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

第七章 在新十字路口的抉择

　　1912年7月底，皇太子嘉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大正”。新年号取自中国古典《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亨”字意为“通达顺利”，取年号“大正”是寓意国家将沿着平正的道路顺畅地发展。可能取年号时多少已经意识到，国家将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发展年代，因此想求个吉利。

　　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天佑良机”，使日本的经济、国力和对外扩张再次得到大发展。但是，明治年代积累起来的内外矛盾，在进入大正年代后，尤其是经过一次大战之后，全面地激化了。日本虽然仍在发展，但不断受到危机、动荡、不稳定的困扰，发展并不平顺吉利。

　　大正年代的日本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为了寻找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对策，朝野作了探索和尝试。虽然不乏新思路、新措施、新进展，但是已经不见明治初年那样的改革进取精神，没有突破性的革新成果，危机、战争和法西斯的威胁却与日俱增。

　　“暴富 ”的年代和“米骚动。”

　　1907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持续到1909年初。后曾出现短暂的经济景气，但1912年冬又开始陷于不景气甚至小危机状态。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统治者喜出望外。元老井上馨给元老、内阁联席会议写信说：“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良机”，必须举国一致趁此“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正如井上所言，日本军政当局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8月下旬向自己历来崇拜的德国宣战，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了西太平洋的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加罗林诸群岛，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报刊大肆宣扬“帝国军队的威力”，国民举旗、提灯游行。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拥护“二十一”条的声浪席卷整个日本。继1912年满蒙独立运动之后，1916年日本军部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一次大战给苦于萧条的日本经济带来好运。欧洲军用民用物资全面紧缺，美国作为协约国供应基地而呈现战时景气，在亚洲则是欧美无暇东顾，日本获得了扩大欧美亚市场的千载难逢的机会。1914～1919年，日本的出口额猛增了2倍半多，并一变入超国为出超国。在国内，也没有了欧美产品的竞争，以前来自欧洲的泊来品断了来路，急需替代产品，从而扩大了投资领域。另外，欧洲因军事征用和战争损坏需要增添大批船只，同时商船不足使欧洲航线的运费暴涨了15倍。日本的造船业和海运业突飞猛进，几年内造船量翻了6.5番。钢材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几倍、十几倍，钢铁业大发展，大小炼铁厂达二百多家。各种因素的连锁反应，促成空前的投资热，1919年会社数为26280家，实缴资本60亿2549多万日元，分别比1914年增加了55.8%和192%。形成了京滨（东京、横滨）和阪神（大阪、神户）两大工业地带。1919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了产业结构大转变。同一时期，会社的利润率从14%强激增到60%上下。巨大利润的诱惑，使投机活动极为盛行。

　　国家暴富了，财阀和众多企业暴富了，一批无名小卒也暴富了。日本“将棋”的“步兵”，一旦冲入敌阵便具有了“金将”的威力，将棋术语称为“成金”；人们也把暴发户蔑称为“成金”。什么“船成金”、“铁成金”、“丝成金”、“株（股票）成金”等等，成了引人议论的话题。暴发户们腰缠万贯，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引起人们的反感。漫画《成金时代》就讽刺了这种现象。

　　但是，普通民众并未分享暴富年代的实惠。投资热和投机热，无限制地对外输出，城市对生活物资需求的扩大，都带动了物价的不断上升。从1917年起，工人工资的提高怎么也赶不上物价的高涨。从1914年到1918年6月，米价的涨幅超过70%。工人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物价猛涨使他们更加度日艰难。1917年工人罢工398次，而1914年仅50次。即使一般中间阶层也感受到空前的生活压力。1917年9月，农商务省发布暴利取缔令，但不起什么作用。1918年8月初，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参与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并指令三井等商家收购军米。米商们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米价上涨一发不可收拾，一石大米6月为27.72日元，8月涨到38.71日元。劳动民众、尤其是打零工的贫民，辛劳一天却食不果腹，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米骚动”。

　　在富山县滨海的渔津町，渔民们自开春以来捕获量一直不高，不得不远去库页岛一带。丈夫能给的生活费不多，主妇们眼看米价连连上涨，不由得个个愁眉不展。邻近沿海各个町村，情况都差不多。7月22日傍晚，渔津町三四名渔家妇女在水井旁聊天说：“米价高，生活苦，都是因为把米运到别的府县去了”，决定发动妇女阻止大米外运。第二天，46名（有说60名）主妇聚集海边，要求停止装运大米，后被码头的警察解散了。但是，“井边会议”点燃的星星之火，立即向附近町村燃烧开去，势头越来越大。8月3日，西水桥町近200主妇蜂拥到町内米店，要求降低米价，不许把米卖给外地。警察前来压制，双方发生冲突。第二天，东水桥町五六百人包围了米店，米商不仅拒绝降价，反而嘲笑奚落群众，气愤的群众一哄而上抢光了店里的大米。

　　8月4日由《高冈新报》开始，接着各大报纸相继报道了“女房一揆”（“女房”意为妻子、妇女），富山渔町的“米骚动”迅速扩大到全国的城镇乡村，包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东京、横滨等大都市。群众示威游行，要求降低米价、救济贫民，甚至袭击米商，捣毁米店，还有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矿工暴动。如大阪的米骚动继续了五六天，3万多群众上街，一天就捣毁米店250多家。神户2万多示威者与警察搏斗，死伤二三十人。群众怒不可遏，把大暴发户铃木商店和铃木的住宅烧为灰烬。神户的三菱造船厂8000多工人罢工，堆起路障，与军警抗争了两昼夜。

