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家成长故事

第四节 度支尚书“杜武库”

　　泰始七年至咸宁四年（271～278），杜预出任度支尚书，其间，虽因石鉴的报复而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七年的任期里，杜预对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财政收支等进行了治理，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杜预非常重视工农业生产，对处理经济问题颇有一套高明见解，其发展农业及手工业经济的主张有“奏立藉田”、“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等。他还积极出谋划策进行救灾，解决了当时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历来被认为是国家立足之本。相传古时的天子和诸侯都拥有藉田，天子藉田千亩，诸侯百亩，但实际上都是征用民力耕种的，只是每逢春耕前，由天子和诸侯执耒耜在藉田上举行耕作仪式，称为“藉礼”，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古时所谓的圣王们无不躬耕于田亩，并将收获物献给宗庙用于祭祀，以此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并对全国起到表率作用。但到了魏晋时期，皇帝亲耕成为一种空泛的形式，没有起到训农的实际作用。有鉴于此，杜预建议扩大藉田面积，让皇帝和大臣都去参加实际的耕作，以体验稼穑之艰辛，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就不怕搞不上去，粮食产量和国库收入自然也会增加。晋武帝司马炎接受了杜预的这一建议，并下令在洛阳城东建立了面积达千亩的藉田。晋武帝和王公百官每年都定期到田中劳动，为全国的农业生产树立楷模。

　　西晋初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这很不利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杜预建议朝廷效法古代，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常平仓”，用国库所藏的布帛去换取农民手中的粮食，以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晋武帝采纳了杜预的建议，在全国推行常平仓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农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杜预还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进行了修改，并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李修、卜显共同编定了《二元乾度历》，于咸宁（275～280）中向晋武帝奏上，不久晋武帝将其颁行于全国，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任度支尚书期间，充分展示杜预多智善谋的事件，要数他为救灾出谋献策这件事了。晋武帝咸宁三年（277）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发大水，庄稼受灾严重。晋武帝诏令大臣们献计献策设法救灾。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他的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魏晋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由于杜预对当时的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

　　在第一篇上疏中，杜预首先指出，朝廷救灾的方针政策要有根本的改变。他说：“现在全国的水灾，尤以东南地区最为严重，不仅庄稼没有收获，连老百姓的家居产业也都被损害。那里低洼的田地里到处都是积水，高处的土地又大都坚硬瘠薄，像这样的困苦局面，老百姓来年也一定还会遇到。我常常想，即使诏书谆谆告诫地方官员们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若不改变根本大计，确定有关的正确方向，恐怕诏书也只是一纸空文，真正的作用很小。现在正是夏秋蔬菜食物最多的季节，可是老百姓已经不够吃的了。接下来冬春两季就要到了，到那时野外连青草都没有，老百姓就只有指望依靠政府的救济粮来活命了。这可是治理一方的大事，不能不预先认真考虑啊！”

　　紧接着，杜预又针对灾民的日常食品供给具体说道：“我认为，这些地方既然因水而受灾，应当把鱼虾螺蚌等水生物作为食物来维持生活。然而洪水泛滥，贫穷的老百姓始终无法得到它们。如今应该大规模破坏兖州和豫州东部边界的各个堤坝，并根据水流的方向加以疏导。这样可以使饥民们都能利用丰富的水产品，老百姓不用走出本地边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食物，这是眼下救济灾民的好办法。洪水退去以后，对填满淤泥的农田略加整治，到明年春天种上庄稼，一定会有好收成。可见，这样做对明年也大有好处啊！”杜预认为宣泄旧堤坝不仅仅是救灾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有利于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针对一些地区农民种地缺乏耕牛的实际情况，杜预向晋武帝建议道：“我以前上奏曾经说过，典牧所管理的种牛不供耕田套车用，一直到老死也不穿鼻孔套缰绳，没有实用价值，却白白占用了人力和粮草的开支。实际上这些牛每年送去驾车运粮的很少，又不加以调教训练，所以最好将它们大量出售贷给农民，用来换取粮食和作为军队的赏钱。”晋武帝经过询问主管官牛的部门，最后同意了杜预的建议，将其中的三万五千头官牛作价贷给了农民用于耕种。这不仅仅是解决了农民的当务之急，更有利于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杜预再次上疏指出，火耕水耨、粗放滥垦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是造成水灾的根本原因：“那些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最为便利。其实并非完全是那样。这种方法只不过适用于新开垦的田地和荒地，是在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离的情况下罢了。以前东南地区初步开发时人口稀少，所以有放火烧荒的便利。近年来，那里的人口与日俱增，可是陂堰每年都决口，致使良田里长出了蒲草和芦苇，人们居住在水泽岸边，水陆失调，放牧绝种，树木枯死，这些都是由堤陂所造成的。如此密集的堤陂，导致土层较薄和地下水位升高，这样一来，积水往往不能下渗。所以每当天降大雨，这里就会积水横流，并且影响到了旱田。”

