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1章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似乎毫不相关，但认真深入研究一下，不管从史学思想上，资料与编撰体例上，二者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以为，《通鉴》是唐代史学继续发展的产物。没有唐代史学打下的基础，司马光是难以有《通鉴》那样的不朽巨著的。

　　从史学思想上唐代史学与《通鉴》一脉相承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修成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原来是一部书，称为《五代史》。这就是后来的《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的修撰者虽然分别是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和魏徵，但总负责的是魏徵。魏徵不仅组织领导了修撰工作，同时还亲自撰写了梁、陈、齐、周诸史的总论与《隋书》的序、论。这样一来，《五代史》中就充分反映了魏徵的史学思想。

　　魏徵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反映。魏徵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他千方百计地为唐太宗出谋划策，甚至犯颜直谏，为巩固唐太宗政权而尽心竭力。为了同一目的，他又通过修朔，从历史上为唐太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遗余力地为唐太宗寻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历史借鉴。二者虽然殊途同归，但毕竟各有其不同的内容。

　　魏徵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他认为历代王朝的兴衰，其根本原因在统治者本身。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需要乞求天的恩赐，也不能依靠别人；必须自己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才能有所收效。正因为如此，魏徵的史学思想在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起了转折点的作用。

　　两汉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思想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史学领域中，各种史籍的内容都有明显的反映。例如，班固在《汉书》中编造了一套自尧、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刘氏世系，从而得出结论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显然这就是说，秦的灭亡，汉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晋时，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因为曹操是谯（安徽亳县）人，所以，关于曹丕即将代汉的情况，陈寿写道：“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以此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45年后，果然又一次“黄龙见谯”，当然这就意味着火德（汉）当灭，土德（魏）当兴于谯。在汉亡前45年，天就预告人们，曹氏将要对汉取而代之。可见曹氏代汉是顺乎天意的。至于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如汉魏故事”，也是由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西晋初年的史学家，用这种天人感应说来论证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后来的《后汉书》、《宋书》、《魏书》等等，无不充满着这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说明统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时又说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为的。由此可见，抛开人的作用，空谈天命的理论，仅只能消极地说明广大人民应当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并不能起到积极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的作用。

　　魏徵在负责修撰《五代史》的时候，抛开了这种消极思想，否定了天的作用，主张千方百计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魏徵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北齐的灭亡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齐后主前后，齐国的地理条件没有变化，太行山、长城、长江、淮水都依然如故，甚至国家的赋税收入、军队的多少都是原样，但为什么“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呢？主要原因是“前王……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挥霍无度，骄奢淫逸。“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因此，导致了“土崩瓦解，众叛亲离”。同样的客观条件，国家有兴有亡的差别，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同的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也是如此。他认为陈后主不像陈高祖那样，“拔起垅亩，有雄桀之姿”，而是“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根本“不知稼穑艰难”，因而他堕落腐化，导致了政治腐败。关于隋朝的灭亡，魏徵也是从隋文帝、隋炀帝身上去找原因。由此可见，北齐、陈、隋等王朝的灭亡，尽管其具体情况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统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既然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那就只有从历代统治者的活动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巩固当代统治者的地位。在《五代史》中反映的魏徵的这种史学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一样，完全迎合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从政治上总结历代统治者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西周统治者的观点。刘邦即位以后，听了陆贾总结了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历史经验，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陆贾为他编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被刘邦大加称赞的《新语》，就是这种政治要求的产物。张释之也是因为“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而使汉文帝非常满意的。唐朝的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唐朝初年，李渊就非常注意总结秦、隋灭亡的教训与汉、唐兴盛的经验。他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隋朝末年，“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致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因而他就“拨乱反正”，虚心听取意见，致使君臣合作，政权巩固。唐太宗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是人所共知。他不断与大臣们讨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原因，故而深知“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所以，他把大臣们当作“耳目股肱”，希望君臣“协力同心”，治理好国家。不难看出，由于统治者的亲身感受，直接从政治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由来已久了。然而，通过撰写史书，间接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寻找借鉴，则是从唐初开始的。如果把这称为鉴戒史学，那么，魏徵总负责的《五代史》就是鉴戒史学的开端。

