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

第一章 历史转折：倒幕和“王政复古。”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日本却从1467年起陷入室町幕府后期的战国时期，群雄割据，争夺霸权，战乱不止，蔓延了一百多年。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通过东征西战，终于在1590年实现了统一。但是，丰臣秀吉两年后就野心勃勃地发动了侵朝战争，历时7年以失败告终，他也因此忧郁致死。接着，原从属于丰臣秀吉的两派势力又展开了武力争斗。

　　1600年9月中，德川家康率领的10万东军和和追随石田三成的8万西军，在地势险要的关原会战，激战中东军大胜。关原之战一举奠定了德川氏的霸业，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日本从此进入德川时代，也称江户时代。

　　德川氏建立了封建主义的幕藩体制，由幕府和二百六七十个藩进行统治。为了保持幕藩体制的稳固，主要凭借两个支柱：在内实行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对外建立严厉的锁国体制。想以前者把统治秩序凝固起来，想以后者把可能扰乱国内秩序的外部因素阻挡在国门之外。值得注意的是，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日本却在前一年，幕府发布第五道锁国令，完成了锁国体制，与世界的大变动几乎完全隔绝。日本人被禁出国，日本只同中国、荷兰在长崎进行有限制的通商，与朝鲜、琉球有外交往来。

　　在这样的幕藩体制之下，持续的和平环境，加快了发展步伐，在元禄年代（1688～1703）前后，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但是，幕藩体制的封建性，特别是它所设置的种种束缚，不能不带来重重矛盾、腐朽和停滞，这在德川后期已日趋明显。多年以来，尤其是进入19世纪之后，面对欧美殖民者的威胁与日俱增，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农民一揆、市民捣毁频频发生，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改革的呼声，但均因“祖法不可破。”

　　而被漠视、压制。

　　这种拘泥于“祖法”的僵死局面，终于在1853年被闯入的“黑船”冲破了。随后，欧美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日本。于是，不仅幕藩体制，而且日本国家和民族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不过，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日本没有继续坠落下去，而是作出了成功的对应，实现了明治维新，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明治维新的第一步是推翻幕府，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这一步从酝酿、准备到成功，历时15年。

　　黑船闯入和安政条约

　　幕府末年，虽然不时面临欧美黑船闯入的危险，以及农民一揆、市民捣毁的局部动乱，但当这些危险、动乱一旦过去，那些有势有财者又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在百万人口的江户，闹市区一派灯红酒绿。我国清代诗人、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他的《樱花歌》中写道：“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千金万金营香巢，花光照海影如潮。”这种局面突然在一天被打乱了。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下午5时许，两艘蒸汽军舰在前，它们放下风帆，冒着滚滚黑烟，以蒸汽机带动两侧的外轮逆风行驶，后面跟着两艘风帆军舰，闯进了浦贺海面。浦贺位于江户湾的入口处，是守卫江户的门户。闯入的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的舰队，美国军舰很大，如旗舰“萨斯奎汉那”号2450吨，4艘军舰都涂成黑色，共有大炮63门。因为幕府禁造大船，日本最大的船只仅约百吨。在日本人的眼中，“黑船”真是“像山一样”的庞然怪物，舰体乌黑让人感到阴森可怖。把守浦贺、江户湾的官员和士卒被惊慌了，沿岸彻夜燃着火把，一批武装帆船进行警戒。

　　幕府官员与美舰军官进行了接触，美方以强硬的态度，一定要幕府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日本打开国门。7月9日，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接到浦贺奉行的急报，第二天他指派几名官员商讨对策。在江户城内，武士们忙于备战，居民也不免慌张，大多商店停业谢客，妓院也被当局下令关闭。往日熙熙攘攘的日本桥一带，一下冷清了许多。

　　几名官员谈了一整天也拿不出主意来。接受国书有违“祖法”，拒绝则恐怕要开战端，已有鸦片战争的殷鉴在前，不能冒此风险，左右为难。日本武备松弛已久，十分陈旧落后。锁国以来，根本不造战舰，所谓海防只是在沿岸构筑炮台，而江户湾沿岸炮台的全部火力还不抵美舰的二分之一。武士们穿着旧式甲胄，扛着生锈的铁铳，用牛车拉出炮筒，前往防备。

　　过了二三天，培里尚未见答复，便于11日傍晚派舰只驶入江户湾，名为测量，实际上是武力示威。幕府以为美军可能登陆江户进行威逼，经彻夜商议，决定暂且收下国书。14日，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在临时搭建的接待场所，日美双方交接了美国总统的国书。稍后培里舰队离开日本。

　　黑船袭来的消息不胫而走，震惊全国。幕府加强了海防，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委托荷兰商馆购买蒸汽船。

　　1854年3月中旬，培里的舰队再次来到江户湾，这次共有7艘船舰。江户和各地又紧张起来。培利以兵戎相见作威胁，迫使幕府接受美国的要求。3月31日（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在横滨（时仅80多户的小渔村）刚搭建的接待场所，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美方有300多人在场，双方各带一名画师，各自画下了当时场景；那时美国已有相机，似乎未用。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后改称函馆），允许美国船只入港增补燃料食品；日本应救助美国漂流而来的捕鲸渔民；美国在下田设领事；给美国最惠国待遇等。因有片面最惠国条款，属于不平等条约。

　　早从18世纪中叶起，来到日本及其海域的欧美船舰越来越频繁。俄、英、美都曾叩击日本门户，均未得逞。19世纪中，由于美国工业的发展，以及美国国土已拓展到太平洋东岸，游弋太平洋的捕鲸船、轮船增多了。美国在墨西哥战争（1846～1848）中获胜后，向西太平洋和远东扩张，成为美国及其海军的重大目标。美国“蒸汽舰之父”、曾任墨西哥舰队司令的培里，1851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当时，英法还无暇顾及日本，美国就捷足先登了。

　　有学者认为，开国对于日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从此日本同各国的交流更为直接而广泛，由此给日本带来的积极变化和影响极其深远。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这把烈火是指“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的确，开国是日本走向近现代发展的开端。但是，从美国等殖民国家来说，其动机并非为了日本。

　　日本的国门既已打开，欧美殖民国家接踵而来，日本与英、俄、荷兰先后签订类似的条约。1856年秋，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到任。他是陶瓷品商人，曾任驻宁波领事。1858年7月（安政五年六月），他迫使幕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年，荷、俄、英、法援例迫使日本签约。与这五国的条约称为“安政条约”，主要规定有五：一、开放神奈川以代替下田，增开长崎、新潟、兵库、大阪、江户对外通商；二、五国在开放港口、城市享有“居留地。”

　　；三、五国有领事裁判权；四、改变关税税率须经双方“协商。”

　　；五、外国货币可在日本流通，日本的金银及金银货币可出口。后来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也如法炮制。1866年6月，日本又被迫同英、法、美、荷签订《改税议定书》，把进出口税一律定为5%。原来的进口税为5%—35%，大都是20%，改税十分有利外国商品的进口，并使日本的关税收入巨减。