　　这次米骚动历时57天，席卷绝大多数道府县，波及49个市、448个町村，参加者累计超过70万人。政府除了命令警察镇压外，还向70个地方出动了军队，同时设法供应廉价大米，才使米骚动平息下去。

　　米骚动是多年积累起来的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米骚动的直接原因是大米供应紧张、米价昂贵，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半封建寄生地主制下农业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1872年耕地的租佃率为28.9%，1883—1884年增加到35.6%，1913年达到45.5%，占了全部耕地的一小半。高额的实物地租，不稳定的租佃关系，严重限制了佃农和半自耕农改善佃租地耕作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佃耕地大多属于中等以上的地主。10町步以上的地主靠地租收入能过上富裕生活，许多人用余钱投资工商金融业。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前后开始，大地主的“农外”收入逐步接近、超过地租收入，如冈山县大地主梶谷家，1894—1897年的总收入中，地租所得为40～45%，股票收入为50～55%；山梨县大地主奥山家，1915年其分红、利息收入超过佃租。除东北各县外，在工商业发达地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大地主们只关心高地租、高米价和高股息、高利润，具有严重的寄生性，对农业生产并不关心。

　　在寄生地主制之下，大量佃租地的存在，严重拖住了农业发展的后腿。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耕农和部分半自耕农（以自耕为主），但他们的户数在不断减少。因此，农业虽然一直在增产，但赶不上工商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1913～1918年城市人口增加了近20%，粮食产量只增加了13.8%。

　　米骚动根源于明治体制的缺陷，体制缺陷继续制约着社会经济状况。

　　社会经济长年动荡不安

　　日本学者把日本战时景气喻为“温室中的大花”，战时的特有条件——“温室”一旦消失，“大花”就凋谢了。

　　战时空前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在战后严重脱离了大为萎缩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与国内的支付能力更是不相适应。1920年3月日本先于欧美各国爆发了战后经济危机，工业总产值下降19.9%，造船业竟下降88%。1921年春天以后，危机转为萧条。

　　祸不单行，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在经济中心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关东大地震，震级为7.9级。不少人家正在烧火做饭，木质房屋倒塌引起火灾，东京以下町为中心，熊熊大火猖狂肆虐。在陆军被服厂旧址的空地上，4万人为逃避火灾蜂拥而入，不料却四面被大火包围，所有人都被烧死或窒息身亡。东京的大火到3日才逐渐熄灭，横滨全市烧为灰烬。这次震灾造成惨重损失，死亡、失踪者14万多人，毁坏房屋44万多户，财产损失55亿多日元（前一年的财政收入总额为20亿日元），受灾者340万人。上野公园、皇城前的市中心广场等地，聚集着无家可归的灾民。

　　为了救灾和重建，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并以高息举借外债。1924年出现复兴景气，但为时不长，以后又处于慢性的经济萧条之中。1921～1929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如此步履蹒跚为日本前所未见，低于同期的法、德、美，它们分别为9.4%、7.1%和4.3%，仅高于老朽英国的1.7%。而且，日本每年都有2～7亿日元的入超，大战期间积存起来的外汇储备很快荡然无存，1923年又成为债务国。大量入超主要以外债来抵冲，到1928年共入超40亿日元，共借外债33亿日元。金融不稳定，日元汇率不断波动。

　　这种状况的造成，固然与天灾有关，但主要还是“人祸”，即日本政府、经济界以至整个统治阶级的失策。虽然日本经济在大战期间获得大发展，战后在某些部门、方面也有进展，工业部门推行了“产业合理化”，但是总体体质、基本结构并无重大改观，原有的弱点、病根依然存在。

　　首先，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尤其是农业的落后和重工业的薄弱，总体上依然不变。在农业方面，1921年政府提出租佃法案，规定让佃农享有租佃权，租佃契约起码为期15年，但遭地主反对而搁浅。1926年农林省公布实施了《创设维持自耕农补助规则》，规定由国库向佃农提供长期有息贷款，以购买佃耕地。实施10年后，19.8万多上层佃户购买了11.2万町步的耕地，占佃耕地的4%。这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办法，对于严重的租佃问题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佃农、半自耕农仍然处于半封建地租剥削之下，同时全体农户又遭受以财阀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即使是自耕农，1922～1929年他们每户平均负债额从258日元增加到901日元（一石大米26～38日元），其他农户的处境可以想见。因此，农村弥漫着长期慢性萧条。

　　重工业、化学工业在大战期间虽有较大发展，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如有些自制的车床震动激烈，不能进行精密加工；使用最多的纺织机械，距离制造整套设备还很遥远；还不能制造某些重要矿山设备等等。除了造船、采矿部门外，钢铁、机械、化学等工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不高，一到战后外国制品输入，就在激烈的竞争中艰难挣扎。重工业、化学工业的薄弱，除了基础较差外，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旧财阀，虽然利用战时景气壮大起来，但对于投资新的重工业、化工业大都仍然裹足不前。因为他们在贸易、金融、造船和采矿等方面占据支配地位，已经足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家族封闭性、保守性，使他们更加畏首畏尾。

