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第八章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氛围日益发展，史学研究的领域也逐渐宽广，很多过去未曾涉及的问题，现在都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无疑，这是一种可喜现象。面对这种形势，笔者也受到启发，在读了一些《墓志铭》以后，深感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问题，也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韦仁约夫妇及其三子一家为例，说明一个家庭的社会作用与影响。

　　忠君廉吏韦仁约

　　韦仁约，字思谦，因武则天父名武士，约与的音类同，故而时人多讳其名而称其字。《旧唐书·韦思谦传》载，他是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阳。”但《韦仁约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版。则记载他是“京兆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人也”。不同的记载，事出有因。其祖父韦瑗，曾为隋朝的阳武县令，很可能是这时举家迁往阳武，故而又被视为阳武人了。史载他“更徙为郑州阳武人”《新唐书》卷一一六《韦思谦传》。应在此时。阳武，隋时属于荥阳郡，唐初属于郑州，《旧唐书·韦思谦传》既载他是郑州阳武人，当然应理解为唐初他还家住阳武了。

　　据其《墓志铭》载，韦仁约的曾祖韦量，曾为“梁中书黄门侍郎、司农卿、汝南县开国子”。其祖韦瑗，曾为“隋光州定城、庐州慎县、绛州高梁、荥阳郡阳武四县令”。其父韦德伦，曾为唐瀛州任丘县令。看来，韦仁约出身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

　　韦仁约是个孝子，八岁时母亲去世，除了悲痛万分以外，他不食美味，“以终丧制”，对其父，是“竭人子之礼。服勤夙夜，奋尽劬劳。动静小有不安，必通夕不寐，衣不解带，以至疾瘳”。

　　后来，他的继母去世。当时他正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令任上，遂立即去职，为继母服丧。不难看出，韦仁约视继母同于生母，对父母都是极尽孝道的。

　　按照韦仁约于永昌元年（689）去世《韦仁约墓志铭》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于此。享年七十九岁推算，他应是生于大业七年（611）。从隋末到唐初，正是他开始读书的启蒙时代。从全国看来，正是战乱时代。由于战乱，他“躬勤稼穑，取备甘鲜。常夜读书，无有灯烛。拾薪为燎，披阅终宵。研思典，遂成器业。”这就是说，他克服了战乱带来的各种困难，勤奋地学习，终于取得了很大成就。成年以后，通过进士考试走上仕途，成为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县尉。

　　在昌平期间，他颇受幽州长史杜楚克的赏识，杜楚克认为他有“廊庙（朝廷）材，必当坐致台辅（宰相）”。故而很快又成为安州应城（今湖北应城）县令。由于他“为政清简，风化大行”。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受到吏部尚书高季辅的注意。

　　高季辅在贞观初年为监察御史，“多所弹纠，不避权要。”他的用人主张，是“仍须擢温厚之人，升清洁之吏，敦朴素，革浇浮，先之以敬让，示之以好恶，使家识孝慈，人知廉耻。丑言过行，见嗤于乡闾；忘义私昵，取摈于亲族。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净之化”。后来，先后又为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凡所铨敲，时称允当”《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传》。当他知道韦仁约的为官政绩后说：“自居铨藻，今始得此一人。”于是，“乃奏授监察御史”。这样一来，韦仁约的名声就更大了。由于他尽职尽责，重视自己的任务，所以他说：“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州县，诚旷职耳。”《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传》。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官员。也没有出杜楚克所料，武则天时他又迁凤阁鸾台三品（宰相），名副其实地成为朝廷重要角色了。

　　永徽元年（650），“中书令褚遂良抑贾中书译语人地。”译语，就是翻译。因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设有译语。褚遂良贱译语人地，身为监察御史的韦仁约劾奏其有罪。“大理少卿张册以为准估无罪”。韦仁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十月。结果，褚遂良被降为同州刺史。

　　劾奏褚遂良，非同小可。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临终时，曾将辅佐高宗的后事托付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宗对他们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褚遂良被视为顾命大臣。韦仁约不怕触犯圣颜，敢于劾奏皇帝的“忠烈”大臣，真可谓冒死直谏，高度忠君。正因为如此，“自是朝廷震悚，咸惧府君（韦仁约）之刚直焉”。

　　永徽三年（652）正月，褚遂良又从同州刺史晋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韦仁约遭到报复，被出为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令。有人对他慰勉，他理直气壮地说：“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触机便发，固宜为身灾也。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传》。非常明显，他丝毫不为遭到褚遂良的报复而灰心，仍然要不畏权贵，坚持“明目张胆以报国恩”，不做碌碌无为的保妻子者。事实证明，韦仁约仍然我行我素，根本不改变自己的态度。

　　永淳（682）年初，韦仁约为尚书左丞、御史大夫。当时，武候将军田仁会因与侍御史张仁关系失常而对其诬奏。“高宗临轩问仁，仁惶惧，应对失次”。韦仁约愤愤不平，立即进奏道：“臣与仁连曹，颇知事由。仁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韦仁约“词辩纵横，高宗深纳之，乃释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4—225页。这充分说明，韦仁约反对假公济私，主持正义。

　　还有一个事例，“仁约在宪司（御史），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韦仁约很不以为然地说：“鹗鹰，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显而易见，韦仁约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主张御史独立行事的观点，都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又为左丞，负责监察户、吏、礼三部的官员，他向高宗提出了选官宁缺勿滥的原则。他说：“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尽命之秋。”《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选官择人，是巩固高宗政权的重要手段；宁缺勿滥的原则，必然使选官择人的后果发挥有效作用。也可以说，韦仁约是为高宗地位的巩固尽心竭力。