　　安政条约后，日本国家主权遭到严重损害，面临着半殖民地化的危机。1863年5月，英法强行在横滨获得驻兵权和警备权，兵力通常为一千数百人。列强还可在通商港口设立海军基地。日本时时处于列强的军事压力之下，特别是横滨驻兵靠近江户，威胁更大。

　　同时，日本遭受殖民者的经济剥削和掠夺。根据条约，1859年6月，横滨、长崎、箱馆首先开放。各国同意幕府的提议，以横滨代替了神奈川。横滨很快从小渔村变成新兴城市、主要的进出口商埠。各国在这里设立了商行、领事馆、居留地，1868年外国商行85家。外商控制了各港口的进出口贸易。

　　日本的进出口额飞速地扩大，1859～1867年增加了21倍多。占出口首位的是生丝，其次是茶叶。日本生丝一运到欧美，人们就惊奇地发现，其品质之优良是前所未见的，十分有利可图。于是生丝出口直线上升。进口商品主要是棉毛织品。

　　生丝、茶叶等的出口促使了生产的扩大，但是跟不上出口的过快增长，因而价格猛涨，并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升。另外，当时日本的金银比价是1：5，而欧美一般为1：15.于是，外商大量带进银元，换成日本金币带出，半年内日本外流的金币就约200万两。银币大增，币值下跌，这也促使物价上涨。幕府为对付黄金大量外流而改铸货币，新货币品质低劣，又引起涨价风。以米价来说，1859年到1865年涨了近3倍，到1867年涨了9倍多。丝价猛涨和廉价棉织品的进口，打击了日本的丝、棉织业。物价的整体腾贵，几乎各阶层都难免其害。因此，开国通商之后，内外矛盾都急剧地尖锐起来。

　　危机感波及全国

　　西方殖民者东来的时候，许多国家都未能摆脱外压的困境。但日本却作出了成功的对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外压的敏感性，强烈的危机感，促使日本对外压作出及时的反应。

　　日本国土不大，多山少平地，生存环境较恶劣。特别是经常受到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威胁，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抱有严重的危机感。日本四面环海，在古代构成防止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但也并非没有危险，最难忘的是13世纪70～80年代，忽必烈率元军两次侵犯，日本军民拼死抵抗，两次都恰遇台风大刮，元军船翻人淹，第一次死亡1万多人，第二次十几万尸体飘浮在北九州沿岸海面上，忽必烈只好退兵。日本人把这两次台风称为“神风”，认为是天神保佑才转危为安，但事后总不免心有余悸。待欧美有了巨舰大炮，日本的海洋屏障不牢靠了；四面环海国土又小，反而容易受到外敌的侵害。日本人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对外压十分敏感。

　　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保持与中国、荷兰通商，这不仅出于经济的需要，也是为了有一个向外窥视的窗口。虽然窗口不大，幕府却警惕地由此注视着外面的风吹草动。按幕府规定，每一艘到来的中、荷船只，都必须交一份“风说书”，报告所见所闻。风说书有不少关于列强动态的情报。一些武士知识分子十分关注海外动静，从18世纪晚期以来，他们就不断著书立说，强调欧美列强侵犯的危险，提倡“富国强兵”。

　　当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上下为之震动，争相了解有关情况。1840～1844年，可查到的有关鸦片战争的风说书19件，汇编、收录这类风说书的书籍有10多种，有关的专著、小说近10种（内2种为汉籍）。如幕末史学家斋藤竹堂著有《鸦片始末》，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休言胜败属秦越，自古边筹戒履霜。”前一句是借用古时秦越相隔极远、互不相关的比喻，指出不要以为鸦片战争与日本不相干。后一句的“履霜”，出自《易经》的“履霜坚冰至”，意为踏着薄霜就该想到隆冬将至，必须见微知著，吸取中国的前车之鉴。

　　1853年，培里果然闯入日本，震惊全国。培里的舰队两次停泊在江户湾，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观看，不少人远道而来。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也包含着危机感、忧虑感，想看看黑船究竟是怎么一会事。通过他们，消息向各地传播。根据后来的村史资料调查，发现偏远的山村都有人记录了有关消息。1854年黑船再来时，陆奥伊达郡金原田村（今福岛县伊达郡保原町），一个中上层农民菅野八郎前往观察，他“为各种见闻而瞠目，简直坐立不安，无所适从”，痛感必须加强海防，就向老中阿布正弘拦驾上诉。幕府的所作所为让他失望，1866年他领导发动了49个村17万人的农民大起义。

　　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许多人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大事。特别是一批武士，危机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幕末数一数二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原来只专注于再兴“衰微之正学（指朱子学）”，得知鸦片战争之后，为加强海防，热心炮术，学习荷兰语，成为兰学、洋学大家。又如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原本一心练习剑术，其理想是成为剑士。他在培里来日后，才关心国事，立志投身反幕倒幕活动。关心国家、天下大事的，还有广大民众，1853年简易印制的《万国舆地图》已在农村豪农阶层流行。

　　同时，在开国前后，日本的内部危机也十分深重。德川时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幕藩封建主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导致入不敷出、财政危机。于是加重剥削农民，他们的格言是“农民和芝麻越榨越出油”。农民的年贡负担从“五公五民”变为“七公三民”，有的地方甚至“八公二民”。农村分化严重，农民丧失土地比比皆是。许多农民被置于不死不活的境地，无法也不愿发展生产。人祸天灾，导致饥馑频发，溺婴现象司空见惯。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揆此伏彼起，越来越频繁。从1740至1800的60年内平均每年13次，而后60年（1801～1860）内平均每年16.2次。安政条约后更为高涨，1863至1865年平均每年21.3次。同时，因物价上涨、发生饥馑等原因，还时有城市贫民的捣毁、骚动。如1859年，以丝织闻名的京都西阵，生丝供应因出口而减半，价格却涨了一倍，使丝织生产和织工的生活难以为继，穷困者约1000人。12月下旬，他们两次掀起暴动。

　　面对内外危机的夹击，幕末志士忧心忡忡，如吉田松荫对旁人说道：“今坐待万国商船，不出数年，国家疲弊，民有菜色，涂有饿殍，流民蜂起，以至奸雄煽之，黠夷乘之。此余之所虑也。”开国后，欧美外压是加深国家危机的主要原因，应对外压是当时历史提出的首要课题。

　　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广泛而强烈的危机感。在中国，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总是自恃疆土辽阔，人众物丰，容易盲目乐观，高枕无忧。即使边陲海疆有事，那也相隔遥远，无碍大局，与己无关，并不放在心上。

　　对应外压的内在机制

　　成功应对外压的关键，是实行改革图强，其首要步骤是以新的国家体制取代幕藩体制。日本的体制特点和文化传统，使之能够成功地走出这一步。

　　首先，日本有一个十分独特、十分有利的情况，即存在体制内的反体制力量。由于幕藩体制的特殊结构，本来属于统治体制内的势力──部分武士、强藩、朝廷，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反幕倒幕的政治力量。没有这些政治力量，倒幕维新是无法想象的。后面将分别加以阐述。

