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都把古代的史籍分为13类,《起居注》是其中之一。“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不言而喻,研究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起居注》是不可缺少的。最早,“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记载,汉献帝以后到唐朝的各种《起居注》,就有37种。可惜现在这些《起居注》大都已散失了。对现存的温大雅所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对这类史书有进一步的了解。
温大雅
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山西祁县)人。其父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江苏盱眙)司马,大业末年,由于隋朝政治腐败,他谢病而归。大雅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以父忧去职,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隐居于家,不再做官。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做了太原留守,对温大雅非常重视;起兵以后,就以大雅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管文翰。武德元年(618),迁黄门侍郎,不久,又为工部侍郎,后又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贞观年间,又为礼部尚书,封黎国公。永徽五年(654),又被追封为尚书右仆射。
在李渊实行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温大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当李渊进军长安的时候,中原瓦岗军的首领李密致书李渊,要求李渊尊自己为盟主,共同灭隋。李渊认为,李密妄自尊大,正可为自己“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故对李密要“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以达到顺利入关,坐观山东各支力量互争高低,自己收取渔人之利的目的。温大雅完全按照李渊的意图,复书李密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李密得书,喜出望外,示其部下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东都,无心外略。”复书收到预期的效果,李渊当然是满意的。所以,后来李渊迫使隋代王侑让位的时候,温大雅又“与司录窦威、主簿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618),当温大雅为黄门侍郎的时候,其弟温彦博也先后做了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另一弟温大有也因随李渊从太原起兵有功而做中书侍郎。李渊高兴地对他们兄弟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李渊对温大雅的重视,正说明温大雅对李渊建唐称帝是有积极贡献的。
武德末年,在李世民对李建成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中,温大雅是站在李世民一边的。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不仅如此,还有“大雅数陈神策,甚蒙嘉纳”,都足以说明温大雅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后来,唐高宗赠他尚书右仆射,温彦博也在贞观年间官至中书令、尚书右仆射,如果他在玄武门之变中不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这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创业注》中所记关于李渊父子的情况才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李世民的亲信决不会为李建成评功摆好。在《创业注》中,不少谈到战功的地方是把建成和世民相提并论的。
在新旧《唐书》与《通鉴》中,李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李世民精明能干,眼光远大,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他既是主谋人,又有卓著的战绩;而李渊只是一个任其摆布的傀儡。《创业注》的记载则完全不同,李渊老谋深算,智勇兼备,在太原起兵前,早有改朝换代的打算。他既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者和决策人,也是取隋而代之的实现者,从各方面都显示出他是颇具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这种显著的差别,促使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创业注》的记载是可信的,其理由之一,就是温大雅既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他不可能故意降低李世民在建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温大雅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对李渊建唐称帝的过程必然十分清楚,不会弄错。研究唐初的历史,是决不能忽视《创业注》的。
温大雅在什么时候撰的《创业注》,史籍记载不详。我根据《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载:“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理解为“温大雅是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写的《起居注》”。这是我在1980年为中国唐史学会提交的论文《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认识。后来发现这种认识不对,但由于该文已编入《唐史研究论文集》送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无法修改。于是,我又于1982年写了《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在该文中,我还是根据《史通》的有关记载,认为《创业注》是温大雅于武德元年所撰。
宋大川先生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年代考》一文,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后,我很受启发,使我更加相信改变对《创业注》成书年代的认识是必要的。但由于宋先生对怎样理解“义宁、武德间”撰《创业注》的问题未说清楚,所以我认为对《创业注》成书于武德三年初至武德八年底的说法,还需要考虑。
李渊准备起兵
第一卷的内容,是起兵前的准备情况。
