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家成长故事

第二节 献谋策灭商做准备

　　商纣王腐朽堕落，又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对周边国家兴兵征讨。他先向太行山黎人（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南）发动进攻，接着进军西北的黄土高原，继而又挥师东向，全力镇压东夷各部。殷纣王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更激化了社会矛盾，正如《诗经》中所描述的，当时的民怨“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全国到处是不满和愤怒之声，整个社会像开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但是商纣王却更加淫乱不止，还加重刑罚，设立了炮烙之法（在铜柱上抹膏油，铜柱下加炭火，令人在铜柱上行走，不一会儿就会坠入炭火中身亡）。这种形势，对周人势力的发展却非常有利。西伯昌继承先人的志愿，积极准备灭商大业。在得到吕尚之后，西伯昌就向吕尚请教灭商的方略。

　　吕尚曾勤学《易》理和兵法，并曾游历诸国，对时势了解得十分清楚，于是他向周文王献“阴修德以倾商政”的策略，也就是表面上要服从商的统治，恭顺事殷，以此来防止纣王的猜忌而不利于发展自己的实力；暗中则要通过修德，来争取民心和更多小罔的支持，这样来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剪除商的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最后达到灭商的目的。

　　西伯昌采用吕尚的谋略，以尊商爱民为由，把洛西之地献给纣王，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非常高兴，答应废除炮烙之刑，并完全放弃了对周西伯的猜疑，还赐给周西伯弓矢斧钺，授给他征伐的专权，并且更加相信西伯昌。

　　殷纣王不任用忠诚贤能之臣却任用小人为政，诸侯因此而渐渐地疏远了纣王。纣王任用费中来处理朝政，而费中是一个善于阿谀逢迎并贪图小利的人，举国之人都不愿和他亲近。纣王还任用恶来，而恶来又是一个善于诋毁和进谗言的人，因此诸侯从此更加疏远纣王，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诸侯方国，也开始背叛商而归附于周。这时，西伯昌又依吕尚之策，率领诸侯入贡纣王，从而又获得了纣王的宠信。

　　西伯昌采纳并施行厂吕尚的“修德”之策，施德行善，尚贤爱民，诸侯们因此都尊西伯昌为贤者，遇上难以解决的事情都来找他来裁决。当时，虞国人和芮国人因争夺土地发生矛盾，很久没能得到解决，就互相商量说：“听说周西伯是位仁人，何不去找他问问？”于是两人来到了西周。刚到西周边境，就看到西周种田的人互让田界，年幼之人谦让长者，都尊礼崇德，民俗纯朴，一派君子之风。看到这里，虞、芮二君都感到非常惭愧，说：“我们所相争的正是周人认为羞耻的事情。我们还找周西伯于什么？只会去自讨耻辱罢了。”于是两人没有见到西伯昌就回去了。回国后，两国互相推让所争之地。诸侯们听说这件事后，更加敬慕西伯昌，认为西伯昌大概就是“受命之君”，先后有四十多个小方国，都因仰慕周的政教，加上不堪忍受殷商的统治而来归附周。

　　有一天，西伯昌问吕尚：“商王非常残暴，经常虐杀无辜，您辅佐我，有所忧虑吗？”吕尚说：“人自己的作为不给自己造成灾害，别人也不可谋害他。争取天下如同追搏猛兽，参加的人都可分得一份肉；也像同舟共济一样，如果船翻了，大家都遇难。我现在就是与王同舟共济呢。”吕尚又告诉西伯昌：“鸷鸟将要搏击的时候，先收身缩翼而后发；猛兽将要搏击的时候，先垂耳伏身而后出；圣人将有所动作的时候，也必先显出愚笨的样子。我观察商都的郊外，野草疯长，胜过庄稼。我观察商王朝的人，邪曲的人多而正直的少。商王暴虐残忍，败法乱刑，这些都是亡国的征兆。所以我有信心辅王灭商。”