　　其次，幕末志士可以从早已兴起的兰学、洋学中，吸取思想营养，找到改革图强的答案。德川时期，朱子学（朱熹集大成的宋明理学）被奉为官方的正统思想、理论，同时还产生了其他学派，包括兰学、洋学。兰学在开国后的扩大和发展，称为洋学；但兰学和开国后的洋学都包括在广义的洋学之内。兰学、洋学的存在，也是日本所特有的现象。

　　将军德川吉宗在位（1716～1745）时，实行幕政改革，以图中兴。重要改革之一，是提倡殖产兴业，奖励实学。为此于1720年放宽洋书禁令，允许进口荷兰文科技书和汉译科技书。兰学由此起步，然而举步维艰。当时一般是趁荷兰商馆官员、翻译为觐见将军而来江户时，向他们学习荷兰文，请教不懂的科技知识，而他们每年只来一次，停留时间不长。虽然如此困难，经过二三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奠定了基础。兰学家们迎难而进，锲而不舍，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的精神，被传为美谈。

　　1771年，新一代有志于兰学的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4人，拿着荷兰文的德国解剖学著作和人体解剖相对照，发现该书的图解非常精确，赞叹不已，决定翻译全书。但是，只有前野良泽学过一点荷兰文，又缺乏像样的字典，只好边学边译，往往要为一句文字捉摸很长时间。如“眉是长在眼睛上方的毛”，花了两天才弄明白。这本《解体新书》经过头尾四年终于译完。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译书，不仅掌握了荷兰文，也懂得了西洋医学的基础解剖学，兰学由此确立。此后，由日本医生、学者自己翻译荷兰文著作，介绍西洋科技和其他知识，并设塾讲授，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兰学家，兰学也从医学扩展到其他方面。18世纪末，兰学家在江户集会，各地的与会者已达104人。

　　兰学、洋学的兴起、发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大力吸收中国文化，然后加以消化、嫁接，推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因而不太有文化包袱，形成了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后来发现了西方先进文化，自然也就热心的加以学习、吸收；二是日本比较注重实际有用的学问。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治学求知不是为了应付科举、学而优则仕，因而不少人能够注重学以致用。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为武士，他们仍然肩负征战卫国的职责，既习文又尚武。因此，武士知识分子不能不经常留心军事，考虑用兵作战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如何富国强兵。西方的先进科技首先是以武器、医术、历算传入日本的，立即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正是这种良好传统、风气的熏陶，才结出了兰学、洋学的硕果。

　　这种传统、风气影响之深广，在幕府当局身上也体现出来。他们不仅提倡和开创了兰学，以后也一直重视兰学。幕府和各藩设立了兰学、洋学的翻译、研究机构。当然，幕府极力要把兰学纳入“官学”的范围，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让它有损于自己的统治，但是幕府并不能如愿以偿。

　　兰学不久就越出科技的范围，向人文领域发展。因为严重的危机感，促使人们去了解世界大势，地理学为之大兴，涉及各国人文情况。另外，既然知道欧美科技先进，国富兵强，那就必然要去探索何以如此，了解富强之道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本多利明就呼吁向西方国家看齐，他把英国看作日本可以仿效的理想之国，并指出，“国之贫富强弱，皆在于制度教示，并非土地之善恶”，欧洲之富强在于“海外涉渡”、“劝业开物”。

　　鸦片战争和开国之后，幕府对兰学、洋学更加无法加以限制了，其人文趋向更为加强。而且，这时突破了医生、学者的范围，大批武士投身兰学、洋学，他们就是抱着应对外压、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来的。如兰学者绪方洪庵1838年在大阪开设适适斋，从事兰学教育25年，有名册可查的门人3000多，其中有很多武士，幕末志士桥本左内、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都是他的门生。各藩普遍设立藩校，不少藩校讲授兰学、洋学。1860年起，幕府和各藩陆续派人出国考察、留学，他们目睹耳闻了西方种种情况，通过著述向国人介绍了自己的观感。

　　这时，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加藤弘之于1861年撰写了《邻草》，它以抄本在流传。其中首次介绍了西方的立宪政治，指出必须“不忘天下是天下万民的天下”，国家富强必须“先得人和为其根本”，唯有“上下分权”（指君主立宪制）、“万民同权”（指共和制）之政体最为公正、合适，才能实现“人和”。在幕末志士的意见书和盟约中，提出了未来国家体制的设想，认为应把政权奉还朝廷，设立上下“议政局”或“议事院”，“万机宜决于公论”。另外，“富国强兵”的口号已提出多年，对于如何富国，1861年神田孝平写了《农商辨》，要求“务须一改旧制”，变农业立国为商工立国，若如此“上下自富，国势自振”。萨摩藩的五代友厚，1865年出使欧洲考察9个多月，他向本藩指出，欧洲之富国在于工业和流通的发达，而商社为其担当者，“合本”（股份制）的商社可把巨大资本集中起来。他希望本藩“不论贵贱，兴办商社”。幕末志士，通过兰学、洋学，已经探索到日本应走的方向，从而有可能对内外危机作出有效的对应。

　　中国并非没有接受外来文化，但作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总以为中华文化天下第一，对外来文化并不看重，甚至不屑一顾，以致孤陋寡闻，夜郎自大。他们擅长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容易陷于高谈阔论，而又自以为是，抱残守缺，或埋头故纸堆，训诂考证，两耳不闻窗外事。日本兰学起步时，来自中国的汉译西方科技书给予不少帮助，但汉译科技书几乎均为外国传教士翻译，中国并未兴起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派、潮流。

　　幕末日本，除了上述独特的政治、文化因素外，还具有了客观经济条件，主要是商品经济相当活跃，全国统一市场初步形成。这除了归因于生产发展之外，还同幕藩体制的两项特有制度——参觐交代和兵农分离有很大关系。参觐交代就是各藩藩主必须轮番赴江户值勤，其妻、子必须常住江户做人质。这是为了防止藩主犯上作乱。藩主以及妻、子住在江户，有一批家臣陪同。他们集中在江户，闲来无事，就是比排场、撑门面，正如《世事见闻录》所记述，他们“一味夸耀荣华”，“穷奢极侈”。因此，每个藩都必须大量出卖年贡米和其他产品以换取货币，以供开支、挥霍。兵农分离的规定之一，是武士一般没有领地，脱离农村，集中住在城下町，以领禄米为生。这是为了防止武士在农村纠集自己的势力，以下克上。于是，武士们也一刻都离不开商品货币经济，必须出卖禄米换取日用品。

　　在封建分立的情况下，正是这两项特有的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其主要表现有三：一、形成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大阪，它是幕府、各藩年贡米和其他产品的集散地，幕府和各藩在此设货栈、仓库。大阪买卖八方辐辏，人口近40万。江户、京都与大阪并称三都，也是大范围的商品集散地。大大小小的城下町与三都保持密切的经济往来。二、形成全国性的交通运输网。陆上道路比较完备，但作为经济流通来说，主要是水上航运。以大阪为中心，濑户内海航路、日本海和太平洋沿岸航路与众多的内河航运相连接，构成了四通八达的航运网。这是日本得天独厚的条件。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出现地区性分工，加强了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联结。