　　由于韦仁约对高宗尽心竭力，所以，高宗对他有很高的评价。高宗对他有敕道：“卿正直人，性无邪僻，久从驱策，每效忠勤。尚书左丞，天下管辖。故授卿此职，宜勉副朕心。在职数年，多所厘正，纲纪众务，章程具举。积年疑滞，一览必申，会府肃然，奸吏无所措其手足矣。”另外，他又“常奉别敕，于朝堂理冤屈，天下士庶为府君（韦仁约）所决遣者，曲直咸得其理，人皆惬伏，退无后言。”显而易见，高宗对他为人正直，忠勤其职，非常满意，大加赞赏。朝廷官员因他处理问题公正也毫无怨言。不久，他又迁御史大夫，“朝野严肃，风俗澄清。权门屏气，贵戚敛手”。看来，韦仁约居官清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韦仁约不仅受到高宗的赏识，在武则天执政后，他也颇受重用。武则天先授他宗正卿，继而又授他右肃政御史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左台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即宰相，右肃政即右御史，左台即左御史台，这都是武则天时期的官名。不难看出，武则天执政时，韦仁约官居宰相，兼左右御史，又被封为博昌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真可谓显赫一时了。

　　韦仁约的晚年，威望很高，被视为是“国之忠贤，时望攸属”。在这时候，他要求退休，两次请求，才得到武则天的允可。在其死后，《墓志铭》的撰者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他严格遵守封建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其《墓志铭》：“府君（韦仁约）自少及长，每以贞正自居，非法不言，非礼勿动。造次颠沛，容止不亏，懔懔然有不可犯之色。”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无可非议。

　　在处理问题时，他总是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见善者必欲朝暮达之，见恶者不能晷刻容之。至于面折庭争，论列臧否，虽雷霆奋发，而词色不挠”。他还公私分明，不思私利。“所存惟在公务，所念不及私门。夙夜匪懈，待漏而趋天阙；退食自公，侵星而归里巷。行往之路，必由于一途；进止之仪，不失于常所。亲朋莫能枉其驾，宾客不敢诣其门。”在生活方面，他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耳不听丝管，手不执珠玉。寝处无帷屏之饰，左右无仆妾之侍。自悬车告老，高谢时人，端居一室，寄想千载”。在当时，这种居高官而不贪图享受者，确是凤毛麟角。

　　总而言之，韦仁约是孝子、忠臣。他是忠臣，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并不盲目服从，愚忠于君；而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有权而不谋私利。换言之，他严格遵守法制，利用法制的作用达到巩固高宗政权的目的。这样的忠臣，既为皇帝所器重，也为世人所瞩目，在清官廉吏的美名下，不知不觉地发挥了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贤惠的夫人王婉

　　韦仁约先后两次娶妻，前妻崔氏，去世较早，其事迹不详。继室王婉，晚于韦仁约七年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据其《墓志铭》所载，她孝敬公婆，为丈夫分忧，善尽继母之道，妥理死后之事，真可谓一贤惠夫人。

　　王婉，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曾祖王缉，南齐著作郎，北齐徐州大中正、太常卿、冀州刺史、琅邪郡开国公。其祖王令思，隋梁郡圉城县令、吕亳二州别驾。其父王元慎，唐复州司户参军、亳州堂邑县令。看来，王婉出身于世代为官的高门著姓。其曾祖既为徐州大中正，必然是世家大族。因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韦仁约是关中世家大族之后，王婉是山东名门大家之后。看来，他们的婚姻是门当户对，均非寒门出身。

　　王婉“年在髫（幼童），特为伯父越州长史元楷、叔父吏部郎中元寿所爱重”。他们常对亲戚道：“此女年虽幼稚，质性颇殊，光吾族者必此女也。”《王婉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以下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于此。由此看来王婉在幼年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后来，她成为韦仁约的继室。对于韦仁约的父母，她都极尽儿媳之道。其《墓志铭》载：“奉事先舅任丘府君（韦仁约父韦德伦）、先姑陇西李夫人（韦仁约继母），躬勤纺绩，以申孝养。纫佩管，每候晨而夙兴；整袂端襟，常分宵而假寐。炎曦夏灼，不以隆暑懈其容；飞霰冬严，不以祁寒怠其事。”这就是说，她对于公公婆婆（尽管是继母），一丝不苟的孝敬如亲；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她都始终如一。这样，视丈夫的父母如自己的父母，必然促使夫妻相爱，家庭和睦。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夫妻相爱，还有更直接的原因。

　　王婉对丈夫的爱是极其真诚的。当韦仁约还是官小职微、地位不高的时候，“廪俸所资，才充馈养；妻孥所给，不赡寒温。夫人疏菲自甘，浣濯为服。执爨卑役，不推仆御；捧箕末任，必也躬亲。朝夕艰勤，曾无愠色。尊情鉴察，尝叹特深。严始敬终，廿余载”。在封建社会里，丈夫养活家人，是责无旁贷的。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际上这是说，巧媳妇也只能是把丈夫挣回来的米做成饭，而没有去挣钱买米的责任。当韦仁约俸禄很低、难以养家糊口的时候，王婉没有埋怨丈夫无能，而是尽力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事必躬亲，辛劳万分，一直坚持廿余年。

　　后来，韦仁约做了宰相。妻随夫贵，王婉也因此而受封：“初拜琅邪县君，寻加授郡君。”虽然地位不同了，但她并没有忘乎所以，仍然坚持朴素的生活作风。其《墓志铭》云：“虽翟增晖，而荆蓍在念。簟之具，去其重复；衾帱之饰，绝于新丽。或经数稔而不制一衣，但补缉陈旧，取蔽风霜而已。”不难看出，宰相夫人没有任何虚荣奢侈的表现。这种贵而不骄、富而不华的作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其《墓志铭》：王婉“体柔顺而济之刚烈，执坚贞而适于通变。常读礼，至内则篇，必再三返覆。闺庭政令，率而行之。由是四海诸姬，九族群媛，瞻望仪范，用成楷模。若众川之长大溟，犹烈宿之宗明月。”既然王婉被视为当时妇女的楷模，无疑他是众望所归、令人敬仰的人物。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女主人，必然是家庭和谐的支柱。

　　王婉既是韦仁约的继室，在怎样对待韦仁约前妻所生子的问题上，继母也是难以处理的。但王婉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颇为有识。韦仁约前妻所生子名韦承庆，十岁便为王婉所养，她像对待自己亲生子一样：“抚存训奖，慈爱兼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韦承庆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也载，在其继母去世后，因“生尽其养，孝德攸闻；没致其哀，孺慕过礼”。这又说明，韦承庆是以孝敬报答继母养育之恩的。

