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

结束语：战前战后日本的差别与连续

　　9月28日，美军在日本着陆、登陆，开始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30日，麦克阿瑟飞抵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他身着军便装，带着墨镜，手拿烟斗，走下飞机舷梯。他作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是占领下日本的“太上皇”，盟军总部就设在皇城的对面。对日占领是用“盟国”的名义，并设有盟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但实际上是美国的单独占领。

　　日本恢复了和平，但经济残颇不堪，满目疮痍。1945年底，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只有1935～1937年平均指数的13%。物资奇缺，粮荒严重。从国外遣返的，除军队360万人外，还有移民350万人，使得粮食等供应难上加难。政府滥发纸币，以支付军队复员费，支付中止军需订货合同的赔偿金。黑市泛滥，物价飞涨，东京零售物价4年多涨了81倍。“剥笋生活。”

　　广为流行，人们不得不像剥笋一样，一次次把衣服拿到农村或黑市去交换食物。占领当局允许日本人出海捕鲸鱼，用鲸油来补充食物中的脂肪和热量。

　　法西斯和侵略战争使明治以来几十年的成就毁于一旦，国民大众在满目废墟中苦熬日子。归根结底，这是由于明治改革的不彻底，保留了过多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消极面。此后，日本统治阶层非但丧失了进一步改革的精神，反而让消极面恶性发展到了极端，明治改革的某些成果也遭到破坏。

　　为了消除战前日本存在的弊端，为了使日本不再成为战争祸患，美国占领当局雷厉风行地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这时日本的几届内阁，对于改革都程度不同地抱着保守、消极态度，不得不由占领当局发出一系列命令、指示，加以推动、督促。当然，所有的改革都是通过日本政府、议会加以实施的，美国实行的是间接占领。

　　修改宪法、农地改革、解散财阀，以及劳动改革和教育改革，是战后改革的主要内容。1946年11月修改通过、1947年5月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是战后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同时，解除了日军武装，遣散了军队，废除了军部；撤销了高压统治的内务省等机构和各种高压统治的法律，释放了政治犯；逮捕了主要战犯，解散了法西斯、半法西斯右翼团体和暴力团体，并对有大小战争责任的20万人进行解除公职的处分，他们分布在军界、政界、右翼团体、新闻舆论界、经济界和地方政界；1948年11月，远东国际法庭对25名甲级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广田弘毅等7人判处死刑，南次郎、荒木贞夫、俊六、木户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另二人判处有期徒刑。近卫文 在逮捕前畏罪自杀，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病死狱中。

　　通过战后改革，日本的变化之大确实称得上“翻天覆地”。有学者把战后改革看作明治维新的继续，或称之为“后明治维新”，但是不论在改革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明治维新，使日本历史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战前战后日本的主要差别，可以概述如下。

　　天皇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的专制性君主。新宪法规定，主权在于全体国民，“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国政的权能”。战后天皇制是“象征天皇制”，战后日本成为三权分立、国会内阁制的民主国家。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通常称此为“和平条款”。象征天皇制与和平条款是新宪法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此外，新宪法对国民权利作了广泛而详细的规定。

　　农地改革消除了寄生地主制，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不在村地主完全被消灭，在村地主变为小土地出租者。90%的耕地成为自耕地，佃农和佃农兼自耕农的比率由以前的48.2%减少到8.7%。农民获得土地几乎是无偿的。

　　财阀大公司、大企业被解散、拆分，数百家财阀公司和10大财阀的56个家族的股票，全部交由专设机构进行出售。股票原主得到为期10年以上的公债券，恶性通货膨胀使公债券不断贬值，其股票几乎等于被没收。原先的财阀不见了踪影，日本的大富豪已经不再是原先的财阀家族。战后50～70年代形成了六大企业集团，其中有的仍称“三菱”、“三井”、“住友”，它们之中有原来的财阀公司，但它们的构成、运作与财阀截然不同。

