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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困难环境,尽责尽职

  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朝廷除仍任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外,并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成为当时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最高统帅。

  事实上,这一职位的到来晚了约十个月。本年三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说:“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崇祯皇帝看后,十分赞许。其时,农民起义军蔓延秦、晋、楚、豫,流突不定。廷议认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应该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伐。于是命阁臣拟谕,专门委派一名总督料理。本来打算任洪承畴,但众臣考虑到陕西三边情况的重要,目前只有洪承畴才可控制局面,未敢轻易让洪改职,而委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专事镇压农民起义军。

  陈奇瑜上任时,形势更为严峻。一是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如山西自六年八月至七年三月不雨,人民无以为食,发生人相食的悲惨现象。更有甚者,永宁州民苏倚哥,“杀父母炙而食之”。七年闰八月,河南亦大旱,饥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陕西也如此。如文县去岁大旱,入秋早霜,一冬无雪,今春又无雨;而延绥西路更是数年粮食无收。二是各地义军在官军的围剿下,流动性更大了,出现更大规模的越省攻城略地。如四川义军三万人屯湖广郧阳之黄龙滩,分三道:一均州,趋河南;一郧阳,趋淅川;一趋商、雒、卢氏。而另一支四川义军在陕西攻陷两当、风县。河南义军一支则东至于湖广之蕲水、黄州、广济;另有一支则分略南直隶的潜山、太湖、宿松。陕西起义军有的出略阳,入四川梓潼、剑州;有的则由宁羌入侵四州之广元。

  陈奇瑜要应付这一局面,必须要有一个全盘、细致、行之有效的方案。然而陈奇瑜的谋略欠佳,他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用集中与分散兵力的手段,消灭义军的有生力量,而是盲目行事,造成了许多失误。抚治郧阳的卢象升和总督陈奇瑜曾将数省兵力萃于湖广,企图彻底消灭湖广义军。湖广义军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能抵御官军,于是西奔汉中、兴平,从而与商、雒相接。而陕西义军也因洪承畴的剿逐,人商、雒山中。这时陕西东南部的广大山区,成了各路义军的聚集地。人多、地形复杂,给官军的围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易守、易出的环境,也给官军带来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意想不到的威胁。

  陈奇瑜和卢象升虽然也有战绩,如剿竹山、竹鼷各“山寇”,斩一千七百余人;奇瑜复败“贼”于硖石,斩七百余人,淹死五千余人,坠崖死者两千余人等,但总的来说,却是失败者。

  陈奇瑜与杨鹤一样,是一名主招抚的朝廷大员,故其在任上便尽力实施其招抚的方针。当初,陕西一支起义军为洪承畴所逐,逃向汉中。时川兵防守巴西诸险,起义军不能入川。此时,义军人饥马乏,得不到可以充饥的食物,在这危难关头,起义军向总督陈奇瑜乞降,接受招抚。陈奇瑜见此,十分高兴,认为这是自己招抚方针成功的范例。于是向上级报告;降“贼一万三千有奇,斩渠十人,余皆延安百姓,令其还乡”。

  总督陈奇瑜是一个谋略较差、办事欠周密的人。他主招抚,但对招抚者应如何安置,应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招抚者的复叛,却没有具体的、针对性的方针。要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起义军之所以接受招抚是因为饥饿疲惫,困于危险境地而不得不采取投降这一招,就其本身而言,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愿,投降只是一个缓冲。实际只是“假降”,是义军采取的一个策略。而陈琦瑜却让诸军原地不动,仅派遣极少的官员监护这些人,并命令所经过的地方,官府都应为其提供饮食和粮米。当这些人走出栈道,脱离险境后,便不再受总督所派监护官的约束,“仍事杀掠,所至罢市”。最终五十名监护官全部被杀,义军又先后攻陷麟游、永寿诸城,重新举起反抗的大旗。这降而复叛的万余人,给陕西的围剿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陈奇瑜等的招抚政策,也给起义军造成可乘之机。如七月辛卯,起义军的一支来到凤翔县西关,谎称是奉总督和巡抚的命令,让他们到城内驻扎。明智的守城官员知其诈,欺哄起义军说:“奉上司命令,不敢打开城门,入城须以绳索吊上城。”起义军相信了守城官员的话,结果登上城的三十六名农民军将士全被杀死,从而保住了城池。如果守城官员不能识破其诈,后果可想而知。

