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产——国宝大观

第七节 毛公鼎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前828-前782年）的一件重器，在西周青铜器中居有重要地位。相传于清道光末年，由陕西岐山周原出土。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通高53.8，口径47.9，腹围145厘米，重34705克。器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底，下附三兽蹄形足，口沿上竖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整个造型规正洗练，浑厚而凝重。鼎表面的装饰也十分简洁，只在口沿下的腹上部，饰重环纹带一周，其他部位则不施任何纹饰，比起商代及西周早期的纹饰繁富的青铜器来，显得格外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似乎从宗教意识中走了出来。毛公鼎的装饰纹样趋向简朴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了青铜器由发展到顶峰开始回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早期盛行的具有浓烈神秘色彩的，繁缛富丽的纹样，经历中期阶段被分解和图案化（演变成窃曲纹），失去了原有的整体形象，从而削弱了神话的意味，进入晚期，愈益趋向简化，出现了如重环纹这样的简朴图案，重环纹是摘取龙、蛇的鳞甲演化而来的。简化了的纹样得以流行，使装饰纹样从神的光环中脱出，增强了装饰，也多了一点生活气息，这是礼器的宗教意识减退的明显标志。与纹样向着简朴发展的同时，青铜器上的铭文显著加长了，或者说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增多了，而且铭文的内容也变得广泛，涉及如祭祀、战争、赏赐、相命、诉讼、土地转让等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使青铜器不再仅仅是珍贵的工艺瑰宝，而成为记载当时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也是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价值所在。

　　毛公鼎腹内，就铸有铭文32行499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这篇铭文是一份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命其臣毛公（yìn音）之辞。文辞典雅，可以与《尚书》相媲美。铭文的内容：首先追述周初文、武二王开国时，君臣相得的清平盛世，接着，以怆怀时艰的语言，指出国家的形势并不宁静，进而宣布册命毛公以治理帮国内外，及周天子家室内外的重任，并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不予执行；继而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铸鼎以记，还要子子孙孙永远宝之。这篇铭文真是皇皇巨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对于该鼎的铸造年代，前人多以为西周初期，今多从郭沫若说为宣王时器。

　　毛公鼎不仅以铸造精良，铭文浩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著称，而且铭文气势宏伟，笔法端严，线条和质感饱满丰腴、圆厚，是金文书法的典范。

　　毛公鼎在清道光末年出土后，于咸丰二年（1852）由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平，金石学家陈介祺出重金购得，运回山东原籍潍县，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当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即派人至陈家强买，限三日交鼎。端方死后，其后人嫁女于项城袁家，以鼎陪嫁，袁家不敢收受，端氏后裔乃将鼎押于天津俄国道胜银行。1920年有美国商人愿以五万美金购买，消息被叶恭绰等获知，便集资三万大洋将鼎从银行赎出，仍存于天津。抗战事起，鼎移存香港。后因日寇进攻香港，鼎在战争中失落，被运到上海，为商人陈克勤所得，旋后为陈泳仁出巨资购得。抗战胜利。陈氏以一代重器，献诸政府。1946年拨旧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今南京博物院）收藏。1948年移去台湾。

　　毛公鼎既为一代重器，历来为学者重视，为之考释研究，大凡清末以来金文著作，均作重器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