　　其次，贫富悬殊日益扩大。还在一次大战前，史论家山路爱山就在《现代金权史》中写道：“世间不知何时又回复到旧时景象！”如今在人们的眼中，代替昔日横行阔步的封建诸侯，“又映现出以黄金为城郭的新诸侯。”“新诸侯”是指“黄金大名”财阀。他接着写道：“财主的女婿在政界趾高气扬，财主的掌柜在政界威风十足，说现今世界不是财主的天下，谁能相信。”通过战时景气，财阀迅速而极大地膨胀起来。从一次大战前到30年代初，三井支配的直系、旁系公司，从12家、名义资本1.6亿余日元膨胀为97家、名义资本12.3亿日元，不足20年各增加了8倍和7倍。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支配的资本，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43.9%。国计民生完全操纵在极少数财阀和垄断组织手中。

　　多数民众的处境困难。农村境况已如前述，大多数工人的工资仍然偏低。这时，压低工人工资的不仅有农村的贫困，还因为经济萧条而存在100万失业常备军。经济萧条、动荡，使许多中间阶层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据1925、1926年调查，80%的中小商人平均月收入80日元左右，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稍有不测灾祸就难以自保；80%的领薪阶层家庭入不敷出，领薪者的失业率达3.18%，一批“高等游民。”

　　踯躅街头。一些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1929年放映电影《大学虽然毕了业》，电影片名成了流行语。

　　再次，日本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和外贸结构基本不变。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却在相对、绝对地缩小。其原因有三：一是日本为解决国内粮食问题，加紧掠夺朝鲜、台湾的大米、大豆等产品，加剧了殖民地的贫困化；二是中国、印度等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欧美产品恢复竞争；三是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国五四、五卅运动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必须耗巨资从欧美输入机器设备、高精材料等贵重物资，因而无法摆脱连年入超和金融上依赖欧美的局面，这也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稳定。

　　最后，日本企业仍然过多地依赖政府的经济保护和银行的贷款。资本主义初起时，政府充当“助产婆”是必要的。但是，日本政府几乎一直以扩充军备为中心，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维持经济发展。当大战期间的投资、投机热使企业过度膨胀后，日本政府照样采取经济保护政策。战后经济危机中和关东大地震后，政府都通过日本银行向各行业拨出巨额紧急贷款等款项，分别为5亿多日元和17亿多日元。同时，许多银行为保住有关系的企业，向它们无限制地贷款。不断的救济性通货膨胀政策、银行的无限制贷款，不利于企业进行优胜劣汰的调整，让许多不良企业勉强苟延下来，增加了经济不稳定性。而且，救济性通货膨胀导致长期的高物价，不利于出口，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困难，企业只好依赖政府救济、银行贷款，形成走不出的怪圈。

　　1924年欧美各国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日本却在1927年3月爆发了金融危机，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政府向议会提出整理震灾票据的法案，在众议院就此进行质询时，财政大臣说漏了嘴，暴露了有的银行资金拮据即将停业的情况。中小银行的存户闻讯纷纷前去提款，挤兑风潮越闹越大，以至全国银行停业，股票市场大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许多银行长期来对企业漫无限制地贷款、贴现，有的银行的贷款额相当存款的5倍以上，不良贷款、贴现越积越多，造成资金周转困难。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前述原因造成的慢性萧条，使贷款、贴现难以回收、清理。

　　政府采取更大规模的救济性通货膨胀政策。日本银行通宵对各银行放款，印钞厂开足马力，日夜开工，纸币只印了一面，另一面是全白的，就打捆发给各个银行。日本银行在危机前的纸币发行额和贷款额，分别为10.88亿日元和2.28亿日元，4月25日达到26.59亿日元和20.96亿日元。各个银行相继开业，柜台上堆着一捆捆半白的纸币。

　　金融危机终于度过，但经济弊病依旧，1930年又被卷入世界经济大危机。

　　大正民主运动及政党政治

　　一次大战前后，日本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变动，通过大正民主运动，从藩阀专制走向了政党政治。

　　日俄战争后，日本已跻身世界列强，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这种满足感使国家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对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的追求有所提升。显示群众威力的日比谷暴动，动摇了藩阀政府的权威。国内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国际间的相互影响和思想文化交流，也助长了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如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就给日本朝野很大的冲击。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是反对重税负担和军部、藩阀政府的专横。无休止的重税有碍经济发展，1908年减税运动掀起高潮，365个工商业公会通过反对增税决议。

　　面对高涨的减税运动，政友会总裁西园寺第二次组阁（1911.8～1912.12），不同意陆军再增设两个师团。陆相上奏天皇辞职，陆军拒绝推荐陆相，搞垮了西园寺内阁。藩阀桂太郎第三次组阁，着手组织政府党同志会，排斥其他政党。陆军和藩阀的横暴激怒了公众，1912年12月交询社成员发起组织“拥护宪政会”；交询社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俱乐部。在“破除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下，护宪大会在全国各地此伏彼起。护宪运动得到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支持，政友会、国民党（属改进党系统）和新闻界也投身运动。所谓“拥护宪政”，是要求实现立足于议会的政党政治。从此开始了大正民主运动。

　　1913年2月5日召开议会，反对党提出弹劾内阁案，数万群众包围了会场，议会被迫中止。10日再开议会，反对党坚持弹劾内阁，外面又包围着数万群众。内阁的大臣们强烈主张解散众议院，这时桂的同乡、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向桂严厉指出：“议院的周围站满了激昂慷慨的民众，政府现在要是解散议会，这些民众是不见流血不会罢休的。”他敲着桌子警告说，你的进退正处于是否引起内乱的十字路口，他劝桂辞职。议会再次停开，群众捣毁了几家支持内阁的报社，袭击、烧毁了86个警察派出所。首都的事态波及几个大城市。11日桂内阁辞职。这次事件史称大正政变，显示了群众的政治觉醒和威力。

