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悲歌——文明毁劫录

第四章城市的毁灭与再兴

　　中国文明不同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早在商业经济获得大发展之前便出现了大量的、大规模的城市。而在西亚和欧洲，在大规模的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市民因经济需要而从各地聚居在一起形成商业性的城市之前，分布于各地的主要是贵族们的小规模的城堡。虽然有象罗马、雅典等著名的城市，但为数极少。中国则不然，早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大地上就出现了许多带有城墙、护城壕沟、城中筑有庙宇和大量民居、宫殿的规模较大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政治中心，许多城市在后代虽然经过多次的毁灭性破坏，但大都沿用下来。现在，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如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成都、安阳、邯郸、太原、临淄、曲阜、南阳、江陵、苏州、杭州、徐州、郑州等，都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而每个城市都有一部悲壮的毁灭和再生史。由它们的建筑和毁灭，完全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兴衰。

　　中国早期城市的大量分布，根源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氏族部落集团)的大量分布。在从原始的公有制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部族之间频繁的战争和相互掠夺使各部族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居住地周围筑起高墙、挖起壕沟，用以防御外族的入侵。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另一个强大的部族袭来时，他们(包括城市在内)往往都免不了被征服和占领的命运。所谓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人类文明高度进步的今天，也仍然如此。

　　中国最早的城市，约于五千年前便已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陕西西安半坡所发现的原始社会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实际便可视为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

　　这里有宽而深的壕沟，氏族之人聚族而居，共同生活，共同防御，但这座人们沿用了许多代的村落，最终还是被毁灭、遗弃了，原因不明。

　　距今四千多年前，在黄河下游的平原上，出现了更多的真正的“城市”。

　　首先是今天河南安阳的后岗龙山文化遗址。解放前，考古学家们在遗址的西、南两面发现过夯土城墙，残留的城墙发现约760米长、宽度在2―

　　―4米之间。在河南登封的王城岗，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王城岗的城堡有东西两座城，城呈方形，西城的西墙残留约94.8米，南墙残留约97.6米，东墙和北墙长度不明。城内夯土层下发现一个殉人坑，里面有七具骨架，包括一个成年和六个儿童，显然是在筑城时杀死祭祀的。在河南淮阳的平粮台，人们发现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城市。这个城呈方形，整个城的面积有5万多平方米，城内的面积约有34000

　　多平方米，残留至今的城墙高约3米，墙顶宽约10米，是用小版筑夯土法筑城，夯层十分清楚。南城墙有城门，门的两侧还有土坯筑的门卫房，城里还发现有排水管道。可以想象，如此规模巨大的城市，居住在这里的也一定是一个曾经十分强大的部族。但当时还没有文字，这个部族的命运如何，也就成为千古之谜。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城市在某个时期被毁灭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再建过。除了以上城市之外，在分布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城市遗址。

　　当历史进行到距今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代早期时，中国的大地上有了更多的城市或大规模的政治中心。

　　夏代文化由于年代的久远，至今仍无法确认。而殷商则作为一个强大的部族，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段辉煌。现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商代城址是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据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城墙残留(主要是西墙和北墙)长达数百米，南面被今天郑州至洛阳的公路所毁坏。遗址中部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夯土台基，系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台基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平面基本上呈正方形。在台基中部偏北的地方，有一块略高的长方形台面，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是一座宫殿的基座。台面上发现有数十个柱穴。据考古学家复原，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木骨为架，草泥为皮、四面出檐的大型木构建筑。沿着夯土台的周边是一圈廊庑式建筑。这个遗址的布局，几乎已奠定了后代中国帝王的宫殿模式。这座城址无疑是商代初期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有人认为，它就是商汤所建的西。

　　比二里头规模更大的商代城址是河南郑州的商代早期城址。据考古发掘，郑州商城的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均约1700米，西城墙为1870米，

　　北城墙约1690米，周长共6960米，近七公里。部分城墙尚高出地面1―――3米，墙基厚度为10.5―10.7米，该城的建筑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1620年左右。城内东北部发现有面积较大的夯土台基，此外有大量的居住遗址和手工业作坊，出土大批青铜器。仅从其规模看，它肯定是商代重要的都邑遗址。但商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这座庞大的城市，而且在以后几千年的时间中，几乎无人知晓。

　　商代最著名的都邑当然是处于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的殷墟。自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此到商代灭亡。殷商以此地为都达二百七十多年。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率军灭商，

　　彻底摧毁了这座历史悠久的伟大城市。在以后的近三十个世纪中，它几乎被遗忘了，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项羽在钜鹿之战后与秦将章邯在漳水两岸对峙时曾驻扎在一个叫“殷墟”的地方。“墟”正说明这座曾经长期繁荣的城市在当时的荒凉。十九世纪末，当小屯村的农民在地里耕田，从田野里挖出带字的“龙骨”卖给中药商，古董家王懿荣发现上面所刻的文字竟是中国最老的文字时，沉寂了三千年的都市才重新唤起人们对它的惊叹、赞美和惋惜。数十万片甲骨文字和庞大的陵墓群，向人们默默地展示它昔日的辉煌。