　　稍晚于《五代史》的《晋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撰写了史论，就是因为西晋是统一的、短暂的王朝，“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于是，他就“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他批评司马氏“前忠而后乱”，“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正是借古喻今，告诫臣下不要像司马氏那样，颠覆李氏政权。

　　唐太宗对晋武帝的评论，也正是唐初政治家的观点。他说，晋武帝初期，“敷化导民，以佚待劳，以治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但由于他“不知处广以思狭”，“居治而忘危”，所以没有采取长治久安之策，致使“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显然这是告诫他的子孙们，统治者要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治”，必须预见到“治”可以转化为“乱”。统治者必须千方百计地防止这种转化，否则就会像西晋那样很快灭亡。

　　唐太宗这种间接地寻找历史借鉴的思想，与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他与魏徵讨论政事时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就是说，皇帝的地位不是永远牢固的，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魏徵还进一步分析了皇帝的地位不能永固的原因。他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太宗批评晋武帝“居治而忘危”，魏徵认为“居安忘危”是所有亡国之君的共同特征。他们这种政治观点与史学思想的完全一致，正是鉴戒史学的鲜明特点。

　　《贞观政要》虽非史学专著，但《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列入《史部·杂史类》，也算唐代史籍的组成部分。本来，吴兢撰《贞观政要》是因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为了使后来的统治者“克遵前轨，择前而从”以成更大功业，所以，戈直在序中说：“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不过，就该书的内容而论，涉及范围很广。唐太宗君臣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自五帝、三王，下至隋炀帝，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无不有所涉及。因此，该书的内容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把总结的经验教训落实在贞观年间的政治上。换言之，贞观之治，是唐太宗统治集团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历史前进的措施而形成的。正因如此，《贞观政要》的内容，不仅“唐世子孙……书之屏帷，铭之几案”，而且“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由此可见，《贞观政要》是一本充分发挥了作用的鉴戒史学著作。

　　《通典》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其作者杜佑（735-812）历经唐代的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也就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的动荡时期。他从18岁起以父荫为济南参军，后又历任工部、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又至检校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宰相等职。既然他出入将相，长期作官，当然要为维护唐朝统治者的地位而费尽心机。他编撰《通典》，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于是，他就根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的道理，编撰了《通典》。这就决定《通典》也必然有鉴戒史学的内容。

　　杜佑认为，唐代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这与魏徵在《五代史》中的观点一样，抛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这个结论，是根据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图”，“富国强兵”的“贤者”。

　　既然国家兴亡的原因在统治者本身，于是杜佑认为，要使社会安定，必须“薄赋轻徭”。要做到“薄赋轻徭”，统治者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他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非常明显，这是通过史书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在这方面，可以说《通典》与《五代史》、《贞观政要》等书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

　　司马光编撰《通鉴》，是因为他认识到“治乱之原，古今同体”。所以，他希望统治者能从读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借鉴。但由于自古以来的史书太多，一般人读起来尚有困难，何况政务繁忙的皇帝呢！于是，他对旧史籍的内容进行认真选择，“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成《通鉴》，供皇帝阅读。既然是专为皇帝撰写的史书，当然是要以历代的治乱兴衰为其主要内容的。

　　在《通鉴》中，司马光也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因。他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尝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这正是司马光重视“人事”，不谈天命的证明。

　　他关于汉武帝与秦始皇帝异同之处的论述，也充分说明他认为统治者地位的巩固与否，关键在统治者本身。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这就是说，秦的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奢极欲，劳民伤财，迫使农民起义所致，而汉武帝虽然也曾如此，但他还能分清是非，不受人蒙蔽，重用贤人，而且“晚而改过”，所以避免了灭亡的危机。这与班固用五德终始说解释秦亡汉兴截然不同。

　　司马光认为，统治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统治者地位能否巩固，关键在于统治体系能否维持下去。例如，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承认他们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威烈王自己破坏了“礼”。尽管韩、赵、魏三家强大，如果他们“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强大的诸侯还可以讨伐他们。但由于他们“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礼被破坏，后果是严重的，因最高统治者是靠礼统治广大人民的。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就是纪纲。天子只有运用纪纲的作用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他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非常明显，所谓“礼”就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统治体系，是儒家思想的内容。这一套体系如果不被打乱，统治者的地位当然是巩固的。

