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产——国宝大观

第四节 司母戊方鼎

　　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醒目位置的司母戊大方鼎，几乎成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名词而无人不晓。这件重达875公斤的巨型器皿，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的农田中，这里距著名的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当时俗称此鼎为马槽鼎，意思是鼎大得可以做马楷。该鼎出土后，因为太笨重难以移动，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因工程艰难而不了了之，于是又被悄悄地埋入地下。据说消息走漏后，被日本人获悉，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伪币来收购，人们也未将此鼎挖出，而是偷梁换柱送出了一件较小的鼎，才算保住了这件巨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大鼎被重新挖出，但已失去一耳。出土后先被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底，正值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的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当即指示将鼎拔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5月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此鼎前留影，可见此鼎在当时为人所重视的程度。后来，国民党曾拟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离去匆匆，而此鼎又过于重大，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留在大陆。建国后，此鼎最初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成，司母戊方鼎才转至北京落户。

　　这件通高133厘米的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珍品，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该鼎作长方形，四个空心柱足，口沿上有两个立耳。器身外壁以云雷纹作为地纹。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好象将要被猛虎吞噬；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部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作饕餮形，中间隔以短扉棱。鼎腹四隅皆饰扉棱，并以此为中心饰三组兽面纹，上端为牛首纹，下端作饕餮纹。鼎身四面的中央部分，都是没有花纹的长方形空白地。足部饰兽面纹，下有三道弦纹。腹内壁刻铸铭文“司母戊”三字。

　　“司母戊”三字作何解释，学者们至今没能达成一致。一般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即职司、官司、典司。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司”同“祠”，作祭祀讲。也有把“司”释作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何许人呢？最早的推测，“母戊”可能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甲骨卜辞中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帝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金文学家陈梦家先生认为“母戊”可能是乙帝的配偶，据此则大鼎为殷墟晚期的遗物。另一种意见认为“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因此作器者可能是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七十年代发掘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司母辛鼎，其形制和文字风格都与司母戊鼎相近似，出土的铜钺，亦饰有虎噬人头的图案，这些都为后一种说法，即司母戊鼎为武丁、祖庚、祖甲时所铸器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就一般情况而言，铸造方形器要比圆形器困难，何况象司母戊鼎这样的重器，工艺复杂的程度，在当重的生产力水平下，是可想而知的。这就要求制作者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分析，可知是采用组蕊的造型方法，即先用粘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采用二十块陶范铸成的。除双耳是先铸成再嵌入鼎范外，鼎身其余部分都是一次浑铸而成。一次铸造成功如此硕大的器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它那厚重典雅的造型，精美庄重的纹饰，给人以恢宏博大的气魄。它是殷商文化发展了顶峰时期的产物。很显然，如此巨大的青铜制品，并非出于实用而制作。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驱使下制作这一器物？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有待于考古学家们作进一步研究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