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集

我的文学生活

　　我从来没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如果一个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风，使读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后，愿意读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读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这一点上，我向来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二，或是一个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质上，都很可观。他自己愿意整理了，作一段结束，这样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现在还未到中年；作品的质量，也未有可观；更没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个小朋友，笑嘻嘻的来和我说：“你又有新创作了，怎么不送我一本？”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觉得很奇怪！以后听说二三集陆续的也出来了。从朋友处借几本来看，内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创作。而选集之芜杂，序言之颠倒，题目之变换，封面之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学社，或是北平合成书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没有这些书局，这定是北平坊间的印本！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对于著作权出版权，向来就没有保障，控诉也不见得有效力，我却也写了委托的信，请他们去全权办理。已是两年多了，而每次到各书店书摊上去，仍能看见红红绿绿的冰心女士种种的集子，由种种书店印行的，我觉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东安市场去。在一个书摊上，一个年轻的伙计，陪笑的递过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续编》来，说，“您买这么一本看看，倒有意思。这是一个女人写的。”我笑了，我说，“我都已看见过了。”他说，“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过来一翻目录，却有几段如《我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安慰》，《疯了的父亲》，《给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摊旁，匆匆的看了一过，我不由得生起气来！这几篇不知是谁写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让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愿意人家随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书局的主人说：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纠正办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这倒也是个办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头再出一两本三续编，四续编来，也许就出更大的笑话！我就下了决心，来编一本我向来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谢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将香山双清别墅在桃花盛开，春光漫烂的时候，借给我们。使我能将去秋欠下的序文，从容清付。

　　雄伟突兀的松干，撑着一片苍绿，簇拥在栏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里，如同天真的小孙女，在祖父怀里撒娇。左右山嶂，夹着远远的平原，在清晨的阳光下，拥托着一天春气。石桌上，我翻阅了十年来的创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凑到眼前来。我觉得不妨将我的从未道出的，许多创作的背景，呈诉给读我“全集”的人。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光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天课，多谈几次以后，表舅发现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的劝诫我，说读书当精而不滥。于是我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添了《论语》，《左传》，和《唐诗》。（还有种种新旧的散文，旧的如《班昭女诫》，新的如《饮冰室自由书》。）直至那时，我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光逢表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诱，我发疯似的爱了诗。同时对于小说的热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也许我旁听。我要求表舅教给我做诗，他总是不肯，只许我做论文。直到我在课外，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绝，呈给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这时我对于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又因小说差不多的已都看过，便把小说无形中丢开了。

　　辛亥革命起，我们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书房里，满屋满架的书，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边，成了个最得宠的孙儿。但是小孩子终是小孩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姊妹们接触。（我们大家庭里，连中表，有十来个姊妹。）这调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惊异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烛光灯影，使我觉得走入古人的诗中！玩的时候多，看书的时候便少。此外因为我又进了几个月的学校，――福州女师――开始接触了种种的浅近的科学，我的注意范围，无形中又加广了。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全家又跟着父亲到北京来。这一年中没有正式读书。我的生活，是：弟弟们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看杂志。如母亲定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我才开始知道“词”，于是又开始看各种的词。等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

　　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教会学校的课程，向来是严紧的，我的科学根底又浅；同时开始在团体中，发现了竞争心，便一天到晚的，尽做功课。

　　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这时我爱看笔记小说，以及短篇的旧小说，如《虞初志》之类）。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我开始写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入燕京大学，称为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些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记者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这时期中的作品，除通讯外，还有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则很少，只有《赴敌》，《赞美所见》等。还有《往事》的后十则，――前二十则，是在国内写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读者觉得不觉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阴，用在汉诗英译里。创作的机会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国以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里。如今那些信件，还堆在藻的箱底。现在检点数量，觉得那三年之中，我并不是没有创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们结婚以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

　　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ｅｔ），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的母亲的。

　　以往的创作，原不止这些，只将在思想和创作的时期上，有关系的种种作品，按着体裁，按着发表的次序，分为三部：一，小说之部，共有《两个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诗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梦》，《到青龙桥去》，《南归》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则》，寄小读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记事》十则。开始写作以后的作品，值得道及的，尽于此了！

　　从头看看十年来自己的创作和十年来国内的文坛，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担在中途。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敬谨致谢于我亲爱的读者之前！十年来，我曾得到许多褒和贬的批评。我惭愧我不配受过分的赞扬。至于对我作品缺点的指摘，虽然我不曾申说过半句话，只要是批评中没有误会，在沉默里，我总是满怀着乐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谢许多小读者！年来接到你们许多信函，天真沉挚的言词，往往使我看了，受极大的感动。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又知道我认识孩子烂漫的天真，过于大人复杂的心理。将来的创作，仍要多在描写孩子上努力。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上海虹桥的坟园之中，数月来母亲温静的慈魂，也许被不断的炮声惊碎！今天又是清明节，二弟在北平城里，陪着父亲；大弟在汉口；三弟还不知在大海的哪一片水上；一家子飘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余，可曾有人在你的坟头，供上花朵？……安眠罢，我的慈母！上帝永远慰护你温静的灵魂！

　　最后我要谢谢纪和江，两个陪我上山，宛宛婴婴的女孩子。我写序时，她们忙忙的抄稿。我写倦了的时候，她们陪我游山。花里，泉边，她们娇脆的笑声，唤回我十年前活泼的心情，予我以无边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们追随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群中！

　　一九三二年清明节，香山，双清别墅。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青年界》第２卷第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