　　据从1928年至今的数十次发掘，我们对安阳殷墟有了比较多的了解。除了大量的居住基址和手工业作坊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十几座商代王室大墓和墓中那些精美绝伦、数量丰富的随葬品，尤其是那些厚重而华美的青铜器，都是无价的艺术珍品。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土在这里。甲骨文的丰富记载说明了商当时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殷墟至今还没有发现城墙建筑，

　　这一点令人迷惑，但当时它也许根本不想、或用不着设防，因为在它的周围没有一个方国或部族能与它相媲美，尽管他们后来为此付出了灭亡的代价。

　　殷商时代，南方也分布一些强大的方国。都于今湖北黄陂盘龙城的这个方国便不见于历史记载，但它为我们留下了庞大的城市遗迹。据1974年的发掘，它是一座商代早期都邑，古城的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260米，残留至今的城墙尚高1―3米。城内除了小型居住基址外，还发现一座宫殿基址，它东西长39.8米，南北宽12.3米，四周有庑廊，具备相当规模。

　　西周和春秋时代，设防城市普遍出现。我国的城市分布已基本确定。如西周都城在关中沣水两岸，这一带遂连续出现了秦都咸阳，西汉都城长安和唐长安城。东都雒邑，即今河南洛阳，先后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安阳殷墟虽废，但殷墟北面不远出现了邯郸和邺等古城。鲁都典阜，至今犹在：齐都临淄，也仍然繁荣。楚都郢，即今天之湖北江陵；郑国都在今河南新郑。宋都在今河南商丘，晋都在今山西侯马、临汾一带，秦都即在今之陕西凤翔，燕国都城近今之北京，吴国都城即在今之江苏苏州，蜀都今之四川成都，等等。而所有这些城市，几乎都被毁灭过，后又都得到重建。它们的兴衰，正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动荡和繁荣。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主要谈谈洛阳、西安、开封等几个毁坏次数最多、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也最为重要的城市。

　　首先我们谈洛阳。洛阳成为城邑，是在周人灭商之后。据《尚书？作雒(同洛)解》记载，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深为维护周人在东方的统治而忧虑，因为当时纣王虽死，商人的残余势力还很大，周人的地位还很不稳固。为了控制东方，必须在东方驻扎军队。雒阳地处天下之中，地理位置极佳，故武王决定在此建立都邑，并派其弟召公前去勘察。武王死后，周公和成王继承其遗志，修建起一座城邑，当时叫“雒邑”，也叫“成周”，并在这里常年派驻八师的军队，称为“成周八师”，又将许多殷商贵族迁到雒邑，将他们置于军事控制之下。雒邑遂成为周人在东方最重要的军事重镇。西周时期雒邑的情况已无法弄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在此后的二十余世，五百年间，雒阳前成为周天子的驻地。尽管当时周王室已衰弱不堪，但它仍保持了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雒阳王城进行了勘察，初步确定，所勘察的洛阳王城呈不规则的方形，南临洛河，西跨涧河(古名“水”)，建城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墙厚十米以上，北墙有深5米左右的护城壕沟。城中主要建筑，特别是王宫主要集中在城的西南隅一带。该城一直沿用到西汉后期，西汉时期为汉河南县城所在。东汉建立后，于该城以东的又修筑了洛阳新城，即有名的汉魏雒阳城。

　　东汉初，刘秀崛起于河北，定都雒阳(即洛阳)。在西汉初刘邦所建宫城的基础上扩建新城。该城今在洛阳市东十一公里。据勘察，东西城墙残长3900米，西面城墙残长约3400米，北面城墙全长约2700米，南面城墙(已被洛河冲毁)约2490米左右，周回总长为13000米。该城有12个城门，南北大街十余条。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汉明帝时修建的北宫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外就可以望见。张衡在《东京赋》中描写洛阳城之盛况云：“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绳则直。”“京邑翼翼，四方所视”。“飞云路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城内有南北大街5条，东西大街5条，城内有贵族达官居住的永和里、步广里等，普通百姓则多居于城外靠近城门的地方。城内有南市、马市、金市等工商业区。从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初平原年(公元190年)董卓胁迫献帝西迁长安，东汉定都于此共165年，城内外人口数十万，为当时东方第一大都市。但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长安以与关东讨伐军相对抗。撤退时，董卓令士卒胁迫雒阳及其附近居民上百万人先走，放纵士卒在城中大肆抢掠，又放火焚烧了洛阳城中的宫室庙宇和百姓民居，大火三日不绝。又派士卒尽掘邙山诸帝陵，将墓中陪葬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城中大火三日不绝，京都尽为丘墟。繁华的雒阳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从长安回到雒阳时，城中已是“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连可供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只好在曹操的胁持下，迁都于许县(今河南许昌)。曹植曾写诗道：“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阿寂寞，宫室尽焚烧。恒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一片荒惨景象。但是，由于洛阳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东汉之后，曹魏仍然选择在这里建都。魏文帝曹丕时，

　　派人修复了洛阳北宫的一些建筑物。到魏明帝曹睿又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才大兴土木，在东汉南宫崇德殿的基础上修建起太极，昭阳等宫殿，同时又增饰了芳林园等。但因东汉末年的大破坏实在太严重，故这次在废墟之上重建都城，工程十分艰巨。据《魏志》记载，当时“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西晋时，洛阳城又继续有所修建。

