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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扶植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授意“关东军三羽”商讨下一步行动。

  坂垣征四郎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全面占领满洲,作为我国的领土。帝国的部队一旦有此丰饶、坚实的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将指日可待。”

  “我反对!”石原莞尔急急接上坂垣的话音,“未来的满洲在形式上应当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也就是说,满洲真正的主宰应当是我们日本帝国。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

  土肥原静静坐在一边,手中把玩着一只景德镇瓷茶杯,这种瓷茶杯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仿佛自己与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其实他心中已有成案。

  石原发言完毕后,土肥原不紧不慢地说:“这次奉天市政府由日本人直接掌管,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实践。我这个短命的市长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我个人的荣辱不足挂齿,但是如果关乎帝国的前途,我们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我个人以为,主张由日本直接统治中国,这是不负责任的主张。我主张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对外号称独立。但国防、外交要由帝国把握,整个国家的方向也要由我们操纵。”

  土肥原与石原莞尔意见接近,占了上风。坂垣征四郎只好表示妥协。

  “那么,由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呢?”石原芜尔自言自语道。

  “宣统废帝!”

  “宣统废帝?”坂垣征四郎叫道,“这位满清皇帝现在远在天津,并不在并东军的管辖之内;再说,就算把他弄来了,曾经统治过庞大的中国的皇帝怎么肯屈就做东三省的皇帝呢?”

  “这就看我们如何做工作了。宣统久居天津,复辟之心不死。只要我们仍旧址起满清大旗,料他不会不动心,何况满洲还是他的祖宗发祥地呢。”

  “说时容易做时难啊。”石原轻轻叹口气。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土肥原拍起了胸脯。

  三人会议最后确定如下方针:

  “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含热河)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1934年3月登基时的“满洲国皇帝”溥仪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迫下诏退位的宣统帝,1924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了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华使馆,日本乘机承担起“保护”溥仪之责。1925年,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溥仪逃至天津日租界内的静园居住。

  静园原是安国系政客陆宗舆的住所“乾园”,溥仪将它更名为“静园”,并非是求清静,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继续从事复辟活动。在他身边,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这些人思想冥顽不化,一心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土肥原发现,溥仪“重登大宝殿”的迷梦同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构想正好吻合。

  一旦被土肥原相中,溥仪在天津的居所“静园”就再也不能安静了。

  “九一八事变”后,孤寂闲居多年的溥仪突然身价倍增,成为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

  关东军给土肥原的训令指出:“无论如何,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地带。”

  土肥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天津。

  一心作着复辟梦的溥仪,每日茶饭不思,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土肥原找上门来了。

  11月2日,溥仪“夜见土肥原”。

  土肥原给溥仪带来了希望,他的“和蔼可亲”,解除了溥仪的紧张;他的“言语中肯”,消去了溥仪的疑虑。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

  “那时关于土肥原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的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大概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个人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的行动说是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土肥原为了表明日本人在东北的行动不是为了吞并东三省,对溥仪说,“现在日军的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一个人的。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本身对满洲并无任何领土野心,相反关东军是要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皇帝陛下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作为这个新国家的元首,你一切都可以自己作主。”

  土肥原望着渐渐咬钩的猎物,心中暗喜。然而这位皇帝的内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急待弄清。他问土肥原: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心下一怔,随即捕捉到了溥仪的言下之意。但他想吊吊对手的胃口。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

  “不,”溥仪急了,“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上肥原放心了,猎物已在手中。他微笑了,“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告辞后,与他同来的金梁接着向溥仪报告,东北以袁金铠为首的士绅们,表示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溥仪听了土肥原和金销的甜言蜜语,心里美滋滋的,认为大事已定,巴不得插翅飞往东北。

  土肥原到天津会见溥仪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各大报纸上刊出来了。这时,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臣刘嚷业又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看了这个电报,溥仪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再和谋臣们商议一下,讨论何时出山。

  溥仪到了旅顺以后,土肥原就不出面了。因为日本内部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土肥原当初向溥仪痛痛快快地允下的诺言一时还得不到实现。

  这时出面与溥仪交涉的就变成了土肥原的好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之所以不愿正面再与溥仪交涉,是因为日本人此时仍打算劝说溥仪做人们更易接受的“总统”,而不是在中国早已失去群众基础,弄得名声不好的“皇帝”。

  可想而知,溥仪坚决拒绝当什么“总统”,因为土肥原在劝说溥仪离开天津时,说得一清二楚,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溥仪被迫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期满,议定国体,再定去就。

  3月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旧奉系人物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张燕卿、谢介石、丁鉴修、于冲汉、袁金铠、冯涵清、赵欣伯、韩云阶等;溥仪的旧臣有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陈曾寿、佟济煦、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前绍兴知府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不勒等;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垣征四郎等。

  全体人员向溥仪三鞠躬后,由臧式毅、张景惠献上“执政之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愿共勉之。”

  这个执政宣言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老谋深算的土肥一手操作成了伪满政权,但他认为“满洲国还不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观条件”“权力还未 达到独立宣 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所以他建议日本政府不要急于承认伪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是他的掌中玩物,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人可以操纵它,摆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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