　　开国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统一市场的发展。正是由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尽管有二百六七十个藩的封建分立，但幕末时国家观念得到加强，分属各藩的反幕倒幕志士能够超越藩的界限而联合起来，并树立了争取国家统一（时称“共和之政。”

　　）的观念。同时，以商品经济的活跃为背景，一批豪农豪商与武士的接近、融合，促成改革派武士的形成；以商品经济的活跃为基础，西南强藩得以在改革中崛起。

　　西南强藩的崛起

　　幕藩体制下，幕府与藩的关系有些奇特。幕府占全部领地的四分之一，可收获大米约700万石。藩主称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亲藩大名是德川氏的族人，幕末共23家。“谱代”为“嫡系”之意，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以前就从属德川氏的，幕末145家，大多为小藩，领地在5万石以下。“外样”为“非嫡系”之意，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才归顺德川氏的，幕末98家，有些领地比较大，20万石以上的14家，其中30万石以上的9家，这9家都在西部、西南部。

　　让幕府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他们原来实力较大，德川氏要消灭他们并不容易，只要他们归顺就让他们保留下来，但是加以移封、削封，使他们的领地大减。这自然不可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幕府也对他们怀有戒心，幕府一直想方设法控制、监视、削弱他们。参觐交代主要是对付外样大名的，还有“手传普请”，字面意思是帮助搞工程，客气动听，实际上是看到那个藩富强起来，就指派去搞建筑、水利工程，把它们弄得财穷力尽。外样大名要承担义务，但不能参与幕政，不能担任幕府要职，这不可避免的要加深幕府与外洋大名的矛盾。可是另一方面，幕府对各藩的内政一般不干涉，各藩有内政的自主权、独立性，可设法让自己富强起来。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幕府对各藩的控制削弱，属于外洋大名的西南强藩就乘机崛起了。这种幕藩体制与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是大不相同的。

　　天保年间（1830～1843）以来，幕府和各藩进行了幕政、藩政改革。促使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幕府领地多，控制着三都的赋税和献金，可以改铸货币增加收入，还可收回部分领地。因此，尚有回旋余地，改革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实际上是走过场的。

　　各藩的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参觐交代、手传普请和藩主的奢侈挥霍，使藩财政连年亏空，负债累累。19世纪中期，大阪商人对大名的贷款估计达6000万两（为金币单位），其利息每年约300万石。为了能借到钱，大名不论大小，都对富商卑躬屈膝。有人指出：“日本国中，表面为武家所领有，其实为商家所领有”。当年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大阪富商发怒，天下大名恐惧。”

　　面对财政危机，藩主们曾采取临时应付措施。有的藩让家臣把债务账册付之一炬，然后剖腹自杀来赖债，但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许多藩曾把财政危机转嫁给藩内农民和一般武士，但这激化了藩内矛盾，动摇、威胁着藩的统治。一些藩逐渐明白，除了进行改革，别无退路。西南大藩地处沿海，容易遭受列强侵扰，外压的危机感特别严重，这也促使它们改革图强。这些藩便于开展海运贸易，有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这也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成功。藩政改革较有成效的是长州、萨摩、佐贺、土佐这几个西南大藩，还有属于谱代的越前（福井）藩。它们破格提拔人才，推行重商主义的富藩强兵政策，发展生产和商品经济，加强藩营贸易，吸取西方科技，进行军事改革等等。最有成效的是长州和萨摩。

　　长州在本州西端（今山口县），藩主毛利氏原有领地10国（古时行政单位），关原之战后归顺德川氏，领地仅留长防、周门二国，不到40万石，为第九大藩。1837年，长州负债银9万多贯，为年收入的近20倍。当局曾以苛重收敛转稼财政危机，加上又遭风灾水灾，1831、1837年激起波及全藩的两次农民大起义。藩主这才痛下决心，起用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改革。

　　重点是经济改革。首先是紧缩藩的财政开支，藩主带头节俭。藩的财政状况和公私开支，包括藩主一家的开支预算，向藩士、藩民公布，以求得理解和支持。其次是奖励本藩土特产、经济作物的生产，缩减藩专卖的品种范围，以提高民间的生产积极性。再次是加强、改善设在下关的越荷方——经营北越（今富山、新潟县）一带航运的机构。下关是进出濑户内海的门户，从北越、九州西部往返大阪的船只，都要经过下关，而北海道、东北一带的货物大都由北越船只运输。每天经过下关的船只络绎不绝，有的商船临时需要资金，有的商船得知所运货物一时难以脱手，需要有地方暂时堆放。越荷方就把财政节余用作借贷资金，或用来修建货栈，为来往商船服务。越荷方还为一些疲于长途运输的货船转运货物。长州充分利用、发挥了自己的地利优势，越荷方大概每年可积累5000两。多管齐下，藩财政迅速改善，50年代已还清债务，盈余日多。以后，长州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继续有所作为。此外，长州还买进了大量荷兰书籍，设立西学所、造船所。

　　萨摩位于九州南部（今鹿儿岛县），藩主岛津氏在战国时控制了大半个九州，归顺德川氏后被削封，领地77万石，为第二大藩。藩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如长州。1827年藩负债500万两，把藩的全部收入用来支付利息都不够。藩当局1827年起用下级武士调所广乡，进行藩政改革。举措之一是宣布藩债分250年偿还，这是变相赖债；对于本藩商人的债务，则给予士的身份而一笔勾销。主要措施是增加藩产品的生产和专卖，特别是南部三岛（奄美大岛、德之岛、喜界岛）的砂糖专卖，甚至不允许农民自己食用，而收购价仅有市场价的五分之一。琉球的砂糖贸易也被萨摩控制。萨摩依靠垄断来操纵价格，使糖价上涨。40年代初，每年砂糖专卖获得19万两，盈利15万两。同时，萨摩与中国、琉球、朝鲜进行公开或秘密贸易，将所得商品拿到长崎市场出卖牟利。到1844年，藩库已积蓄50万两。

　　50年代，在藩主岛津齐彬的主持下，萨摩的藩政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发展了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特别是大力学习、引进西方的科技，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相继建立了兰学讲习所、外国人接待所、玻璃制造所、锡密（化学）馆、制炼所，并建造反射炉，铸造大炮，还进行电讯、煤气灯的试验。1855年制造了蒸汽船，后来共制造了五艘军舰。此外，建立水兵队，制造水雷，设立洋式炮台。在藩政改革中，展现了日本人热心学习西方的劲头，如对蒸汽船舰，从看见到制成不过头尾三年。

　　土佐藩在现今四国高知县境内，领地49万石。佐贺藩在现今九州佐贺县境内，领地35万石。它们也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军事改革，佐贺藩的军事改革较为突出，1850年建成日本第一座英国发明的溶解青铜、铣铁的反射炉，1855年办海军传习所，1865年制成了蒸汽船。