　　杜预还谴责了某些部门和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他说：“议论的人不考虑其中的缘故，便说这样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旱地作物。我考虑到汉代的户口数，以之核验现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当年的旱田。那里有一些汉代的旧陂旧堰，都是坚固完好的，不是现在所说的危害人民的。我以前见尚书胡威上奏说应当毁掉堤陂，他的话诚恳至极。我又见到宋侯相应遵上书提议，请求毁掉泗陂，改变运河的路线。现在都督和度支各自根据自己所见到的，不听从应遵的意见。我考察了应遵上书说的事情，运河路线往东到寿春，有旧的水渠，可以不经由泗陂。泗陂在应遵管辖的地界内毁坏耕地达一万三千多顷，危害到了已耕种的田地。应遵的辖区里管理的佃户有两千六百口，可以说是非常之少，却还担忧土地狭小，不足以满足需求，这都是水害所造成的。有关部门应当共同关心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意见不同，他们不是难以发现问题的所在的，而仅仅是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各人所想的不同，利害关系也有差异。军队方面和地方郡县，士大夫和老百姓，他们的认识没有一点相同的，这都是因为偏重它的好处而忘记了它的害处。这正是事理之所以还不被了解，而实际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难的原因。”

　　杜预在经过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陂堰宣泄与否的标准：“我认为，豫州界内两处度支所管理的佃户，都是州郡的大军杂士，共有水田七千五百多顷，算起来三年用水的田亩数，也不过两万多顷。根据常理来说，没有必要过多积存没有用的水，何况如今洪水成涝，造成了大灾害。我认为与其失当，不如泻掉它而不蓄积。应该发布明文诏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凡是汉代的旧陂旧堰以及山谷里的私家小陂，都应当修缮好以便积水。凡是曹操屯田以来所建造的，以及各种因为雨水冲决后而建的蒲草马肠之类的小陂，全都拆毁它。”杜预提出的这种以宣泄旧的水利设施来救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历史上确属罕见，但却是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杜预接着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地方主要官员应亲自到现场加以督导，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听从号令，赶在冬天结冰之前能够大致宣泄完毕，其中参加整修有实际功劳的人都要加以鼓励。凡是旧的水塘沟渠需要修补的，都要查找出微小的险象，一律依照汉代的原貌，预先将它们分类备案，到冬季东南一带休兵交接的时候，各自留出一个月来做这件事。”杜预还进一步指明了其中的道理和意义：“山川河流有不变的流水，地势形貌有一定的样子，汉代居民众多，尚且没有问题，如今根据遇到的问题而把它们宣泄掉，考察古代的事情而了解了眼前的问题，根本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可以很轻易地明白。我不胜愚钝，窃以为这实在是如今最大的实际利益所在。”杜预言之有理，因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对东南地区汉魏时期的旧堤坝分别进行了修整和宣泄。

