本，这是倒退。斯时也，正是某几位“左派”文艺家批判梁实秋的所谓“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后的不久。于是有人说，《北京人》是曹禺对现实“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
二是说：剧本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这个家庭孤单单的，与外界没有多大的联系，能有多大的意义？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三是说：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剧中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
以上这些评论，来自进步文芝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才华，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周恩来很少看一次戏就发表意见。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他先派记者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对戏的意见，又问了身边工作人员看戏后的意见，然后经过中共南方局内部人员的讨论，由张颖写出评论文章，徐冰修改定稿，以《关于枙北京人枛》为题，署名茜萍，发表在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样，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在进步文化人中是有权威性影响的。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看了演出，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员们。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发出对于原始人类的憧憬，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发表了意见。
曹禺对剧本中的北京人，借人类学者袁任敢之口是这样说的：这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来就此对曹禺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接着又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您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周恩来是从政治的视角说这番话，提了这样的意见。
在曹禺这方面，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样写的，北京人的存在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的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对比的；也是对封建礼教卫道者，他们的欺诈、虚伪、阴险、陷害作对照，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曹禺没有为此修改剧本。建国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他也没有横加干涉这件事，至今这段话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铭记在心。
周恩来没有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贯之地关心曹禺的剧本创作。尤其在建国以后，对于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加关怀；对于建国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
当年，《关于枙北京人枛》一文在重庆发表后，影响确实很大。拂去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观众来看《北京人》的越来越多。继重庆演出以后，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阳、兰州、贵阳、昆明乃至延安都有演出。抗战胜利后的北京、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大城市，近期的我国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以及美国都常有演出《北京人》的，《北京人》不愧为曹禺巅峰之作。
如今，《北京人》已跻身在世界文学之林，屹立在经典艺术殿堂。
救活《棠棣之花》
1941年10月，周恩来在重庆提出：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这一提议得到各地文化界人士热烈响应，连国民党文化界的首领人物张道藩、潘公展也表示要“共襄盛举”。郭沫若针对抗战阵营中刚发生不久的同室操戈事，把他1920写就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重新创作，以古喻今，回报大家。
《棠棣之花》表现聂嫈、聂政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精神；又有聂嫈殉其弟，春姑殉其心上人，两女同殉聂政的悲壮故事，确实使人慨叹，使人哭泣。然而，当时的郭沫若毕竟不擅长写戏。这部立意极佳、诗意馥郁的剧本拿出来以后，先后找应云卫、史东山、陈鲤庭、马彦祥几位著名导演排练，他们都说：“《棠棣之花》有诗无戏。”婉言推辞了。老舍对《棠棣之花》的批评更为尖锐，说其中某一幕“不甚高明，没有这一幕，我想也许更好些”。