　　此后的政治历程中，是组成藩阀、特权内阁还是政党内阁，进行了十多年的较量。1918年“米骚动”的冲击，迫使藩阀寺内正毅内阁辞职。同年9月成立以原敬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原敬于1913年接任政友会总裁，他是没有爵位的“平民首相”。继原敬内阁后，高桥是清再次组成政友会内阁。这两届政党内阁维持了4年，但以后藩阀、特权内阁又卷土重来。

　　一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国内经济、文化与教育长足发展，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奏响了社会主义的凯歌，而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崩溃激起民主主义的高涨。大正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新面貌，实现政党政治与争取普选相结合，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参与进来成为生力军。1924年1月，宪政会、革新俱乐部（两者均属改进党系统）和政友会结成三派联盟，提出反对特权内阁、建立政党内阁、实现普选，掀起第二次护宪运动。在5月的大选中，护宪三派占众议院议席的绝对多数，积极支持普选的宪政会为第一大党。

　　1924年6月，护宪三派组阁，宪政会总裁、三菱的女婿加藤高明任首相。从此形成一种惯例，由两大政党交替组阁，实现了立足于议会的政党政治。明治宪法的立宪一面有所加强，这是当年日本政治的一大历史进步。1927年宪政会与别的党派合并，组成立宪民政党，同政友会一起为两大政党。但是，政党政治为时不长，只有8年7届内阁。这是什么缘故呢？

　　大正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是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美浓部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他在1912年问世的《宪法讲话》中，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统治权的最高行使者是天皇，但实行统治并非天皇的私事，而是国家的公事。天皇是根据宪法行使统治权能的最高国家机关。因此，应依靠宪法规定的辅佐者议会和内阁的建议，而不是独自行使统治大权。这一学说提高了议会的地位和作用，为实现立足于议会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宪法学的理论依据。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与“天皇主权说”的争论，“天皇机关说”得到宪法学界的公认。

　　吉野作造也是东京帝大教授，1916年发表政论文《谈宪政之本义并论其善始善终之途径》，认为运用政权“必须尊重一般民众之利益与意向”，即以民为本。这种民本主义，“不问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是一概通用的”。他主张“尊重民众之利益与意向”，也即强调众议院和政党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民本主义在民众中、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共鸣。一次大战后，吉野等人发起成立“黎明会”，并支持学生组织“新人会”，积极推进大正民主运动。

　　美浓部和吉野的政治智慧令人钦佩，但也让人感到有些无奈。他们都避开了根本性的“主权归属”问题，只在如何运用天皇大权上做文章，舍此也别无他法。因此，政党政治并没有宪法上的直接依据，只是在大正民主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天皇统治大权如何运用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维持主要取决于元老西园寺公望（1849—1940）的意向。西园寺出身门第高贵的公卿家，曾参加戊辰战争，后留学法国，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追随伊藤博文，1912年受敕命为元老，次年辞去政友会总裁。1922、1924年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去世后，西园寺成为唯一的元老，新任首相就由他一人负责向天皇奏荐。可以说西园寺的意向如何，左右着政党政治的存亡。

　　政党政治的根基是如此不牢靠，而政党还要自毁根基。它们为了对付进步力量、攻击政争对手，一再搬出强调天皇主权的“国体”论，这等于自挖墙脚。如护宪三派内阁上台不久，1925年就向议会提出并使之通过《治安维持法》，其中规定“变革国体和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两大罪行。1928年实行普选，民政党提出“实现议会中心政治”，政友会指责这一口号与国体不相容，提出“皇室中心主义”与之对抗。过了几个月，政友会的田中义一内阁在美、法提出的“非战公约”上签字，公约第一条有“以人民的名义恳切宣布”的措辞，民政党马上挥舞国体论加以攻击，认为是冒渎天皇大权。这表明了政党的毫无原则，法西斯嚣张年代，政党政治正是葬身于国体论之下的。

　　军部、枢密院等特权机构是政党政治的对头，但是政党内阁并没有依靠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涨，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在1922年和1923年的两届议会上，一些众议员提出“质问书”、“建议案”，批评统帅权独立，众议院两次通过了废除陆海军大臣由武官专任的决议，但以后就没有了下文。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也曾提出类似方案，但同样半途而废。要改革军部，议会通过决议后，必须得到军部同意，才能获得天皇裁可生效。为使军部同意，只有像两次护宪运动一样，发动民众施加压力。但是政府和政党都不愿这样做，原敬曾经说得很明白：“利用社会舆论来攻击军阀”，从外面强制推行改革，“即使陆军的改革得以成功，将来的陆军也有流于软弱无力的危险，因此不能采取这种手段。”政党政治与军部妥协，它后来正是被军部所颠覆的。

　　政党内阁靠群众支持才得以上台，但为民众作事却很有限；唯一的大事是实施了普选法，确切的说是男子普选法，对男子又加上一些限制，有选举权者仅占人口的19.4%。在为民众缓解疾苦方面，关于农民已如前述，对于工人，7届政党内阁屈服于资本家的反对，连一个工会法都未能颁布实施，显得极为保守无能。同时却腐败丑闻不断，有关官员甚至把天皇颁发的勋章都拿去私下买卖。两大政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相互挖疮疤，揭出对方的腐败案，弄得两败俱伤，声名狼藉。政党政治很快让群众大失所望，失去群众的支持。

