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最大继承和发扬影响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可以称得上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灏、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创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世界的本原;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囚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平生志在树立理学,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南宋以前的中同历史上没有,就是在此以前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此,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朱熹一生悲哀多于欢乐。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贫困到经常要借贷的地步。有陆游的诗为证:“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朱熹一生中最大的机遇要算入朝担任宁宗的侍讲官,他想借这块阵地,向皇帝灌输自己的“帝王之学”,他滔滔不绝,四十余天连讲七次,宁宗装做从善如流的样子,朱嘉高兴地认为“天下有望”,但皇帝接受批评是有限度的,当触动到统治者根基时,一纸内批逐出经筵国门。虽然朱熹遵守师训,自号“晦翁”,给自己立下“不远复”的座右铭,但反道学家们的迫害一直不停。朱熹被斥为“伪师”,其理学被斥为“伪学”,加以严禁,他的许多学生遭拘禁流放。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忧郁而死。
死后的朱熹却如孔子一样,被封建王朝“礼遇有加”,朱熹溢号文公,后理宗即位,追赠他为太师,亲笔御书“宋代圣人”匾额,并封其为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朱嘉家埋祖坟之山被称为文公山。山上建积庆亭并立石碑,上刻“枯枝败叶不得挪动”,官府还派兵看守,保护山上坟莹树木,因而朱熹1176年春回家扫墓时手植的古杉,虽历经800多年的风雨,至今还生气盎然。
在紫阳镇的东门古城墙下,有朱嘉亲笔手书的墨宝“廉泉”,该泉清澈见底,长年不涸。据婺源当地人介绍,在举源为官的人,从未因贪污失去乌纱帽的。这一“百官共廉”现象,有人试图从“风水学”中找到注解,而社会学家则归结于紫阳古镇的理学渊源和传统的人文环境。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余秋雨语)。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辛弃疾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作为文人的朱熹,是不该从政,也不会从政。因而,朱熹一辈子未做大官,也鲜有显著政绩。朱熹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都有朋友,不少还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熹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相传在紫阳古镇近郊的三都村(今县城文公北路),朱熹与门人腾磷到此,见村内有好大一泓池水,能照见人影与天上的云彩,便问此塘之名。村人答曰:朱绯塘。朱熹哦了一声:“我俩神交也。”随即吟诗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198年,朱熹避居(东)建阳石洞,但还不停止讲学。1199年3月9日病死于建阳。他的遗体下葬时,他的学生不顾朝廷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官府怕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今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陆游、辛弃疾与朱熹神交已久,朱熹去世时,年迈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则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
如今,紫阳古镇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了,然而,大多数来这里的游客,都不解古镇的命名,更对朱熹不甚了解。然而,只要他们走近古镇,就会走近文化、走近了文化,就会走近历史,而走近历史,就走近了朱熹。朱熹与其他历史文人一样,是愿意被人遗忘的。但却又不会被人遗忘!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除,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人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索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大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朱熹初登仕途,任同安县主簿,为官以教养为先务。他对同安故宰相苏颂的道德学问深表钦佩,侣建苏公调。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倡导植树,并留下许多墨迹。日常公务,细致入微,对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青从中作弊,凡对百姓有利的事,必恪尽职守,不惮劳累。
绍兴二十二年(1162年),孝家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面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蝉(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十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清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上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憎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第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指旱伤四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大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睢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一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过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发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倚,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待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斤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在同“兼领学事”,直接管理地方教育。他积极扩建县学,在明伦堂左边建教思堂,又增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在文庙大成殿后倡建经史阁,多方征集图书900多卷藏于其中。在城隅隙地开辟射圃。他不辞劳苦,足迹遍金厦,采风劝学。还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访得本县徐应中、王宾“位进土善于讲学,且德行诚实,就向县令举荐,聘二人到县学任教,同时”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在学校管理方面,朱天认为要以理喻人,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但他对违法乱纪的生员,也决不姑息迁就。他看到有些生员学习不认真,或投机取巧,或未到散学时间就回家,就专门写了,《同安县沂学者见洲诸生》、《补试榜湖等文告,要大家学习古人“爱日不倦,而竟尺寸之阴”,仿效“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特为观听之美而已”,能“致思于科举之外”、“使学者有成材,而库序有实用”,坚决反对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的市侩作风。
朱意在同安虽然只有5年,但他的诲人不倦、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对同安文化却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讲究读书方法,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读书负多,最是大病,下相都理会不得。若到闲时,无书读时,得一件书看更仔细。”他培养了许升、王力行等门徒及许许多多的“再传弟子”。同安县的讲学之风,正是从朱房簿同才兴起的。元至五十年(135年)建的“文公书院”供奉着朱熹画像,既是后代传道授业的场所,也表达了后学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与怀念。
朱熹的学说为:
1、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受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厂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2、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女”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高提出了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3、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4、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显、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通道德法则的意义。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耆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缉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考经刊误》、《考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数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也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艰苦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三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些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