这件事既使郭沫若自惭，又使周恩来为难，郭先生的剧本不能演出，他的五秩寿辰也失去光彩。周恩来深知艺术创作不能强人所难，决定在中共党员中想办法：商请老党员石凌鹤导演，大家协助。11月1日，凌鹤肩负起这一重担。郭沫若表示，请导演大胆修改剧本。
这段内情是事隔40多年后，1985年我到上海去，凌鹤身体日衰，养病在家时对我讲的。
石凌鹤既然受权修改剧本，他把第五幕删去8页，增加了酒家女春姑的台词，同时减少群众、乐队、宫女等人物。删削这些枝蔓，着力渲染春姑对聂政爱恋的戏。到了春姑听说聂政要为国捐躯、行刺侠累时，增加了这样一场戏：她不惮羞怯，折桃花一枝献之聂政，表示对聂政的崇敬与爱慕，蕴涵希望他平安归来两相聚的意思。少女、桃花、英雄，互为映衬，这绝妙的一笔，创造了极富诗意的庄严场面。
不料，郭沫若在为此得意之余，笔下生风，又在剧本中加上酒家母抱着一大捆桃花赠给食客韩山坚这一情节。韩性格坦率，他说：“你这一大捆桃花，我只有放在水缸里了。”郭沫若自认为是锦上添花的一笔。导演凌鹤认为艺术恰到好处才为美，增之一分则太长，但碍于郭沫若是文坛领军人物，又是他的上级，不好给郭沫若泼冷水，于是他把苦闷诉之于周恩来。
彩排之日，周恩来请演员们把两种处理方法都演一遍。两种处理方法引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前一种庄严凝重，后一种引得观众哄堂大笑，破坏了送别聂政的悲壮气氛。这时周恩来对郭沫若说：“你看酒家母送桃花这一段是不是就算了。”经过舞台上两相对比的演出，郭沫若自己也感到这是画蛇添足的一笔，欣然从剧本中把它拿掉。
《棠棣之花》于1941年11月20日在重庆抗建堂上演。这出戏，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正是对当时蒋介石同室操戈的抨击。它是黑暗中燃起的第一支火把，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周恩来很喜欢《棠棣之花》，深深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郭沫若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呢？”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是他对党的感情至深的表现。
《棠棣之花》虽然上演了，为使剧本更臻完美，周恩来对剧本做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于12月15日致函郭沫若，从郭沫若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常用语，到剧中“您”和“你”准确的运用，一一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书纸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长达二千余言。
这部被认为“有诗无戏”的剧本，几乎被弃置于问世之初，经过周恩来的关注与编、导、演共同努力，救活了这个剧本，和观众见面。假如，《棠棣之花》写出后，当时没有人愿意排演，郭沫若不再涉足于剧本创作，我们这个世界上，《屈原》、《虎符》这样的经典名著出现，也不是不可能的。
值得研究的《孔雀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英、美和中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蒋介石降低了反共的调子，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又活跃起来，周恩来忙得吃饭都急急匆匆。
12月接近年底的一天，南方局负责与文化界相联系的张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回来了。他问张颖：“《孔雀胆》的剧本你看过了？听说最近就要演出。我本来要和郭老详谈一下剧本的，晚上，你帮我跑一趟。”
继《棠棣之花》之后，郭沫若创作的黄金时期到来了。他又写出了剧本《屈原》、《虎符》、《高渐离》，9月间，仅用了五天半时间，完成四幕史剧《孔雀胆》的创作。这样，郭沫若在1942年产生了四部大型历史剧。
张颖已经看过《孔雀胆》剧本，她觉得郭老写的剧本更成熟了。《孔雀胆》剧情动人，结构严谨，人物命运勾人心弦。她随口说了几大好处，周恩来却皱着眉头说：“光想到戏好看，你就不想到别的了。”周恩来马上去到自己的小屋里，拿了一本油印演出本给张颖说：“你再看看，下午我再找你。”
《孔雀胆》讲的是元朝末年云南梁王之女阿盖公主与大理总管段功悲惨的爱情故事。段功打败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军队，保护了梁王的政权，获得了阿盖公主深情的爱，却遭到垂涎阿盖公主已久的丞相车里特朩尔的忌恨。车里特木尔施计毒死王子，嫁祸段功，迫使阿盖公主用“孔雀胆”去毒死段功。阿盖公主保护了段功，段功却被车里特木尔另施计谋杀害。郭沫若创作这个剧本的初衷是号召民族团结，但是由于他的诗人性格的冲动和他过于同情阿盖公主这场凄婉的爱情，忽视了段功获得阿盖公主的爱是因为他打败了农民的反抗，帮助了梁王的统治，这种胜利是非正义性质的。段功和阿盖公主生死不渝的爱情也不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张颖再读周恩来拿给她的《孔雀胆》演出本，只见许多地方都有用红蓝铅笔划下的横线，却没有注释是什么意思，看得出周恩来是认真阅读过，有话要说。那时候的张颖，年轻，对于剧中写的历史和人物，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真的搞不懂，只有心中着急。果然，傍晚时候，周恩来找张颖来了，说：不怪你看不出问题。你往郭老家跑一趟，本来约好我去看他的，今天实在太忙。你替我传话说：《孔雀胆》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硏究。现在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虎符》等剧本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自己商量决定。