　　要有效地维持统治体系，必须重视“教化”和“风俗”。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臣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认为东汉光武帝就是明智君子。因为光武帝“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继之明帝、章帝也是如此。“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不难看出，所谓“教化”，就是用儒家思想教育人民；所谓“风俗”，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由于“教化”立，“风俗”成，所以东汉政权稳定。自桓、灵以后，情况大有改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因为固有的“教化”与“风俗”的影响，即使像曹操那样，“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由此可见，司马光不仅要统治者重视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还说明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

　　在统治者怎样用人方面，司马光总结了一套经验。他把人分为四等：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才皆无者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他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小人”还不如“愚人”呢？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在司马光看来，自古以来，乱国篡权者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因此统治者为了防止别人颠覆自己的政权，宁可用“愚人”，而不用“小人”。

　　司马光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就是说，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在于君。君如果不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地位是危险的。

　　司马光为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是多方面的。宋神宗亲自为之作序，并赐名曰《资治通鉴》，正说明该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也都把《通鉴》奉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指南。金世宗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世之良史，无以加也。”元朝、明朝的皇帝，也都要臣下为他们进讲《通鉴》，以做为他们制定政治措施的借鉴。清末的统治者也曾欲借助《通鉴》挽救其江河日下的危机。这都说明《通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鉴戒史学发展到《通鉴》已经到了成熟阶段。

　　综上所述，从《五代史》开始的鉴戒史学，经过《晋书》、《贞观政要》、《通典》到《通鉴》，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五代史》起了古代史学思想转折点的作用，《贞观政要》与《通典》，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借鉴，《通鉴》则全面系统地为统治者总结了经验，提供了借鉴。因而，我们认为，《通鉴》是鉴戒史学的集大成者。

　　从资料上唐代史学为《通鉴》创造了条件

　　自古以来，任何史书的编撰都必须有充足的资料。一本史籍的史料价值如何，直接影响着史书的史学地位。因而，史学家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刘知几对古代史书的总结，提高了人们对史料的作用的认识，从而促使唐代史学家更加认真地对待史料。同时，由于政治的需要，唐朝政府也重视史料的搜集，给唐代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唐代史学家对修史工作中的史料问题就特别重视。在这方面，《通鉴》与唐代史学密切相关，并且有共同之处。以下分两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广泛搜集资料。唐朝正式建立设馆修史的制度以后，即明确规定了政府的有关机构必须按时向史馆报送有关资料。例如，礼部按季录送祥瑞的资料，太史按季报送天文祥异的资料，鸿胪寺负责从少数民族或外国来使中了解各种情况，如来使所代表的民族或国家的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及其君主姓名等，刑部所司的法令变改，断狱、新议等，必须立即报告。《唐会要》卷六十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记载非常详细。这说明唐朝政府把搜集史料是当作重视修史的一个方面的。

　　刘知几认为，修撰史书必须广泛搜集史料。没有史料，即使史家很有才干也无济于事。于是他说：“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这里所谓的“学”，是指工具和原料。没有原料就修不成宫室，当然没有史料就修不成史书了。他还更直截了当地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他以左丘明修《左传》为例说：“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同时，他还以司马迁和班固的修史为例说：“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除了与《史记》重复的部分以外，“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词。”在刘知几看来，《左传》、《史记》、《汉书》，“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其重要原因是左丘明、司马迁博览群书，广泛搜集史料，以致《左传》、《史记》的内容充实，言不虚发。刘知几从理论上说明史料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后来史家在这方面的认识。

　　杜佑撰《通典》，也很重视史料的搜集。本来，刘秩的《政典》就是“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而成，“大为时贤称赏”的著作。但杜佑仍不满意，故又以此为基础，广泛收集资料，大量增加新的内容，连最新的资料，开元时所编的《礼志》、《乐志》也都参考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杜佑用35年的功夫编撰这部200卷的巨著，不占有大量的资料是不可思议的。

　　司马光编撰《通鉴》，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史学家重视资料的优良传统。同时，宋朝政府也为了他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宋英宗命他于崇文院置局专门修撰《通鉴》的时候，同时又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龙图阁和天章阁是庋藏宋太宗和宋真宗著作的地方，当然会有不少典籍。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书目》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另外，在洛阳的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还藏有唐朝到五代时期的奏牍案簿，司马光也可以参考。