　　西南大藩依靠改革迅速崛起，成为足以与幕府相抗衡的强藩。特别是长州、萨摩成为反幕倒幕斗争的基地，而且这两个藩的改革派武士，在反幕倒幕斗争和维新改革中起着主导作用。

　　改革派武士的形成

　　幕末时期，在城市，居于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末位的商人，腰缠万贯，令人侧目。在农村，豪农豪商也是乡里显赫人物。但是，城乡豪农豪商尚未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未能领导反幕倒幕斗争。

　　一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奔走呼号，领导了这一斗争。一批武士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转变为资本主义改革派。他们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足以构成重要政治力量的一批人。在当时的东方，只有日本有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条件之一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促使武士与豪农豪商接近、融合起来。商人的实际地位高了，武士乐意接受商人的儿子为养子。早在18世纪上半期，幕府就斥责继嗣“惟论财货”，可见那时这类过继已为数不少，幕末就更不用说了。有些武士干脆去经商，而有些商人则买了“士”的身份，也佩上了腰刀。在藩政改革中，发展商品经济是头等大事，武士与豪农豪商广泛而密切地接近起来。通过这些途径的接近、融合，使部分武士与豪农豪商有着共同的追求、愿望，有可能转化为改革派武士。

　　更为重要的，应归因于体制特点、一般武士的经济地位。在德川时期，武士内部也分成等级，讲究门阀。如大津藩1500武士，细分为100多个等级。武士通常分为上、中、下三等。由于兵农分离，一般武士并不直接掌握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而靠领取禄米为生。一些能干的下级武士，可以参与藩政，但掌大权的是上级武士。因此，一般武士与主君之间、与幕藩体制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不太牢固。当他们可以从主君那里获得足够的效忠回报时，自然对主君忠心耿耿。可是，幕末年代这种情景已不多见。

　　各藩因财政危机而一再克扣禄米。下级武士的禄米原就不多，几经克扣所剩无几，而城市浮华生活又要增加开支。不少人债台高筑，两袖空空。有些武士竟把礼服和祖传的刀剑都典当出卖了，一旦主君派遣当差，只好去当铺借出，穿挂上路，办完差再送回当铺。当时人指出，“忠心耿耿为主效力的家臣几稀矣！”一些下级武士到了“恨主如恨敌”的地步，可以说他们与主君、幕藩体制之间已经不存在无法割舍的共同利害。有的武士目睹如此情景，他本人虽未陷于穷困，也不免寒心，对旧体制不满。因此，一部分武士，既面临外压的危机，又看到一种新体制可以给国家、民族和自己带来美好的前景，就可能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一般武士的这种状况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大不相同，后者视土地为命根子，为了保住土地，他们总是力图依靠、维护封建王朝。这也决定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保守性。

　　不过，一部分武士要真正分化出来，必须进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这是他们转变为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关键。仅仅依靠日本自身的思想文化土壤，依靠武士与豪农豪商的接近、融合，尚不能实现这一转变。兰学、洋学则为部分武士寻求资本主义改革思想架设了桥梁。但即使如此，却并非一步登天，而要经历一个过程。

　　幕末，思想文化上的冲突和转变异常激烈。许多人都在探索中逐步摆脱某些束缚，突破某些旧框，部分的或全部的完成了从儒学到洋学，从锁国到开国，从佐幕到勤王，从保守到改革的转变。幕末思想交流非常活跃，某种思想、主张一提出来，就被人们接受过去，流传开来。改革派有的思想、主张，甚至来自保守派，如“尊皇攘夷”，不过他们按自己的理解作了改造。

　　改革派武士的思想成长、转变途径之一是师承关系。幕末出藩访师求学之风很盛，改革派武士与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之间的师承关系，是这方面的典型。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信浓（大致相当今长野县）松代藩藩士，他是幕末从朱子学转向兰学的武士知识分子的代表。1839年在江户开设私塾“象山书院”，未到而立之年已是闻名遐尔的朱子学家；鸦片战争后转向兰学，其造诣公认一流。他精通数学，重视实践，从大炮、火药到照相机、电疗器和电讯都进行过操作、制作或实验，曾任幕府海防顾问。

　　在象山身上，乐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传统得到充分体现。针对儒学者中仍然存在耻于学习西方的偏见，他指出，今日采用西洋之技术器械，“在于有所备而免受彼之欺负，其有益无损显而易见。”他要求“破除偏执不明之大弊”，尽快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或从欧美招聘教师，“其事早一日有一日之功”。主张开国通商，学习西方，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厂，多造大船，实现富国强兵。

　　象山的突出贡献，是强调必须把东洋圣学（儒学）与西洋实学结合起来。他在给幕府的上书中指出，西洋诸国和周公孔子之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一胜一败，“终其极，彼之学得其要，此之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流于训诂记诵之末……其（指中国）国风失其万物穷理之实”。他在这里用“得其要”、“失其实”，强调了西洋“万物穷理”的极端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艺术”是指技艺、技术，提倡向西洋学习，改革图强。他指出，必须“幡然改变既往苟且之故辙”。他还说：“原为天下而立之法，今又为天下而加以修改，此又有何可忌讳？”

　　象山是开明派，他试图改革、强化而不是动摇、推翻幕府。不过，他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幕府的存亡，而是“天下”（日本）的安危。他明确指出，他的这些开明思想和主张不仅对开明派，也对改革派深有影响，不仅传之于门生，也流布于幕末志士之中。以象山书院来看，门下有吉田松荫、坂本龙马、胜海舟等著名改革派、开明派人士，有加藤弘之、西村茂树、津田真道等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吉田松荫（1830～1859）是象山最亲近的门生之一。为了克服单凭读洋书有隔靴搔痒之弊，1854年培里再来时，两人不顾幕府禁令，密谋由松荫偷乘美舰出国，“周流究形势，一见超百闻。”（象山诗句）培里等人到下田考察时，松荫企图搭乘美舰，但未被允许，事后他与象山一度被监禁。后来松荫在长州家乡开办了松下村塾，教育青年武士。

　　松荫基本承袭了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但与老师不同，他激烈地倡导尊皇反幕，他期待“草莽崛起”的豪杰志士，“掀起一阵大风”，将“颓废老屋”一般的幕府颠覆。松荫与象山一样，也是积极的“开国论”者，要求实现“航海万国”、“富国强兵”的远谋雄略，以维护“三千年独立不羁之日本”。松荫的这些主张提出于50年代后期，在当时是颇为激进的。在松下村塾门下，有一批明治维新中功勋卓著的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品川弥二郎、前原一诚等。木户孝允以前也曾师从吉田松荫学兵学，两人长期保持密切交往。明治年间，伊藤博文为松下村塾题词：“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

