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9章 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

　　许敬宗是唐朝初期的史官。由於他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好恶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而且政治上看风转舵，完全按照自己的利害决定去向，所以，多受封建史家的指责。《新唐书》把他列入《奸臣传》之首，从而使他成为古代史官中的反面人物。

　　建国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的一些有关史书，除在有的史学史中不得不有所涉及外，在古代史学家传纪之类的著作中，根本未曾把许敬宗列入。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内容；史学的发展，是社会矛盾的组成部分。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史学家也不能一模一样，有对历史的前进起积极作用，也必然有起消极作用的。重视有积极影响的史学家固然正确，但忽视有严重错误的史学家就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正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样，林则徐、孙中山当然必须研究，但李鸿章、袁世凯也不能忽视，否则，就不能真正揭示近代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要真正认识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唐代史学的发展，不弄清许敬宗在唐代史学中的作用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政治生涯

　　许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浙江新登）人。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生，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卒，享年81岁。其父许善心，曾任隋朝礼部侍郎。敬宗在大业年间任通事舍人。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的时候，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杀死隋炀帝，许善心也同时被杀。许敬宗乞求活命，得免於死。后随宇文化及北进，在汲郡（河南汲县）与瓦岗军大战后，宇文化及的军粮极感困难，遂迫使官吏拷掠吏民，搜刮粮食，由於面临困境，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矛盾激化，故其刑部尚书王轨与许敬宗等人投降了瓦岗军。许敬宗被李密任命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共掌文翰。瓦岗军失败后，他又投降唐朝。

　　武德四年（621），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朗化，李世民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於秦王府开设了文学馆。文学馆有18学士，许敬宗是其中之一。文学馆学士是秦王的智囊团，很受当时人的重视，由於李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所以，“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许敬宗成为文学馆学士，当然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贞观八年（634），许敬宗为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又迁中书舍人。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向监修房玄龄提出，一定要亲自观看国史，房玄龄虽然一再劝阻，唐太宗还是固执己见，非看不可。於是，房玄龄与许敬宗把国史删略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唐太宗看了，对於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颇为不满，同时明确表示：他杀建战、元吉与昔日周公诛管、蔡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魏徵也随声附和说：“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许敬宗完全按照唐太宗的意思修改了实录，唐太宗颇为欣赏，因此许敬宗被“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不难看出，唐初的实录不实，是与许敬宗密切相关的。

　　高宗被立为太子后，许敬宗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645），他又随唐太宗进攻高丽。在定州（河北定县）与高士廉同知机要。因中书令岑文本中途病故，唐太宗又召许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贞观二十一年（647），加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即位后，许敬宗为礼部尚书。因其嫁女於“蛮酋冯盎之子”，收聘礼很多，被人告发，左授郑州刺史。不久，又回京师，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永徽六年（655），恢复礼部尚书的职务。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氏的过程中，许敬宗看清了风向，对高宗投其所好。他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不仅如此，他又与李义府等诬奏长孙无忌、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使这些反对派都被贬出京，后又逐个被害，巩固了武则天的地位。许敬宗也因此而於显庆二年（657）被册封侍中，监修国史。

　　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修撰了《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但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许敬宗又“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於是，高宗又命把《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

　　许敬宗看风转舵的政治手腕，取得了武则天的宠信。龙朔二年（662），高宗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即同中书门下三品、知中书事）。

　　麟德元年（664），由於武则天专政，高宗不甘心受其所制，遂密召宰相上官仪商议，打算废掉武氏。因为武氏心腹告密，武则天立即？取对策，暗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等谋大逆，结果，上官仪等被下狱致死。不难看出，许敬宗确实是武则天的心腹之臣。

　　咸亨元年（670），许敬宗因年老辞职，咸亨三年（672）八月卒。“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许敬宗的政治生涯，是看风转舵，投机钻营，从而得到高官厚禄，如愿以偿。

　　熟悉历史，著述甚多

　　许敬宗长期担任史官，对历史非常熟悉。显庆年间，高宗游览汉长安城，他问侍臣道：“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许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后苻坚、姚苌、后周并都之。”高宗又问道：“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许敬宗又答道：“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为昆明滇池所闭，欲伐昆明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事也。”因为许敬宗熟悉而准确地回答了问题，於是，高宗又令他“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

　　麟德二年（665），高宗东封泰山。在到达濮阳（河南濮阳）时，高宗问骑从窦德玄道：“此谓帝丘，何也？”窦德玄无言以对。这时，跟在后边的许敬宗跃马而前答道：“臣能知之。昔帝颛顼始居此地，以王天下。……由颛顼所居，故曰帝丘。”高宗又根据文献记载问了些有关济水、黄河、汶水等河流的情况，许敬宗都一一作了回答，并使高宗非常满意。因此，许敬宗洋洋得意地说：“大臣不可无学，向德玄不能对，吾耻之。”窦德玄“不强所不知”，固然是实事求是，不应该被鄙视，但许敬宗如此熟悉历史，应该肯定是学有专长的。

