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了6件唐代鎏金錾花银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其中有一件鎏金双鱼纹银壶尤为珍贵。该壶呈扁圆形,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鱼构成,通高25.5厘米。
壶这种器物,一般由口、腹、底三大部分合成,器形变化较为单调,历代都有使用。唐代工匠制作这件银壶时,却别出心裁,利用了鱼的自然形态为壶的造型,使单调、呆板的壶,顿时显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气。作者巧妙地将鱼头、身、尾与壶的口、腹、底融为一体,细部的鳞、鳍、腮、眼一点儿不漏,暗示着壶的各种附属功能和装饰,恰到好处,毫无多余之感。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中,将动物造型运用到器物制作中的事例数不胜数,然而属于唐代的并不多,这件银壶堪称唐代写实艺术与器物造型理想结合的杰作。
银壶由两条鱼合抱而成,口朝天,尾落地,作直立状。鱼口张开,犹如在吐吞呼吸,形成了注输液体的壶口。鱼腹外鼓,使壶的容量增加,纵向中间略有内凹,区分出两条鱼的不同体段。鱼尾下垂并微微外侈,既保证了壶摆放时的稳定,又添壶身线条变化的优美。4片光滑的鱼腮搭在壶的肩部,与下面横向繁缛的鳞片及底部纵向细密的鱼尾形成鲜明对照,在装饰手法上,显得疏密有致,灵活多样。在作者眼里,鱼的眼、鳍并不多余。两条鱼4只眼,正好用来表现壶的提梁穿孔,腹背的鳍叶,可反映壶身的耳把。尽管这是一件无梁无把的壶,但是眼鳍的点缀,却起到了巧妙的暗示效果,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与陶瓷器制作简单、容易破损,便于更新不同,金银器为贵重金属的制成品,并且经久耐用,使用者主要是贵族阶层。因此,往往不惜工本,精心制造。唐代金银器盛行,统治者中竞相使用,而且常常作为贡献、赏赐之物。唐高宗曾赐给长孙无忌“金银器各一车”。唐玄宗也曾“赐功臣金银器皿各一床”。大和元年淮南节度使王播一次竟进奉“大小银三千四百枚”。唐代官府还设立金银作坊院,集中能工巧匠,专门从事金银器的生产,这就把我国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鎏金双鱼纹银壶的发现,使我们更进一步看到唐代手工制造业的辉煌成就,它是一件极为难得的融造型、装饰艺术与实用功能为一体的佳作。尽管迄今尚未见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金银作品,但在扬州唐城遗址和铜川耀州窑遗址中,都曾出土过三彩双鱼壶,它们的造型有许多共同之处,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鱼的喜爱。壶是盛装液体的器物,以鱼为形,构思设计非常巧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鱼水难分”这句话来,更加钦佩古代艺术家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才华。
鎏金双鱼纹银壶现藏于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