　　王婉有两个亲生儿子，一个名韦嗣立，一个名韦淑。但两《唐书》《韦思谦传》中却说韦仁约有二子，即承庆、嗣立，没有提到淑。这很可能是韦淑早年去世，没有什么事迹可言，决不会没有此人。否则，《韦仁约墓志铭》中不会有“孤子承庆、嗣立、淑等”的记载，《王婉墓志铭》也不会有“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的记载。王婉为了处理好亲生子和韦仁约前妻所生子的关系，她特以告诫嗣立和淑道：“时俗夫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己、伯奇即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昆季友于，骨肉深至。既称同气，何限异生。宜识我心，倍加敦睦。幼事长以敬，长抚幼以仁。使外无闲言，则吾无忧矣。”在这里，王婉首先表示，她决不做憎嫌前妻之子的“时俗夫人”，她要使前妻子和亲生子长抚幼，幼敬长，兄弟和睦。这又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一面。事实证明，在她的思想指导下，加深了家庭和谐的氛围。所谓“诸子恭承训诫，奉以周旋。共被同蔬，怡怡如也”。正是她促使诸子兄弟和睦的良好效果。

　　王婉为了像生母一样养育承庆，对承庆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有时也要责打。但是，“每有杖罚，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听，辄私自杖，母察知之，渐加恩贷，议者比晋人王祥、王览。”《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由此可见，承庆和嗣立之间的兄弟情谊是非常深厚的。后来，“承庆任凤阁舍人，夫人蒙拜琅邪郡太君，从子之命也”。过去，王婉曾因丈夫为宰相而被封为琅邪县君以至郡君，后来又因承庆任凤阁舍人而被封琅邪郡太君，可见她在家庭中的贤妻、慈母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实际上这也是家庭和谐的稳定因素。

　　更值得称道的，是王婉对死后是否与丈夫合葬的安排。韦仁约死后，其前妻崔氏没有与其合葬，而是把崔氏遗骨迁于韦仁约墓旁安葬。这样一来，就必然出现王婉死后是否与韦仁约合葬的问题。在其晚年，也确有人与她谈及此事。为此，她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她说：“生者必死，人之大端。葬之言藏，礼有恒制。魂而有识，何往不同。如或无知，合之何益。况合葬非古，前圣格言。先嫔已创别坟，吾复安可同穴。若余生就毕，启乎归全。但于归茔，因地之便。别开幽室，以残骸。亲属子孙，勿违吾意。”这段遗言，有两点积极意义，其一，是她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所以她认为合葬没有实际意义，当时，具有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其二，她决不特殊于崔氏，既然崔氏葬于丈夫墓旁，她也不愿例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她生前已经知道自己不仅不能与崔氏并列，而且还可能葬于崔氏之下。因为“但域内先有二坟，左右更无余地。”“先有二坟”，自然是韦仁约与崔氏；“左右更无余地”，就是没有安葬王婉的地方了。这是她在世时亲眼看到的，但她不考虑后果，坚持不必合葬，事实上她也确实葬在了韦仁约墓下之旁穴。由此可见，王婉确是循规蹈矩，严格遵守封建礼制的夫人。

　　忠孝忧国的兄弟韦承庆韦嗣立

　　韦承庆，字延休。“少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弱冠举进士，补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累迁太子司议郎。”太子李贤被废后，他被出为乌程（今浙江湖州）县令。后来，又历任凤阁舍人、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刺史、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虢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刺史，最后直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还兼修国史。

　　韦承庆才能出众，颇有文字功夫，他撰写文章迅速而有文采，“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武则天退位，中宗复立后，因韦承庆和张易之、张昌宗有关，曾被下狱，后又遭贬。正当韦承庆待罪听候处理时，中宗欲草赦书，“众议以为无如承庆者，乃召承庆为之。承庆神色不挠，援笔而成，辞甚典美，当时咸叹服之”。后来，又参加修撰《则天实录》及《则天皇后纪圣文》，受到中宗的称赞和奖励。

　　韦承庆在为太子司议郎时，他看到太子李贤“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故而向李贤有过积极的建议。在他看来，太子应当首先重视君和民的关系。他说：“夫君无民，无以保其位；人非食，无以全其生。”他引用孔子语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这个道理，他指出当时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说：“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惟忧馁馑。下人之瘼，实可哀矜，稼穑艰难，所宜详悉。”他还明确说：天皇（唐高宗）、太子能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也是“百姓之力也”。其次，他还指出，当时不必要的建造太多，声色活动太多，容易被一些阿谀奉承之徒利用等等。因此，他建议：“伏愿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静默无为，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正人端士，必引而亲之；便僻侧媚，必斥而远之。使惠声溢于远近，仁风翔于内外。则可以克享终吉，长保利贞，为上嗣之称首，奉圣人之鸿业者矣。”《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承庆传》。这种忧国忠君的思想，自然能够得到高宗和武则天的赏识。

　　总而言之，韦承庆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有人对他评价道：“公行归忠厚，志尚冲和。含礼让以为心，践仁恕而成德。若乃事亲竭力，亲戚称其孝也；忧国忘身，绅称其忠也；敦睦兄弟，闺庭称其义也；敬爱朋执，乡党称其仁也。”《韦承庆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孝、忠、仁、义，他都完全具备了。

　　韦嗣立，字延构，是韦承庆的异母弟，为王婉所生。他通过进士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初为双流（今四川双流）县令，后为莱芜（今山东莱芜东北）县令。在其兄韦承庆为凤阁舍人时，曾因病去职。武则天召韦嗣立道：“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当天，韦嗣立即为凤阁舍人。后来，官至宰相。