　　洛阳城的第二次浩劫是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西晋诸王曾在城内外反复交战，但尚未伤及城市。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贵族刘聪率军攻入洛阳。在激烈的战争中，城内的宫庙、官署和住宅又多被焚毁。在东汉末年的废墟上经魏晋两朝七十余年的经营才重建起来的洛阳，又一次化为灰烬。

　　洛阳城的第三次重建，是在北魏时期。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39年)，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经过多年的经营，不仅使洛阳重新成为繁华的都市，而且在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上改变了汉和魏晋的旧制，出现了许多新的变革。当时，洛阳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322坊，220个里弄，有十万九千多户人家，每家按五口人算，居民即达五十多万人。加上官署和驻军及流动人口，洛阳城的常住人口当在七十万以上。城中有三个大市场，货物应有尽有。由于当时中原和西域的联系甚为密切，这里也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北魏盛行佛教，所以当时的洛阳佛寺林立，多达1367所，其中永宁寺和创建于东汉的白马寺最为著名。永宁寺内的佛塔高达六十丈，几十里外都能看见。杨衔之《洛阳伽蓝记》载云，寺中“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兢。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好一派繁华景象。但好景不长。北魏末年，朝政大乱，洛阳又成战场，繁华的都市又一次在战乱中化为灰烬。等战争平息，洛阳已是一片丘墟。杨衔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云：武定五年(公元547)，“余用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其荒凉破败，可以想见。

　　洛阳的第四次重建是在隋代。仁寿四年(公元604)，隋炀帝命杨素和宇文恺在汉魏洛阳城之西、王城之东重建洛阳，每月征调民夫20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于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正月便正式完工。隋朝以洛阳为东都，以便控制全国。隋代东都洛阳是历史上最宠伟壮丽的一页。它南望伊阙，东临水，西接涧河，洛水横贯城中。城郭“周五十二里”，城内纵横大街十条，有103个坊，三个繁华的市场。城西的西苑周回达二百里。城中人口达百万以上。东都洛阳还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枢，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城内工商业空前发达，

　　仅城东的丰都市就有一百二十行，货摊三千多个，店铺四百余。城北的通远市平时所停泊的商船及军民船只常达万艘。洛阳又一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隋炀帝曾在西苑举行百戏大会演。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就要在端门的大街上大设百戏，戏场周长十余里，伴奏乐队最多时竟达一万八千多人。但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只能带来灭亡的下场。

　　隋末战争中，洛阳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但因战争时间较短，很快便得到了恢复。唐朝建立后，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行宫。从太宗李世民起，洛阳先后被称为洛阳宫、东都、神都、东京等。皇帝经常居住于此，特别是高宗李治、武则天和中宗李显、玄宗李隆基、昭宗李晔和哀宗秦人是嬴姓，原为周人附属。平王东迁后，将原来周人兴起并长期居住的渭河谷地赐与秦襄公。这实际上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这一地区(岐山以西之地)早已为戎族所占居。但秦人不屈不挠，经过几代人的奋战，终于站稳了脚根，并成为西陲一个势力强大的诸侯。在秦穆公时代，秦国的势力曾一度十分强盛。之后有所中衰。战国中期，经商鞅变法，秦国重新强大起来。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秦都由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搬到了咸阳(今陕西咸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是一个骄奢淫逸，但又雄才大略的君主。全国刚统一，他便以“咸阳之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派人写放六国宫室，在渭河南岸建立起一大片“殿室复道、周阁相属”的宫殿群。此外，咸阳原的北阪上及整个关中地区，东起临潼，西至雍(今陕西凤翔)，都布满了宫殿，关外更多，“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这些华丽的宫殿，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在这些宫殿中，规模最大的是阿房宫。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跨山弥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各个宫殿之中都充斥着美人钟鼓，以供秦始皇享用。阿房宫中最大的阿房前殿，东西宽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前可树五丈高的旗帜，殿内可容纳一万人。宫前的12个铜人，每个重达24万斤。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形容道：“蜀山兀，阿房出，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构筑这些宫殿，全都用的是“北山之石木郭”，荆楚的木材。除了构筑地上宫殿，从秦始皇即王位时起，就派人在骊山脚下为自己修建陵墓。秦始皇陵规模之庞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它前后修了三十八年，使用的民工最多时达七十多万人。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穿三泉、下铜而致木郭，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弓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将秦始皇宫中无子的宫女一律埋入墓中。为了不泄露墓中机密，待下葬完毕后，又将参予陵内工程的工匠全部活埋。然后在陵墓之上堆起高达百米的封土，上植草木以象山。秦始皇陵规模之大，仅从陪葬的兵马俑坑即可窥见一斑。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三个巨大的兵马俑陪葬坑。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宽62米，深五米，里面排列的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陶兵、陶马六千多个及大量兵器。这些与真人等高的陶武士俑，一个个英姿飒爽，神态庄严，而又千姿百态，富于个性，连陶马也威武雄健、诩诩如生，表现了秦代人民无比杰出的智慧和才干。它们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实在当之无愧，然而，它不知耗去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生命。

