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悲歌——文明毁劫录

第一章文化典籍的厄运

　　以文字写成的典籍，是各个民族(有文字的民族)发展继承自己文明的重要载体。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文字，文明将如何发展。古埃及的许多历史能够为我们今天所熟悉，就是因为我们破译了古埃及的文字。而北美洲玛雅人的文明，我们今天却难以知晓，就因为我们无法读懂玛雅人遗留下来的文字。而懂得玛雅文字的印第安巫师早已被西方殖民者杀得精光，文明也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

　　中国最早的文字典籍皆与占卜有关。远古时代的巫史乃是文字的实际发明者。为了占断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为了将占卜的结果记录下来、他们逐渐发明出文字。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原始文字遗存。到殷商时代，中国的文字已具备相当完整的规模，这就是殷墟文字。因为这些文字是刻在牛肩骨、龟板等上面，后人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文字，其单个字已达到五千以上。至今发现的甲骨文约有十五万片以上，全部是殷商王室的占卜纪录。它为我们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

　　商代之后，是西周王朝。因当时条件简陋，商代乃至西周时期绝大部分的王室大事记录都已散佚，只保留下部分当时王室的文告，后人将其收集整理成书，就是流传到今天的《尚书》。古时候王室都设有史官，其职责是对王每天的言行和决策作记录，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但这些记录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如春秋时期三百年的历史，如果不是有鲁国史官作的《春秋》经孔子删定，又经后人作《传》(注释，即今之《左传》等)，则今天的人们几乎无法知道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当时楚国、齐国、晋国、宋国等大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或称“春秋”、或称“杌”，但到后来都亡佚了，只有《左传》和《国语》流传下来。

　　战国以后，“百家争鸣”，私家著述之风盛行，《老子》、《庄子》、《孟子》、《商君书》、《慎子》、《晏子》、《荀子》、《韩非子》等私家著述纷然杂出。对历史的记载也更为详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真正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

　　然而，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之后，中国的文化典籍便遭到第一次大劫难。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箝制人民的思想，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听从丞相李斯的恶劣建议，下令在全国焚书，历史类除了记载秦国的历史书籍、医卜类和法律文书以及种植等书不烧之外，其余国家的历史记载和诸子百家语之藏于民间者，要统统烧毁。违抗命令则处以重罚。无数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就这样化为灰烬。许多人为了保护书籍，不得不将书埋藏起来、或带着书籍逃亡山林。如孔子之后孔鲋，便是冒杀头之罪将书籍埋藏，后来陈胜吴广起义时，他携带着书籍投靠了起义军为陈胜的博士，后来死在陈下。但经此一烧，许多书籍就此散亡，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秦始皇虽然在全国焚书，但秦朝中央政府的宫廷中还收藏有不少图书以供当时的博士们使用。公元前206年春，刘邦率军入咸阳，萧何先去查封秦朝宫廷中的图书和图籍。但不久，项羽引军入关。为发泄愤怒，项羽下令将秦代的宫殿全部烧毁，这些图书就这样化为灰烟。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西汉初年，在文化上几乎是一片荒漠。刘邦本人是个文盲，从不读书，偏偏无赖就可以当皇帝。他自己不读书，也不喜欢别人读书。他的谋士陆贾劝他学一些书上的治国之道，刘邦说：“老子在马上得的天下，哪里用得着什么儒生？”陆贾说：“由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便写了一部叫《新语》的书念给刘邦听，刘邦才有所感悟。但西汉初年，仍然实行秦王朝颁布的“挟书律”，不准民间百姓私人藏书。过了许多年这个法令才废除。