　　由于司马光重视史料，宋朝政府又为他提供了搜集资料的方便，所以，《通鉴》资料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张煦侯先生把撰写《通鉴》引用的所有资料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等10类共301种。陈光崇先生认为，张煦侯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通鉴》所用的史料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但张氏所考，“并非尽善，而是一有错误，二有阙遗”。于是，陈先生又正误补阙，结果确定司马光撰《通鉴》共参考书359种。359种资料的搜集，正是《通鉴》成功的基本保证。

　　在司马光参考的300多种资料中，绝大部分出自唐人之手，或与唐人密切相关。《通鉴》是战国至五代上下1362年的通史，唐代仅289年的历史，为什么说绝大部分资料出自唐人之手或与唐人密切相关呢？

　　战国秦汉时期，由于与北宋相距久远，绝大部分文献资料已经散失，有3/4的资料来自正史，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其他方面的资料很少。即使如此，这些正史也与唐代史学密切相关。现存《史记》的旧注有3家，其中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都出自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汇集了隋代以前23家的注释，纠谬补阙，消除了一些文字音义上的障碍。李贤对《后汉书》的注，虽然不及颜师古注《汉书》那样严谨、细致，但对后人阅读《后汉书》也很有帮助。司马光阅读正史，必然借助于这些注释。这不能不说是唐人为司马光撰《通鉴》提供了方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北宋相距虽稍近些，但资料的散失也很严重，所以，也有2/3的资料来自正史。其他方面的资料不多。不过，这一时期的正史很多是唐代史学家所撰。《梁书》、《陈书》为姚思廉撰，《北齐书》为李百药撰，《周书》为令狐德撰，《隋书》为魏徵等人所撰，还有纵观南朝与北朝的《南史》、《北史》，为李延寿撰。另外，还有唐太宗亲自参与，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所撰的《晋书》。这些唐代史学家的史学著作，正是《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史料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通鉴》的魏晋南北朝部分从史料上说与唐代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隋唐五代时期，与北宋年代衔接，各种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后晋刘撰《旧唐书》、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时所看到的资料，司马光撰《通鉴》时也都看到了。由于司马光能够看到大量的原始资料，所以，《通鉴》的这一部分资料，来自正史的比例大大下降。《通鉴考异》于这一时期各纪中参考的文献资料约270多种，正史以外的资料就有260多种，占《通鉴考异》全部所引资料的5/7以上。

　　在各种资料中，最受司马光重视的是《实录》。《实录》之名起于萧梁，到唐代就很完备了。唐代的《实录》都根据《起居注》、《日历》、《时政记》的内容按照年代顺序编写。《起居注》是专记皇帝的言行动止的，《日历》是史官逐日撰写有关朝政事务的史册，《时政记》是由宰相亲自记录的皇帝言行与军国大事。不难看出，《实录》的内容是有关国家的政治大事。这正是司马光重视《实录》的原因所在。

　　唐朝的每个皇帝都有《实录》。本来，唐人所修的唐代皇帝的《实录》，仅自高祖到文宗，武宗只存1卷。到了北宋，宋敏求又补修了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6个皇帝的《实录》。宋敏求修唐代最后几个皇帝的《实录》，无疑是根据唐代的资料。唐朝的历史，对北宋人来说，是近代史。北宋人搜查唐代的史料，不管是口头传说，还是有关文献，都比较容易，所以，宋敏求所修的唐代皇帝的《实录》，起了保存唐代历史资料的作用。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更原始的资料，当然更加珍贵。

　　其他方面的资料，如唐代的文集、奏议集，各种杂史等，都是《通鉴》史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司马康说：“其在正史外……唐以来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由此可见《通鉴》的《唐纪》部分基本上是司马光直接根据唐代的原始资料写成的。

　　诚然，修史者重视资料并非从唐朝开始，司马迁如果不广泛搜集资料，《史记》也不会成为不朽的著作。但是，从政府到史学家，通过明文规定或理论上阐述，把史料视为撰写“传诸不朽”的史籍的前提条件，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来，司马光重视史料的作用，如果说是继承并发扬了唐代史学家的学风，决不是牵强附会的。