　　无比辉煌的咸阳及阿房宫和关中所有宫殿，并没有维持使用多久。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军进入关中。因极度愤恨秦始皇的暴虐无道，项羽下令烧掉了阿房宫和关中几乎所有宫殿，大火熊熊燃烧，三月不绝。秦代的辉煌，从此化为灰烟。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后，听从娄敬的建议，定都于关中。因关中秦代宫殿残破不堪，刘邦下令另筑新城，并选择渭河南岸一个叫长安的村落为基址，令丞相萧何负责设计施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安城。

　　汉代长安城的修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汉初刘邦时代，只修建了长乐、未央等宫殿建筑群。汉惠帝时起开始修建外郭城墙。而城市布局是仿照天上的斗星而成，北城形似北斗星，南城形似南斗星，故长安城后人又叫“斗城”。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并将皇宫、官署、居民区、市场等分别安排在一定区域的城市。汉武帝时，又在长乐宫的北面修建了明光宫，在未央宫的北面修建了桂宫和北宫，在西面城外修建了建章宫，并扩建了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都城的规模至此大备。

　　据记载，汉长安城周长65里(约合今26公里)，高三丈五尺，四面城墙各有三座城门。城内街道纵横交错，除了居民区外，还有九个市场。据考古实测，汉长安城的东面城墙长约6000米，南面城墙长约7600米，西面城墙长约4900米，北面城墙长约7200米，四面总长共约25700米，合汉代62里强。全城总面积36平方公里，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高度在12米以上，下部宽度为12―16米。城内共有8条大街，最长的安门大街约5500米，宽度都在45米左右，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中间的一条称为“驰道”，专供皇帝行走，一般吏民只能走两边。城中规模最大的未央宫约占长安城面积的七分之一。庞大的规模和国力的强盛使长安成为中国乃至东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以后，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和中亚的商队从这里将中国的丝绸和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向西方，从而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班固在《西都赋》中形容长安城之繁荣景象云：“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队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据《汉书？地理志》载，长安城中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民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多人。如果加上驻军和往来人口，城中常住人口当在四十万以上。城西边的建章宫为武帝时所建，其宫殿楼阁之多，远远超过了长乐和未央宫，号称“千门万户”，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然而，在西汉末年(或新莽末年)，长安城第一次遭到大破坏。公元23年秋，绿林军进攻长安，乱兵先烧毁城南的明堂、辟雍，后烧城中宫殿。城门被烧遗迹至今犹在。但这次只烧了未央宫。其余宫室，官府等建筑尚完好。及至公元25年，赤眉军入长安，关中大乱。26年秋，长安城中粮尽，赤眉军收载珍宝退走，大肆纵火焚烧宫室和市里。又纵兵杀掠，长安城中无复人行。不久。赤眉军因在西北遇大雪，又返回长安，与邓禹、延岑等反复争夺。惨烈的战争随之带来灾荒。公元26年冬天，关中发生大饥荒，人吃人的惨剧也随之出现，关中地区城郭皆空，白骨蔽野。活下来的人们往往聚为营堡，坚壁清野。西汉二百年繁荣所积聚的财富，至此化为灰烟。

　　东汉建立以后，曾经对长安的宫室进行过一番修葺，但始终未能恢复原貌。长安也暂时失去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东汉时的长安还保持一定繁荣。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对此都有一定的描述。

　　东汉末年，董卓逼汉献帝迁于长安，又派人将雒阳和长安两地的铜人、飞廉等铜像(包括秦始皇所铸金人的一部分)化掉以铸新钱。不少两汉文物因此被毁。公元192年，董卓被杀，其部将李、郭汜等人在率军赶走了吕布等势力之后，开始内讧，在关中和长安城内外交战数年，人民大量死亡。到公元195年冬，长安城竟城空四十多天不见一人。关中强者四散，羸者相食。在以后的二三年间，关中几乎没有人烟，战争之残酷以至于此。

　　东汉以后直到隋代，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期里，关中地区成为兵荒马乱的战场。先后有后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在长安建都。因此，汉长安城的部分建筑了曾得到一些修葺，但往往随之遭到破坏，直到北周时，关中方才比较安定下来。

　　隋文帝建立隋朝，统一全国之后，因汉长安城规模小而又残破，因此决定在汉长安城的东南的龙首原重新修建新城，这便是著名的隋唐长安城，隋代名“大兴城”。该城的总设计师，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他的设计完全为唐代所沿用。

　　其总体布局是：外城之中有内城，把皇族居住区和政府机关与居民区分开；市坊分立，把市场与居民区分开；坊设围墙，把居民区划分为东西、南北排列整齐的坊。因此，唐长安城很象棋盘，块块分立，坊门关闭后，每块都可单独成为一个整体。如此布局的用意何在，已难知晓，但从坊设围墙来看，显然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加强统治。在地形利用上，充分发挥东西向六条高坡的作用，布置宫、庭、寺、观等高大建筑物，使其耸峙入云，以增大城市建设的立体空间。坡与坡之间的低地，除安置居民区外，就是利用凹陷地带，开辟湖泊，使其成为名胜风景区。唐长安城东南最大的风景区曲江池的开辟利用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于城内升平坊的乐游原，由于地势最高，未作任何处治，仅供京城士女游乐之用。唐代时，每当正月晦日(最后一天)、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全城士女登临其上，热闹异常。武则天时太平公主曾于原顶建亭，使乐游原名副其实，成为真正游乐的胜地。实际上登上乐游原向四面眺望，京城之内，俯视指掌，可以饱览整个长安城的宏伟壮观。