　　汉朝虽然建立了，但没有书读，成了当时文化上的最大难题。由于天下平定，儒生们纷纷开始整理自己埋藏的书籍。但过了许多年之后，又有许多书亡佚了。儒家最重要的几部经典：《周易》、《诗》、《尚书》、《春秋》等，都成了断简残编。如《尚书》，汉初能懂得的人只有济南一个叫伏生的老人，曾经跟先秦大儒荀子学习过。西汉初，伏生还活着，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汉文帝时，伏生已经九十岁了。为了保存《尚书》，汉文帝时派太子家令晁错去向伏生学习，并将伏生的背诵抄录下来。但伏生因年纪太大、口齿不清，加上方言等原因，背出来的《尚书》几乎令人无法读懂，发生了许多谬误。再如《诗经》，因为诗是入乐的，又合辙押韵，便于背诵，所以经过秦朝焚书之后，《诗》三百篇保存得还比较完好。但同样因为西汉建立后儒生们只能背诵，将脑子里背的东西记录下来，因此《诗》三百篇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各地儒生们对诗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于是西汉初年，《诗》三百篇的研究就出现了齐、鲁、韩三个流派，互相排斥，都说对方错误，自己正确。到武帝时，又出现了《毛诗》，是用先秦的古文写成，比齐、鲁、韩三家都正确，于是三家代表又合力攻击《毛诗》，说它是后人伪造，不让官方正式承认它。其他的许多书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左传》，秦到西汉末年，一百多年里没有人知道这本书。直到西汉末刘歆在校理皇家从民间各地收上来的藏书时，才发现这部用先秦古文写成的书。他向朝廷推荐，朝中的博士们为保自己的利禄，群起而攻击，说这部书是刘歆所伪造，不值一读。刘歆十分气愤，写了一封书信回敬他们，这便是有名的《答太常博士书》。学术界也因此而闹出一个今文经学派(其经书主要用汉代通行的文字写成)，一个古文经派(其所依据的经书皆为先秦古文，较为可靠)，闹得不可开交，而且沸沸扬扬闹了二千年。直到清朝末年，今文派的学者康有为还著书立说，说《左传》等古文全是刘歆等所伪造。

　　但无论如何，西汉要比秦朝宽松得多。于是，西汉初年以后，民间的各种藏书便纷纷出现了。到汉武帝时，又下诏广开献书之路，鼓励民间将自己收藏的书献给朝廷，朝廷派人专门抄写，以广流传。一些诸侯王也因喜欢书而大力收藏，如河间献王便对中国的史籍保存做出过巨大贡献。他当时所收藏的书籍仅次于朝廷，而且有许多朝廷所没有的书。如《毛诗》便是他献给朝廷的。到汉成帝时，因为有许多书籍散亡，成帝派谒者(官名)陈农为使者，到天下各地去搜集遗书。成帝又下诏让著名学者、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理皇家藏书，总理其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类；步兵校尉任宠校兵书，太史令尹咸负责校术数类；侍医李柱国负责校方技类图书。每校好一本书，刘向都要将该书的书名和内容梗概写下来，上奏给成帝。不久刘向去世，工作尚未完成，汉哀帝便命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将所有的图书都作了区分，分成七大类，各自写成提要，名为《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就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到西汉末，天下图书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所有的书籍共有：

　　《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尚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诗经》六家，共四百一十六卷《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乐》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以上六艺类凡一百零三家，共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又儒家著作：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道家著作：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杂家：九家，一百一十四篇农家：九家，一午三百八十篇小说家：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以上凡诸子百家共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又赋：四十六家，四百二十篇。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阴阳家(鬼神)，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兵技巧：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

　　以上兵书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又：

　　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十八家，六百零六卷。

　　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

　　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形法：六家，一百二十二卷。

　　以上术数类凡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入卷。又：

　　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二百零五卷以上方技类、凡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汉书？艺文志》所收图书，共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百六十九卷。这是东汉初年的图书规模。东汉一代，我国的文化事业继续发展，产生的书籍也越来越多。东汉政府建立的石室、兰台两个主要图书库，都堆满了书籍。装不下，又在都城洛阳宫中的东观和仁寿阁二个地方存放新书，并让班固和傅毅等人负责管理，极一时之盛。

