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成长故事

第三节 全力清剿，以剿坚抚

　　当杨鹤的招抚策略屡屡受挫，并受到官员弹劾的时候，洪承畴节节胜利的消息却接二连三地传到京师。这就使朝廷中的一部分大臣对洪承畴的才能和他采取的以剿为主的策略，有了更深认识。胜利的消息也使崇祯帝感到振奋，洪承畴必然受到皇帝的青睐。

　　崇祯四年（1631）九月，朝廷任命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兵部右侍郎。从此，洪承畴一改杨鹤“以抚为主”、“边剿边抚”的方针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方针。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农民军攻城略地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更加频繁，仅四年九月以后，被占据过的州、县就有宜川、安塞、安定、甘泉、宜君、葭州等等。洪承畴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就说：“贼势日炽，承畴日不暇给矣。”此外，投降的义军首领又联络其他义军攻陷甘泉，劫掠饷银十万八千两，杀知县郭永图，备兵河西张允登战死。十二月，诸投降的义军纷纷复叛，攻绥德等地。

　　崇祯五年（1632）正月，义军陷宜君、保安、合水，渡河东去者陷山西蒲州、永宁等地。在此情况下，就有人弹劾洪承畴。不过由于巡按御史李应期上奏说：“洪承畴是在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担当现任官职，是可以施展他的才能的。”这番话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才使洪承畴没有丢掉官位。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处理陕西事务上，是没有人能与洪承畴相比的。

　　洪承畴是幸运的。他在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后的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战绩。首先，他打了不少胜仗，斩杀不少义军首领。四年他击败点灯子，并将其擒获而后杀死。点灯子起于青涧、绥德，征战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广大地区，秦、晋沿河州县不断报警。他的被杀，使得山西平阳一带暂时安定。闰十一月，义军首领谭雄复据安塞，参将李卑驻兵城外。洪承畴谋计说：“我若株守宁塞，必至各处蠢动。”于是命副总兵曹文诏等围宁塞，自己率领骑兵同总兵王承恩等到达安塞城下，诱使谭雄等五人出城，斩之。

　　最使明廷振奋的是崇祯五年（1632）春的西陕之捷。先是宁塞逃逸的义军人马与环、庆等地的义军汇合，攻陷镇原，并屯军于蒲河，欲犯平凉，走冈翔、汉中。陕西巡抚练国事自泾州迅速来到固原，令固原道王振奇同副总兵王维善等严密防守各隘口，又令平凉道徐如翰同副总兵董志义防守泾州各要害，并令总兵杨嘉谟、游击赵光远缉拿或杀死农民军情报人员以及往来传递信息的骑士，这样就切断了各义军问的联系，遂使义军固守城中，不敢出来，加上食物匮乏，起义军之间也产生疑虑，人心动摇。此时，总督洪承畴从鄜州问道驰至庆阳，曹文诏也率临洮新兵两千人来到，宁夏总兵贺虎臣所率新兵也如期到达，会于西陕。在统一指挥下，官军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术，与义军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战场纵横数十里，义军伤亡极重。据史书记载，杨嘉谟斩两百二十五人；曹文诏斩三百八十三人；贺虎臣斩三十人；王维善斩三百二十六人，赵光远斩九十七人。战后官军吹嘘说：“宁塞之强寇尽矣。”

　　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大大地鼓舞了官军的士气。时人以西陕之捷为用兵以来的第一大胜利。西陕之捷显示出了洪承畴等谋略的成功，进一步树立起他在朝廷中的形象，巩固了个人的地位。

　　其次，洪承畴在招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四年十二月庚寅，洪承畴报告招抚张献忠、罗汝才等一千九百余人。

　　可以说，洪承畴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是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的。他是以多管齐下的方法，全面对待陕事的。明末的陕西天灾、逃兵等多种因素，导致了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而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少有的。对待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绝非一个“剿”，或一个“抚”可以解决问题。当时的明朝政府财政困难，官吏之间党派林立，东北满族兴起，加上天灾、人祸，更显危机四起。