　　西伯昌还经常向吕尚请教有关国家治理的道婵和方略，姜太公向他提出了很多治国方略，为之谋划运筹。一次，西伯昌问道：“天下熙熙攘攘，纷扰复杂，有时强盛，有时衰弱；有时气运好，国泰民安；有时又气运乖蹇，国危民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因为其君主贤与不贤的关系吗？还是由于天时变化自然造成的呢？”吕尚认为，国运的昌盛与否取决于君主的贤能，而不足因为外在的原因，于是回答说：“国君不贤，国家就会危亡，人民就会变乱；国君贤明有德行，国家就会太平，人民就会安定。所以国家的福祸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于天时的变化。”西伯昌又问：“可以把古代圣贤君主的事迹讲给我听听吗？”吕尚说：“从前帝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古的人都称他为贤君。”西伯昌问：“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呢？”吕尚说：“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稀奇的物品，不玩弄宝贵的奢侈品，不听淫逸的音乐，不粉饰宫廷的院墙，不雕饰宫殿的甍（音méng，屋脊）、桷（音jué，方的椽子）、椽、楹（音yíng，厅堂前部的柱子），不修剪庭院的茅草。以鹿皮挡风御寒，穿粗布做的衣服，吃粗粮做的饭，喝藜藿（灰菜和豆叶）汤。不使劳役妨碍农耕、纺织的时节，约束自己的心志，治理国家以清静无为，升迁忠正守法官吏的爵位，增加廉洁爱民之人的俸禄。敬重那些孝敬父母、爱抚幼小的人，慰劳勉励那些致力于农桑耕织的人。区分善恶良莠，表彰善良的人，提倡公正操守，以法律制止奸邪诈伪的行为。对自己所厌恶的人，如果他有功也一定加以赏赐；对自己所喜爱的人，如果他有罪也一定加以惩处。赡养鳏寡孤独的人，救济那些遇到祸患而伤亡的人家。尧帝自己则非常节俭，很少征用民役赋税，所以天下百姓生活富裕，安居乐业，而没有饥寒的面容。百姓则像景仰日月一样感戴他，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他。”西伯昌说：“尧帝真是一位伟大的有德行的贤君！”

　　西伯昌曾经向吕尚请教治国的首要任务，说：“我很想知道治理一个大国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想要使君主尊贵而人民安定，应该怎样做呢？”吕尚是主张爱民修德而治国的，于是回答西伯昌道：“爱民而已。”文王又进一步的请教：“怎样才是爱民呢？”吕尚解释道：“要时刻想着有利于民，而不要危害他们；要成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不要破坏他们；要使人民能得以生存，而不要杀害他们；要经常想着给予人民什么，而不要剥夺他们；要使人民生活得快乐而不感到痛苦，使人民欢喜而不愤怒。”吕尚又具体地解释说：“民众不失去职业就会获得利益；农民不失去农时就会得到收成；减轻刑罚民众就能生存；少征赋税就是给予民众实惠；少修建宫窜台榭就会使民众安乐；官吏清廉不敲剥百姓就会使民众喜悦。反之，使民众失去职业、没有工作，就是损害民众的利益；耽误农时、没有收成，就是败坏民众的事业；官吏贪污笥扰，就会引起民众的愤怒。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开明君主，管理民众就会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兄长爱护自己的弟弟一样，看到他们的饥寒而为他们担忧，见到他们劳苦而为他们悲痛，对他们的赏罚如同对自身的赏罚，向他们征收赋税如同夺取自己的财产。这就是爱民之道。”

　　吕尚还向西伯昌谏言围君要拥有“六守”，也就是选拔贤能人才的六条标准，分别是“仁、义、忠、信、勇、谋”。吕尚把符合这六个条件的人称为“贤人”，他说：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才能富国强民。西伯昌问吕尚：“怎样慎重地选取符合这六个条件的人才呢？”吕尚回答说：“使他富贵从而来观察他是否作恶犯法，不作恶犯法的人可称之为仁；使他尊贵从而来观察他是否骄横傲物，不骄横傲物的人可称之为义；使他担当再任从而来观察他是否怀有二心，不怀有二心的人可称之为忠；使他奉命出使在外从而来观察他是否隐私欺骗，不隐私欺骗的人可称之为信；使他身临危境从而来观察他是否惶恐变节，不惶恐变节的人可称之为勇；使他处理各种不断变化的事情从而来观察他是否能随机应变，能随机应变的人可称之为谋。”

