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年仅7岁的周恭帝继位,无法管理政事,国家政局开始动荡不安。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即后周二禁军统帅,掌握着后周的军事大权。公元960年春,他令人谎报北汉和辽会师夹攻,并奉命带兵北上。大军行至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在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共同策划下,授意将士将黄袍强加于赵匡胤身上,欢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回师京城,部下强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军事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赵匡胤非常清楚,自五代以来,朝代的更替基本上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为了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类的事件重演,他就必须设法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
赵匡胤在即位第二年(961年)的秋天,在宫中专门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劝他们不如多积金帛,独自享乐,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广置良田美宅,自己既可以享乐一生,又可以使军臣相安。这些将领们明白了赵匡胤此举的目的,于是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这样,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
澶渊之盟
北宋前期,辽的力量逐渐强大。辽军常到黄河流域扰乱或掳掠。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军对宋朝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澶州北城(今河南濮阳),矛头直指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当时东京与澶州仅一河之隔,情势非常危急,朝廷上下手足无措。宰相寇准极力劝说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宋真宗来到澶州城,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他们把几千个前来攻城的辽兵杀得落花流水。在随后的战斗中,他们又射死了辽军先锋萧挞览,狠狠打击了辽军嚣张的气焰。辽军士气低落,寇准力主乘势进军,收复失地。但宋真宗不敢与辽军决战,于是宋辽进行议和。宋真宗派曹利用赴辽营谈判,条件是不准割地,岁币(北宋政府每年给辽、西夏的钱财等物)“百万之下皆可许”。寇准觉得岁币数太多,就对曹利用说:“不得过30万,过30万,我斩了你。”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辽国皇帝称宋朝皇帝为兄;宋每年向辽进贡20万匹绸缎和10万两银子;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相互侵犯,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随后,辽军将军队撤了回去后,宋真宗也班师回京。
宋真宗不顾爱国将领的反对,为了一时的苟安,屈服投降,签订了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调回京都,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积贫积弱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管理层内部黑暗腐败,且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在军事上将帅分离,战斗力大减;百姓的赋税沉重,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国家财政人不敷出,一些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国家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宋仁宗心急如焚,多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希望以改革扭转国家的危局。范仲淹总结了从政28年的经验教训和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针对当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敌(指辽夏)骄盛,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的现象,向宋仁宗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轻徭役”。以整顿吏治、选拔贤能、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等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阶级统治。宋仁宗十分赞同,于是,命范仲淹主持了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大批冗官滥吏被革职除名,同时,提拔起用了大批精明能干的官员,官府办事效能大大提高,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新政大受称赞。但同时,范仲淹的改革措施也限制了大官僚和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些人集结在一起,掀起了一大股反对新政的浪潮。使宋仁宗不免有些恐慌,对执行新政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止改革,解除范仲淹的职务,并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主张革新的人士也都相继被逐出京城。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随之宣告失败。
王安石变法
1068年,年轻有为的神宗即位,决心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而此时的北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都越来越尖锐,少数民族的政权也逐步加强了攻势,封建统治亟亟可危,变法势在必行。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早有耳闻,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将王安石从江宁调回京都,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又将其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看到国家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法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引起了当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崇尚“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王安石的思想主张是大逆不道。王安石据理力争,与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最终赢得了神宗的支持,开始了持续16年之久的熙丰变法运动。