  陈奇瑜通过此事小但不能反省,进而完善自己主张的招抚策略,反而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弹劾地方官员和地方乡绅阻扰,毁坏了招抚局面,以便激起皇上的震怒。多疑、易怒的崇祯皇帝真的发怒了,命缇骑(明代锦衣卫校尉)逮宝鸡县知县李嘉彦及风翔乡绅孙鹏等五十余人,下刑部狱。陈奇瑜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了张扬自己招抚策略的可行,掩盖自己的无能如此,也可见明末官场的黑暗,官员品质的低下。

  崇祯七年闰八月,陈奇瑜来到陕西凤县,得知农民起义军的势力范围已经“北接庆阳,西至巩昌,西北至邠州、长安。西南则周至,宝鸡”,人数已有二十万人,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愚笨,想到分兵出击。但官兵人少,难以应付。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陈奇瑜给了陕、豫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农民军纵横陕西、河南、湖广等省,官军丢城失地。

  十月,陕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汉南降盗陷城破邑,所在骚然。皆由奇瑜专主招降,谓盗已革心,不许道途讯诘,故郡邑不敢问,开门揖盗,剿抚两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抚也上言:“招安流盗,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势难驯服,况边地穷荒,无居无食,仅日免死,遂甘心易虑乎哉!”

  陕西义军的蓬勃发展,崇祯帝既恐慌又恼怒。十月逮陕西巡抚陈国事,命李乔巡抚陕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奇瑜可能已感到前途的不妙。于是请各抚镇分地责成,看来好像是陈奇瑜改变了策略,实际却是陈奇瑜见抚局大溃,义军发展壮大之势不可阻挡,想以此来转嫁“罪责”,推诿责任。然而这种卑劣的手段出手似乎晚了些,陈奇瑜上任十个月的作为,朝廷历历在目,十一月,总督陈奇瑜被免职,听勘。

  当陈奇瑜在陕推行主招抚政策的时候,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却率领部将东奔西追,南征北战,哪里危急就到哪里救援,被围的城市解围了,失陷的城邑收复了。在处理明末民变的问题上,陈奇瑜与洪承畴相较,两人差距太大了。十个月的风风雨雨,陈奇瑜一败涂地,洪承畴却在朝廷中,树立起了更高的“英雄”形象。“五省总督”的职位虽来得晚了点,历史却给了他一个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舞台。

  洪承畴接手的是陈奇瑜留下的一个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崇祯八年(1635)正月,陕西义军数十万出关,分为三支:一自陕州上平阳人山西;一自武关向襄阳人湖广;一自卢氏东向,分犯河南北。而黄河南北义军也分三支:一走伊、汝陷荥阳、汜水,东略郑州,分道犯商城;一自叶、蔡南围汝宁;一自怀庆东渡河,掠归德、睢、汝、陈、许等州。湖广襄阳境内也集聚了数十万义军。朝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给事中常自裕上言道:“中原天下安危所系,今群盗充斥,乃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渑,陈治邦等数营扼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贼势日众,兵力日分,贼二三十万,大小七十二营,蜂屯伊、嵩、宛、雒之问,以数千官军,东、西堵拒,贼何畏而不长驱哉!”接着提议“乞更选边兵,统以廉勇之将,特选重臣视师,庶腹心不致决裂也”。

  朝廷接受了常自裕的建议。兵部议调西北边兵及南兵共七万两千人,饷九十三万六千两,并发内库银二十万两,齐至督臣前。并命洪承畴统率大军出关,节制诸路抚镇,合力剿灭义军,一切军事行动均听督臣命令。朝廷授予洪承畴较大的权力,但也明确了任务:必须在六个月内平息义军,使国家安宁,同时立颁奖赏,如果仍留有“余孽”,督抚诸臣立置重典。

  于是洪承畴奉命率军出关,赶赴河南。

  当时在河南的义军,听说老对手洪承畴出关,甚觉局势的严峻,为了商讨对策,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会商于河南荥阳。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策略。革里眼、左金王挡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挡陕兵;过天星扼河上,缀河南兵;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射塌天,改世王。