　　杜预还在孟津主持建造了一座黄河浮桥。西晋都城洛阳北边的孟津，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相传武王伐纣时，曾在此与诸侯会盟渡河，因此称为盟津，也称为孟滓、富平津、小平津或陶河渚。黄河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巨大障碍，而孟津则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之一。它不仅是洛阳的北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还是联系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的交通枢纽。西晋定都洛阳，这里更成为沟通大河南北的要津。然而，每当上游有较大的降雨，或是刮大风的时候，这里的黄河便往往水流湍急、风波险恶，人们在这里渡河也因而非常危险，常常出现船翻人亡的悲剧。曹魏时期，杜预的祖父、曹魏尚书仆射杜畿受诏制造了一艘御楼船，有一天在盂津一带的黄河里试航，由于风大浪高，不幸发生了翻船事故，杜畿也因此而丢了性命，令朝廷上下都感到十分惋惜。到了西晋时期，这里交通更加繁忙，因此杜预建议在富平津修建一座浮桥，以克服这里风涛大的危害，方便广大官民渡河。但他的这一合理建议却遭到了朝中一些大臣的竭力反对，他们的借口是，这里自古以来就没有人造桥，盂津一带的黄河两岸，曾是殷周的都城所在地，殷商建都的河内在黄河的北边，周朝的都城洛阳在黄河的南岸，那时的人们就经常来往于黄河两岸而在孟津渡河，但殷周的圣贤们却都没有在这里架桥的想法，可见孟津一带的黄河上是不适合建造桥梁的。知识渊博的杜预引经据典，反驳道：“你们说殷周的圣贤们没有在黄河上架桥的想法，这是毫无根据的。《诗经》中‘造舟为梁’就是指在黄河上建造浮桥的事。”一句话，使得反对他的人无言以对。很快，杜预的建议便得到了晋武帝的默许，于是由杜预亲自负责，开始在富平津建造黄河大桥。泰始十年（274）九月，仅用了短短几个月，大桥便正式落成了。为丫庆祝这一空前盛大的工程竣工，晋武帝亲率百官前去视察，并专门为杜预举行了庆功宴会。宴会上，晋武帝举起酒杯向杜预祝贺道：“要是没有你杜预，这座大桥是建不成的啊！”杜预谦虚地恭维道：“没有陛下您的神武圣明，我也就没有机会显露这点雕虫小技啊！”晋武帝听了杜预的话后更加高兴。孟津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黄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往来。

　　杜预在任度支尚书期间，还有不少发明创造，为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作出了贡献。比如，杜预曾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相传欹器是一种倾斜易覆倒之器，最早见于周代，传说为人君者常把这种器物放在座位右侧以为戒，使人君见到此器便能够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社稷大业。杜预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复制出了在汉魏之际失传的欹器，并献给晋武帝，受到晋武帝的夸奖。西晋时，利用水力作动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杜预对当时盛行的水碓进行了改进，发明了连机水碓，利用水力带动好几个碓同时舂米。这种连机水碓的动力装置是一个安装在江河岸边的巨大的立式水轮。水轮的长轴上装有一排滚角不动的短横木，就像一排角度不同的齿轮，当水流冲击水轮时，轴上的横木一个接一个地打动一排碓梢，这样使得水碓舂米。这种连机水碓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动力。相传杜预的这一发明曾令京师洛阳米价大跌。杜预还发明了“人排新器”，虽然史籍没有详细记载这种人排新器的构造和功能，但推断其为一种新型的农田水利灌溉工具是没有疑义的。杜预的人排新器很有可能是在东汉杜诗的水排和三国时马钧的翻车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人排新器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农田水利灌溉的效率，加速了西晋农业生产的发展，晋武帝时期余粮栖亩、家给人足的“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

　　在任度支尚书的七年间，杜预损益万机，奇谋不断，于是朝中的同僚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杜武库”，称赞他的博学多通，就像古代储藏器物的仓库一样无所不有，其意思类似于人们常说的“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