　　而从当时陕西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剿”还是“抚”，都需要钱。官军也需要钱，没有钱，发不了饷，士气不高，战斗便难以取胜。何况参加义军的人中就有一部分是失业的驿卒，及因积欠饷银而无衣无食的士兵。具体到招抚的义军战士，他们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如果回乡没有一定的资金从事最简单的生产，维持最低下水平的生活，他们必然会重新走上反抗的道路。洪承畴深深懂得此事的重要，他曾多次向上级报告缺乏饷银。如在他任三边总督前的崇祯四年八月，就向上司报告乏饷。出任三边总督后的五年正月，洪承畴向中央提出，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结果朝廷“从之”。有了饷银，无论“剿”或“抚”都有了坚实的后盾。

　　有了暂时的财政保障，又有了西陕之捷树立起的军威，洪承畴及其领导下的官兵，接连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五年正月，洪承畴在槐安堡打败起义军，斩四百三十人；五月，洪承畴自绥德至西川，与延绥巡抚张福臻合兵围剿起义军，擒斩四百余人；八月，在环县等处斩杀四百三十六人和两百五十二人，等等。

　　随着官军对起义军打击力度的加大，起义军的流动范围也更加扩大。洪承畴及时修订计划，指挥部属开始了南征北战。

　　洪承畴对起义军的情况是有所掌握的，对陕西及其周边的地形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官军压境、大力围剿的不利形势下，起义军有可能藏匿山谷，暂时躲避，更有可能逃出陕西，向明廷薄弱的地区发展或隐藏。洪承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遂于七年五月以副总兵贺人龙、刘成功等兵两千，游击王永祥骑兵八百赴蓝田驻守。农民军东出陕西的陆路通道有二：一为商州、雒南；一为汉中、兴安、平利。当时农民军深入南山大峪，与省会西安较近，官军必定全力以赴驱逐，使西安不受威胁，避免万一落入农民军手中。这样被逐之起义军必定东奔纲峪川，然后进入大山，再远逃商雒地区。此前攻略西安、泾阳、三原地区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就西奔周至、鄠县。南大山、北渭河相距三十里，义军出入秦中必然走这条路。于是传檄抚标都司高崇远、李世春以三千五百人驻周至，监军刘顾节制，以堵击东西方面起义军的侵袭或逃逸。洪承畴企图：一、在陕西境内剿灭陕地的起义军；二、防止陕西的起义军逃奔邻省及邻省的义军进入陕境。如果各地督抚也能如洪承畴这样，而其余一些条件又大体具备，洪的这一设想大体可以实现。然而情况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陕西巡抚练国事就曾上奏说明当时感到最难的事。他说：“今日最难之事有五：一日缺兵。大盗起延绥、榆林，官兵人少，难以转调。榆林兵仅有五千，陈奇瑜率以剿贼，现又要西还防守边境，可用之兵愈少。二日缺饷。西安、凤翔兵荒，所留薪饷，即使支尽，也不够三日之用，又没有可借处。三日缺官。荒盗频仍，官员有的参罚戴罪，有的失城被逮，有的因赃罪死，陕地官缺三十余员。四日宗禄。陕西藩王较多，贫宗人数也多，所需宗禄、赈金不少，且有增多的趋势。五日驿递。驿递募夫今日苦甚，人人都在思逃。”巡抚所言只是从军事、行政的角度来看问题，并未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若就整个明朝社会而言，其难就更多、更大了。

　　不管怎么说，洪承畴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是一个尽心尽力为大明王朝办事的官员。他谋略得当，能与士卒同甘苦，能以身作则，不畏艰苦，冲锋在前，不辞鞍马劳累，东追西杀，南征北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洪承畴借“西陕大捷”后，明军士气大振，军队声威大震的良好时机，发挥自己军队的长处，避开弱点，开展了对农民军的攻战，尽量做到少失城池，少伤亡。