　　两大政党都是资产阶级地主政党，政友会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得到三井的支持，而从改进党到民政党则与三菱关系特别密切，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政党与藩阀、官僚相互结合、渗透，既有藩阀、官僚的政党化，又有政党的藩阀、官僚化。如政党政治年代两大政党的6名总裁中，除了犬养毅是党人出身外，其余5名都出身于官僚、藩阀，这加强了他们的保守性。政党政治的腐败，是政党的阶级性质、选举制度、争权夺利的产物，也是藩阀政府多年来一再收买、笼络所养成的痼疾。

　　政党政治的短命，既是缺乏体制的保证，也同政党的保守腐败分不开。

　　小日本主义还是大日本主义

　　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的国际环境变得严峻起来。殖民掠夺、侵略扩张激化了日本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开始广泛觉醒，1919年声势浩大的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欧美各国重返亚洲，日本遇到了有力的竞争和压力。英美两国日俄战后已对日本怀有戒心，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922年2月）上迫使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独霸中国的野心，并接受了裁军协定，会后日英同盟宣告结束。明治以来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种局势下，日本应该如何自处呢？三浦铁太郎和石桥湛山主持的《东洋经济新报》，早在1913年就连续6期刊登长篇论文《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日本主义，指出“大日本主义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政策，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奉行小日本主义，“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个人主义，以达到国利民福之目的。”

　　大战期间和战后，《东洋经济新报》一如既往，反对日本乘机扩张、侵略，指出日本的所作所为，“轻率的举国一致”，“将同中国人结下不解之怨，被欧美列强视为危险”，导致形势紧张，“结果必将给帝国贻下百年祸根”。1921年又连续3期发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尖锐地指出，武力扩张只能导致四邻皆敌，军备沉重，得不偿失。而且，民族独立运动正在兴起，“终令大日本主义利益多么大，也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只是目光短浅的“小利熏心”。反之，与邻为善，平等往来，哪怕以“军费之一半投入和平产业，日本就有丰富的资本”，足以产业立国。《东洋经济新报》的有些看法是颇有见识的。

　　明治年代，中江兆民、马场辰猪等有识之士和早期社会主义者，都曾发出反对侵略扩张、与邻为善的呼声。幸德秋水在1902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中，严正地警告说，日本想以扩张来建立大帝国，必将“国力日尽，民命日促。如果这样滔滔不知所止，不过数年，我相信，这个东洋君子国的二千五百年历史只会变成一场黄梁梦了。”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只是“不过数年”估计得早了一点。《东洋经济新报》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主张，在新的转折关头提出了日本应该思考、选择的道路。

　　但是，日本当局提出“与万国对峙”以来，思维已成定势，特别是经过甲午、日俄、一次大战三次战争后，头脑发热，愈加狂妄。议会、政党和舆论界一贯以“内则立宪主义，外则帝国主义”为准则，尽管内部有时可以吵翻天，但对外政策基本追随军部和政府。广大国民对沉重的扩军负担不满，但又深受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毒害。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呼声很难被听取。

　　坚持大日本主义的，首先是军国主义的代表军部。1906年山县有朋上奏《帝国国防方针私案》，它由参谋本部高级部员田中义一中佐起草。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根据天皇的命令，以山县私案为基础，1907年首次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同时制定了《国防所需兵力》、《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并上奏天皇获得裁可。陆军在制定中起主导作用，具体制定的核心人物是田中义一。

　　《帝国国防方针》规定，日本的国策是维护、扩张在“满州”和韩国的利权，以及正在亚洲南方和太平洋彼岸发展的民力；“帝国之国防以攻势为宗旨”，排除这一国策的妨碍者；日本的假定敌国，“俄国为第一，美、德、法诸国次之”。《帝国国防方针》是大陆政策的继续，山县的私案就以向中国扩张作为首要目标。田中义一在他的《随感杂录》中写道，帝国为图国运之伸张，必须“摆脱从来岛国的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也就是要侵占中国。

　　《帝国国防方针》作过3次修改，华盛顿会议后的1923年第二次修改，美国成为头号假想敌国。显然，日本已把准备新的战争提上日程，以打破华盛顿体系，重新瓜分世界，首要目标是对抗美英，独霸中国。

　　在此前后，军部根据一次大战中欧美参战国的经验，着手准备全面总动员的总体战。在内外呼声、压力之下，1923年和1925年曾两次裁军。根据华盛顿会议的规定，海军裁减、停建一批舰只。但是，陆军在裁军的同时，实行军队的机械化、现代化，如新设、加强了航空队、坦克队、机枪队、高炮队等，1925年的陆军预算不过削减了28万日元。同时，新设学校军训，开办青年训练所，加强青年的军事训练，以弥补军队的裁员。为加快适应总体战的要求，1926年内阁成立了“设置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准备新战争的步伐从未停顿。