当晚，张颖赶紧前往天官府的郭沫若家中。这明明是批评性的意见，郭老听到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张颖心中乱纷纷的，她只有把周恩来的话记牢，记得一字不差。
张颖在郭老面前，像背书一样地把周恩来的话传达了。郭老专心地倾听着。听完，又请张颖重复一遍。然后，他回应道：周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周恩来对郭老新写的《孔雀胆》这样负责，关心郭老，一直如此，郭老十分感动。但是没有办法了，应云卫花了很大力气把它排练完成，马上就要演出，郭老因此觉得很遗憾。
张颖回去把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关于《孔雀胆》演出与否，周恩来不以领导人自居，不强加于人。
以后，郭沫若每有新作，周恩来仍然认真地阅读，就是身在延安，他也要致函郭老：“带来一读。”领导人与作家互相敬重、互为知音的好作风，永远地值得我们学习。
1946年4月8日，郭沫若在抗建堂对重庆文艺界作《抗战八年的历史剧》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段功（《孔雀胆》中的主角）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立场的……所以，作家们下笔的时候还需留意，不要因为对古人的同情，而歪曲了史实。”显然，这是郭沫若接受了周恩来对《孔雀胆》的意见后，作出有错即改的自我批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把《孔雀胆》改编为戏曲剧本，因为故事曲折动人，常有演出。话剧界无演出者。
为夏衍新作请客看演出
香港被日寇占领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夏衍是最后一批从日本兵舰包围的海上，历经惊险潜渡归来，辗转到了重庆。期间，他遇到了两位研究医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在北平协和医院及香港玛丽医院工作，现在都从科学之宫里被日本强盗驱赶到战火的现实中来了。夏衍因此想到，许多搞科学研究的人不关心政治，法西斯主义却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大敌。日本一些善良的、正直的、相信医学是超然的医生，却被征集去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细菌弹，把伤寒、霍乱、黑死病推向敌对国家。夏衍从而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剧本，作为学医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参考。
六十多年前，看过这出戏在重庆、成都演出的观众，有好几处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日军攻占卢沟桥后，留学东京的细菌学家俞实夫的小孩，因为是中国人，受到日本孩子的欺凌。沪战爆发后，俞实夫携妻子静子回到上海，女佣张妈夹个小包袱站在静子面前要求辞职，因为静子是日本人，张妈用沉默和坚决，表示了一个中国平民的爱国心；静子黯然地低下头来，突然转身走进里屋去，观众从静子后背上，看出她在抽泣，表达了一个正直的日本人内心的痛苦。在日军占领香港后的一场中，静子家中闯进三个抢劫财物的日本兵，他们脚踢了俞实夫，猥亵了静子，打死了反抗暴行的钱裕，静子在众人沉默中，凄厉地一字一字地说道：“我亲自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抢劫、奸淫、屠杀，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总希望他不是事实，现在，我看见了……”说完，晕倒下去。在这场日本侵华战争中，静子也是受害者，从此，她和我们在一起，消灭法西斯细菌。她和俞实夫到了大后方红十字医院，投身抗日洪流中去。
《法西斯细菌》是10月17日由中华剧艺社在囯泰大戏院公演的，从而揭开1942年重庆雾季公演的帷幕。戏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斥责，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周恩来三次观看了演出。演出的第四天，夏衍接通知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周恩来请了几位中外著名医生看这出戏，请夏衍作陪。周恩来说：“这出戏写得不错，我还是喜欢它。我看过你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清淡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写得太冷。”
几位医生看戏后说，这出写医生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戏能够上演，感到非常高兴。又说，现在美国参战了，美国许多细菌研究人员，都到盟国前线去了。他们的表态和传来的信息，增添了夏衍对剧本的信心。看这出戏的观众越来越多，从八成座卖到长时期都是满座，共演出了18场，观众达25，200人。著名评论家颜翰彤（刘念渠）、章罂（张颖）等都著文予以好评。