　　在发展国家的经济方面，吕尚向西伯昌提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就要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就应该“三宝”（农业、工业、商业）并重。他告诉文王说：“如果把农民组织在一起进行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充足；如果把工匠组织起来进行工业生产，器具就会充足；如果把商人组织在一起进行贸易活动，财货就会充足。而让这三大行业的人都能各安其处，各从其业，民众就不会谋乱。”吕尚又辅助西伯昌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在周境内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用公田，只缴纳九分之一租税的低税制度；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份地”，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且子孙可以继承，等等。这些经济政策正符合当时西周的发展状况，调动了农民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官吏们自觉地搞好份地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以后灭商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军事方面，吕尚提出用兵之道在于吊民伐罪、惩恶扬善，而用兵之略在于谋取不战而胜。于是吕尚向文王提出了“文伐”的策略，也就是不用交接兵刃而讨伐、征服敌人的策略。吕尚具体解释了文伐的策略道：“文伐的策略有十二条。一、因其所喜，顺其所好，使其志骄气盈；二、亲其所爱，分其威权，使其内部分化，廷无忠臣；三、暗中收买其手下，使之为我提供情报；四、厚赂以珠玉美女，纵其淫乐，并对其卑辞委听，顺其意而合其心，使其在邪恶的道路上不能自拔；五、对其手下的忠臣，少用贿赂的办法，而暗中设计，阻其成事，以促使其国君撤换他，然后我再对他亲而信之，并促使其国君重新启用他，这样他就可为我所用；六、收买他内部的人，离间他外部的盟国，使其人才外流而敌国入侵；七、笼络其宠爱者，暗中以利相诱，纵其轻财挥霍，造成其国库空虚；八、为其谋划而使其得利，这样他就会对我言听计从，任我摆布；九、尊之以虚名，使之妄自尊大而疏远其圣贤的人；十、对其曲意奉承以得其信任，使之视我如同亲生兄弟，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夺其权柄；十一、暗中揽其豪杰，而将我之智士和勇士推荐给他，使其周围充塞我之党徒；十二、收买其乱臣以迷之，进献美女淫声以惑之，赠送良犬宝马以纵其欲，时机一到，便可与天下共谋而伐之。以上十二条具备了，武事也就成功了。”

　　为实现灭商的目的，吕尚又积极帮助西伯昌策划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先征服商的一些附属方国，以进一步孤立商王朝，然后再向东发展，东渡黄河，为最后灭商扫除障碍。当时仍然忠于商的方国主要有密须（今甘肃灵台县）、黎（今山西长治市）、邗（yú，音于。今河南沁阳县）、崇（今陕西西安沣水西）等国。西伯昌原想先对邗用兵，但又想听听吕尚的意见，于是问吕尚：“我想对外用兵，您看先征伐哪个国家好呢？密须氏对我们疑心重重，是否可以先征伐密须？”管叔认为不可，说：“密须国的国君是圣明的君主，先征伐密须是不义的举动。”然而吕尚说：“要先征伐密须。”当时密须在商的属国中是力量较强的一个，它对周很不恭顺，屡次抗拒周，并且侵略它附近的小国阮和共（都在今甘肃泾川县），所以吕尚说：“先王用兵，都是讨伐那些不守道义的人，而不讨伐恭顺之国；讨伐那些险恶的人，而不讨伐易于顺从之国；讨伐那些过分嚣张的人，而不讨伐那些还不怎么坏的国家。”文王说：“您说得对。”于是决定对密须用兵，并把密须消灭了。接着又相继消灭了黎、邗、崇等国，还打败并驱逐了西北方面的犬戎，解除了他们对周的威胁。这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使周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成功地实现了孤立商王朝的战略目标，为后来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一系列胜利中，“吕尚之谋计居多”，据说多是一些“兵权和奇计”。这所谓的“兵权和奇计”，大概就是运用的“文伐”的策略吧，因此后世谈论兵法权谋的人，都推尊吕尚为本谋。

　　西伯昌灭崇之后，便在崇的故地沣水西岸兴建丰邑，并把国都从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迁移到丰。此后不久，西伯昌由于长期操劳于国事。染疾而亡。西伯昌临终的时候，太子姬发在身边，于是西伯昌召来吕尚，心怀遗憾地说道：“唉！上天将要抛弃我了，我要把周朝的社稷嘱托给你。现在我想学习一些至理名言，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吕尚忍住内心的哀伤，回答道：“您要问些什么呢？”西伯昌仍然心系国家之事，于是向太公问道：“先前圣贤的治国之道，他们有所废止，也有所实行，可以把这些讲给我听吗？”吕尚说：“见到善事却怠惰不为，时机到来却迟疑不决，知道不对却泰然处之：这三者是先人治国所以废止的地方；能柔能静以待己，能恭能静以待人，能强能弱以接物，能忍能刚以待机：这四者是先圣治国之策得以实行的原因。所以公义胜过私欲，国家就会昌盛；私欲胜过公义，国家就要衰微；为政勤恳胜过怠惰，国家就会吉祥；怠惰胜过勤恳，国家就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