　　因为许敬宗熟悉历史，擅长史学，所以，他的史学著作是很多的。根据《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与《新唐书》卷五十七至六十《艺文志》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他的著作有：

　　《隋书》85卷 魏徵总知其务，许敬宗与孔颖达、颜师古等撰。

　　《晋书》130卷 许敬宗与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令狐德等18人撰。

　　《高宗实录》30卷

　　《文馆词林文人传》100卷

　　《姓氏谱》200卷 许敬宗与李义府、孔志约等撰。

　　《永徽五礼》130卷 许敬宗与长孙无忌、李义府等撰。《累璧》400卷《目录》4卷《许敬宗文集》80卷《文馆词林》1000卷 许敬宗与刘伯庄等撰。

　　《芳林要览》300卷 许敬宗与顾胤等撰。《西域图志》60卷

　　《丽正文苑》20卷

　　《目》12卷 许敬宗与高士廉、房玄龄、魏徵、褚遂良、姚思廉等撰。

　　《摇山玉彩》500卷 许敬宗与孟利贞、郭瑜、顾胤等撰。《东殿新书》200卷 许敬宗与李义府撰。

　　《图经》7卷 许敬宗与李、长孙无忌、孔志约、李淳风等撰。

　　另外，许敬宗还参加了《文思博要》、《新礼》等书的编撰。许敬宗著述之多，颇为惊人。其中有些史书是为后人研究历史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例如，《晋书》，虽然缺点不少，但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两晋历史的主要参考书，因为它可以提供不少珍贵的资料。《隋书》更是后人研究隋朝历史的主要依据。即使已散失的著作，像实录、国史之类，也在后人修两《唐书》与《资治通鉴》时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研究史学史，特别是唐代史学的发展，是不能绝对否定许敬宗的。

　　随心所欲，歪曲历史

　　许敬宗在史学方面的突出特点，是篡改历史，歪曲历史。为了迎合唐太宗的需要，篡改有关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斗争的历史，已如前述。类似这些问题，决不只此。《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载：“初，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以致使这段历史面目全非，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指责。

　　隋末的内史侍郎虞世基，是隋炀帝的宠臣。他对隋炀帝投其所好，阿谀奉迎，所以当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时，虞世基被枭首示众。虞世基之弟虞世南在其兄被杀死时，“抱持哭泣，请以身代，化及不纳，因哀毁骨立，时人称焉。”与此同时，许敬宗的父亲礼部侍郎许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所杀，但许敬宗却“哀请得不死”，“蹈舞求生”。这些事实，都为当时内史舍人封伦所悉知。经封伦散布出去，当然於许敬宗大大不利。於是，许敬宗怀恨在心，在为封伦立传时就“盛加其罪恶”。

　　钱九陇，在隋时曾是皇家隶人。后来，他参加李渊起兵，建立唐朝。继又在统一战争中追随唐太宗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因屡立战功，故由金紫光禄大夫而为左监门郎将、右武卫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先封郇国公，又改封为巢国公，加食庐州实封六百户。许敬宗贪图财礼，将女嫁於钱九陇。但在修史时又耻於皇家隶人的出身，“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刘文静、长孙顺德，都是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密谋策划者，堪称开国元勋，把其出身於隋朝皇家隶人的女婿抬高到如此的地位，在当时是极不正常的。

　　许敬宗的儿子娶尉迟宝琳的孙女为妻。尉迟宝琳是尉迟敬德的儿子。因为尉迟宝琳赠送许敬宗礼物甚多，故许敬宗修史为尉迟敬德作传时，“悉为隐诸过咎”。太宗曾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许敬宗改为太宗赐《威凤赋》於尉迟敬德。

　　还有，“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许敬宗受其贿赂，在修史时，为其虚美隐恶，“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

　　以上数例，充分说明许敬宗修史的品德是极其恶劣的。封建史家提倡的“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等，许敬宗都置若罔闻，所以《旧唐书》称他“才优而行薄”，倒是符合事实的。

　　咸亨三年（672）八月许敬宗死，第二年三月，高宗即下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高宗谓刘仁轨道：“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至如先朝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幸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务昼昏，部伍错乱。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后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於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一方军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传内，称是徵之谏语。此既乖於实录，何以垂之后世。”这些事例，都更有力地说明许敬宗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地方是很多的。另外，高宗还嫌许敬宗对太宗的武功文治写得不够充分，要刘仁轨等人进行补充。由此可见，许敬宗对唐高宗也没有取得好感。