　　然而东汉末年，灾难又一次降临。公元192年，董卓逼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皇家图书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图书是写在缣帛之上，董卓的士兵将它们取来任意撕扯，做成口袋以装抢来的东西。经过一番洗劫后，还剩下七十多车被运往长安。剩下的全被焚毁。等李催、郭汜乱长安，这七十余车图书无一幸免。许多汉代以前的著作就此亡佚。

　　曹魏代汉以后，因曹操父子都喜欢读书，便又开始搜辑佚亡之书，收藏在秘书中、外的三个阁中。魏秘书郎郑默将这些图书进行整理，写成《中经》一书。秘书监荀勖又在《中经》的基础上写成《新薄》一书，将阁中所有图书分成四大部以总括群书。一曰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方面的书。二曰乙部，包括古代的诸子百家，近代(当时的近代)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等；三曰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薄、杂事等；四曰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即竹书纪年)等。这四部图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荀勖所著的《新薄》一书。只是抄录了各书的标题，并未论辨著作的得失。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过后，中原又陷入混乱，京师洛阳成为战场。不久，刘渊的叛军攻破洛阳，这些藏书又都扫地以尽，所剩无几。

　　东晋建立后，散佚的图书又渐渐聚集起来。东晋著作郎李充按照荀勖所记录的图书进行校对，发现近三万卷图书当时只剩下三千零一十四卷，即原来的十分之一。李充只是将这些图书按甲乙编次而已，并未作认真的整理。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因循这个体制，无所变革。南北朝后，许多图书随着江北士族的南迁又流向江左三吴地区。刘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宋秘书监、著名诗人谢灵运造制《四部目录》，总共搜集到图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这包括东汉以后新出的书籍，特别是大量的佛教和道教书籍。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宋秘书丞王俭又造制了《目录》一书，共收书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王俭又别撰了《七志》：一曰《经典志》，包括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等。二曰《诸子志》、包括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包括诗赋；四曰《军书志》，录兵书著作；五曰《阴阳志》，收录阴阳图纬等书；六曰《术艺志》，收录方技之书；七曰《图谦志》，纪地域及图书。加上道家书籍与佛教书籍，合为九条。但王俭和李充一样，也不述作者之意，只是在书名之下，各立一传，而又作了九篇条例，编在首卷之中；而且文义浅近，不够精练。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月出，又造了《四部书目》，共一万八千零一十卷。南齐末年，因争夺帝位而发生内乱，战火延烧秘阁，经籍散佚，损失无数。南朝梁初年，秘书监任亲自搜罗散佚的图书，在京师建康城中的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又将佛教方面的书籍集中在华林园中，共有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梁代的有关著作有秘书监任月出和殷均所著的《四部目录》、《文德殿目录》。术数类书籍别立一部，使奉朝请祖日恒撰其名。所以梁代实际上有五部目录，普通年间(520―――526)，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所有的书，参校官方目录，更著《七录》：一曰《经典录》、二曰《记传录》，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术数；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布题目，颇有次序。但又割析辞义，浅薄而不经。梁武帝在位期间，因梁武帝当皇帝之前就是有名的文士，当了皇帝后又笃好诗书，所以化行全国，许多人家家中都藏有文史之书。梁朝皇家的藏书也相当可观。侯景之乱中，这些书籍毁坏了一部分。平定侯景后，梁元帝尽收建康城中的藏书归于江陵，共有图书七万余卷，加上江陵旧藏，共十四万卷。然而这些图书又面临一场更大的实难。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十月，西魏宇文泰派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等率军五万进攻江陵，城破，梁元帝走投无路，愤而入东阁竹殿，将这十四万卷古今图书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别人问他：“为什么要焚书？”他回答说：“我读了上万卷书，犹有今日，所以烧掉它们。”南朝陈代，图书又渐渐聚集，但考其篇日，遗缺尚多。