　　崇祯七年（1634）五月，洪承畴自汉中往援甘肃。六月，洪承畴驻三原，虽只有兵两千五百人，但他张伏设疑，致使人数众多的农民军不敢南下泾阳、三原，只得暂时屯驻于淳化耀州境上，不久便由耀州奔富平，东走同州、朝邑，欲渡渭河而去。七月，洪承畴趋富平，又转入渭南，再到华州，农民军听到消息，遂自朝邑向北奔澄城、邰阳，向东奔河南阌乡、灵宝。是月，农民军首领混世王等从凤翔、郿县东奔周至、鄂县，扬言攻掠省会西安。洪承畴知道，西安若被起义军攻破，无论是对整个战局，还是个人的前途、性命都至关重要。于是率部下马不停蹄，疾驰一昼夜，第二天便到达西安。此时富平官兵及张应昌兵已遵洪承畴的命令自清水、淠阳、凤翔到达泾阳，承畴又命其速赴西安，合击农民军。因为官军日夜兼程，疲惫不堪，所以当农民军到达西安东境时，洪承畴只是让官兵严加防守西安，不要轻易出击。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打仗一定要有把握，“战必胜”的思想应该时刻牢记，当自己的军队过度疲劳、不能胜任无法确定的战争时，休整是最好的方法。洪承畴在西安城下的做法，不仅表现出了一名军事家的谋略才智，而且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失利。洪承畴的“免战”，并不是让对方乘势发挥，反映自己怯弱，而是以“免战”削对方的锐气，长自己的志气，达到制敌、胜敌的目的。

　　洪承畴是一地的总督，他始终认为将自己管辖区内的“贼”赶入其他地区是不负责任的，也会给当地官员带来不便和困难。因此，他时时防范农民军逃奔陕西的邻省州县。洪承畴唯恐农民军自渭南、华州东出潼关，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即令张应昌、副总兵曹变蛟间道前往渭南、华州，阻挡农民军东奔。而他却带领人马自潼关红香沟追击。游击李效祖、柏永镇军与农民军展开激烈鏖战，从辰时（上午七点到九点）至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战斗进行了大约十小时，农民军不支，开始退却。由于潼关已为官军重兵把守，不能出关，只好登山。洪承畴自潼关驰赴蓝田，欲从山后间道剿之。农民军首领在山上望见远处有官军向山后僻静的小路移动，知道官军意图，遂于半夜逃往商雒山中。

　　当初，农民军马守应等部万余人先据南雒山中，今又有农民军万余人进入。其地叠嶂重岩，越险阻即可出，地形对攻、守均有利。于是，洪承畴又率张应昌、赵光远共兵三千赴潼关大峪口拦截其出路，并派兵在阌乡、灵宝诸处警戒、侦察，加强戒备。

　　而此时，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又攻陷澄城县，并围邰县旬余，在百余里范围内相互联络。当听到洪承畴带领军队来到时，便解围而去，由清水、秦州窥平凉、邠州，或南或东，流动作战。

　　看来，陕西农民起义军的势力颇强，每支可达数千人或数万人。他们各自为战，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今日攻陷某城，不久即又离去，过些日子又来攻取，流动性极大，没有根据地。这就给洪承畴不多的兵力，造成了奔波之苦，并在一城重复作战的现象。洪承畴深知这种情况对官兵的不利，他在上奏中说：

　　今日官兵必数千或万余合成一旅，方可决战。今南雒各贼，外有堵兵而内无剿兵；澄城各贼，臣督万兵分两哨，合力以挫贼锋；至平凉、邠州等贼无兵分应，则今日贼势断非见兵可灭，此事理之易见者也。而从双方的人数及战马等方面相比，官军也比不上农民军。洪承畴在一次上奏中就说：

　　入陕猖獗之贼，大抵可十四五万，明知官军一二万不能四驰，恃其势众，旁伏递进，则剿贼之难。贼多精骑，每跨双马，官军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贼攻堡掠野，到处可资，官军待饷转运，则粮刍之难。则入山赴嵎，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误一日，则时日之难。

　　有此“四难”，使得洪承畴对付农民军更是难上加难。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洪承畴要想真正平息农民起义的烈火，就条件而言并不具备。而朝廷也无力，或难以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一战场。

　　忠勇的洪承畴只能成为一个“救火队”的首领，哪里有“火情”，就带领部众到哪里去。东战西杀，只能斩杀起义军几十人至几百人不等，并不能歼灭起义军的有生力量。而深刻的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等，却使更多的饥民、逃兵和受迫害的人投奔到起义军中，总体而言，起义军的人数不仅不减，反而在不断增加。

　　洪承畴在陕西三边总督任内，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开创了一个较新的局面：起义军受到不小的打击，官军的士气也有所上升。朝廷上下对洪承畴的功绩是肯定的。洪承畴官职的升迁是指日可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