首先,太原起兵是李渊早有打算的。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通鉴》载,大业十一年(615)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就“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大业十三年(617),他为太原留守,又“私窃喜甚”,于是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李渊对到太原“私喜此行”,又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反之,对隋炀帝没有任何忠于其使命的表示,显然这是别有用心,另有打算。更有力的证据是,李渊做太原留守不久,曾因其副留守高君雅与王仁恭拒突厥不力而遭到隋炀帝的逮捕。李渊“自以姓名著于图录,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于是,他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非常明显,他认为自己应对隋炀帝取而代之,之所以起兵晚了,是因为其诸子尚未聚集一起。这正可以说明,李渊颇有远见,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早已打算乘机而起了。
以上记载,和新旧《唐书》与《通鉴》的有关内容颇有差距。《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载:当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起兵时,“渊不之知也”,当李世民明确表示应该起兵时,李渊大惊道:“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这些与《创业注》截然不同的内容,更促使我们认识到研究唐朝建立的历史必须重视《创业注》。
其次,李渊对起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在舆论方面,他大肆鼓吹“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我知天意”等等,为他进行改朝换代做思想方面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组织力量,温大雅说: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另外,还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二人“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这就是说,李渊父子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收买各方面有用的人才。为了减少阻力,对其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采用威吓、利用的手段,迫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起兵。李渊对他们说:“刘)武周虽无所能,僭称尊号,脱其进入汾源宫,我辈不能翦除,并当灭族矣。”致使王、高二人“计无所出”,不得不向李渊表示:“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李渊看到“众情归己”,“众皆悦服”,遂借口王、高二人与突厥有所勾结,除掉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准备工作。一面招募兵众,一面派人催促李建成等速赴太原。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必须解决和突厥的关系问题。隋炀帝时,突厥异常强大。大业十一年(615),突厥数十万骑把隋炀帝围困于雁门(山西代县),隋炀帝虽然骄横异常,但此时却束手无策,只是“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国力相当强盛的隋朝尚不能解决突厥问题,对李渊来说,当然更是难题。李渊要想南进,突厥必然是严重的威胁。
李渊对突厥基本上采用了妥协的政策,但他不是简单地让步,而是战而后和。当突厥兵临太原城下时,李渊“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备诸门,并令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这种空城计不能持久,而且“战则众寡非敌,缓恐入掠城外居民”,于是,他又“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要,晓令他道而入,若有来援”。用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迷惑了突厥,才使突厥主动撤去。接着,李渊又致书突厥道:“当今隋国丧乱……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要求和亲,又给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优惠,显然是为了换取边防的安宁。突厥接受李渊的意见,并支持他对隋炀帝取而代之。李渊虽然表面上也谦让一番,但内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一切准备就绪,首先攻取西河(山西汾阳)。这是扫除太原外围隋军据点的战斗。初战获捷,奠定了起兵者的胜利信心。
从准备起兵的各种情况看,同样可以说明《通鉴》等史籍对李渊的有关记载是值得考虑的。
从太原到长安
第二卷的内容,是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李建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创业注》与其他有关史籍也有显著不同的记载。
首先,是李渊对建成、世民是否一视同仁有不同的记载。《创业注》载,在进攻西河时,李渊“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众取之”,临行时,李渊又告诫他们:“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在刚刚宣布起兵不久,李渊又对建成、世民说:“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在进攻霍邑的时候,李渊又对他们说:“今日之行,在卿两将。”这些无不说明,李渊对两个儿子有共同的希望和要求。
其他有关史籍就不同了。《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根据《太宗实录》载:李渊“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载:“太宗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非常明显,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李渊怎样要求两个儿子艰苦创业,共同奋斗,更看不到李建成有任何活动。这样一来,无形之中李世民被突出而李建成的作用不见了。
其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李建成的作用如何,也有不同的记载。
根据《创业注》,在进攻西河时,建成与世民一样,“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都能与士卒同甘同苦,当然不相上下。在进兵霍邑(山西霍县)时,忽然有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袭击太原的传闻,究竟怎样处理这一问题,众说纷纭。李渊征求两个儿子的意见,二人共同回答说:“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有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退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这一段对形势有分析,自己有决心的话,无疑说明建成与世民都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