　　横空出世的唐长安城，由外郭城、皇城、宫城所组成。所有城墙均用夯土筑成，十分高大雄伟。经过考古发掘，外郭城为一大长方形，东西广(由春明门到金光门)9721米(包括东西两城厚度在内，以下同)，南北长(由明德门至宫城北面玄武门偏东处)8651米，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今天西安城(内城)的十倍。唐长安城的东墙(包括北墙一段)有夹城复道，是为住在大明、兴庆宫的皇帝和妃嫔去曲江池游乐方便而建筑的。外郭城每面各有三个城门。除正南明德门一门五观外，其他诸门均有三个门洞。皇城与宫城在外郭城北部中央，宫城在北，皇城在南，是唐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又名子城，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尚书省和中书、门下省等都设在这里。“台省寺卫”并列其间，构成了唐代的行政中心。皇城南面三门，东西两垣各为二门，均与城内的主要大街相通。宫城是皇帝和皇族居住与处理朝政的地方，由太极宫、东宫和掖廷宫组成。

　　城中有城是唐长安城设计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此以前未有先例。如此安排，除加强防范外，也有便于工作的意义在内。国都是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中枢，排除干扰，保证安全，自然是都城设计的中心一环。正因为如此，这种城中有城的布局对当时和后世国都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象宋代的开封城和元明清的北京城都因袭了这一特点。

　　唐长安城的宫殿也有三组，即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太极宫和大明宫均倚龙首原而立。兴庆宫在春明门内，地势较低。唐代的三组宫殿，同样是三个庞大的建筑群，各具特色。太极宫中共有十六座大殿，以太极、两仪、甘露、延嘉等四座大殿构成建筑的中轴，其他楼、阁、亭、榭的建筑更是无计其数。太极殿是太极宫的正殿，是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的主要舞台。大明宫本来是为太上皇李渊盛夏避署而修建的一座宫殿，到唐高宗李治时，就成为唐代政治活动的中心。由于不断扩建，规模愈来愈大，成为唐代三大宫中最为壮丽辉煌的宫殿。计有殿、亭、观三十余所，充分利用了龙首原的有利地形，使各个建筑物高低错落，交相辉映，空间层次极其分明，把我国古代宫殿建筑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根据考古发掘，东西广十一间，进深四间，每间广五米。殿的东西两侧有对称的回廊与翔鸾、栖凤二阁。它的南面，就是登临大殿长达七十余米的龙尾道。龙尾道由三条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中间的一条最宽，达二十五米多。上殿的一段台阶长十四米多，以南为平(缓坡)、坡(陡坡)的长级，每级长七米多。含元殿位于龙首原上，突兀耸起，由龙尾道的下端仰视，犹如天宫降临云端，十分雄伟。麟德殿座落在太液池西隆起的高地上，是举行宫宴的主要场所。太液池碧波涟漪，麟德殿影随水转风景优美，自然是饮宴的良好场所。就麟德殿的建筑艺术来说，前、中、后三殿相连，以中殿为主殿，并有回廊相绕，东亭、西亭和郁仪、结邻楼对称，别开生面，开创了我国建筑艺术的新风格。其气魄之大，既使现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也有逊色。兴庆宫是唐玄宗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范围略小(占地两千零一十六亩，仍超过北京故宫的面积近一倍)，但建筑物却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最主要的有兴庆殿、南熏殿、长庆殿、大同殿、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和沉香亭等，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唐玄宗和他的爱妃杨玉环就长期居住在这里，优游宴饮，沉浸在糜烂的生活之中。

　　“长安大道横九天，”是李白对长安街道布局的精彩描述。唐长安城的街道、里坊、市场等都东西对称，排列异常整齐。真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所有街道均作东西、南北向，纵横交错，东西十四条大街，南北十一条大街。街道两旁设有排水沟，并种植槐树和榆树，笔直端正，宽畅豁达，十分壮观。全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最宽，今实测为一百五十五米，以朱雀大街为轴，把长安城一分为二，由长安、万年二县分管。两县各领五十五坊。唐长安城这种布局，与今天的城市大不一样。因为坊坊有墙，坊坊有门，街道就象胡同，看不到街房与店铺。而东市和西市才是它的商业区。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井”字形街道，四面各开二门。它们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是全城经济活动的中心。两市各有二百二十个行业，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东市局、西市局，东平准局、西平准局，另外还有市署等，平准物价和管理市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间，东市失火。烧毁“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店铺繁多，由此可见一斑。不仅民间交易，就连皇宫也仰给两市，所谓“宫市”即指此而言。就两市比较而言，西市比东市更为繁华，“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长安城中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城的北半部，以崇仁坊最为集中。该坊靠近皇城景风门街，又与东市相连，由于距尚书省选院最近，被选入京没有宅第的人多在此居住。加之东都、河南等二十一个府州的进奏院(驻京办事处)设在这里，因此，“一街辐辏，逐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由于长安城中人口众多，宗教活动也十分盛行。遗留到今天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就是唐长安城佛教盛行的见证。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旅居这里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很多。尤其是来自西域的波斯(今伊朗)人最多，以经商和传教为主要职业。西市有波斯邸店；布政、礼泉、普宁、靖恭、崇化诸坊有波斯火祆祠；义宁坊有波斯景教大秦寺，波斯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位于何坊，已难稽考。特别是能歌善舞和侍酒周到的胡姬，更引起文人学士的喜好，诗人李白就有“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落花踏尽游何外，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名句。由于长安城中的少数民族和外国客人众多，社会风气也潜移默化，表现在音乐舞蹈、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方面的不断“胡化”。胡服、胡帽、胡乐、胡舞、胡饼、毕罗等都风靡一时，尤其是西域镫彩和波斯传来的波罗球更为盛行。镫彩是正月十五日长安城内观赏彩灯的活动，欢乐之极；波罗球为一种马上球戏，唐玄宗就是一位骑着快马击球的能手。