　　在武则天为帝时，韦嗣立针对当时“学校颓废”，用人不当，“刑罚滥酷”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国家自永淳（682）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武则天重用的酷吏来俊臣是“谗邪凶党”，他“妄执威权，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为忧，道路以目，人无固志，罕有执不挠之怀，殉至公之节，偷安苟免，聊以卒岁。遂使纲领不振，请托公行，选举之曹，弥长渝滥。”他还指出了酷吏滥用刑罚的严重后果。他说：为了消除反武势力，“刑狱渐兴，用法之伍，务于穷竟，连坐相牵，数年不绝。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间，内苞豺狼之心，外示鹰之迹，阴图潜结，共相影会，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为巧诋，恣行楚毒，人不胜痛，便乞自诬，公卿士庶，连颈受戮。”当然，他还不敢直接指责武则天，而是认为错误之举，“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在武则天纠正了一些错误之后，他就赞颂道：“和气下降，则风雨以时；风雨以时，则五谷丰稔；岁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远哉！”《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这样把罪过归于酷吏、把功劳归于武则天的手法，显然还是为了忠君。不过，敢于指出当时存在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家眼光。

　　当时，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的问题相当严重。所以，很多人只愿在长安做官，不想到各地去为刺史、县令。针对这一问题，武则天专门召集宰相进行议论。李峤、唐休等奏道：“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四年三月。这种出京官为外职的想法，在得到武则天的赞同后，韦嗣立首先响应。他说：“臣以庸愚，谬膺奖擢，内掌机密，非臣所堪。承乏外台，庶当尽节，倘垂采录，臣愿此行。”《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于是，武则天命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兼任州刺史。韦嗣立为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刺史。后来，由于他的职务不断变动，先后为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北）刺史、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刺史、根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刺史等，未能有显著政绩，但他能够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重视地方官的作用，也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时中宗已经复位。他针对中宗崇尚佛教、食封之家太多、滥官充溢等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指出崇尚佛教的害处道：“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这是从崇尚佛教所导致的经济浪费说明崇佛有害于国。

　　关于食封之家大量增加的问题，他说：“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这就是说，食封之家，自征自用，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他建议：“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也就是政府统一向封户征收租赋，食封之家再向国库领取应得部分。这样一来，就使食封之家的所得有了一定的限制。

　　关于滥官充溢的问题，他除了指出应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与任用外，还批评了“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三年三月。等不正常的现象。

　　韦嗣立的批评和建议，正是要清除危害国家的弊端，加强皇帝的地位，但中宗却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韦承庆、韦嗣立兄弟，都很有文才，也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能力，故而都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开创了兄弟互相代替的先例。“长寿（692）中，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长安三年（703），承庆代嗣立为天官侍郎，顷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庆卒，嗣立又代为黄门侍郎，前后四职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来，莫与为比。”《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这些情况，都说明他们兄弟之间，长幼有序，关系融洽。这又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一面。

　　韦仁约一家评说

　　唐朝前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盛世的时代。韦仁约一家，正是这个封建盛世的一个典型细胞。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种儒家思想，贯彻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韦仁约一家，都注意修身，使其和谐的家庭成为“国之本”。因此，可以这样说，韦仁约一家在巩固唐朝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从不同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孝弟是家庭和谐的关键。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中有104个仁字，可见仁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仁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把仁和孝弟联系起来，孝弟就是仁的基础。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就是说，孝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韦仁约一家在这方面是无可非议的。韦仁约对其父母“竭人子之礼”《韦仁约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二辑。韦承庆“事亲竭力，亲戚称其孝也”《韦承庆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韦嗣立也被其父称为忠孝之子，死后又被谥曰孝。韦仁约、韦承庆父子都有继母，他们对继母如同生母。王婉对公婆也极尽孝道。由此可见，韦仁约一家在孝的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至于弟，韦嗣立也颇有美名。在其母责罚韦承庆时，他主动请求代其兄受过。武则天视其兄弟同样忠孝，故而使其兄弟互相代替所任官职。这说明他们兄弟之间情意深厚，确有手足之情。正因为如此，在韦嗣立死后，中书门下奏曰：“嗣立衣冠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间，特称和睦。”《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

　　一个家庭中，晚辈孝敬长辈，弟弟尊敬兄长，各个成员之间，自然关系和谐。反之，如果父子关系失常，婆媳之间矛盾重重，兄弟之间常有冲突，家庭关系必然陷入紧张状态。宋人范祖禹说：“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唐鉴》二《高祖下》。这是范祖禹批评李世民杀兄夺嫡的言论。如果一个家庭“为子不孝，为弟不弟”，自然也是与当时的“天理”、“人伦”背道而驰。这样的家庭，也可说是“不若亡（无）之愈也。”由此可见，孝弟对家庭和谐具有关键作用。韦仁约夫妻、父子的孝弟言行，直接促成了家庭的和谐。

　　二忠是官僚家庭凝聚力的所在。在封建社会里，忠君是一切官吏的共同信念。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君、臣臣”是什么意思？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就是说，臣忠君和子孝父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

　　在古代社会里，君主虽然至高无上，但他必须依靠层层官吏作为他的耳目爪牙，离开各级官吏的支持，皇帝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这一点明智的皇帝都是非常清楚的。唐太宗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又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卷三《择官》。非常明显，治国有成的唐太宗，把各级官吏当做国家的“治乱所系”者。这说明君主是依赖各级官吏的支持而维持其统治地位的。

　　反之，各级官吏又是依赖君主的信任和使用得到官爵或升迁的。这样一来，各级官吏都必须以忠君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忠君，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法律概念。《唐律》规定的十恶之首就是“谋反”。所谓“谋反”，就是“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唐律疏议》中华书局版第6—7页。由此可见，忠君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一个官僚家庭，如果父忠君，子谋反，或者弟忠君，兄谋反，绝对不可能是和谐的家庭。也就是说，一个官僚之家，必须在忠君方面态度一致。在这个问题上，韦仁约一家颇可称道。韦仁约坚决维护封建法制，通过强化国家机器巩固君主的地位，从而取得了高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韦承庆对太子李贤的建议，被视为是“忧国忘身”。韦嗣立针对武则天重用酷吏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中宗崇尚佛教、滥官充溢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不言而喻，韦仁约父子正是在忠君这一点上不约而同的。换言之，忠君是韦仁约这个官僚家庭的凝聚力所在。父子三人先后为相，正是这种凝聚力发挥了作用。古代史家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韦思谦始以州县，奋于烟霄，持纲不避于权豪，报国能忘于妻子。自强不息，刚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辅、皇甫公义，可谓知人矣！且福善余庆，不谓无徵，二子构堂，俱列相辅，文皆经济，政尽明能。加以承庆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见用，袭封而罔坠逍遥（被封逍遥公）。无忝父风，宁惭祖德，谥温谥孝，何愧易名？”《旧唐书》卷八十八《史臣曰》。不难看出，父子三人的政绩，正是其忠君的表现。