　　另一方面，在20年代的远东局势下，日本政党内阁推行了“协调外交”。其代表人物是三菱的女婿币原喜重郎，他在1924～1927年和1929～1931年担任5届内阁的外相，因而也称“币原外交”。所谓“协调外交”，按币原的说法，是与英美协调，“尊重各国正当权益”；对中国避免武力威压，不干涉中国内政；合理地“维护和增进正当权益”。对于协调外交的评价存在学术分歧，这里不去涉及了，但下面指出的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协调外交不同于反对日本侵略的“小日本主义”等主张，协调外交坚持维护的“正当权益”、“合法权益”，是按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切侵略权益，包括所谓“满蒙特殊权益”。因此，协调外交不过是以既得侵略权益为基础，以经济扩张为主要手段的帝国主义政策，仍然属于大日本主义的范畴。所谓“不干涉”、“避免武力威压”，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而是以隐蔽方式代替露骨方式。如1925年中国“五卅”运动波及青岛的日本纱厂，日本政府指使奉系军阀进行镇压；1927年奉系军阀代表、日本顾问与将介石在南昌密谈，策动蒋介石清党反共，破坏中国革命运动。

　　协调外交的局限性还在于，它的存在是以中国革命运动和英美等国的竞争尚未危及日本在华基本权益为前提的；它一直遭到军部和强硬派的指责、反对，它的存在也是以日本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和军部、强硬派的暂时容忍为前提的。一旦这些情况有所变动，币原外交就被打断，以至宣告结束。特别是政党与军部相妥协，军部的独立性、特权地位原封未动，而政党自身也是武力扩展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协调外交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

　　民间和军部法西斯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现象，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反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三个后来的主要法西斯国家，都同在1919年先后冒出了法西斯组织。

　　1919年8月1日，东京市牛込区牛込南町（现新宿区南町）一座房屋的门旁，挂出一块写着“犹存社”的牌子。这一天，由满川龟太郎（1888～1936）、大川周明（1886～1957）发起，一伙人在这里集会，成立了名为“犹存社”的团体。满川认为，日本正面临“三千年来从未遇到的”、“稍有不慎即将招致国家灭亡的非常重大时刻”。尽管如此，他们的优国壮志“犹存”，将为维护日本帝国而竭尽全力。

　　犹存社的纲领把“建设革命的日本。”

　　列在头条。要革谁的命呢？《犹存社小册子》写道：“我们握着双刃之剑。这把剑，对于弥漫亚洲的不义行为将严惩不贷，同时对待日本的邪恶势力更有如秋霜烈日。”犹存社要与之决战的，对外是中国等亚洲国家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战后卷土重来欧美势力，在内是民主潮流和“阶级斗争大浪潮”——工农运动及社会主义的传播。

　　犹存社刚成立，就派遣大川周明去上海，请北一辉回国担任领导人。北一辉（1883～1937）是新澙人，父亲经营酒坊破产，他成了中间阶层破落户的子弟，与希特勒有点类似。北一辉从小深受忠君爱国的教育，年轻时只身到东京，受到早期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墨索里尼有些相近。他曾加入东京的中国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凤过往甚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一辉被黑龙会派往中国刺探情报，成为大陆浪人。1916年他再赴中国，寓居上海，受一个日本牙医的生活接济。大战之后，他与满川等人一样，深感“大日本帝国遭受内忧外患的同时袭击，面临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自己必须“担当起日本自身的革命”。1919年8月，他闭门不出，埋头撰写《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改题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大川见到北一辉，读罢已写好的“改造法案”七卷，激动得朝它连拜了三拜。大川带回“改造法案”，满川等人看了赞不绝口地说：它“才给暗中摸索的人们提供了明确的目标”。1920年初，北一辉带着养子即谭人凤之孙回国，加入了犹存社。在此之前，犹存社已油印散发了“改造法案”全文八卷。

　　犹存社的纲领、小册子，尤其是北一辉的“改造法案”，打出“革命”的蛊惑旗号，标榜反对财阀富豪，同时又敌视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疯狂鼓吹对外侵略扩张。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区别于其他反动思潮、势力的重大特征。犹存社不同于旧的右翼团体，是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右翼组织。犹存社举行演讲会、印发小册子和“改造法案”，创办杂志《雄叫》，散布法西斯思想。在它的推动下，东京帝大、京都帝大、早稻田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高等学校（高中），建立了“日之会”、“犹兴学会”、“魂之会”等法西斯团体。

　　1923年犹存社因内部分歧而瓦解，此后主要分成北一辉的改造法案派和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大川于次年建立行地社。此外，民间还有其他一些法西斯、半法西斯的派别。北一辉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却在青年军官中获得一批追随者，他们成为激进法西斯运动的主力。在民间法西斯中，不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运动方面，北一辉派都最具代表性。下面以“改造法案”为主，对民间法西斯思想作简要述评。

　　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极具日本特点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天皇平等主义。北一辉在“改造法案”中塑造了一个“革命”的天皇，鼓吹“依靠天皇大权之发动，三年间停止宪法，在全国颁布戒严令”，以在乡军人会作为内阁的直属机构，实施“国家改造”。也即以天皇大权发动军事政变，实现国家法西斯化。国家改造的主要原则，是限制私有财产、土地和资本，其限额是一家的财产为100万日元，一家的土地为市价10万日元，一个企业的资本为1000万日元。超过限额的财产、土地由国家没收或征收，超过资本限额的企业交国家经营。北一辉宣称，将以此来实现“一天子为中心，万民一律平等无差别”，并提出土地分配、工人分红的办法。