　　当然，思想的交流、转变和成长不以师承关系为限，慕名访谈、书信往来和各种著作流传，是更为广泛而经常的途径。武士跟随大名去江户参觐，或聚集京都开展尊皇攘夷运动，是相互交流切磋的好机会。熊本藩（在九州）藩士横井小楠（1809～1869）是著名儒学家并接受洋学成果，他与佐久间象山齐名，人称“东有象山，西有小楠”。他曾任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的顾问，60年代初庆永参与幕政，他也去了江户，提出《国是七策》。其中之一是“大开言路，与天下共行公共之政。”他反对幕府只顾一己私利，要求幕府与朝廷、诸藩联合一致，实现“日本国中共和一致”。这里的“共和”为“共同”、“公共”之意，“共和一致”、“公共之政”即政治必须打破幕府和各藩的界限，必须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他的这一重要思想，通过交流切磋，在开明派、改革派中传播开去。

　　与小楠交往的人很广泛，其中有吉田松荫、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维新三杰之一）、后藤象二郎等改革派武士，小楠深受他们的敬佩。小楠在江户时，胜海舟为幕府官吏，两人来往密切。他们都是开明派，有着共同的主张。在后面将会看到，1864年西乡隆盛（维新三杰之一）会见胜海舟，后者关于“公共之政”的思想对西乡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幕末志士的成长、转变中，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部书除各国的地理、人文知识外，还有关于海防的“筹海篇”等内容。1854年该书传入日本，热销不止，供不应求，价格大涨。三年间在日本出版的翻印本、翻译本、各种选本达21种之多。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吉田松荫、高杉晋作等等幕末志士，都从中获得教益。象山兴奋地说：“予与魏氏，各生异地，未能相见。观察时势，同于此年著书。但所见暗合，何等奇哉。可称海外之同志也。”

　　据说，横井小楠读《海国图志》都忘了吃饭。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在日本也很受欢迎。

　　通过上述途径，改革派武士逐步成长起来。他们主要来自下级武士，也有中、上级武士。在他们的领导下，下级武士充当推翻幕府的重要动力。但他们领导倒幕维新，并不代表下级武士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虽然林则徐、魏源等有数的改革人士，力图改革兴国，但并未出现足以主导局势的一批改革派。在当年中国，封建地主士大夫中不可能分化出一批改革派，既有体制方面的、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1862年，高杉晋作到上海，听说《海国图志》竟然绝版，不禁感慨地说：清国“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渡岁月……故由此而至衰微也。”

　　日本改革派武士的成长，除了上述途径外，还需经历斗争实践的磨练。从尊皇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是他们成长过程中跨出的关键一步。

　　从尊皇攘夷转向倒幕维新

　　幕末，保守的水户学提出了“尊皇攘夷”的口号。水户藩是亲藩，水户学提出“尊皇攘夷”，是为了借助天皇权威，唤起人们防止“外夷”的侵犯，维护幕府的统治。可是，这一口号却被幕末志士们接过去，变为借助天皇权威反对幕府的口号。同时，国学的“尊皇”思想对志士们也深有影响。

　　当年日本同时存在着天皇、朝廷和将军、幕府，这颇为微妙而又事关重大。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身人间的神。将军的统治借助天皇的权威，是天皇把统治权委托给将军。同时，天皇在京都保持着自己的朝廷，朝臣称为“公卿”，幕末有130多家。但是，实际上将军和幕府操纵一切，甚至对天皇、朝廷作出种种规定。如规定“公家各家之学问，日夜均不得疏忽。”

　　；“天子之各种艺能，首先在于学问”。所谓学问，是指诗文之类的写作。也就是要天皇、公卿远离政治，只是埋头书案，吟风弄月。幕府只拨给朝廷10万余石领地，其中归天皇的仅3万石，只相当一个小藩主，公卿所得更有限。幕末，天皇和公卿也穷得可怜，孝明天皇有时兴致起来想绘画，却买不起宣纸；公卿穷得没办法，画纸扇、做纸花去卖；明治维新元勋岩仓具视竟在家里抽头摆赌，因为公卿家是幕吏不能擅入的。

　　天皇、公卿自然不满意这种状况，总想加以改变，外压的危机使他们得到了机会。1846年，朝廷向幕府下达谕旨，内称天皇对于外国船只的来日深为“挂念”，要求幕府“妥善筹策，使神州无恙，细心指挥，益安宸襟”。比较委婉，但却是天皇干预政务的破天荒第一次。朝廷明白，外压是人人关心的国家大事，天皇表示关注理所当然，无可非议。1853年培里来日，幕府老中向朝廷作了报告，并询问道：“以圣睿虑，是否应进行祈祷？”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老中心里也清楚，这是国家大事，生怕处理不当，遭受非议，报告了朝廷日后可以有个托词。而且，祈祷天神是天皇的职责和权力。朝廷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要求幕府严加防守，答应天皇将“往七社七寺祈祷”。

　　这一来，精神权威朝廷和政治权威幕府的分立公开化了。幕末志士们抓住了这一点，高喊“尊皇攘夷”的口号，在“攘夷”的同时，企图以“尊皇”来反对、打倒幕府。天皇和部分公卿不满意洋人的耀武扬威，不反对“攘夷”。1858年缔结安政条约时，朝廷就要求条约的签订必须得到天皇的敕许。那些对幕府不满的大名看见有机可乘，提出缔约须交大名公议。幕府则认为，自己有权签订条约。正当此时，将军家定体弱多病，没有子嗣，对于由谁来继任，企图改革幕政的大名与守旧的大名发生分歧。于是，条约敕许问题与将军继嗣问题纠缠在一起，两派争得不可开交。藩主们出头露面进行抗争，反幕志士参与其中，在京都等地进行幕后策划、活动。

　　在原将军家的支持下，代表守旧大名的彦根藩（今滋贺县境内）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临时设置的职务，位居老中之上）。井伊直弼专断地决定了缔约和继嗣问题，反对派纷纷抨击。吉田松荫著文痛斥幕府擅自签约是“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须尊大义讨灭诛戮之”。10月中旬，井伊直弼突然制造了“安政大狱”，大肆逮捕反对派，囚在竹笼里押往江户。百余人入狱，其中四分之一被处死，还有一批大名、公卿受处分。吉田松荫、桥本佐内等多名志士，被处以切腹、枭首示众等极刑，有的死于狱中。西乡隆盛逃回萨摩藩，后一度被流放。

　　大老的镇压激起更猛烈的反抗。1860年3月24日（旧历三月初三）上午，18名浪士（脱离藩籍的武士）等候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这天井伊直弼要觐见将军，侍从60多人列队维护，踩着积雪来到樱田门外。一声枪响，浪士们冲向直弼的轿子，把他拖出轿外斩首。浪士和侍从激烈格斗，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雪地上溅着鲜血。看热闹的人聚集如山，为浪士们叫好。在光天化日之下，幕府大老被杀，表明幕府威信扫地，幕府专制不得人心。

　　以樱田门外之变为起点，志士们越过藩主，走上政治斗争第一线，尊皇攘夷运动走向高潮。这时，开港贸易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出来，物价上涨冲击着一般武士和城乡人民，攘夷情绪随之蔓延，更为激烈。袭击、杀害外国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外国人提心吊胆，连睡觉都把手枪放在枕下。人们对幕府的痛恨也强烈起来，认为外夷入侵都是因为幕府的腐败无能。