  经过这次调整,起义军的战斗力较前又有所强大,连陷霍邱、颍州;并于正月丙寅陷中都凤阳,焚毁皇陵楼殿及松树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烧公私邸舍两万两千六百五十余间。

  凤阳的陷落,对明王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起义军来说,却是一件鼓舞士气的大事,同时也是李自成、张献忠分裂的开始。

  凤阳的失陷,明廷归罪于总督漕运、尚书杨鹏和巡按御史吴振缨,逮二人于狱,杨鹏论死,振缨遣戌。

  风阳的失陷,可以说又给了洪承畴一个机遇。一些朝中大臣对战局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得洪承畴对自己的战略方针、行动部署有所调整。紧接着便晋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令集诸路兵驻楚、豫适中之地,以利于兵力调迁。

  三月初一日,洪承畴来到汝宁,分遣将领贺人龙往风阳,邓圮往麻、黄,左良玉往南阳,以便邀击义军。十七日,洪督师来到河南信阳,而总兵官曹文诏、张应昌也自晋中到来。于是,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曹文诏奉命于二十八日冒雨追逐义军到随州,斩杀三百八十人,取得了一次胜利。

  督师洪承畴的出关及其战略部署,使得先前由陕西东出,活动于湖广、河南等地的起义军又纷纷西回陕西。高迎祥、李自成先由凤阳趋归德(今河南商丘),然后入关;张献忠也由风阳陷麻城,再由麻城向西入陕。洪承畴在得知起义军回到关中的情报后,四月,与诸将会师于汝州(今河南临汝),决定了“还顾根本”、“分地击贼”的策略。令邓圮、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驻樊城(今湖北襄樊),防汉江;左良玉、汤九州控吴村瓦屋——河南内乡淅水之要道;尤世威、陈永福、徐来朝分驻永宁、卢氏山中,以拒雒南、朱阳之险;洪承畴则亲自统率大军等待曹文诏由随州到达后,一同入关进剿农民起义军。

  洪承畴牢记朝廷六个月内平定义军的旨令,不待曹文诏到,便率贺人龙、张全昌等西行,约文诏商州相会。当洪承畴驻师灵宝时,曹文诏亦自南阳赶来。承畴一见,大喜,共商入陕征讨大计。洪承畴认为,起义军现屯商雒地区,闻官军集众而来,必然先向汉中转移,如果大军由潼关入陕,必定会在起义军行动之后。官军不能与之相遇,劳而无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洪承畴命令曹文诏由阌乡走山间小路至雒南、商州,直捣义军的大本营,然后从山阳、镇安、旬阳直奔汉中,阻止义军逃跑。洪承畴知道这次行军的艰苦,深情地对曹文诏说:“这次行军,道路迂回曲折,时问也较漫长,将军和部众是非常劳苦的。我将集关中兵马为将军的后盾,并等待将军的好消息。”洪承畴亲切地拍了拍曹文诏的肩,祝福他马到成功。曹文诏满怀信心,跃马而去。

  五月,总兵官曹文诏、参将曹变蛟冒雨来到商州。农民军离城三十里。夜半,文诏率变蛟及守备鼎蛟、都司白广恩等与农民军在深林中激战,获得胜利。第二天,追击逃跑之农民军至金岭。四川农民军依靠险要的地势,以千骑与曹文诏部逆战,在关键时刻,曹变蛟大呼冲入对方阵地,其他官军亦协力并进,最终取得胜利。

  当时,洪承畴驻泾阳,农民军听说督师到来,遂奔往礼泉、兴平。于是承畴率部下折而西去,夜渡渭河,计议征讨在商、雒的农民军。此时,商、雒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马守应(老回回)部已离去,并逼近西安,距离官军只有五十里。洪承畴遂派遣贺人龙南入子午谷,夺其南部路径;派刘成功和游击王永祥往东南,遏其北走。张全昌亦自咸阳截击,绕出兴平之东。农民军见此阵势,遂不敢南渡,尽奔武功、扶风。当夜,农民军从扶风之教坊塘渡河走郿县。洪承畴恐怕这支农民军东奔,又率部渡渭河追之。贺人龙、刘成功等正好与南来之义军相遇,双方发生激战,官军取得胜利,义军只好舍骑登山。从此,商、雒义军部分逃入终南山中,少数逃往兴平、平利。