　　这种天皇中心主义和天皇平等主义，对传统“国体论”作了修饰，是国体论的变种，非常具有蛊惑性，迎合了许多不满现状又未真正觉醒的中间阶层以至下层群众的心理。

　　另一主要内容，是把国家改造与对外侵略战争相结合，并以时髦、“革命”的言词使侵略战争合理化。“改造法案。”

　　认为，国家改造的目的，就是保证“以正义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并且声称，“日本是国际无产者”，而“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这些世界大富豪、大地主“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必须打倒它们，为此日本享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利”。通过国家改造和对外开战，将使帝国“垂范于东西”，“高举亚细亚联盟之义旗，执未来世界联邦之牛耳”，即称霸亚洲和世界。

　　北一辉与军部相呼应，为准备重分世界的战争摇旗呐喊，他的论调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为传统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望尘莫及。

　　法西斯主义实质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中间阶层。在中间阶层惶恐不安的年代，他们之中的进步分子走上了追求民主、革命的道路，但他们的大多数一时难以接受革命思想，既憎恨、反对权门富豪，不满现状，又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前途与帝国的稳定、昌盛联系在一起，寄希望于天皇的圣明与恩泽。而且为了帝国的前途，他们许多人并不反对而是支持对外战争，何况法西斯加上了那样的美化、蛊惑言词。

　　在民间法西斯兴起的同时，一批陆军中央的幕僚军官也在寻求对国家、军队进行法西斯式的改造。1921年10月，驻瑞士使馆武官永田铁山少佐（1884～1935）（少校）、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经欧洲赴任驻苏俄使馆武官的小敏四郎少佐，在德国南部的旅游胜地巴登巴登会晤，他们是陆军士官学校同一期的三名尖子。三人住进豪华的旅馆，热烈畅谈起军国大事。他们“讨论了（德国）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论”，认为日本必须对国家、军队进行改革，及早为形成“总体战态势”做准备。他们约定，回国后联络志同道合者。第二天，比他们迟一期的东条英机少佐（驻德使馆武官）也加入了三人约定。这就是军部法西斯开始兴起的“巴登巴登密约”。

　　永田等回国后，联络年龄相近的佐级军官中的同伙，1923年起常在一家法国餐厅二叶亭开会，故称之为二叶会。在其影响下，陆军中央更为年轻的佐、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木曜会。1929年5月，两会合并为一夕会，每月集会一次，核心人物是永田铁山。一夕会40人，都毕业于陆军大学，是陆军中央的幕僚军官，负责政策、措施的实际制定与实施，是一批实权派。他们为了准备、实行重分世界的总体战，积极推动军部从传统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他们后来都是侵略战争和国内法西斯化的干将或罪魁。

　　总体战渊源于一次大战，这次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使战争对抗不分前方后方，并包括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参战国都开展了战时总动员。大战结束前后，欧美国家军方开始谈论总体战问题。德国形成了自己的总体战理论，其代表是后来希特勒的好友鲁登道夫。军事思想的变动很快引起日本军部的重视，一些陆军大学毕业并出国留学、考察的少壮幕僚军官对此犹为敏感、积极。如永田铁山1911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在一次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四次被派往德国、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考察、研究欧洲的军事动向和经验，直接接受了德国的总体战理论。

　　军部法西斯的基本主张，是准备和确立自上而下、全面统制的总体战体制。永田任动员课课长时做过“论国家总动员”的演讲，认为未来的战争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国力战争”、“国民战争”，必须对全部有形和无形、现存和潜在的国力实行全面集中的统制，为此必须在国家、社会的各方面实行“大改革”。这种“大改革”的实质，就是实行国家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化。

　　为了实现他们的主张，军部法西斯自然要依靠、运用天皇大权，与传统“国体论”是基本一致的。军部法西斯的主要手段是统帅权独立，凭此不仅可以擅自挑起战争，还可恣意操纵国家政治，以实现自己的意图。

　　法西斯势力特别是军部法西斯的兴起，将使日本走上危险的发展道路。

　　从“大正”转向“昭和。”

　　明治天皇与妃子共生子女15人，但成年者仅大正天皇与4位公主。大正天皇可能幼小时得了脑膜炎，留下后遗症。接位之后病症加重，在每次议会开幕式上宣读敕语是一项例行公事，但大正天皇事前要化很多时间练习。他会行为失控，做出令人尴尬的乖张动作。如在议会上读完敕语，会把纸卷成圆筒，像用望远镜似地向议员席位看望。据说出席东京大学毕业典礼和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时，也出现过这样的动作。

　　1921年10月，政府宣布大正天皇患病，关于病情却含糊其词，好像是坐骨神经痛。经皇族会议和枢密院决定，11月刚从英法等国旅行回来的皇太子裕仁（1901～1989）任摄政，即以天皇的名义行使最高权力。实际上从这时起，就开始了裕仁的统治。大正天皇隐居在叶山行宫，1926年12月病逝。裕仁接位，改年号为“昭和”。新年号取自中国经典《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报纸解释说，其寓意是“君民一致，世界和平”。其实，一进入昭和年代，日本内外就大动荡，未出五年，日本就走上了战争与法西斯化的道路。裕仁喜好生物学，宫中设有生物实验室，他每年都到海边进行捕捞。但是，作为总揽统治权的天皇，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内外严峻局势。