　　据有关资料，全国尊皇攘夷志士900多人，大多为武士，以长州、土佐武士居多，也有不少豪农豪商。他们一大批人云集京都，争取公卿中的激进派以影响天皇，让朝廷催促幕府下令攘夷，并策动天皇择日亲征，他们就乘机推翻幕府，建立天皇政权。他们频频杀害为幕府说话的公卿，斩首示众，抛尸荒野，对朝廷、幕府施加压力。他们与幕府捕快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格斗。长州藩当局在京都十分活跃，与尊让志士一起，推动朝廷实行尊皇攘夷。

　　尊皇攘夷运动看起来热火朝天，但却有着致命的弱点。一个弱点是，攘夷虽然出于民族情绪，事出有因，但却是盲目蛮干行为，有害无益。经朝廷多次催促，幕府下令1863年6月25日（旧历五月十日）攘夷。志士们兴高采烈，急忙赶往长州。25日深夜，一艘美国商船停泊在下关海峡，毫无防备。两艘长州风帆舰驶近它，突然发炮，美船斩断锚链惊慌逃走。以后，他们又炮击了法国、荷兰军舰，荷舰被击中30余发炮弹。志士们心满意足，得胜班师回京都，等待天皇亲征。7月中旬，美舰、法舰先后报复，炮击下关，长州守军惨败。1864年秋，英美法荷四国准备派出联合舰队，再次进行报复，长州面临危险局势。

　　尊皇攘夷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志士们脱离本藩，云集京都，单纯指望、依靠天皇和朝廷。孝明天皇讨厌洋人跑到他的国家来说三道四，是个狂热的攘夷主义者，但在国内政治上却极端保守，称志士们为“乱暴之徒”，把志士们的倒幕打算告诉了幕府和有的藩。亲幕府的会津藩以及与长州不和的萨摩藩，用兵把守宫门，发动了“八一八”政变（1863年9月30日，旧历八月十八日），把尊攘派逐出京都。尊攘志士和长州藩兵约1000人，拥着三条实美等7名公卿，冒雨徒步西下长州。在京都活动的木户孝允长久流亡藩外。久坂玄瑞等人不服，1864年8月发兵进攻京都，以排除奸贼。但长州兵战败，久坂玄瑞自杀。天皇震怒，命令幕府征讨长州，这是幕府求之不得的。

　　长州受到两面夹击，危在旦夕。长州的安危，关系倒幕维新的成败。在这一关键时刻，高杉晋作（1839～1867）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他是中级武士，与久坂玄瑞同称松下村塾的“双璧”。吉田松荫死后，晋作立誓要为先师报仇雪恨，与幕府不共戴天。晋作受到兰学、洋学的熏陶，1862年与久坂玄瑞等人一起，受藩命搭乘幕府船只赴上海，旅居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开眼界。晋作等人看到，英国、法国人在街上大摇大摆，中国人都避开让路。他感慨地说：“上海之地虽属中国，实可谓英法之属地也”，深感决不能让日本沦落到这种地步。晋作在上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同行者中有会英语的，他们遍访各国商馆人士、会晤西方传教士、参观欧美驻军的武器装备、收集有关世界和西方各国的书刊。这使晋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大势，明白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只有学习西方，开国通商，富国强兵，才是正道。他在一次笔谈中表示，应当诚心诚意地穷究航海、炮术、器械之理，否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高杉晋作回国后，在攘夷风潮中，曾与其他人一起火烧英国使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奔走劝说放弃攘夷，应当首先集中力量推翻幕府，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多数尊攘志士对此不理解不支持，有的强烈反对。1863年尊攘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晋作脱离运动，回到长州老家。1863年夏，美、法军舰炮击下关，藩厅“无守卫之策”，藩主起用晋作，收拾败局。7月下旬，晋作赶往下关，落脚在商人白石正一郎家里，招募、组织了奇兵队。“奇兵”是相对于藩兵（“正兵。”

　　）而言的，奇兵队打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队员中有下级武士、农民、商人，战斗力明显强于藩兵。藩内纷纷仿效，建立名称各异的类似队伍，它们和奇兵队统称“诸队”。这是高杉晋作和长州的一大创举，为倒幕准备了重要武装力量。

　　1864年9月上旬，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17艘军舰进攻下关，大炮齐发，长州一败涂地，下关海峡一带失陷。这时，藩厅再次让高杉晋作出来收拾局面。晋作力主媾和，遭到攘夷派的反对，但获得伊藤博文、井上馨的鼎力支持。他们二人也曾是狂热的攘夷派，一年多前奉藩命秘密离开横滨赴英国留学。他们先到上海，再到英国，两人都被英国的强盛惊服了，醒悟攘夷不可取，必须走开国进取之路。他们听说四国将派舰队进攻长州，急忙赶回长州，力谏藩厅实行议和。

　　高杉晋作、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与四国议和时，藩内反对声浪很高，诸队也强烈反对，他们几人不得不东躲西藏，避免遭到袭击。9月中旬，签订《下关协定》，规定长州应善待外国船只，下关不再修复、新建炮台。除此之外，他们坚决拒绝了有损主权、独立的让步，如四国要求租借下关附近的彦岛，晋作等人没有同意，因为已有中国租借香港的教训。下关议和正确地实现了从尊皇攘夷到开港倒幕、全力倒幕的策略转变，反幕倒幕斗争出现了转机。

　　需要说明一点，即在1863年萨摩已经放弃攘夷，与英国和好，开港通商，加快了富强步伐。但是，那时萨摩不属于尊皇攘夷一派，还与幕府一起打击长州。因此，反幕倒幕斗争的策略转变，是从下关议和开始的。

　　不过，下关议和并未使长州完全摆脱危局。幕府正在发动征讨长州，对长州形成巨大压力。长州藩的保守派乘机于10月控制藩厅，对幕府表示“恭顺谢罪”，下令解散奇兵队等诸队，处决参与进攻京都的藩厅官员、参谋，让藩主父子引退，听候幕府处分。幕府达到了“以长制长”的目的，征讨长州不战而胜。长州政局剧变，黑云压城，高杉晋作逃往九州的筑前藩。

　　高杉晋作没有屈服，他秘密回到下关，写下绝命书：“国家有难，胸中如火”，为“忠义之鬼，快哉，快哉！”他在奇兵队本营召集诸队领袖，动员他们起义，夺回藩政权。但大家在犹豫观望，幻想通过谈判保存诸队。高杉晋作斩钉截铁地指出：“延迟一日，失去一日时机。起义是当今唯一出路，错过了今天，胜利永远不会再来。”晋作和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起义仅得到伊藤博文的力士队（30人）和石川小五郎的游击队（80人）的支持。尽管力量有点单薄，晋作知道胜败在此一搏，决不后退。

　　1865年1月12日（元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力士队和游击队的80人来到下关功山寺集合。在晋作的指挥下，次日拂晓出发，攻占了下关新地会所（藩的专卖机构），把储藏的大米分给民众，并树立布告牌，宣布起兵在于“安农商”。前原一诚赋诗一首，描绘了起义情景：“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凛冽寒风面将裂，马蹄踏破满街冰。”