　　功过分明

　　许敬宗死了以后，在怎样评价许敬宗的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在为他定谥号的时候，博士袁思古认为：“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长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闻诗学礼，事绝於家庭；纳？问名，惟闻於黩货。白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这就是说，谥号是对人一生评价的高度概括。

　　“名与实爽”，就是名不符实。如果说许敬宗身为史官，没有按照史官的品德修史，倒是恰如其分的。但袁思古对他的指责并不在此，而是指他“长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

　　所谓“长子於荒徼”，就是许敬宗的长子许昂与其继母私通，许敬宗责其不孝，奏请流於岭外。所谓“嫁少女於夷落”，是指“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冯盎是十六国时北燕天王冯弘的裔孙。北魏灭北燕后，冯弘亡奔高丽，其子冯业渡海归附东晋，世居岭南，至盎已“居越五世”。隋末唐初，有人劝他割据岭南，称南越王。他不愿分裂割据，於武德五年（622）降唐。唐高祖授盎上柱国、高州（广东高州）总管，封越国公。冯盎本是汉人，由於先人曾仕鲜卑慕容氏的西燕为将军，冯氏迁岭南后，“聘越大姓洗氏女为妻”，而且长期在越人地区做官，故被视为“蛮夷”。即使冯盎是蛮酋，许敬宗嫁女於其子，也无可非议，汉、唐等强大的封建王朝不是都实行过和亲政策，嫁宗室女於少数民族的首领吗？问题在於他“多纳金宝”，故而曾为有司所劾，才左授郑州刺史的。

　　根据以上情况，许敬宗责其长子不孝，是完全应当的；嫁女於冯盎之子，也无可责难；只有嫁女时“多纳金宝”是贪财行为。贪财是许敬宗的突出特点，他嫁女於钱九陇是“贪财与婚”；其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也是“多得赂遗”。由此可见，“纳？问名，唯闻於黩货”，确实是抓住了许敬宗的要害。经过争论，虽然将谥号改为“恭”，但主张改者的理由是“既过能改曰恭”。可见改并不是否认他有过。这里所谓的“过”，主要着眼於封建政治。从这方面批评许敬宗是名正言顺的。

　　从史学方面说，首先应该肯定许敬宗有一定的功劳。他与房玄龄、褚遂良监修的《晋书》，超过了唐以前所有的古史，刘知几说：“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晋书》能够代替其他各家晋史留传下来，正说明许敬宗在唐代史学发展中是有贡献的。

　　许敬宗参与编撰的《隋书》，其史学价值更高。清人赵翼说：“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立笔严净如此。”唐初的史学名臣，无疑包括许敬宗在内。当然，《隋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字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例如，《开皇起居注》、《大业起居注》等原始文献，都早已散失，还有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其他史籍也无从查考，都只有通过《隋书》才能知其大概。可见，《隋书》是现在研究隋史最重要的资料。许敬宗既然参加了《隋书》的修撰，当然有他一份功劳。

　　另外，许敬宗所修实录、国史之类史籍，在后来修撰两《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时，也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其次，许敬宗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也必须予以揭露。

　　许敬宗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内容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确知。至少说，经他篡改过的高祖、太宗实录，是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的。虽然实录的原文现已见不到了，但通过《旧唐书》是可以知道些情况的。赵翼说：“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不难看出，《旧唐书》的内容很多就是实录、国史的原文。李渊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的历史，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最原始的文献，但《旧唐书》的记载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我已在《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叙。由于篡改实录而形成的不同记载，给后人正确认识唐朝建国的历史造成了很大困难。武德年间的历史，也有很多令人惑疑之处。例如，据《通鉴》记载，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曾几次有废李建成、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打算。现在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些记载大凡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唐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虽然这种认识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许敬宗等人对唐太宗投其所好，歪曲历史，是无可惑疑的。尽管许敬宗等人是奉唐太宗之命而篡改、曲解历史，但其看风转舵、投机钻营的品行，不可否认是起了更坏作用的。

　　至于许敬宗根据自己的利害、个人恩怨，随心所欲地歪曲、篡改历史，更是不乏其例。他通过张冠李戴，虚美隐恶，使很多文献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给后人研究唐代历史造成了迷雾。这些都是许敬宗不可逃脱的历史罪责。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因而史学家歪曲历史是不言而喻的。但像许敬宗那样，赤裸裸地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利害歪曲历史却是罕见的。如果说这是许敬宗的莫大耻辱，倒是毫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