　　在中国北方，当时成了各民族竞技的大猎场，战争不断，干戈相寻。重视文教的，只有前秦的苻坚和后秦的姚兴。南朝宋武帝刘裕北伐进入长安，灭掉后秦，收后秦的图籍，府藏所有，总共才四千卷，而且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可见北方文化事业的落后。北魏初期，虽统一北方，粗收经史，但未能全部收具。孝文帝迁都于洛阳之后，曾向南朝齐借书以充实秘府。但不久发生尔朱荣之乱，这些图书又散落到民间。北齐迁都于邺城，颇下了一番力气搜集图书，直到天统、武平年间，尚且校写不辍。而北周只以戎马为事，保定年间(561―564)，藏书只有八千卷。稍后有所增加，才达到一万卷。周武帝灭北齐时，先查封北齐的书府，也只增加了五千卷书。

　　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分遣众人，到各地去搜访异本图书。每得一卷书，便赏绢一匹。校写好后，旧本还给原主。于是民间所藏异书，一时纷纷并出。等平灭陈朝，又缴获大批图书，朝廷之经籍才稍具规模。因所得之书纸墨不精，书法也差，朝迁便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人韦霈、南阳人杜君页等在秘书之内补续残缺，写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都存在秘书府内外阁中，共有书三万多卷。隋炀帝即位后，下诏将秘阁所藏之书，每种抄五十个副本，并将其分为三品，分别建房屋以藏之。又收集曹魏以来的名画古迹，在皇宫中修起妙楷台和宝迹台以分别存放。又在内道场收集道教和佛教经典，别撰目录。

　　唐武德五年，平王世充，尽收隋代藏于东都洛阳的图书和古代书画名迹，命门农少卿宋遵贵以船沿黄河逆流而上，运往长安。结果船到砥柱之险(今河南三门峡北)，有些船被撞毁漂没，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目录也被水浸湿，时有残缺。魏征等在撰写《隋书？经籍志》时，将当时见到的所有图书目录进行整理，分为四部，共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此目录现全部存于《隋书？经籍志》中。

　　大业末年，全国又一次发生农民大起义，这些书籍又有许多因战火而散佚。

　　唐朝建立后，比较重视文化事业。贞观年间，令狐德、魏征相继为秘书监，上书谈历代经籍的亡佚，请唐太宗下令由国家出资购买民间之藏书以集于朝延，并推荐了一些学士对这些书籍进行校定。一时之间，书籍增加，又恢复到了隋代的规模。唐高宗时，继续奉行此策，对书籍的保存起到了好作用。

　　解缙等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匆匆编纂，第二年(即永乐二年)的十一月就编成了《文献大成》。明成祖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绘图、圈点等工作。

　　《永乐大典》修纂时，制订了凡例，全书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自古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志乘等达七、八千种。永乐五年(1407年)《大典》定稿，姚广孝撰写了《永乐大典表》进呈明成祖。明成祖阅后非常满意，并亲自撰写了序言，赞扬《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向全国各地征集了一大批各色善书人，开始清钞。到第二年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

　　《永乐大典》与以前历代修纂的各种类书相比较，有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编纂方法上，《永乐大典》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方法，也就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按每韵下分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下详注该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隶、楷、草各种书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随字收载。明成祖称赞这种编辑方法是“揭其纲而目毕张，振其始而末具举”。查索者只要“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无所隐”，检索非常方便。

　　其次，《永乐大典》收辑各类典籍之宏富，也是其他类书无能望其项背的。唐代的《艺术类聚》收书一千四百三十一种，宋代的《太平御览》比《艺文类聚》庞大得多，亦仅收一千六百九十种。《永乐大典》收书达七、八千种之多，等于以前大型类书的五、六倍。在收辑典籍的内容上，它一反过去类书偏重儒家经典、史传文集的传统做法，收辑的典籍极为广博，上自唐虞，下至明初的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等，真是包罗古今，无不搜述无遗。