　　三贤妻是家庭和谐的核心。西汉以后，“三纲”的理论逐步形成，“夫为妻纲”，决定了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地位。丈夫应当孝敬父母，妻子理应孝敬公婆。丈夫需要后代，妻子就应生儿育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无后为大”的意思，就是不娶妻生子，绝先人之后，是最大的不孝。由此可见，妻子生子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唐律》中规定，妻子有“七出”之罪。所谓“七出”，就是“一无子，二淫，三不事姑舅，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唐律疏议》中华书局版第267页。既然“无子”、“不事姑舅”都是罪状，那么，妻子孝敬公婆、生育、抚养子女，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任务了。

　　王婉善于为丈夫分忧解愁，她孝敬公婆始终如一，从不懈怠；不仅自己生了儿子，还颇懂继母之道，尽到了丈夫前妻之子的抚养责任。更值得称道的，是她善于料理家务，在丈夫官小职微、俸禄难以养家时，她能勤俭持家，量入制出；在其丈夫官高爵显时，她不为尊贵而骄，不为富有而奢，从而被视为“仪范”、“楷模”。这样的妻子，在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把她视为家庭和谐的核心并不算过分。

　　四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唐代的思想领域里，虽然有儒、佛、道同时存在，但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的还是儒家思想。佛和道，都是宗教，其共同特点是回避现实，要人们把理想和愿望寄托于神。正因为如此，儒家批评佛教是“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可见儒家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

　　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谓之“人伦”。《孟子·滕文公上》。这种“人伦”，正是对社会上各种人际关系的概括。

　　在以上五种人际关系中，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都是家庭关系的内容。君臣有义和家庭关系也密切相关。在周代的宗法制度中，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有亲属关系。实际上他们之间都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正因为这样，孔子曰：“其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种传统观念，一直至唐、宋时期，还有人把君臣比做父子或夫妻。唐初，有人认为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于是，太宗召百僚道：“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旧唐书》卷六十四《长孙无忌传》。长孙无忌是太宗之妻兄，太宗竟说他如同自己的儿子，可见这时君臣如同父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宋代的司马光说：“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四月。司马光把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相提并论，这又说明君臣关系和家庭关系密切相关。

　　至于朋友有信，是要人们懂得和亲属以外的人相处的道理。也可以说，这是把家庭关系推而广之的理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既然把孝、弟、信、仁和“泛爱众”联系起来，可见信有针对众人而言的意思。对众人要讲信，正是广泛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如果每一个人都在家中讲孝、弟，在社会上讲信，必然是完整的仁人。既然缺信就不是完整的仁人，说明家庭关系和朋友有信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严密的社会秩序。家庭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所以，家庭和谐必然促使社会秩序稳定。当然，如果是在隋炀帝执政时，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各级官吏也面临危机，无所适从。这时的社会秩序无疑是不会稳定的。

　　韦仁约是处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这时，经济、文化向前发展，政权巩固，从总体上说，还是唐皇朝正在走向富强的阶段。因此，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韦仁约和谐的家庭，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韦仁约成为清官廉吏，又尽力维护封建法制；韦承庆、韦嗣立兄弟，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都从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父慈子孝，夫妻相爱，兄弟和睦，母子善处等等，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一切说明，一个和谐的家庭，在一定时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长期以来，这正是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的有力证明。

　　薛元超与武则天

　　——读《薛元超墓志铭》

　　薛元超在太宗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成为高宗的宠臣。高宗即位不久，就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积极插手政治。薛元超先后任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宰相等要职。当时，武则天野心勃勃，权欲熏心。薛元超既为高宗的宠臣，必然和武则天的权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然而，从现有的文献中很难看出薛元超与武则天有什么瓜葛。近读《薛元超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颇受启发。在我看来，如果把现有的文献和《薛元超墓志铭》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薛元超和武则天在政见上的分歧了。

　　薛元超其人

　　关于薛元超的生平事迹，在两《唐书》的《薛收传》中所附的《薛元超传》都有记载。但这里的记载都较简略，而且还有错误。《薛元超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则不同，其内容远较两《唐书》的《薛元超传》更为丰富，事实也更为准确。所以，在论述薛元超其人时，应以《墓志铭》为主要依据。

　　薛元超是河东汾阴（在今山西万荣境内）人，隋内史侍郎薛道衡之孙，唐初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文学馆学士薛收之子。《墓志铭》载，薛元超，名震，字元超。《薛振行状》《全唐文》卷一九六。又说薛元超名振，字元超。《墓志铭》的作者崔融，《薛振行状》的作者杨炯，都是高宗、武则天时的朝廷官员。他们既和薛元超是同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薛元超的名和字，所以，薛元超是薛震或薛振的字勿庸置疑。两《唐书》《薛元超传》都没有提到薛元超的名，当然是缺憾。至于“震”和“振”有无正误之别，难以判断，很可能是二者有先后之别，没有正误之分。不过，《墓志铭》是墓主身旁之物，目睹者更多，准确的程度可能更高，故而薛元超名震，更为可信。

　　《墓志铭》载，薛元超六岁袭父爵汾阴男，《薛振行状》记载相同。两《唐书》《薛元超传》都记载为九岁袭爵。按照薛元超死于光宅元年（684）时62岁推算，其六岁应是贞观二年（628）。其父薛收死于武德七年（624），年仅三十三岁。由于薛收为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打败窦建德，出谋划策，有重要贡献，所以，在其患病期间，“太宗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在其死后，“太宗亲自临哭，哀恸左右”。李世民即位后，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这都说明，李世民对薛收的早逝非常惋惜。既然不能在即位后重用薛收，而在即位后以其子薛元超袭父爵汾阴男，正可平衡他心中的遗憾，也符合他梦薛“收如平生”《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的怀念心情。