　　第二，认真考辨史料。自古以来的史学家，都没有马马虎虎地对待史料的主张。但把认真对待史料提高到理论上进行认识，是从刘知几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的。刘知几认为，有关古代历史的记载很多，这些记载，并非都是事实的反映，修史者必须认真辨别、选择，慎重对待，决不能轻信某一种文献的记载。他举例说：“路史余论》上记载：‘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列子·天瑞》上记载：“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这些都是荒诞无稽的，不可相信。

　　有些史书，虽然大体上符合事实，但因某些原因，还有些夸大或不实之处。例如，“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其氏族。”这就难免有些吹嘘或夸张之处。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必须“练其得失，明其真伪”。

　　至于一些毫无根据的传闻，更应该认真分析。像曾参杀人（有与曾参同名者杀人，误传为曾参），不疑盗嫂（有人诬蔑直不疑与其嫂私通）之类，更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些都是“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必须认真分析，才知道是误传。

　　由于各种文献真伪有别，修史者应该“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决不能“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他还告诫修史者，“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他要修史者对不同的记载，可疑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慎重辨别，分清是非真伪，是因为史书是有关千秋万代的事，不可贻误后人。毋庸置疑，只有在认真研究古籍的基础上才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杜佑的《通典》，是体现了刘知几的思想的。杜佑决不轻信任何史料。例如，《通典》卷二载：“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杜佑对这个数字大有惑疑，所以他自注道：“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余，恐本史非实。”这个惑疑，并非主观臆断。因为开皇九年（589）任垦田千九百四万四千二百七十六顷，仍按开皇中的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计，每户合垦田二顷余。20年左右的时间，垦田数字增加如此之大，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在古史的记载中，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时，杜佑也不轻易地肯定一种，否定一种，而是用存疑的办法把不同的记载都保留下来。例如，《通典》卷八载：“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杜佑对此作注道：“钱者，金币之名，先曰泉，后曰钱，大于旧钱其价重也。班固以为文曰‘宝货’，韦注国语云：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未详孰是，故两存焉。”对周景王所铸的大钱，班固与韦昭可能有不同的根据，故而有不同的解释，杜佑无法弄清是非，遂把两种解释都保留下来。

　　杜佑不轻易肯定或否定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意见，绝不等于他对任何问题是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他总是态度非常明朗的。例如，《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汉书·沟洫志》载：“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通典》卷二采用了《汉书》的记载，并明确表示“史记》云西门豹引漳溉邺，误”。这是杜佑对两种史料进行考辨的结果。根据两种记载，杜佑的结论是可信的。因为《史记》的记载过于简略，《汉书》的记载则颇详细，并有史起批评西门豹不引水为民造福的言论。如史起说：“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魏襄王才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显然，《汉书》的记载较为可信。

　　正因为杜佑对史料的态度非常慎重，所以《通典》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司马光撰《通鉴》时对史料考辨的成就，是远远超过唐代史学家的。在考辨史料的过程中，撰成一部30卷的《通鉴考异》，也就是把考辨史料的成就辑成一部专著，这是前无古人的。比起杜佑在《通典》中的自注显然有很大的发展。在《考异》中，他既很重视各种资料的来源，也非常重视各种资料书的作者情况以及编撰该书的历史背景。根据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决定取舍。同时，还说明取舍、存疑的理由。这都说明司马光撰《通鉴》时对史料的考辨既继承了唐代史学家的传统，也是有开创性的。

　　综上所述，就《通鉴》的史料价值来说，魏晋南北朝部分高于战国秦汉部分，隋唐五代部分又高于魏晋南北朝部分。隋唐五代部分中的唐代部分尤其珍贵。为什么说隋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而唐代部分尤其珍贵呢？

　　战国秦汉部分的资料主要来自正史，这就决定正史与《通鉴》的内容有很多是重复的，《通鉴》中保存的正史以外的资料很少。因此，研究战国秦汉的历史，《通鉴》的作用就不十分重要。