为了富国强兵,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王安石的变法始终围绕着“理财”和“整军”两大主题。理财富国方面主要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一方面限制了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和大商人操纵和控制市场的局面,一方面使得农民能够专心生产,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整军强兵上主要是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到元丰年间,不仅改变了原来积贫积弱的现象,还使得府库充盈。而在军事防御上,在熙宁年间就收复了唐朝中期以后就失守的旧疆域,使2000多里的领土重新回归中国。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于国于民都受益匪浅,但却触动了一大批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连两宫太后都与反对派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变法。如此强大的压力,让神宗有些犹豫。一天,他问王安石说:“有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规。你看该怎么办呢?”王安石坦然道:“圣上用心打理朝政,就是防止天变;圣上早已征询意见,就是照顾舆论;至于祖规,本就应顺应时代。”但神宗依旧犹豫不决,再加上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大旱,反对派势力硬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使得新政迭遭阻碍,困难重重。王安石气愤之余,上书辞职。次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当宰相,但没几个月,天上出现了彗星,又被反对派说成是不吉利的预兆,趁机攻击新法。1076年,王安石再次奏请告老还乡,回江宁府。
1086年,神宗去世,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以高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在不到一年内几乎全部废除,变法宣告失败。同年,王安石也在无限的忧愤中与世长辞,黄泉冥道唯叹息而已。
“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皇帝,大多信佛,唯真宗赵恒与徽宗赵佶迷道。赵恒在位时,没有一年没有关于道教宫观之事,赵佶与赵恒相比,则显得更为痴迷。公元1113年九月,赵估赐号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仔昔号通妙先生。之后,又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赵估对道教的崇奉已趋狂热。迷信道士,厚待道徒。公元1114年正月,置道阶26级,赐号先生、处士等。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公元1116年正月,徐知常推举方士林灵素入朝,赵估置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在自己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林灵索在宫中聚道士讲道,赵佶在旁设帐听讲。赵估乃自称“朕乃上帝元子,为神霄帝君”,诏令道令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十二月,又加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另一道士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其官秩相当于中大夫,出入词引,以至于与诸王争道,京城人称为“道家两府”。
赵估在位,道教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公元1116年闰正月,赵佶采纳林灵素的建议,依科举制度设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13品。每年考士,道士做道官,允许一般士人参加。又听从蔡京之言,汇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编为“道史”,诏令各地都修建道观。公元1118年八月,赵佶还御颁《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2员。公元1118年十月,又置道官26等,道职8等,道士皆领取俸禄。每一道观可得上千顷田地。凡设大斋,往往费钱数万贯。
靖康之变
宋徽宗时期,原本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开始兴起。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了金国。当时,宋朝北方的辽国已江河日下,逐渐走向了衰落,宋朝乘机联合金国攻辽。但是,宋朝长期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在宋、金联合击辽的过程中,主要依靠金军强有力的作战能力获得胜利,而宋朝的军队则显得缺乏战斗力。因此,1126年,金国灭辽后,便决定向宋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强大的金国军队很快打到了宋朝京城开封。宋徽宗对此非常恐慌,赶忙退位,让太子赵桓继位,自己则逃到南方的镇江去了。宋钦宗即位,年号“靖康”。抗战派李纲主持开封事务,得到军民的支持,士气一时十分旺盛,金兵败退。
金兵北撤后,宋朝统治者以为万事大吉,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再次南侵,这时。控制朝政的是主和派,他们根本不组织力量进行抵抗,一心只想求和。没过多久,开封陷落,宋徽宗与宋钦宗皆被俘。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军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宗贵戚等3000人全都带往北方。当时的开封城中几乎被席卷一空,北宋王朝也从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
长翅帽
长翅帽是宋朝大小官员戴的帽子,其发明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当上皇帝后,对当年一起闯天下的同僚很不放心。特别讨厌文武大臣在朝堂中交头接耳,评论朝政。一天,赵匡胤上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奏章时,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窃窃私语,很不礼貌。赵匡胤非常生气,但不露声色。退朝后,他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的对策,于是便传旨属官在幞头纱帽后面分别加上长翅。长翅用铁片、竹篾做骨架。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以后越来越长)。这种帽子除了朝堂和官场正式活动时须戴上,一般场合是不戴的,因为戴上它,在街上行走非常不便。戴上它,官员要并排坐着谈就困难了,只能面对面交谈。从此大臣上朝,也就很难排列在一起交头接耳,影响朝堂严肃性了。
赵匡胤
公元927年2月,赵匡胤出生在今河北涿县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父亲赵弘殷任后唐铁骑第一军指挥使。
949年,22岁的赵匡胤离开家,投到枢密使郭威手下任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959年正月,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继位。小皇上没有政治威信,更无法掌控局势。于是,赵匡胤抓住时机,与赵普、石首信等策划了“陈桥兵变”。
960年正月,北汉联合契丹,即辽,共同南犯。赵匡胤奉命抵抗。军队驻扎在距汴京北20里的陈桥,赵匡胤的手下在这里发动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顺利夺取了皇权,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即宋太祖。