　　薛元超九岁，已到贞观五年（631），如果说这时才使薛元超袭爵，显然与李世民念念不忘薛收的心情很不一致。况且，为当时人所撰，又放在墓主身旁的《墓志铭》本身，就不可能对墓主的生平事迹有错误的记载。这又说明，有关文献的记载，远不及《墓志铭》更为准确。

　　薛元超非常聪明，《墓志铭》载：他六岁就“受《左传》于同郡韩文汪，便质大义，闻天王狩于河阳，乃叹曰：周朝岂无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异焉。宰辅之器，基于此矣。”（以下凡不注明出处者均见《墓志铭》）。这就是说，薛元超在读书中善于发现问题，他对《左传》中以“天王狩于河阳”掩盖“以臣召君”的记载，很有感慨。他认为周朝没有良相，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弦外之音，当然是他立志要为辅佐君主的好宰相了。正因为如此，崔融认为他“宰辅之器，基于此矣”。

　　薛元超九岁时受到太宗的召见，十九岁奉命尚李元吉女和静县主，二十一岁为太子通事舍人，参加修撰《晋书》。由于太宗非常欣赏薛元超的才华，故而曾对太子（高宗）说：“元超父事我，雅杖名节，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薛元超二十一岁是贞观十七年（643），李治（高宗）刚被立为太子。这时太宗对李治说这些话，显然是太宗对薛元超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李治在薛元超的帮助下很好地继承他的事业。基于这种原因，第二年（644）薛元超就升为太子舍人了。太子通事舍人的官级是正七品下，太子舍人是正六品上。由此看来，薛元超于贞观年间就跻身于朝廷了。

　　高宗即位后，薛元超迁升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与上官仪同入阁供奉，“从容诏制，肃穆图书。清晨入龙凤之池，薄暮下麒麟之阁”。俨然是供职于皇帝左右了。

　　高宗初即帝位，颇有继承太宗事业的宏愿，故而非常重视薛元超的意见，薛元超对高宗的态度也十分满意，所以，他多次上书“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高宗认为薛元超所言甚为有益，故而特以赐坐道：“得卿疏，若处室三老，览明镜见万象，能长如此，台铉（宰相）而谁。”由此可见，薛元超在政治上确对高宗有很大帮助。也正是这种原因，高宗也时刻离不开薛元超。由于薛元超的姑母河东夫人是高祖的婕妤，因其“博学知礼，常侍帝（高宗）翰墨”，故而高宗常说：“不见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显而易见，高宗离不开薛元超不是偶然的。

　　在有关文献中，关于“不见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一语，并非出之高宗之口，而是高祖的意思。《薛振行状》：“神尧皇帝（高祖）婕妤河东郡夫人，公（薛元超）之姑也，每侍高祖词翰，高祖尝顾曰：不见婕妤数日，便谓社稷不安。其见重如此。”这种记载，似乎有理，高祖的婕妤，侍高祖词翰，高祖直接对她说话，顺理成章。但深入考虑，就不可能是事实。薛元超生于武德六年（623），武德九年（626）高祖退位。在这期间，薛元超是一岁至四岁的儿童，根本不具备受宠于高祖的条件，所以，高祖是不可能说这番话的。看来，《墓志铭》的记载应当可信。至于高祖的婕妤为什么会侍高宗翰墨，容易理解。如果说武则天能够从太宗的才人而成为高宗的皇后，高祖的婕妤为什么不可能从“侍高祖词翰”到“侍帝（高宗）翰墨”呢！不言而喻，古代的帝王之家，是不受什么伦理道德的制约的。

　　永徽五年（654），当其三十二岁时，其母去世，高宗有敕慰谕。第二年，被授以黄门侍郎。这时，他曾“与许敬宗润色玄奘法师所译经、论、疏”。此事虽在两《唐书》《薛元超传》中未见记载，但《旧唐书·玄奘传》的记载更为详细：“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这又说明，《墓志铭》的可信程度是很高的。

　　另外，薛元超还向高宗推荐了许多有用的人才，如高智周、任希古、王义方、顾胤、郭正一、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旧唐书》卷七十三《薛元超传》。

　　上元三年（676），他五十四岁时，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不久，又为宰相。“此后独知国政者五年，诏敕日占数百”。由于“时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又重其文学理政之才，曾谓元超曰：‘长得卿在中书，固不藉多人也。’”《旧唐书》卷七十三《薛元超传》。由此可见，高宗是把薛元超视为惟一不可缺少的亲信的。因此，对他“赐良田甲第，恩礼甚隆”。有一次，高宗在公务的余暇，“语及人间盛衰事，不觉凄然，顾谓公（薛元超）曰：忆昔我在春宫，髭犹未出，卿初事我，须亦未长，忽光阴卅余载，畴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惟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记，君臣偕老者几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谢曰：先臣攀附，文帝（太宗）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高宗）任以股肱。父子承恩，荣被幽显，誓期煞身奉国，致一人于尧、舜。”由此看来，高宗与薛元超是长期互相信赖，和谐共事，真可谓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了。

　　由于高宗的信任，薛元超也敢于直述其见，对一些疑难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有一次，大理寺上报一个疑难案件，大理寺主张对当事人处以死刑，薛元超立即就可疑之处提出质询，使大理寺官员无言以对。于是，高宗表态说：“向不得元超在，几令我杀无辜。”可见高宗对薛元超的看法相当满意。此事也使“百僚震肃”。

　　永淳元年（682），由于“关中饥馑，米斗三百”，高宗要离开京师，东赴洛阳，遂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三，永淳元年四月。高宗出大明宫到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时，特以对薛元超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朕留卿，若去一目，断一臂，关西之事，悉以委卿。赐物一百段。”高宗把薛元超视为自己的眼睛和臂膀，可见薛元超在高宗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难怪高宗死后薛元超“如丧考妣”了。