　　魏晋南北朝部分的资料，虽然还有2/3来自正史，但正史以外的资料毕竟增多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不仅朝代更替频繁，而且常有多个政权并立。因此，历史情况复杂，头绪繁多。一种正史只叙述一个政权的兴衰。例如，《北齐书》、《周书》、《陈书》，各自叙述一个同时存在的三个政权的兴衰。《通鉴》把这些资料综合整理，系统全面叙述，使人们对当时全国的情况一目了然。从这方面说，《通鉴》起了正史所不能起的作用。另外，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从而也就出现了一些反映这种情况的“霸史”。《隋书·经籍志》所列霸史书目共27部，335卷，如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常璩的《华阳国志》，就是这类史籍。司马光参考这类史籍，不仅整理、分析了资料，提高了《通鉴》的质量，同时也起了保存资料的作用。因为这类资料早就散失了。从了解历史情况的方便以及掌握正史以外的资料更多方面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通鉴》的作用就较前大得多了。

　　隋唐五代部分特别是唐朝部分的资料就十分珍贵了。

　　其一，是因为资料的来源极为广泛，而且这些资料大量的早已失传了。如唐朝各个皇帝的《实录》，是司马光最重视的资料。他在《考异》中大量运用《实录》的资料去考订、校正正史及其他文献，仅用《实录》纠正两《唐书》之误的就有185处。可惜这样重要的资料，到现在只剩下《顺宗实录》了。唐代的国史也都散失，《起居注》也只有《大唐创业起居注》了。柳芳的《唐历》，司马光也很重视，《通鉴》中采用《唐历》的资料很多，粗略统计，在《考异》中提到《唐历》的将近150处（同一问题提到两次者只算一处）。但这些重要的史籍，除了从《通鉴》或《考异》中知其一鳞半爪之外，其他也就一无所知了。由此可见，就保存唐代的史料方面说，《通鉴》是首屈一指的。

　　其二，《通鉴》所保存的史料不仅涉及的范围广，而且较为可靠。在大量的史料中，往往出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记载。司马光不是轻信一种，否定其他，而是对各种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辨，选用可靠的一种。《考异》就是司马光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反映。30卷的《考异》中，唐纪部分占近2/3，正说明司马光对唐代史料下功夫之深。《考异》的史学价值，不仅在于它通过考辨使后人增长了史料知识，而且还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后人再去进行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如有人先后看到同一问题的两种记载，就往往以后者去否定前者。这种情况，现在也不乏其例。司马光把各种情况综合分析，考辨各种资料的真伪与可信程度，就可使人们不再走此弯路。另外，范祖禹所撰唐史长编达六七百卷，司马光最后把它定为81卷，也说明《唐纪》部分所涉及的史料范围极为广泛，而且较为可靠。这些无不说明《通鉴》的《唐纪》部分史料价值最高。也可以说，《通鉴》的史料价值基本上决定于其《唐纪》部分。因为除了《唐纪》部分史料价值最高以外，《唐纪》在《通鉴》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战国秦汉部分622年的历史才68卷，魏晋南北朝369年的历史共108卷，而唐朝289年就占81卷。

　　根据以上情况，说唐代史学从史料上保证了《通鉴》的史学价值是不算过分的。

　　从体例上《通鉴》是唐代

　　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自《汉书》开始了纪传体断代史以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一系列的断代史就应运而生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内容愈来愈多，仅只叙述一个时期的断代史，显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这就要求再有通史的问世。南朝梁武帝、吴均所撰上起三皇，下至南齐的《通史》，正是这种时代要求的产物。到了唐代，对通史的要求更有发展。

　　首先，是最高统治者迫切要求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李渊开始，就注意总结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经验教训。到唐太宗时，更加重视这方面的问题。魏徵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这就是说，史官必备的条件很高，其任务也很重要，史书的社会作用很大。唐初的统治者这样重视史官与史书，可见史学的发展已使他们感到迫切需要了。仅根据《贞观政要》可知，唐太宗与诸臣下讨论古今时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上起五帝三王，下至隋朝，历代都有。这就需要有丰富的通史知识。如果有一部通史为统治者提供方便，当然是欲过河而船来的美事。