　　28日，起义军再次攻占新地会所，夺得大批武器弹药。在功山寺起义的激励下，2月1日诸队起义，攻占了一些地方。在濑户内海沿岸一带，以村吏为首的武装队伍相继成立，响应起义。小郡地方28名村长（庄屋）结成庄屋同盟，支援起义。村吏、村长一般均为豪农豪商。广大民众“欣然欢迎各队，或送米粮，或供金钱。”

　　长州起义的胜利，促使藩主改组藩厅，排除了保守派，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在藩厅中起实际领导作用，伊藤博文、井上馨是主要辅佐者。长州进行了军制大改革，新军队主要由下级武士和农商平民组成，采用新式步枪，进行西式训练。同时进行经济改革，振兴百业；开放下关，发展对外贸易；越荷方扩大经营范围，从事对外贸易。

　　从下关议和到长州起义，克服了尊攘运动的两大弱点。改革派武士加强了同豪农豪商和广大民众的结合，在长州站稳了脚跟。长州成为倒幕斗争的强有力的基地。

　　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王政复古。”

　　1865年4月，幕府宣布再征长州。这时，原与长州对立，参与“八一八政变”的萨摩藩逐渐改变态度，与长州接近起来。

　　萨摩转变的主要原因是，萨摩期待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运动遭到挫败。这个运动与反幕倒幕斗争相对立，参加的既有谱代大名，也有外样大名。他们想借助朝廷权威，迫使幕府让他们参与幕政，分享中央政权，并且通过朝廷、幕府和各藩的联合，克服内外危机，维护幕藩封建体制。萨摩藩是公武合体的主力之一。

　　公武合体运动有两项主要成果：一是参觐交代由隔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并允许藩主的妻、子回藩；二是1864年2月，由天皇任命松平庆永和萨摩藩藩主之父、实权者岛津久光等数人，组成“参予会议”，协商国政。但好景不长，幕府不允许出现两个政权，幕吏与参予争吵不休，才两个月，参予会议瓦解。8月天皇命幕府征讨长州，幕府旧态复萌，宣布恢复原先的参觐交代制度。公武合体的成果化为泡影，使萨摩大失所望，终于看清幕府顽冥不化，将丧尽人心，衰颓不可避免。

　　此外，克服藩本位的狭隘观念，也是萨摩转变的重要原因。萨摩的西乡隆盛等改革派，在许多问题上都与幕府不一致，他们之所以赞同公武合体，除了对幕府尚有幻想外，主要是力图压制、削弱长州，不让长州的地位超越萨摩。1864年10月西乡隆盛会见了胜海舟，听了胜海舟关于“公共之政”的一席话，大受启发，摆脱了只顾本藩利益的狭隘观念，转向萨摩与长州联合，共同推进倒幕维新事业。他在给大久保利通的信中强调，“务须实行共和政治”，即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局。大久保利通也反对再征长州，他在给西乡隆盛的信中，针对征长的天皇诏敕写道：“惟有至当之理，天下万人诚服，方可成其为敕命。非义之敕命非敕命也，故不可奉之。”即使是天皇的敕命，也必须得到“天下万人诚服”，这和“公共之政”是一个意思。

　　经坂本龙马等人的斡旋，长州与萨摩捐弃前嫌，言归于好。1866年3月7日（庆应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在京都的萨摩藩邸签订了萨长盟约。其中约定：“今后双方为着皇国的利益，以早日发扬皇威，恢复王权为目的，诚心诚意地努力。”并规定了幕府再征长州时，萨摩如何援助长州。

　　萨长两藩结盟极大地改变了力量对比，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使幕府陷于被动、孤立的境地。萨摩带头反对再次征长，另一些藩也跟着响应，连德川庆胜的尾张藩、松平庆永的越前藩都拒不出兵（庆永与将军同宗，“松平”为德川氏的旧姓）。萨摩在军事上对长州的最大支持，是帮助长州购买了大量新式武器。仅1865年，长州除购入舰船、大炮外，还有步枪4种11，100支，价值138，800两。这也体现了长州藩政改革的成效。

　　1866年7月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幕府除亲兵外，还调集了32个藩的兵力，分4路杀奔长州。但是，不论在装备上、士气上还是指挥上，征长军都不敌长州军，征长军基本上被阻止在长州境外。在再次征长开始前后，由于征收临时捐税、大米等价格暴涨，导致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市民暴动、农民起义，牵制了幕府和征长各藩，支援了长州。8月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在大阪的大本营，德川庆喜为将军继嗣（1867年正式任将军）。9月底，德川庆喜奏请朝廷下诏休战，也即宣告征长失败。这次武力较量，是幕府和到幕势力决定日本命运的决战，长州的胜利是倒幕斗争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高杉晋作因指挥作战劳累过度，肺病恶化，1867年5月英年早逝，年仅27岁。晋作好学善思，胆识过人，对倒幕斗争功勋盖世。此后，西乡隆盛（1827～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木户孝允（1833～1877）成为倒幕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史称“维新三杰”。西乡、大久保是下级武士，在岛津齐彬搞藩政改革时被起用；大久保利通曾受兰学家外祖父的影响。木户孝允是中级武士，师从吉田松荫之后，又接受神田孝平的兰学指导。

　　再次征长前后，政治势力大改组，一些赞成公武合体的人转向倒幕派一边。公卿岩仓具视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任天皇侍从。再次征长的失败，已基本决定了幕府垮台的命运。但是，在倒幕的最后路程上，还有保守的孝明天皇这一不小的障碍。1867年1月17日，孝明天皇发烧，被诊断为患天花。30日（庆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呕吐、下泻不止，随后七孔流血而死。当年任英国使馆翻译的沙托在所著《一个外交官眼中的明治维新》中写到，孝明天皇死后，宫中就有被毒死的传闻。此后就一直存在患天花和被毒死二说，毒死说认为是岩仓具视策划的，但查无实据。如果真的是患天花而死，那么这一偶然性为倒幕的必然性开辟了道路，加快了倒幕的进程。

　　1867年2月，年仅14岁的睦仁（1852～1912）继位。倒幕势力通过改革派公卿，利用天皇年幼，控制了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他们私下称天皇为“玉”，把天皇看作可由他们操纵、利用得的一种权威。木户孝允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在举兵之前，我们先掌握住‘玉’，是千载一时的大事。万一被他们夺去，四方志士壮士，无论怎样坚决，都会心慌意乱，呈瓦解之势。”三条实美（1837～1891）、岩仓具视（1825～1883）在控制朝廷中起主要作用。

　　10月中，萨长达成出兵倒幕协议。接着，长州藩与安艺藩也订立出兵密约。11月8、9日，朝廷分别向萨摩、长州藩主下达讨幕密敕。萨、艺、长先后发兵京都，土佐藩的板垣退助等人不顾藩命，也投身武力倒幕。

　　1868年1月3日（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晨，依凭天皇命令，西乡隆盛指挥萨、土、艺等藩的军队把守皇宫各门，实行宫廷政变，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成立天皇政府。在这之前，德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