　　进入昭和年代不到4个月，日本就爆发了前述金融危机。政友会乘机倒阁，做了枢密院的工作，使内阁提出的对付金融危机的紧急敕令未获通过，宪政会若槻礼次郎内阁被迫辞职。1927年4月，政友会内阁上台，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为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原属长州藩阀，是山县有朋、桂太郎的后继者，历任军事课长、军务局长、参谋次长和陆军大臣，是一个保守反动、崇尚武力的军国主义者。他怎么会当上政友会总裁呢？这当然与政友会本身的严重保守性有关。另外，当年的政党政治已经是“金权政治”，政党在竞选中需要大量政治资金。政党领袖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能否搞到钱，高桥是清拙于此道，在政友会内受到责难。田中义一于1925年退役，他答应能给政友会带来300万日元，于是当上了政友会总裁。后来被揭露，这笔钱是以陆军机密费购买的公债为抵押，向高利贷者借来的，此事由具体经手者当了替罪羊。田中被迎进政友会，是藩阀、官僚的政党化和政党的藩阀、官僚化的典型事件之一，也是政党腐败的典型事例。

　　枢密院不支持宪政会若槻内阁，主要是对币原外相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强烈不满。田中内阁上台后，不去研究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只是照样采取救济性通货膨胀政策。田中内阁和枢密院一样，片面牵强地认为，金融危机的重大原因是币原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对中国的北伐、“赤化”隔岸观火，使日本的投资、贸易遭受损害。田中组阁时，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不久北伐战争又继续进行。为了阻止北伐，1927年5月～1929年3月田中内阁三次出兵山东。1928年5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攻中国军队，并对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伤约5000人，被害者横尸街头，惨不忍睹。日本出兵山东遭到中国人民和日本进步力量的谴责和抵抗，遭到世界舆论的批评。

　　1927年第一次出兵山东期间，田中内阁于6～7月召开了“东方会议”。田中主持会议，政务次官森恪是主要筹划者。出席的还有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各省次官、部局长，以及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总领事、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朝鲜总督府代表，某些阁僚有必要时随时参加。会期10天，最后田中义一作了训示《对华政策纲要》，也就是会议的结论。

　　东方会议前，森恪曾与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奉天（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商量过，打算“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割开”，关东军也提出了让东三省“宣布自治”的设想。田中的训示，实际上隐晦地包含了这种企图。《对华政策纲要》首先宣称，“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对满蒙，不能不有所不同”，“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在国防以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也即要将“满蒙”与中国相区分，予以单独特殊处理——予以分割、占领。田中提出，对于在华的“帝国之权利利益”，尤其是“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必须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予以维护”，也即不惜行使武力。东方会议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出兵山东以后，日本共产党和和合法无产政党劳动农民党、日本农民党等，开展了群众性的对华不干涉运动，反战斗争甚至影响到军队士兵。1928年3月15日，田中内阁对日共党员及日共支持者进行全国大逮捕，并且修改了《治安维持法》，把最高刑罚由10年徒刑改为死刑。在4月的五十五届议会上，在野党对内相违法干涉选举事件紧追不放，议会未能完成对《治安维持法》修正案的审议。田中内阁就通过枢密院，以紧急敕令加以颁布实施。在1929年3月的第五十六届议会上，《治安维持法》修正案获得追认。4月16日，政府再一次发动大逮捕。两次共逮捕约2500人，使日共为首的革命、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摧残，为以后的战争和法西斯化扫清了道路。田中义一内阁名为政党内阁，其保守性、反动性比之藩阀官僚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出兵山东的罪恶行径尚未结束，1928年关东军又策划了炸死长作霖事件。张作霖马贼出身，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头子。随着羽翼丰满，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帝反日运动的高涨，张作霖变得对日本不再百依百顺了，没有完全满足日本夺取满蒙权益的要求，甚至抗议日本出兵山东。日本关东军决定除掉张作霖，另外扶植傀儡，更企图以此制造东北混乱，可以找借口占领东北。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二叶会成员）精心策划，6月4日当张作霖乘火车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时，在离沈阳不远的黄姑屯被炸成重伤，当天死去。

　　消息传开，国际舆论大哗，张作霖被炸死在日本重兵守卫的沈阳附近，不可能不是日本人所为。事后中国东北并没有发生混乱。因此，田中义一感到时机尚不成熟，不支持关东军占领满蒙。关东军已把司令部都从旅顺迁到了沈阳，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有关真相的的传言在国内外流传，在1929年的议会上，在野党提出“满洲某重大事件”追究内阁。

　　田中义一向天皇上奏：“日本军人犯罪的疑问很浓”，将调查事件真相，“如果是军队所为，就要送交军法会议，以正军纪”。天皇面谕说：“万一外国流传的谣言是真的，就要坦率地向外国讲清事实……以赢得国际信任。”但是军部、部分阁僚、政友会部分干部强烈反对军法处分有关军官，田中屈服后退了。再去上奏时就改口说，调查结果“判明日本陆军幸无犯人”。天皇听了很生气，申斥说：“这同你以前所说的不一样！”田中想申辩，天皇说“没有必要听你的说明”，便走进了内室。在这以前，西园寺公望已经向天皇奏明有关情况，西园寺力主法办有关军官，因此天皇是明了底细的。

　　田中极度惶恐，凄然泪下，感到已失去天皇信任，决定辞职。1929年7月初田中内阁下台，同时政友会内要求田中辞去总裁职务，9月底田中忧郁去世。田中内阁被迫辞职一事表明，只要天皇认为是不对的，他是能够进行有效干预的。以后民政党组阁，协调外交得到恢复，但为时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