　　另外，纵横交错的渠道和难于数清的湖泊，几乎使长安城变成一个水乡泽国。著名的大湖有曲江池、东西市放生池、太极宫四大海、大明宫太液池、兴庆宫龙池等。正是由于水面辽阔，花卉草木丰茂，景色绚丽如画。一些王公大臣的私人宅第，也有陂池亭阁和茂林修竹之胜。另外，崇业坊桃林，延康坊梨园，新昌、昭行坊竹林，嘉嘉奖会坊榆圃等，都为长安城增添了光辉。长安牡丹之胜，更为一时奇观。据说每当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车马若狂，游人如织，川流不息，成为最大的时好。由于人人爱好牡丹，达官贵人即广为种植，从中渔利，竟有一木值数万者，正如诗人白居易所说：“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经过劳动人民精心建设起来的唐长安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但也时有沧桑，几经变迁。唐代宗大历时，鱼朝恩当政，为在通化门外修建章敬寺，即拆毁曲江亭馆、华清宫观，以及百官行廨、将相没官住宅等。唐代末年，藩镇林立，兵火不断，长安城连续遭到大火袭击，几乎化为灰烬。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控制汴州的朱温，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劫昭宗迁都洛阳。同时，命令长安居民“按籍迁居”，拆毁房屋，木材“自渭浮河而下”，堂堂一代商都，顿时变为废墟。今天，除大小雁塔仍巍然屹立外，所有地面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了。

　　五代时的长安城，由于战乱不已，停滞不前，很少建树。北宋时战争减少，但长安却处在前沿阵地，经常受到西夏的威胁，也难于向前发展。到了元代，长安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旅行记中，精彩描述了元代长安城的繁华。根据他的记载，京兆府城(即长安城)十分壮丽，工商繁盛，物资丰盈，居民制造“种种金锦丝绢”和“武器”等，总之，“凡人生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马可？波罗根据亲眼所见，记述准确，历历如绘。这当然和元代的大一统以及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继续发挥作用有密切关系。当时驿路畅通，途经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教士络绎不绝，盛况空前，自然也会促进长安城的繁荣。

　　另外，元代还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安西王宫，位于长安城东北。它与唐大明宫东西相望，位于东去大道之上。马可？波罗看到了这座被高大城墙环绕的宫殿。到明代，在这里建立秦王府，又将元代的长安城加以改建、缩小。改称西安府。至清代，西安城更加缩小，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

　　下面我们介绍中国的第三大古都开封。

　　五千多年前，在现今开封附近，就出现了居民点，成为我国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带是郑国的地方，郑庄公命郑邴在这里筑城，取开拓封疆的意思，命名开封，作为当时囤粮储粟的地方。后此地改属晋国。三家分晋后，又属魏国。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魏国一方面想要控制中原土地，另一方面要回避秦国武力威胁，魏惠王九年(前362年)便把魏国的首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北)，迁移到开封，并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城，命名为大梁。大梁城作为魏国国都的时间，长达一百三十余年(前362到前225年)，前后经过魏惠王、魏襄王、魏昭王等六代国王。在这一百多年过程中，大梁不仅是魏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了一座有名的大城市。

　　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年)秦朝大将王贲率军攻打魏国大梁，由于久攻不下，王贲便扒开浚仪渠引水灌大梁，结果城毁魏灭。这是开封城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从此以后，开封在五六百年内一直处于衰败不振的状态。不再是一国的大都市，而是一个普通的郡县。当时秦在此设浚仪县，属三川郡。秦朝灭亡后，浚仪县属陈留郡，当时它是楚汉战争的要地，郦食其曾对汉高祖说过：“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由此可以想到开封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汉朝第四个皇帝刘恒(文帝)，封皇子刘武为梁孝王，起初王都设在开封，以后因其地卑湿，便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相传梁孝王在这里兴建了一座“广袤三百里”的大花园，自大梁到睢阳筑有许多园林亭台。后来许多的文人墨客都以“梁园”为题，写下了不少怀古诗文，于是梁园的盛名广为流传，有时竟成为开封的别名。

　　汉晋浚仪县属陈留郡，后魏时期仍无变化。到了东魏，曾在此地设置梁州。北周时期因开封濒临汴水，为黄河与淮河间的水运要地，故改名汴州。隋大业初，废州为县，属荥阳郡。唐朝时仍置汴州。“水陆都会”的汴州，后来又是宣武军驻地，成为一个军事重镇，长安洛阳和东南的达官、富商、巨贾等，多在此盘旋。此外，文人(如杜甫、李白等)还在这里写出了不朽的诗篇。