　　薛元超与武则天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中，都看不出薛元超和武则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从有关的事件中寻找其蛛丝马迹。

　　永徽五年（654），薛元超三十二岁，其母去世，当然他要为母守丧。第二年，他虽然被授以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但因为“以居丧羸疾，多不视事”。显庆元年（656），他又出任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刺史。在这期间，正是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不少重要大臣都卷入了是非之中。薛元超在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激烈斗争中置身事外，并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薛元超未曾陷入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激流漩涡中，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麟德元年（664），在高宗欲废武则天的时候，薛元超受到了牵连。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专作威福，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高宗大怒，遂召宰相上官仪商议。上官仪建议：“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高宗遂命上官仪草诏，废武则天的皇后。在武则天发觉此事后，高宗又改变主意，不愿抛弃武则天，遂把责任全推在上官仪身上。于是，武则天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王伏胜、太子忠等“谋大逆”。就这样，上官仪、王伏胜被处死刑，太子忠被赐死，刘祥道、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麟德元年十月—十二月。因“与仪交通故”遭“流贬”者中就有薛元超。

　　《新唐书》卷九十八《薛元超传》：薛元超“又坐与上官仪文章款密，流州。”《墓志铭》也载：“上官仪伏法，以公（薛元超）尝词翰往复，放于越之邛都。”越即今四川西昌，是州的治所。看来，二者的记载相同。既然薛元超与上官仪有“词翰往复”，正说明他与上官仪有相当关系。高宗即位不久，他就“与上官仪同入阁供奉”。这种同事关系，当然多有机会接触。上官仪对武则天的不满，决不是在高宗征求他的意见时偶然发作的，肯定是早有萌芽，逐步形成的。事发之前，薛元超正在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当然不能像在京师共事那样，任何事情可以当面商量。所以，他们通过“词翰往复”表示一些共同语言，或者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流露一些对武则天的不满情绪，都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有明显的反对武则天的言词。因为他们不可能预料到高宗有废武则天的打算。这就是说，薛元超既不可能像上官仪那样遭受灭顶之灾，也无法摆脱他与上官仪有共同政见的干系。如此看来，如果认为薛元超与上官仪有共同的反武情绪，决不是无中生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公开的反武派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隐蔽的反武势力决不可能彻底消灭，上官仪、薛元超正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上官仪只不过是因为偶然有机会暴露出来罢了。否则，决不会因此事而“流贬者甚众”的。

　　上元二年（675）四月，太子李弘死在洛阳合璧宫。李弘死的原因，各种史书记载不同，司马光对各种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后说：“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忤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之也。”《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元二年四月。这里司马光虽然没有肯定的结论，但其倾向性已很明显。按照他行文的逻辑，太子与武则天的政见不合，“失爱于天后”，又同情萧淑妃之女而使“天后怒”，太子死于这时，“时人以为天后之”，岂不是顺理成章吗？况且武则天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时人多有所闻，她为了政治的需要，曾经害死了亲生女儿，这时又毒死其亲生儿子也不足为奇。但是，这种看法至今仍有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因为还未找到武则天毒死李弘的直接证据。

　　近年来，臧振先生对《阎庄墓志铭》进行了研究《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载《唐研究》第二卷。研究的成果与此有关，很值得注意。

　　阎庄是唐初阎立德的第二子，但《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却载阎立德只有一子，名曰玄邃。如果说这是史书的无意缺载，难以成立。臧振先生认为此与李弘之死有关，甚有见地。

　　阎庄是东宫的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任务是掌太子饮膳、仓储、库藏之政令，总食官、典令、司藏三署之官属。可见，他是负责李弘生活的官员。李弘于上元二年（675）四月死，阎庄于同年九月死，二人之死有什么关系呢？《阎庄墓志铭》关于阎庄之死的记载是“积俄侵，缠床而遘祸”。是病，据臧振先生研究，在这里是心病的意思。“俄侵”是突然暴发。（蚁）床，实际上是指灵柩，也就是李弘的灵柩。这就是说，阎庄是缠于李弘的死而哀伤失度遭祸了。

　　《阎庄墓志铭》的作者李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些情节，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令人费解呢？这正说明阎庄之死和李弘之死密切相关。李俨是太子率更令，其职责是“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凡皇太子释奠于先圣先师，讲学齿胄，皆总其仪注，而为之导引”《唐六典》卷二十七。他与阎庄是同僚，官阶都是从四品上。不言而喻，他对阎庄是十分了解的，他不敢明言阎庄之死的真相，正说明他承受着来自武则天的压力。这种压力，正说明李弘是非正常的死亡。否则，阎庄为什么受到牵连，李俨又不敢直书其死亡的真相呢！同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不提阎庄是阎立德的次子，很可能就是阎庄受到李弘的牵连，未能进入其家谱而导致的后果。这样一来，可以肯定，李弘之死，“时人以为天后之”是正确的了。阎庄从幸东都，负责李弘的生活。“之”必然与饮食有关，应该说他肯定知道李弘之死的真相。所以，他受到牵连在所难免。

　　武则天毒死李弘和薛元超有什么关系呢？《墓志铭》载：“孝敬崩，诏公为哀策。”李弘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由于高宗“甚爱”李弘，故而在李弘死后命薛元超撰《孝敬皇帝哀册文》《全唐文》卷一五九。可见高宗是相信薛元超能够领会他的意图的。

　　李弘死后，高宗甚为伤心，他赞扬李弘是“仁孝闻于四海”，自己还“将逊于位”，除了对其安葬的“制度一准天子之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降服”以外，还“亲为制《德纪》，并自书之于石，树于陵侧”《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勿庸置疑，薛元超奉命撰《孝敬皇帝哀册文》，其内容必然要和高宗的态度完全一致。

　　与高宗的态度相反，武则天对其亲生儿子之死没有任何表示，显然不近情理。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高宗宠爱李弘，严重影响武则天发展个人的野心，所以，她采用既不得罪高宗、又可扫清其发展个人野心的障碍的手段，暗中毒死李弘。薛元超既是高宗的宠臣，又撰写《孝敬皇帝哀册文》，必然被武则天怀恨在心。否则，他就不会在高宗死后立即要求辞职退休了。