12月30日，重庆突然出现一篇《谈夏衍的枙法西斯细菌枛》的文章，是批评该剧的，火气很大。那时候舆论并不一律，不足为奇，因为发表在《新华日报》，乃引起人们注意。这篇文章主要说，剧中“勉强”科学家俞实夫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放弃细菌学的研究，是一种“前线主义”。夏衍读后，认为这是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翻版，于是写了《公式、符咒与“批评”》一文，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孰料，两年以后的1946年1月16日，文艺“政治标准第一”正在重庆推行时，有人化名田进，发表了《抗战八年的戏剧创作》长文，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指责《法西斯细菌》的作者，把细菌学家俞实夫错误地推向大后方抗战洪流中去，那里哪是光明的出路？意思是光明的出路只有到延安去。不错，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但就俞实夫这个具体人物而言，他有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到延安去吗？这是置文艺创作规律于不顾，十足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夏衍这时已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另有重要任务。有当年周恩来对《法西斯细菌》的评价，以及重庆观众对该剧的热烈反响，他对这个剧本已是心中有数。夏衍不愿再开笔战。
1989年建国40周年，《法西斯细菌》入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戏剧卷。
七看《风雪夜归人》
周恩来七看《风雪夜归人》，不仅是重庆抗战剧坛的佳话；这也是喜爱话剧的周恩来，毕生看过的话剧中，次数最多的一出话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僚政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劳苦大众更加贫困，饿殍遍野。这时，吴祖光在归元寺中央青年剧社一间小黑屋子里，写出话剧《风雪夜归人》。
剧本写民国十年左右，北方某城市一个官家姨太太玉春和唱花旦的魏莲生相爱的故事。玉春不满那吃人的社会，反抗黑暗，追求光明。这部戏，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群丑的倒行逆施，很有现实意义。
吴祖光从小就是泡戏园子长大的。他虽身为少爷，却喜欢与受苦受难的穷人交朋友。为这样的朋友生，为这样的朋友死，他认为是幸福的。
吴祖光毕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从来，吴祖光对自己的作品，都感觉写得不好而无限后悔。《风雪夜归人》写出来以后，他感到自己写了自己所熟悉的人，所爱好的人，也发现自己就隐藏在这部作品的角落里。全剧写起来得心应手。
导演贺孟斧一眼看上了这出戏。他挑选基本功扎实、表演准确细腻的路曦扮演玉春，有“话剧皇帝”之称的项堃饰魏莲生。1943年2月25日，《风雪夜归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1945年再度演出。名导演、好演员，互增光辉。
在这出戏第一次演出中，演到第13天时，蒋介石行营办公厅主任钱大钧，带着姨太太来看戏，看了一半，即拂袖而去。第二天戏就被禁演了，说这个戏诲淫诲盗。在这出戏两度演出中，周恩来不避抗建堂两百多级石阶的高坡，七次观看《风雪夜归人》，他不仅是为了欣赏，更多的是对这出戏的关心。
《风》剧上演以后，深深地吸引着大量观众。在赋予它极高评价的同时，对于玉春命运的处理，有着不同意见。玉春和莲生相爱事发后，玉春被送给一个当盐运使的大官当姨太太，她竟年复一年地忍受下来。《新华日报》发表了剧评家章罂的《评枙风雪夜归人枛》文章，主张把表现玉春结局的尾声全部拿掉。这个意见当时震动了重庆戏剧界，吴祖光却平静地说：“这个戏的序幕与尾声是同一时间发生在室内与室外的戏，拿掉尾声，序幕也不必要了，《风雪夜归人》的名字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吴祖光对这个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个时代反面的势力太大，玉春想挣扎也挣扎不过去，玉春只能向生活妥协了。
当时，周恩来和吴祖光进行了交谈。他说：“你写了一部反封建的好戏，反帝与反封建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但是，他对剧中玉春的处理有意见。他说：“玉春那么好的一个形象，那么聪明，那么有头脑，她能说服魏莲生，给他人生启示，说明她是充满智慧的女子。
在戏里，你给她这么长期的妥协处理，就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如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她就不应该作这样的妥协。”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要吴祖光非改写不可。吴祖光却感受到周恩来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生活，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对他的作品关心。