　　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总共不过五十余年。在这期间，梁晋汉周四个朝代都建都在这里。后梁朱全忠称为东都，升汴州为开封府，又成为国家的首都。后晋、后汉、后周都称为东京。对开封的大规模建设，是从后周开始的。

　　周世宗为了把开封建设成为一个象样的城市，对京城的建设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公元955年，他曾下诏扩大开封的外城，夏初先立标帜，冬至开始施工，到次年春耕时再停止。如此分年进行，逐步完成，计划比较周到。他规定标帜内的墓葬要一律迁到七里以外的地方，在标帜内划定街道、仓库、营房，街道要改直放宽，达到能通大车的标准，主要干道要放宽到三十步。

　　公元956年调集民夫十余万人开始修筑外城，规模很大。不仅如此，他还修建了一定的水利工程，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道网。不仅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与济水相接。而又掘开汴口，使黄河与淮水相通，江淮漕运粮船达到开封，在水路上实现了统一。周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为北宋王朝定都开封，使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此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的局面。开封当时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东京城规模巨大，繁荣豪华。那时，贯穿开封全城的水道共有四条，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惠民河因为通蔡州，所以又叫蔡河。它是东京城里最南面的一条河流。五丈河又名广济渠，位于东京城的东北部。此河自开封城北，历曹州(山东曹县西北)，直入梁山泺(梁山泊)，与济水相通。北宋时期，京东路的粮食，主要从这条河从新曹门北面运进京城。汴河是贯穿开封全城的四条水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当时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万石到七百万石之多。据周邦彦的《汴都赋》记载：在汴河上来往的船只，有江浙一带的，也有江淮一带的。所运物资，在官府的，也有私商的，真是舢舻相衔，千里不绝，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据《宋史？河渠志》，“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神宗时，由于宋朝开始导洛入汴水利工程，从汴口往西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河水入汴河，水深一丈，使汴河与伊洛河相互沟通，东西横贯全河南省境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载，“。。波流平缓，两堤平直，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以上诸河，都是在宋朝初所完成的，相互沟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水路交通网。

　　陆路方面，当时开封也是个中心，有几条干线，通过河南各地向四方辐射。从开封向北，经滑州、澶州(今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可通辽国的南京(今北京)；从开封往西，经郑州、西京、陕西的京兆府(西安)，可以通向西北各地；从开封向西南，经许昌、邓州、襄阳、江陵，

　　直达湖南和两广；从开封往东，可达山东沿海各地。

　　总起来说，当时开封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特别是水运，这对开封能够成为国都和全国的第一个大城市起了极大的作用。

　　宋朝建都开封称东京开封府，从公元960到1127年，经历了九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

　　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共一百六十八年。北宋末年达到繁荣的最高峰。也是开封这座古城历史上经济发展最旺盛的一个时期。

　　东京经济的高度发展，完全是建筑在封建消费的基础之上的。手工业是它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但商业和近郊农业也很发达，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大大增加，商品买卖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当时东京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有六千四百家资本较多的工商业者，分属于一百六十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异常热闹。市内有许多繁华的街市。相国寺就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此外，东华门外，也是一个繁荣的地方。除了白天市场以外，还有所谓“鬼市子”，即在拂晓做生意。由于东京当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这里很自然地成了全国贡赐贸易的中心。由于当时亚非各国的共同需要以及北宋政府的大力提倡，宋初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东京已成了外国使节、宗教徒非常活跃的城市。高丽、日本、越南(交趾、占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拉伯、北非各国，纷纷从海路来到中国。中国对外交通干道已从秦汉隋唐时代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海道。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到宋太宗时，东京人口已号称百万。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到984年)，有十八万户；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到1085年)，有二十三万五千户；北宋末期的崇宁年间(1102到1106年)，有二十六万户。每户平均以四到五人计算，人口达一百万到一百三十万，再加上常驻军十风万。即东京人口最多时有一百四十万到一百七十万。

　　宋王朝定都开封后，在城市建设上，特别在城防建筑上是很注意的。他们把全城共分三重：皇城、里城(也称内城)和外城。外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熙宁八年(1075年)到元丰元年(1078年)曾扩展到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长方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相当于今日开封四周的土城遗址。外城城门的四个正门(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新封丘门)因为是御路，开双重直门。其余外城各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通过市区的河道水门都专设有铁窗门，加强防守。外城主要任务是在于防御。为此，城墙坚固雄伟，还密设有“马面、战棚、女头”等防御建筑。外城之外，环绕一条阔十余丈的护龙河，河两旁遍植杨柳，禁人往来，层层设防，戒备森严。到了北宋，这里已经先后有七个朝代建都，历时已达一千多年，特别是后周和北宋的经营，所以尽管缺乏山林泉壑，但人工雕琢的名胜古迹却着实不少。它们大致可以分做三类：第一类是皇室的宫殿，除大内的诸宫殿外有寿圣宫、龙德宫、延福宫、景灵宫等别宫。第二类是皇室贵族的园圃，总共不下百余个，著名的有玉津园、芳林园、下松园、药朵园、奉灵园等。第三类为寺、观、庵、庙、祠堂等，共有寺五十余外，观二十余外，祠堂和庵庙院等六十余外。其中最著名的是艮岳，相国寺等。

