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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狡免死，走狗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是38摄氏度的大热天。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
“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党的关心，共产党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10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邨负责。周的近2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性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亲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胸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性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
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
但周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
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
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二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坐一会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周佛海写过几次信，也不见人影。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
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
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戴笠开门见山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
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幼海漠不关心。
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
杨淑慧心乱如麻，呆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
“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
“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
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事情要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幼海说：“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
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
“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
“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
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
“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幼海又顶了一句。
“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
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
戴笠又笑了，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
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幼海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幼海笑笑说：
“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
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马上要回来，向周家的“基度山”开刀。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
“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党的关心，共产党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10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邨负责。周的近2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性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亲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胸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性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
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
但周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
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
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二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坐一会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周佛海写过几次信，也不见人影。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
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
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戴笠开门见山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
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幼海漠不关心。
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
杨淑慧心乱如麻，呆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
“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
“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
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事情要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幼海说：“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
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
“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
“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
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
“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幼海又顶了一句。
“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
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
戴笠又笑了，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
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幼海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幼海笑笑说：
“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
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马上要回来，向周家的“基度山”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