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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联盟决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的空前进攻，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抵抗和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的误国政策。1931年9月2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将事变诉诸国联，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危及各国和平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恢复原状，并决定应向中华民国支付的赔款总额及性质”。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仓促举行会议。而此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国联理事会在听取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后，按照英国代表塞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荒谬地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等看待。
为了应付国联的决议，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侵略行径说成是“自卫”，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将军队撤退至满铁范围内。声明把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以争取列强的同情。
日本此举果然奏效，它使国联相信，是中国人“大大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只要假以时间，日本会找到体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日本大受鼓舞，认为国联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随后便趁势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28日，中国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建议国联派一个中立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事实真象，但遭日本代表断然拒绝。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又通过决议，决议内容空洞无物，它徒然地呼呼中日两国尽力避免形势的恶化，并未重申撤兵要求，派调查团一事也由于日本的反对而作罢，理事会随之休会。
国联的态度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1931年10月8日，日本轰炸锦州，国联才感到局势的严重。10月9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示外交大臣雷丁：“我们在理事会必须在认真制定政策方面能起领导作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电国联，表示愿与国联进行合作，并决定以国联邀请的方式参加国联下次会议。10月13日，应中国代表要求，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没有退兵，反而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廉吉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做出第3次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军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这是自事变以来国联对日本提出的最强硬的要求。尽管如此，但决议仍然没有谴责日本侵略者，而且由于日本的反对，大会主席白里安宣布：依照盟约的规定“未获全体通过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这说明，国联仍未改变对日本姑息迁就的立场。
日本坚决拒绝了国联的撤军要求。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企图破坏日本国民“生存权益”，声称日本如果撤军，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日本不仅拒绝撤军，而且于11月初大举进犯黑龙江，使国联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3天后，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日军没有像西方各国所希望的那样进攻苏联，而是掉头南下进攻锦州。为了欺骗国联，转移其要日本撤军的注意力，11月17日，日本主动提出要求国联派调查团到满洲调查的建议。国联如获至宝，将注意力完全转到派调查团的问题上，在短短20几天的会期中，理事会竟召开21次秘密会议讨论调查团问题。日本则乘机提出要国联承认其在东三省的所谓“剿匪权”。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定派遣国联调查团远东考察，同时也让日本最后以保留发言的形式实际获得了“剿匪权”，给日本以后的军事提供了“合法”的外衣。12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要求：“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所谓“剿匪为名，增派兵力，攻占锦州和辽西”。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日本正是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国联活动的中心也转向国联调查团。
根据12月10日的国联决议，调查团由5人组成，其任务是“到当地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威胁或扰乱中日两国间的和平的一切情况”。中日两国可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并对其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前驻印度代理总督李顿爵士，团员为美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少将，法国殖民地防御咨询委员会主席、前驻印支法军司令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以及意大利外交官马柯迪伯爵。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作为顾问参加调查团。
这个几乎全由殖民主义分子组成的调查团成立后，行动迟缓，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日本已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成立了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现状。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6月5日回到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与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
报告书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预谋，但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却诬蔑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遮目；报告书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揭露了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又“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极大重要性”，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为日本侵略制造合法依据。
在解决方法上，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状况的要求，也反对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主张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以国际共管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仓促举行会议。而此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国联理事会在听取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后，按照英国代表塞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荒谬地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等看待。
为了应付国联的决议，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侵略行径说成是“自卫”，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将军队撤退至满铁范围内。声明把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以争取列强的同情。
日本此举果然奏效，它使国联相信，是中国人“大大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只要假以时间，日本会找到体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日本大受鼓舞，认为国联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随后便趁势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28日，中国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建议国联派一个中立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事实真象，但遭日本代表断然拒绝。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又通过决议，决议内容空洞无物，它徒然地呼呼中日两国尽力避免形势的恶化，并未重申撤兵要求，派调查团一事也由于日本的反对而作罢，理事会随之休会。
国联的态度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1931年10月8日，日本轰炸锦州，国联才感到局势的严重。10月9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示外交大臣雷丁：“我们在理事会必须在认真制定政策方面能起领导作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电国联，表示愿与国联进行合作，并决定以国联邀请的方式参加国联下次会议。10月13日，应中国代表要求，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没有退兵，反而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廉吉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做出第3次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军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这是自事变以来国联对日本提出的最强硬的要求。尽管如此，但决议仍然没有谴责日本侵略者，而且由于日本的反对，大会主席白里安宣布：依照盟约的规定“未获全体通过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这说明，国联仍未改变对日本姑息迁就的立场。
日本坚决拒绝了国联的撤军要求。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企图破坏日本国民“生存权益”，声称日本如果撤军，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日本不仅拒绝撤军，而且于11月初大举进犯黑龙江，使国联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3天后，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日军没有像西方各国所希望的那样进攻苏联，而是掉头南下进攻锦州。为了欺骗国联，转移其要日本撤军的注意力，11月17日，日本主动提出要求国联派调查团到满洲调查的建议。国联如获至宝，将注意力完全转到派调查团的问题上，在短短20几天的会期中，理事会竟召开21次秘密会议讨论调查团问题。日本则乘机提出要国联承认其在东三省的所谓“剿匪权”。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定派遣国联调查团远东考察，同时也让日本最后以保留发言的形式实际获得了“剿匪权”，给日本以后的军事提供了“合法”的外衣。12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要求：“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所谓“剿匪为名，增派兵力，攻占锦州和辽西”。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日本正是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国联活动的中心也转向国联调查团。
根据12月10日的国联决议，调查团由5人组成，其任务是“到当地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威胁或扰乱中日两国间的和平的一切情况”。中日两国可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并对其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前驻印度代理总督李顿爵士，团员为美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少将，法国殖民地防御咨询委员会主席、前驻印支法军司令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以及意大利外交官马柯迪伯爵。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作为顾问参加调查团。
这个几乎全由殖民主义分子组成的调查团成立后，行动迟缓，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日本已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成立了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现状。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6月5日回到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与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
报告书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预谋，但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却诬蔑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遮目；报告书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揭露了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又“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极大重要性”，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为日本侵略制造合法依据。
在解决方法上，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状况的要求，也反对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主张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以国际共管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