　　艮岳，一名万岁山，位于宫城东北。这是宋徽宗(赵佶)时，由于感到开封地势平绥，加上少有山林泉壑之胜，为了游乐，用人工建造了这个称为“艮岳”的园林。这座园林周十余里，高九十步，上边筑有楼台亭阁，下边掘有池沼，不仅遍植了大量花草树木，而且还豢养了不少飞禽走兽。当时为了搜罗天下奇花异石，以供赏玩，宰相蔡京命朱木肃到江浙一带去寻找花石，用船运回开封，叫做花石纲，结果闹得天怒人怨，全国鼎沸，最终断送了大宋江山。当金兵南侵，汴城尚未攻破，“艮岳”就无踪迹了，因为珍贵的鸟兽填了士兵的肚皮，奇异花石，可烧的就烧了，可作炮石的也打光了。后来连“艮岳”的确切地址，也无可查考了。

　　相国寺是开封历史上一座有名的寺院。中国许多优秀的古典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都曾编写有关相国寺的故事。相国寺至今仍然存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的街道情况，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比较清楚的反映。宋代的奢各，已经取消了坊市制度，不再筑坊墙，店铺和人家皆临街而立，热闹异常，与后世无异。街道上行人稠密，车马往来，熙熙攘攘。前人题《清明上河图》诗说：“歌楼酒市满烟花，溢郭阗城百万家。。。两桥无日绝江船，十里笙歌邑屋连。”特别是每逢节日，街坊人如流水，笙竽之声通宵可闻，真可谓“汴京富丽天下无”。这些情况，在《清明上河图》中表现得淋淳尽致。不仅如此，图中还描绘了当时汴河一片繁忙的运输景象，城里市面上做买卖的盛况，酒店众多，饭馆兴旺，商店货物充足，这就更集中地概括了北宋时期开封经济的繁荣景象。

　　金自宋靖康二年(1127年)灭亡了北宋以后，称开封为汴京。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自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称燕京为中京大兴府，称汴京为南京开封府，与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老哈河上游的大宁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金为了回避蒙古的进攻，把国都南迁到开封。开封自从被金攻陷以后，城市遭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同时农村经济也破败不堪。蒙古灭了金以后，于开封设直京路，以后又改为汴梁路，治祥符、开封两个县。汴梁的名字就是来源于此。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署河南江北行省，以汴梁为省会。元朝建都于大都，大都为漕运中心，代替了开封的地位，开封从此成为一个地方性的行政中心。

　　明清两代，开封的政治地位未变，经济上是盛衰迭见。大体说来，情况稍好于金元两代。朱元璋命徐达攻下了开封以后，对开封十分重视，升开封为北京，又封朱棣于此为周王，执行恢复农业经济政策，如兴修水利，减税减租等，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封城规模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了北宋东京，另一方面又有所改建，直到今天还有影响。

　　总起来说，金、元、明、清的开封，比较前代，不仅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城市经济日趋衰落。虽然还保留着地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经济发展十分迟缓，而清代比明代更有退步的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由于北宋以后，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但是，从自然条件上来看，金、元以来黄河的泛滥，是开封城市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开封历史上无数次的黄河水灾中，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水淹开封，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开封是明王朝统治河南的中心。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后，黄河两岸各县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也纷纷躲到这里。所以，开封就成了起义军与明王朝在河南进行争夺的一个战略重地。为了拿下开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前后对开封围了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崇祯十五年四月到九月)围攻时，由于起义军调集了“百万”人马，采取了长期软围的方针，官军无法抵抗，最后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便决定扒开黄河大堤，放水淹没起义军。九月十五日夜间，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黄河秋水大涨，官军乘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在开封城西北的朱家寨和马家口两外黄河大堤上，同时挖开两个口子。黄河水从这里两个口子里冲出来，怒涛巨浪，吼声如雷。到开封护城堤外，两个口子里的水合成一股，直冲开封城而来。这次水淹开封，周王及其眷属和开封的主要官员，由于事先有准备，水来了以后他们都乘船逃跑。结果老百姓却遭了殃。开封城内原有三十七万人口，经过这场大水，淹死饿死不计其数，最后只剩下三万多人。整个开封遭受到一次空前的大毁灭。李自成起义军，在这次大水中并未受到多大损失。由于开封已被淹毁，占领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很快又转战到别的地方去了。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在开封城北张家湾决口，对开封的损失也是很大的。黄河侵入开封前后共达六次。两次侵入外城，四次侵入内城。还有其他四十余次，泛滥于开封附近，对开封城市的危害非常严重。黄河多次泛滥改道的结果，致使原有的汴、蔡、五丈、金水等河及蓬池、沙海诸泽，自金以后都被淤没了。元顺帝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曾命贾鲁修浚贾鲁河，但终不能恢复旧观，开封成了一座不通航的城市。黄河在开封四周多次泛滥的结果，水行地面，河堤高出城内平地四十米，近城造成沙丘，城内盐碱土发育，使开封成为一个人为的盆地。黄河泛滥破坏了河湖、森林，进而影响了气候，加深了自然灾害，每当刮风时，黄沙蔽日，宛如沙漠景象。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也对开封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开封变得微不足道，直到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