　　第三、《永乐大典》在装帧上也别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印有朱丝栏，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钞成双行，行二十八字，用极为端正的楷书抄写，墨色黝黑，微发古香。对于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皆绘有图形。所绘之图，全用白描手法，形态逼真，精丽工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凡征引书名和圈点，全用朱笔，相当醒目。版心亦为朱色，上鱼尾内标有“永乐大典卷××”，下鱼尾内记每卷页码。每册高营造尺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显得格外庄重朴实。每册三十至五十余页不等，有一卷一册的，亦有二卷或三卷一册的，但以二卷一册者居多。每册外封左上有一长方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其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卷几至卷几。右上角有一小方格，题该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再注明这一册又是该韵目之第几册。这样“考索之便”，真如“探囊取物”了。

　　《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就其书籍本身，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永乐大典》修纂时的组织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是监修，由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担任。以下是副监修，也是三人，为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分工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一人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载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大致还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从事搜集和加工本部的图书资料。如果副总裁所主管的部门范围较广的话，再分成若干小组，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再由校对人员负责核实资料，最后是缮写工作，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整个编纂机构虽然庞大但并不臃肿，人手众多却没有造成杂乱。由于组织严密，分工细致，保证了整个工作的顺利展开。

　　《永乐大典》是部百科全书，涉及范围极广，必须发掘和汇集各种学科的优秀专业人材。为此，永乐三年和四年曾各征召过一次纂修人。由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官吏荐举人选，经过考核，予以录用。这次征召来的修纂人员中，大部分是地方府、县的训导教谕，有的甚至是布衣诸生，他们虽来自民间，却有不少是学识渊博，赋有专长的。姚广孝等也善于识别人才，破格任用。

　　永乐五年《大典》定稿后，又征召了一批缮写人员和画师，进行清钞。这些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技艺高超，擅长篆隶楷草的书法家和工于绘画的艺术家。

　　我们可以这样说，修纂《永乐大典》荟萃了全国各方面的优秀人材，故当时有人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这种盛况。

　　《永乐大典》是在南京文渊阁纂修的，文渊阁又是明朝皇家藏书的地方，所以修成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里。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新宫建成，迁都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永乐大典》大概是同时从南京运来北京的，由于特别重视，运到北京以后就贮藏在文楼。

　　永乐七年十月《永乐大曲》清钞完毕后，有人提议过刊刻，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建议交各省督抚分批刊刻，都因“工费浩繁”，只好作罢，只是重录过一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三殿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明世宗是非常喜欢《大典》的，案头常备置数十册，经常翻阅。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正式决定重录，任命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翰林院修撰林火廉、丁士善、徐时行、翰林院编修吕、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等担任。为了物色善书人，吏、礼两部主持了“糊名考试”，招收儒生程道南等一百零九人，并为重录工作增置了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了画匠、砑(yà)光匠、纸匠等，顺天府提供砚台、水罐、笔墨，惜薪司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此外还配备了警卫人员。

　　重录时还订有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钞写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大典》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员姓名，以示各人职责。我们今天查阅《大典》，没有发现丝毫挖改涂补的痕迹，可见当时是严格执行了规章制度的。

　　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方才完成。重录副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

　　重录之后，《永乐大典》有了两个钞本，一般人称重录本为“嘉靖钞本”或“副本”，永乐间修纂本为“永乐钞本”或“正本”。正本大概仍归藏文楼或文渊阁，副本贮藏在新建的皇史。

　　《永乐大典》的命运，象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种种磨难和摧残。虽然有正副二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先说正本的失踪。

　　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象文廷式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大典》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大典》亡佚日多。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五千册，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龠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八百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

　　《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源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难以幸免。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岸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王颂蔚说伦敦藏有《大典》“稿尚盈两屋”，希望黄公度出使英法期间，能搜求《大典》回国。

　　事隔四十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

　　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入侵北京。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另一个叫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极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抱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

　　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拣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戏字韵的一册，就是叶恭绰在1920年从伦敦买回的。

　　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趁火打劫，意犹未已，还各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大典》六册。

　　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四十九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去抢先购买，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携带十七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掠夺《永乐大典》正是其中的一桩而已。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她的祖国，流散到异域远邦。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为之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