　　劳动改革是建立、健全劳动立法和劳动体制，使工人的基本权利获得保障。通过教育改革，推进了教育行政和教育内容的民主化。

　　1948年，美国眼看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行将崩溃，于是改变对日政策，从削弱日本改为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成为远东反共基地。此后，有的改革有所倒退，特别是1950～1952年，解除公职的处分全部被取消，一大批保守、反动分子，包括甲级战犯嫌疑人，重返政界，东山再起，极大的加强了日本政治的保守倾向。如在1952年10月的大选中，原来受解除公职处分者有139人当选众议院。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岸信介，他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因为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后不再审判战犯，于1948年底从巢鸭监狱获释；1952年被取消解除公职处分，1953年加入自由党，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长，后又转入民主党并任干事长；1955年自由党、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他任首任干事长，1957年竟然出任内阁首相。有人称岸信介是“昭和妖怪”，从他的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战后日本主要政党、战后日本政治曾是何等的保守。不过，尽管有倒退，但是战后改革的成果基本上还是保留下来了。

　　在恢复经济方面，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的措施逐步奏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为美军提供军事特需，犹如“强心针”刺激经济迅速回升，报纸称特需是“起死回生的妙药”，企业家们欢呼“神风终于刮来了！”。如丰田汽车公司，负债15亿，解雇2000多职工，连副总经理也离职失业，正是特需一下救了它的命。1951年报纸上出现了《别了，剥笋生活》的报道。1955年实现了经济恢复，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一跃而为经济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1865年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五位，1968年超过西德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世界第三位。80年代，日本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第二，90年代日本国外债权甚至居世界第一。

　　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废墟上迅速建立起经济大国，有着国内国外的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战后改革。正是战后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内部机制，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战后改革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非军事化与“和平条款”，使日本免除巨额军费负担，可以全力发展经济，这与战前情况有天渊之别。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日本从1950年8月开始重新武装，1954年建立自卫队。但是，吉田茂首相（1946.5～1947.5、1948.10～1954.12在职）确立了一项基本国策，其核心是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日本则全力发展经济，以实现独立、复兴。

　　按照吉田茂的主张，日本一方面依靠、追随美国，与美协调，在1951年9月美英等国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躲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另一方面，在全力发展经济、适度重新武装这个切身利害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加大加快重新武装，吉田茂拒不听从，坚持重新武装必须与经济水平相一致，否则将使“日本的自主经济垮台”。杜勒斯一肚子的不高兴，甚至怀疑吉田茂是不是没有听懂他的英语。吉田茂的这一决策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政策保证。

　　战前战后日本也有诸多连续性，其中包括政党构成和官僚队伍的连续性。这里不去面面涉及了，仅就有关的某些方面略作说明。

　　日本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如乐于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注重教育，有效地推动了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日本被美国打败，当日本人一旦醒悟过来，马上把敌人当作老师，以美国为主要榜样，从战后改革到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又一次掀起接受和学习欧美长处的热潮。1950～1975年，日本从欧美各国引进先进生产技术25000多项，而且善于消化、改进引进的技术，掌握并超越了人家用半个多世纪取得的成果。在战后初年，为了保证儿童能够受教育，日本政府尽管财政捉襟见肘，仍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表现了远见卓识。民间对教育的重视一如既往，教师是最受尊重的职业，战后日本是人们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人传统的群体观念、国家观念，在明治维新的改革图强之时，曾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后来却被用来引导人们支持侵略战争和法西斯统治。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观念重又发挥了极大的正面作用，日本人民为重建国家而同心协力，节衣缩食，埋头苦干。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战后日本先是向美国学习，如创立循环管理法的美国戴明博士，几次赴日传授，被誉为“质量管理之父”。但是，日本人把欧美的经验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企业体制和管理理念，生产效益显著地超过了老师，以致美国人大为惊奇，特地跑到日本去探索其奥秘，写了《日本名列第一》等著作。