　　其次，史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编撰通史。在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把各种图书分为6类，总共596家，13269篇。其中史籍34家，1384篇。由于史籍数量不多，还不能单独成为一类，所以史籍还只能附在经书类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书的数量大量增加，其地位也就相应提高。西晋的荀勖，编辑了《中经新簿》，第一次把所有的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的丙部，就是史籍类。到了东晋初年，李充又编成了《晋元帝四部书目》，把《中经新簿》中的乙部与丙部颠倒了过来，原来的经、子、史、集改成经、史、子、集。这种次序的改变，也反映了史学著作的大量增加与史学地位的提高。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现存的第二部综合目录。其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其中史部817部，13264卷，再加上佚书，共874部，16558卷。史部又下分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不难看出，史部在全部书目中的比重大大增加。

　　史书数量的增加，固然标志着史学的发展，但却给读史增加了不少困难。就以正史为例，前后两朝的断代史互不衔接，也有重复；叙述同时存在的几个政权的史书，又是仅仅各自叙述一个地区的历史，没有全局观点。这样一来，人们欲通观全部历史，特别是统治者要想从整个中国的全部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很困难。这也需要有通史的出现。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唐代开始编撰通史是历史发展的要求。生活在唐太宗到唐高宗时的李延寿，编撰《南史》和《北史》，就发挥了通史作用。《南史》与《北史》，是从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编撰的。李大师为什么编撰《南史》与《北史》呢？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因李大师未能完成任务而死，李延寿就继承父志，于高宗显庆年间撰成了《南史》与《北史》。《南史》起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包括宋、齐、梁、陈170年的历史。《北史》起于北魏道武帝拓拔跬登国元年（386），止于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共232年的历史。

　　从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史的动机上说，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既互相重复，又有缺遗；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从效果上看，尽管《南史》与《北史》还不是全国的系统通史，但毕竟较南朝与北朝的断代史是前进了一步。

　　刘知几所撰《史通》，是颇有创见的第一部史论著作。中国古代的史书，自《尚书》、《春秋》、《左传》、《史记》以至唐初所修的《五代史》。在这个内容丰富的发展过程中，史书的体例、史学思想、史官制度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这就非常需要对其进行总结，《史通》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刘知几系统地总结了唐初以前的史学发展，如果说《史通》是史学发展史的通史也未尝不可。

　　杜佑所撰《通典》，是典章制度方面的通史。在《通典》之前，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曾撰有《政典》。《通典》是在《政典》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修撰而成的。根据其内容看来，主要是把历代正史的志中的材料集中起来，系统地叙述，同时也参考了许多其他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把原来仅35卷的《政典》扩充为200卷的巨著《通典》。这样内容丰富而又系统完善的典章制度通史的产生，正是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另外，《五代史志》所叙述的内容，并不限于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而是整个南朝、北朝都涉及了，特别是其中的《经籍志》，更是继《汉书》以后对所有古籍的总结。可见《五代史志》也是通史的一种。

　　综上所述，史学的发展，从体例上，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不仅有了历史前进的客观要求，而且已经为通史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所以，到北宋出现通史决不是偶然的。郑樵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他所谓的“会通”，有“统一”和“通”两层意思。郑樵认为，孔子总结了春秋以前的学术著作，司马迁又总结了两汉以前的各种史籍。班固以后，断代史日益增多，人们只知局部，不知整体。重复者“一帝有数纪”，“一人有数传”，遗漏者，前后互不衔接。观点上的不一致，更为明显。如“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隋书》称唐兵为义兵……”这些都是由于史书的作者立场、观点不同所致。正因为如此，他要撰《通志》，把以前的史书内容系统化起来，观点统一起来，成为一部通史。非常明显，宋代人对通史已经感到迫切需要了。

　　司马光顺应了史学发展的趋势，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需要，编撰了《通鉴》。他在《进通鉴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供最高统治者阅读。

　　这里他既说明了《史记》、《汉书》以后史书大量增加，阅读不便的困难，同时也说明他是为了最高统治者的需要编撰《通鉴》。这种内容，既反映了史学本身的发展需要通史，也反映了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地位而需要通史。由此可见，由于政治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唐代出现的《南史》与《北史》、《史通》、《通典》以至宋代的《通鉴》，是通史的发展、成熟过程。在《通鉴》之后，宋代又出现了郑樵（1103-1161）的《通志》，元代又出现了马端临（1228-1322）的《文献通考》。这都足以说明到宋代通史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了。《通鉴》就是通史成熟阶段的代表著作。这又说明，司马光修撰《通鉴》的成功，是与唐代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