西渡黄河以后,李渊一面命建成率数万人驻永丰仓(陕西华阴境内),守潼关,监视河东隋军,一面命世民率数万人从渭北西进,经高陵(陕西高陵)、泾阳(陕西泾阳)、武功(陕西武功)、(陕西周至),迂回长安。大业十年(617)十一月,建成与世民两路大军会师长安城下。根据李渊围攻长安的部署,东、南两面由建成负责,西、北两面由世民负责。首先攻入城内的是东面的军头雷永吉部。东面是李建成的进攻范围。不难看出,在攻取长安的战役中,李建成是有显著功绩的。
其他有关史籍的记载是不同的。两《唐书》都避而不谈建成与世民一样,身先士卒地向西河进兵,都记世民率兵徇西河、斩郡丞高德儒。《通鉴》把二人共同训斥高德儒的话:“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记成是世民一个人的话。这样一来,进兵西河的胜利当然与建成无关。关于兵进霍邑时如何处理突厥袭击太原的问题,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载:竭力劝阻李渊回师太原的没有建成只有世民一人,而且还有“高祖不纳”,“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的内容。《新唐书》与《通鉴》的记载也大体类同。突出世民,无疑是贬低建成。关于攻克长安的问题,两《唐书》均未记载李渊关于攻取长安的具体部署和进攻长安的战斗情况,《通鉴》虽然提到雷永吉首先登城,但未提登城的位置,人们当然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建成的部属了。显然,这是掩盖了建成在攻取长安时的作用。
现代的一些史书,大都把李建成写成无才无能、无所作为的人,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李世民起了主要作用,李渊只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傀儡,李建成无功可言。显然这是只重视两《唐书》与《通鉴》而忽视《创业注》的结果。如果认真研究《创业注》的内容,李建成的评价问题,也是需要另加考虑的。
从唐王到皇帝
第三卷的内容,主要的是李渊由唐王怎样登上皇帝的宝座。李渊攻取长安后,就立隋代王侑为皇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代王又“以渊为假黄铖、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地位之高,仅次于皇帝,权力之大,皇帝所不及。在隋朝政权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李渊取代皇帝已是大势所趋。《创业注》的内容是以李渊为中心的。所以,在前两卷叙述了李渊的起兵与进军长安的过程后,继之叙述李渊是怎样做皇帝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李渊登上皇帝宝座的问题,《创业注》比其他有关史籍都记述得更为具体。例如,代王侑做了皇帝以后,就以李渊“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万机百度,礼乐征伐,兵马粮仗,庶绩群官,并责成于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时01奏闻。”两《唐书》与《通鉴》的有关记载都大体类同。所不同者,是《创业注》在此之下还有李渊“固辞不拜”的表示。针对李渊的辞让公卿将佐进言道:“公负孺子当朝,岂得辞乎?摄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临兹大节,义无小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渊才勉强接受。
另如,据《创业注》载,在隋炀帝被杀之前,代王侑就以李渊“功德日懋,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李渊三番五次地谦让,群僚又三番五次地“固请”,李渊终未接受。群僚佩服李渊的高见,私相谓曰:“相王(李渊)格论,绝后光前,发明典谟,申理誓诰,可谓君子一言,定八代之荣辱矣。”关于此事,其他有关史籍,均未提及。
隋炀帝被杀以后,代王侑为形势所迫,又一次表示让位。关于此事,《通鉴》仅记:“隋恭帝让位于唐”,《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记为隋恭帝派人“奉皇帝玺绶于高祖。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记为李渊“三让乃受”。《创业注》的记载就详细得多了。在隋恭帝表示让位后,首先是裴寂等2000人的上疏劝进,以“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独”的理由,说明李渊应做皇帝。李渊退所奏表,并谓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人又进见道:“臣等唐之将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在这种威逼下,李渊才笑而答道:“裴公何相逼之深,当为审思”,但还未应允。裴寂等又一次劝进,李渊才说出了心里的话:“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然汉高云: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为皇帝位,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孤亦何能有异之哉!”显而易见,李渊再三推让,并非真的不愿做皇帝,而是为了防止臣下的口蜜腹剑,以便取得他们的真正支持。
根据《创业注》关于李渊做皇帝的详细记载,说明李渊确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不像刘武周、李轨、薛举、王世充等人那样,割据一方,甘做一隅之主,而是要名正言顺地做全国的皇帝。因此,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他丝毫不露声色,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臣。例如,当他刚打算从太原起兵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当裴寂等人建议他“废皇帝而立代王”时,虽然他也认识到这是“掩耳盗铃”,但他还是说“虽失意于后主(炀帝),幸未负于先帝”。这就是说,即使背叛隋炀帝,也不失是个忠臣。进兵长安后,他立代王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这样,虽然他从实际上是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但他自己还不做皇帝,而采取了立代王为帝的过渡方式,一直到隋炀帝死了以后,他才正式做了皇帝。这样一来,他既不失隋臣之忠,也取得了皇帝的宝座,当然是一举二得,只有有政治眼光的人才能如此。王夫之对李渊在这方面评论,颇能说明问题。王夫之说:“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这就是说,隋炀帝被杀以后,李渊做皇帝是“名正义顺”的。王夫之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他贬低杨玄感、李密当然不足为奇,但他对李渊的推崇,正说明李渊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