　　从薛元超之死的问题中，也可以看出薛元超和武则天的微妙关系。

　　弘道元年（683）七月七日，高宗因病将原打算在十月去嵩山的行动改为来年正月。七月十九日，“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乞骸骨，许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弘道元年七月。高宗病了，很快薛元超也病了。当然，不能武断地否认这是偶然的巧合，但从病情看，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政治原因。

　　高宗于七月得病，十二月死去，无疑所患是不治之症。当时薛元超已经六十一岁，人生的经验已相当丰富，在他看到高宗将不久于人世时，难免会感到自己的靠山将倒。所以，他装病辞职，摆脱政治是非，是不难理解的。根据他的病情，完全符合这种逻辑。

　　薛元超的病是，也就是不能说话。《墓志铭》载，他“忽风疾不言”。既是忽然得了不能说话的病，当然可以摆脱一切政治是非。如果说这还只是逻辑的推理，那么，另一史书的记载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帝（高宗）疾剧，政出武后。（薛元超）因阳喑，乞骸骨。”《新唐书》卷九十八《薛元超传》。“阳喑”，就是假装不能说话。这真是画龙点睛的结论。“忽风疾不言”是假装的病，装病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武则天的迫害。这更有力地说明，薛元超是没有公开反对武则天的反武派了。高宗死后不到一年，薛元超也死了。如果说这是因为高宗死后他感到失去了靠山，从而担心武则天的报复，故而忧郁病甚的结果，决不是虚构的。

　　需要说明的问题

　　众所周知，李义府是靠支持武则天为皇后成为宰相的，他善于见风转舵，阿谀奉迎。故而史载他“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这种人和薛元超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者。薛元超曾为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太宗所赏识，又因以“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而为高宗所重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薛元超和李义府根本不是一路人。但史书却有在李义府犯罪后薛元超为他说情的记载。这种不好理解的问题是需要进行探讨的。

　　李义府为什么会犯罪呢？

　　龙朔三年（663），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李义府对高宗的劝戒不仅毫无惧意，反而“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李义府真可谓有恃无恐，目无尊上，竟敢当面顶撞皇帝。

　　这时的高宗，还掌握实权，第二年（664）还发生过高宗欲废武则天的事件。由此可见，武则天虽然有相当地位，但她还得看高宗的脸色行事。这就是说，高宗是不可能容忍李义府专横跋扈的。不久，因有人告李义府“阴有异图”，高宗就将其治罪，“诏义府除名，流州”。《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龙朔三年三月。

　　当“李义府以罪配流州”时，薛元超因为“旧制流人禁骑马”，遂“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旧唐书》卷七十三《薛元超传》。此事的确令人费解，李义府因公开顶撞高宗而得罪，薛元超是高宗的宠臣，二人的立场截然不同，薛元超为什么要为李义府求情呢？合理的回答应是他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只能是来自武则天方面。

　　李义府是武则天的鹰犬，高宗流放李义府，武则天很难坐视不管，但由于李义府胆大妄为，竟敢当面顶撞高宗，武则天也难直接为其解脱。所以，她求助于高宗的宠臣薛元超，暗中使人要薛元超帮忙。面对这种压力，薛元超违心地为李义府求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种推理还缺乏直接证据。但要结合《墓志铭》的记载分析，就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了。

　　关于薛元超被贬为简州刺史，《墓志铭》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只有“以事复出为简州刺史”。这句话既不说明原因，又改“贬”为“以事复出”，这就值得深思。《墓志铭》是为墓主歌功颂德的，把“贬”说成“以事复出”就体现了这种意思。再不明确其被贬的原因，显然是为薛元超所讳。讳什么呢？李义府既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笑中有刀者，号谓李猫，自然是声名狼藉，遭人唾骂。薛元超为这种人求情，无疑极不光彩。《墓志铭》回避这些事实，当然就是为薛元超所讳。不言而喻，为薛元超所讳的背后，必然是薛元超面对武则天的压力，不得不为李义府求情，进而忍辱负重了。否则，就无法解释《墓志铭》为什么避而不谈薛元超去简州的原因了。

　　刘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

　　——读《刘墓志》

　　刘是刘仁轨之子，刘仁轨，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贞观年间，他开始在政治上显露头角。高宗时，他在对百济作战中多有战功，颇得高宗与武则天的信任，官至宰相，监修国史。高宗去世后，他曾劝武则天不要学吕后，直接干预政事，并且请求辞职，以度晚年。不料，垂拱元年（685）正月，刘仁轨死在宰相任上，享年八十四岁，陪葬乾陵。

　　刘十七岁时，随父对百济作战，因功授熊津都督府参军，累迁太子通事舍人、宫门郎、著作佐郎、秘书郎、尚书郎、秘书丞。

　　文明年间（684，当年曾用嗣圣，二月改元文明，九月改元光宅），李敬业公开举兵反对武则天。在武则天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命刘为江佐五州简募宣劳使。他“开恩信，制权宜，无不倒戈，有如破竹。因表言：敬业若不入海，即当自缢。飞奏不日，果如所料”。于是，“遂加朝请大夫，兼赍口马金帛”《刘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20页。如此看来，他应是武则天的拥护者，事实则完全相反，他因反对武则天而丢了性命，他是武则天的坚决反对者。

　　一反对武则天者的发展过程

　　自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起，反对武则天者就屡有所起。最早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是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当高宗提出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主张后，褚遂良代表长孙无忌反对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如果说这还没有指名道姓反对武则天的话，下面就直截了当地说明其本意了。当第二天高宗又谈起此事时，褚遂良明确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不仅如此，褚遂良还“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致使高宗大怒，武则天在帘中大声说：“何不扑杀此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结果，高宗执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反对派失败了。

　　这是第一个回合，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反对武则天的理由是不应立她为皇后。第二个回合就不同了，武则天要架空皇帝，使皇帝有名无实，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