　　战前有的消极面也有延续，而且日趋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责，为侵略战争翻案。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卑、虚脱、无奈之后，右翼势力又肆无忌惮起来。主要从60年代开始，“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类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论调公然出笼，以后这种翻案逆流愈演愈烈，特别是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竟然参与其事，如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事件、“失言大臣”的连连出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情况更为恶化，特别突出的是以下三件：一、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历史研究会，由19名右翼学者、评论家、政客进行演讲，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行全面翻案，演讲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于1996年出版；二、右翼团体“新编教科书编撰会”编写了2002学年开始使用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它歪曲历史事实，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用尽颂扬、美化的词句叙述日军的战争行为。这样的教科书竟被文部省审议通过，并被有的学校采用；三、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邻国的批评、劝告，顽固坚持年年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都表明，战前的军国主义思潮阴魂未散，而且有死灰复燃之势。

　　同时，新保守主义、新国家主义抬头，中曾根康弘是其主要代表之一。他于1982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提出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消除所谓战败国的“后遗症”。新保守主义涉及内政外交种种政策，虽不乏合理之处，但有明显的右倾保守性。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国家主义，中曾根提出，应确立“国民国家共荣辱”的新国家主义，应使日本成为“心心相印。”

　　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什么意思呢？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他说：“要是没有靖国神社那样的设施，谁还会为国家奉献生命呢？”右翼势力反对为战争进行道歉、反省，指责主张反省历史的人，都是“给国家摸黑的人”。中曾根则说道：“使国家的形象受到损害，政策丧失国民的信任，对日本未来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把中曾根的这些话对照起来就不难看出，所谓“国民国家共荣辱”不就是要国民不分是非地追随政府，听任国家驱使吗？这种新国家主义与战前的国家主义又有什么区分呢？

　　新保守主义中，另一值得重视的动向，是军事大国化和企图修改宪法有关条款。1955年12月成立的鸠山内阁就企图修改宪法，主要是修改宪法第九条，以便加强重新武装。以后，这种动向仍有表现，但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并无重大进展。80、9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当局和右翼力图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始作俑者是中曾根康弘，因为“政治大国”的提法太刺眼，后改称“国际国家”。在当今国际社会，日本为了成为“政治大国”，同时积极走向“军事大国”化。

　　在90年代日本的政坛上，曾一度炙手可热的小泽一郎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今日本的政治家包括新生代政治家中，新保守主义占有主流地位，拥有众多支持者。小泽一郎等保守政治家和右翼势力的“普通国家”论风靡论坛，说什么日本不是完全的国家、够格的国家，而是残缺的“半肺国家”，因为日本还不能拥有真正的军队。他们鼓吹日本必须成为同其他国家一样的“普通国家”，为此必须修改宪法第九条。这种论调极具煽动性、蛊惑性。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和日本军费支出早已名列世界前茅。2000年，日本国会成立了宪法调查委员会，把过去的企图开始变为实际行动。上世纪90年代初，自卫队已打着“维和”的旗帜走向海外，开始突破宪法“和平条款”的限制。日本朝野右翼势力拒不承认过去侵略战争的罪责，又力图使日本军事大国化，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不能不让人产生疑虑。

　　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日本如何真正融入亚洲，与亚洲邻国平等交往，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战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友好交往、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不少邻国都从日本得到资金援助和贷款。但是，有没有真正摆脱战前的“脱亚入欧”论呢？日本右翼势力既为大东亚共荣圈唱赞歌，又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日本正在成为亚洲的中心”，要建立“日本文明圈”；日本朝野中既有人对亚洲邻国抱着轻蔑的态度，又有人对邻国的兴盛怀有不信任甚至敌视的态度。这些都妨碍日本真正平等友好地融入亚洲。

　　战前日本帝国的败亡，主要是明治破旧立新改革的不彻底、不平衡，体制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而深层的精神文明严重的滞后于物质、体制文明。战后改革中，物质文明和体制文明基本上齐头并进，思想文化领域也有长足进步。就目前情况来看，战后确立的体制仍有需要改进、完善之处，但是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战后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精神文明层次还是明显滞后，保留着尚未清理、涤荡的消极面，而且消极面还在扩大、蔓延。这是极不正常的，对照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