以上关于《创业注》的简述,着重于和其他有关史籍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都是在研究唐朝建立的历史中应该进一步考虑的问题。笔者提出这些问题,愿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史学史工作者对《创业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创业注》与其他史籍的不同方面固然重要,但与其他史籍的共同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温大雅是地主阶级的文人,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与其他封建史家一样,必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为了推崇李渊,《创业注》一开始就称李渊为帝,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方面,《通鉴》是直到李渊做了皇帝以后才不再称其为李渊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说司马光比温大雅更实际一些倒是无可非议的。在对待农民起义军的问题上,称起义军的领袖历山飞为“贼帅”,称起义军为“贼众”。这完全是起义群众敌对阶级的立场和观点。除此而外,《创业注》为了给李渊取代隋帝制造舆论,还宣扬了一些迷信思想。例如,第一卷载:大业十三年(617)正月,“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大业初,帝(李渊)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第二卷载,李渊进攻太原,山神为之示路。如此等等,既无史料价值,思想上也无任何积极因素,纯属糟粕部分。无疑,这些内容影响了该书的质量,在论述该书的价值时决不能忽视这一方面。
《创业注》与《通鉴》
如前所述,有关李渊建唐的历史,《通鉴》等史籍的记载与《创业注》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美化李世民,贬低李建成,同时也降低了李渊的作用。李世民为了争夺太子地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史官们奉命篡改实录,把此事写得名正言顺,使李建成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李渊写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任人摆布者,倒是令人不解的,难道贬低李渊会使李世民觉得光彩吗?
认真研究一下《通鉴》,就会发现司马光并没有贬低李渊,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抬高李渊的地位。
《通鉴》的《唐纪》部分,其史料的重要来源,是唐代的实录、国史。实录,国史,都是当代人所修。唐朝人写唐朝的历史,一般说是尊重当代皇帝的,特别是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是共同起兵建立唐朝的。奉命篡改实录者,贬低李渊,固然是抬高李世民的一种手法;但如果把李渊贬得很低,李世民也决不会感到光荣。封建皇帝只能千方百计光宗耀祖,不会丑化其先人。写实录的人不会摆脱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也就不可能把“天资神武”的唐太宗之父写成窝囊废。最合乎情理的办法,是对他们都加以歌功颂德。司马光撰《通鉴》,是为了宋朝皇帝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李渊一样,都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前代皇帝让位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如果把李渊写成赤裸裸的篡权夺位者,赵匡胤又该如何呢?正因为如此,司马光不得不按照为尊者讳的思想,把李渊写成毫无反隋打算的被迫起兵者。
《通鉴》认为,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样,“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因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大节”。忠臣应该“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否则,就是“求生害仁”。按照这种理论,李渊是隋朝的地方官,即使隋炀帝残暴异常,胡作非为,也只能“强谏力争”,不能起兵造反。司马光在评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说:“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正是这种原因,《通鉴》把李渊主动起兵改为被动的任人摆布者了。隋炀帝因为李渊派人对突厥作战失利而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又设下圈套,使他走投无路,另外还有“李氏当应图谶”的舆论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使人觉得李渊并无意背离隋朝,况且,起兵时还曾扬言“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呢?后来到了长安,听说隋炀帝被杀,还“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最后正式做了皇帝,是隋恭帝禅位,“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的结果。这样一来,李渊真可谓忠臣了。王夫之说:“杨广之播虐甚矣,而唐为其世臣,受爵禄于其廷,非若汤之嗣契”,因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机,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这就是说,李渊是隋臣,不能像“汤之嗣契”那样顺利,必须谨慎小心,名正言顺。故而他在各种条件都成熟以后才进兵长安,立代王侑为帝的。王夫之的评论,正说明司马光达到了目的。
与此同时,《通鉴》所载的在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也可谓之孝子。因为李渊对劝他起兵使他大吃一惊而要执李世民“以告县官”的时候,李世民说:“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服从父命至于死,当然是孝子了。这正符合司马光“父之命子不敢逆”,“逆父之命,子不孝也”的思想。宋朝另一史学家欧阳修说过:“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李渊在隋炀帝众叛亲离的时候还忠于他,李世民在李渊非常孤立的时候还绝对服从父命,当然是严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了。《通鉴》把李渊写成“乱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写成颇有才干的孝子,当然是对唐朝两位开国皇帝的最高赞扬。显然,这不是以拔高李世民的手段去贬低李渊,而是根据两个人的不同地位和处境,给与了不同的荣誉。
据上所述,《创业注》是从正面记载了李渊在建唐中的作用,《通鉴》的作者则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从另一方面称赞了李渊,并无贬低李渊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