1950年的一天，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约吴祖光到他家去。周总理看到吴祖光，第一句话就问：“《风雪夜归人》你打算怎么改？”吴祖光老实地说：“我没有准备改。”周总理说：“还是要改，主要是尾声，玉春的结局不能这样。”希望吴祖光考虑一下修改。吴祖光这才认真地对待，他把尾声重新写过，写得很长，很吃力，很不满意。到了1957年，吴祖光把尾声全部改回来，只是在中间，把那位当了盐运史的大官，向送玉春给他的苏弘基说了句：“二十年前，你送给我玉春这个大活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她送给我？自从她进了我家门，一句话也不说。”
吴祖光消化了周总理给他指点的精神，把玉春写成哑巴，用这样的表现方法来写玉春的反抗，完成了玉春性格统一。
从1942年到1957年，15年了，周总理一直关心着这个剧本。遗憾的是，1957年正当这个剧本改好，由北京人艺演出时，吴祖光已被打入另册，和社会隔离开来。他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是否看过修改后《风雪夜归人》。
之后，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台北等各大城市上演《风雪夜归人》，用的都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经过吴祖光深思熟虑后，巧妙地改成的这个本子。
为于伶创作《杏花春雨江南》解惑
1943年，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重庆进步戏剧界首先身受其害。3月13日禁演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接着又禁演了郭沫若的《高渐离》，陈白尘的《石达开》，曹禺的《原野》等116种剧本。进步的戏剧家们何去何从，热切地盼望听到党的指示。
6月下旬，周恩来在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召集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剧团负责人、主要编导，以及出版界人士商量对策。
会上，周恩来就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局势作了分析。他告诉大家，我们要有充分准备，要稳扎稳打，不要乱冲乱闯，注意保护干部。他说，话剧仍然是最具有活力的艺术。他即将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时间较长。他希望知道在下一届“雾季公演”中，重庆将有一些什么剧目上演。我们既要对国民党查禁了大批剧本和出版物提抗议，也要有新的作品拿出来。
周恩来的这番话，给处境艰难的戏剧工作者鼓励了斗志。与会者说，有准备重演《大地回春》、《陌上秋》的，也准备了反映抗战生活的《山城故事》、《重庆屋檐下》新作品。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难，反动迫害加剧，卓有新意、反映人民呼声的创作问世至为不易。
周恩来鼓励大家说：“不要因为处境困难就一筹莫展，就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这时，有着沦陷区丰富生活底蕴的剧作家于伶提出，他要写他的剧本《夜上海》续编——《杏花春雨江南》。剧本反映沦陷区人民在日寇占领后的水深火热中，进行反扫荡斗争，呼唤大后方国军，早日收复失地。他请示周恩来，这样的题材值不值得写、能不能写。
这个敏锐的问题一提出来，立刻引起全场人士注意。聚精凝神地望着周恩来，看他如何回答。
周恩来先吟诵了宋朝陆游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顿了一顿。他回答道：“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打回去，望眼欲穿；几百万国军担负着抗日主战场的任务，责无旁贷。是谁不积极打击日寇，置人民于水火不顾，而蓄意制造摩擦。这个题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值得写。你一定要把这个剧本写好。”
于伶得到周恩来对剧本设想的首肯，十分兴奋，迅速投入创作之中，完成了他的《夜上海》续篇——《杏花春雨江南》。在这部新作里，人物和情节与《夜上海》相联，剧中避居上海的梅岭春和女儿梅萼辉回到江南农村老家，他们的庄园受到抗日游击队的保护，梅岭春的爱国气节有了进一步表现，随着沦陷区人民反扫荡的斗争，他们共同向大后方发出呼唤：“一切为了反攻！抢救沦陷区的人民！收复沦陷了的土地！”之后，梅岭春父女都投向游击队上了山。
1943年10月8日，《杏花春雨江南》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演出，史东山导演，金山饰梅岭春。这部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剧本，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仅重庆一地就连演30场，各大城市及专业演剧团队也有演出，在大后方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打倒倭寇，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这个剧本不仅没有挑出差错来，还审时度势，以该剧提倡人伦气节，激励捐躯报国为由，颁给荣誉奖状。
这一切证明周恩来所说：“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目光深邃的领导人。他能为你的剧本创作阐明深层次的意义，而不急功近利，又能指出问题，有助于你去修改。更重要的，他从不是把意见强加于人而强人所难的领导，而是用社会上交朋友的方式，向你的作品传播以阳光雨露，做一位对你充满爱心的好朋友。
抗战戏剧家们深深地把周恩来怀念在心，热爱在心，铭记在心。
2008年元月四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