赵匡胤深知自己得天下是靠的“陈桥兵变”,因此,他害怕黄袍加身的故事会再次上演。于是,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利用巧计,使大将主动交出手中的兵权,历史上将此次事件称为“杯酒释兵权”。之后,他还将禁军中的统兵权与发兵权相分离,将大权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他又削弱宰相的行政权、兵权和财政权,国内政权稳固之后。宋太祖就开始着眼整个中国。他针对北强南弱的特点。为避免与强大的辽国争雄,与宰相赵普商议,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
宋太祖统一天下,不仅靠武力,更靠攻心。无论是对百姓还是对敌人,都是一样仁爱。他每次领兵打仗。都再三叮咛要安民而不要掳掠,反对滥杀无辜,安定和统一是他战争唯一的目的。宋太祖的宽仁厚爱。使他赢得了百姓和一大批义士的拥护,为他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人和”条件。最终用了13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外的所有地区,基本上使中国恢复了完整的版图。
976年,宋太祖于万岁殿暴死,其死因至今不明。
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999年。天圣五年(1027年),29岁的包拯进士及第,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县)县令,但父母年岁已高,不愿离开故土,他便立刻辞官回家,陪伴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守孝期满,才又重入仕途,先后出任天长县知县、端州知州、监察御史、龙腾阁直学士(包拯又称包龙图即由此而来),以及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开封知府等。在他的任职期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廉洁奉公,备受百姓景仰,被称为“包青天”。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洁身自好。康定元年(1040年),他曾出任端州知州。当地生产一种砚台,叫端砚,这种砚台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为上贡精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当地的很多官吏都趁这个机会向百姓征收高出定额好多倍的贡品,而包拯到任后,严格按照数额定做。从不多收一块,甚至到他离任时,自己都没有一块端砚。百姓的负担一下轻了许多,生活也有了很大转机。到后来,他虽然垒官至副宰相,但其衣食住行与百姓无二,他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要光明磊落。不要贪图百姓的钱财。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在开封病逝,临死前叫家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的《戒廉承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千百年来,包拯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清官的代名词,其铁面无私的不朽形象也为世代所敬重和景仰。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吉州原属庐陵郡)。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卒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韦占二年(1057)二月,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此后相继任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未获批准。此后两三年间,多次请辞,都未获准。熙宁三年(1070),授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同年,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今属安徽省)。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在颍州家中辞逝。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另外,欧阳修的诗歌、赋也都很有特色,但成就均不及散文。著名的作品有:散文《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秋声赋》,诗歌《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等。
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司马池曾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从小家教很严。
20岁时。司马光参加会试,中进士甲第,第二年被任命为华州判官,从此走上了仕途。后来,由于父母相继去世,便回家服丧。25岁时,再入仕途,任滑县县令。宋仁宗嘉佑二年(1058年),38岁的司马光再次进京任职,不到3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指正君臣的过错。
然而,这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却偏于保守。他曾于嘉佑七年(1062年)七月向仁宗上书长达5000余言的《论财利疏》,以驳斥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坚决反对变法,而只主张改良。公元1068年,年轻的神宗即位,渴望北宋能够国富兵强,还认为“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因此,对王安石的主张极为赞赏,遂决定让王安石主持变法。
司马光感觉自己再在朝廷呆下去,也难有作为,于是于熙宁三年(1070年)主动上书辞职,决定远离政事,专心著述。之后,司马光六任闲职,避居洛阳15年,集中精力组织人员编撰《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撰写完成,全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1362年,294卷,《目录》、《考异》各30卷。司马光先写好提纲,然后由助手编撰材料,修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定稿。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开始,至宋神宗元丰七年成书(即从1065~1084年),前后历时达19年。
元丰八年(1086年)闰二月,神宗病逝,10岁的哲宗登基,一向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治形势大变。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保守偏颇的思想得以大肆施展,为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神宗时施行了16年的新法一概废除。
司马光将新法全盘否定,确实大有偏激之嫌。然而,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又给他增添了无数光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又将原来史料中的盘根错节加以剔除,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历史的风云变幻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交子
宋真宗时期,在四川出现了代替金属货币的纸币,这种纸币称为“交子”。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自唐中期以后,四川的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北宋初期,在四川成都地区仍流行铁钱。铁钱有大、小两种,大铁钱每贯重20多斤,小铁钱每贯也有6斤多,携带起来极不方便,影响了商业发展。宋真宗时,在政府的许可下,成都16家富户共同印制纸制的“交子”,代替铁钱在市场上流通,作为现钱使用,使用交子的人可以向交子铺兑换现钱。后来,交子改南官办,流行渐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