  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军的流动性大,但这一流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洪承畴在陕多年,专司此事,因而对此非常清楚。大抵冬、春时节,起义军多奔向河南、湖广及江北诸地,流动范围广,队伍也比较分散,此刻官军要想剿灭义军,比较困难;每当夏、秋时节,各路义军又纷纷返回陕西,集中于某些地区,这样官军可以集中兵力,在陕西境内对其打击。然而义军可由栈道从徽州、阶州进入汉南,而后入川;如果出商雒,可进入河南的内乡、淅川及湖广的郧西、上津而达襄、郧。所以,陕西的这些战略要地需派兵把守,以防止农民军逃出。陕西义军精锐,人数众多,洪承畴在陕西采取就地消灭的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

  六月,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刘成功,游击王锡命等以三千人与李自成部战于宁州之襄乐,斩杀义军达千人。天色将晚,遂旋师至巴家塞驻扎。不多时,李自成又率重兵来到,万年出砦大战,中埋伏,艾万年、柳国镇两员大将战死,失亡士官千余人。刘成功、王锡命等亦受重创。紧接着,总兵张全昌、副总兵贺人龙也以三千人至清水之张家川,斩杀义军一百六十余人,但在追击中失利,都司田应龙、张应春死。

  起义军几次连胜,开始出现骄傲情绪,想侵犯西安、泾阳、三原诸战略要地。官军经过几次败仗,丧失多员大将,情绪颇为低落。洪承畴在邠州也甚感忧虑。此时,总兵官曹文诏听到艾万年的死讯,非常气愤,他拔刀斫地,并大骂义军,坚决要为万年报仇,遂即到洪承畴帐前请战。正在发愁的承畴一听,喜出望外,说道:“除非将军不能剿灭此敌,眼下我军已分散各地,没有可以策应者。将军行,我将由泾阳赶赴淳化,以为将军之后盾。”曹文诏乃以三千人自宁州前往战斗。在真宁之湫头镇遇到义军,参将曹变蛟为前锋,奋勇向前,斩杀义军五百余人,乘胜穷追三十里,文诏自率步兵殿后,却不幸中了义军埋伏,官军与数万义军骑士拼杀。文诏尽力格斗,亲手杀伤数十人。在方圆数里的战场上往来奔波,终因力不能支,拔刀自刎而死。这次战斗失败了。

  起义军欲乘胜转掠,洪承畴全力以赴,将其阻挡在泾阳、三原一线,使西安不受威胁。

  起义军再次远离洪承畴,希图由蓝田东奔河南卢氏。在洪承畴“分地击贼”方针的指导下,督师在四月已派尤世威、陈永福、徐来朝等分别驻扎永宁、卢氏山中,以拒雒南、兰草川、朱阳关之险。

  七月,张献忠部欲走卢氏,由于尤世威的驻守,故难以取胜,乃入商雒山中。徐来朝部初因不肯入山大噪,这时,义军到来,来朝不战而逃,全军尽没。这样就使尤世威军完全暴露,又值疫情发生,与起义军战,失利。义军遂入朱阳关,并杀裨将徐来臣。起义军分十三营向东进犯,河南震惊。

  但李自成部仍留在陕西。八月,李自成陷咸阳,又陷永寿。

  本年正月,朝廷有六个月平定各地义军的指令,若到时不能完成任务,“督抚诸臣立置重典”,现在期限已过,但时局没有出现很大的转机。可以说,此时的崇祯帝和朝中一些大臣还是明智的,对形势还是有所了解的。不但未曾处分洪督师和诸大官,反而给洪承畴出谋划策,调整其作战方案及部署。八月,“廷议以贼势益张,洪承畴一人不能兼顾,乃擢(卢)象升总理五省,与承畴分辖,承畴督关中兵办西北,象升督关外兵办东南。”不久,又进卢象升兵部侍郎,加总督山西、陕西,赐尚方剑。事实上这与洪承畴的“分地击贼”是一致的。分为关内、关外两个战区。在实施中,更能有效操作。

  总督洪承畴专主他所熟悉的陕西战事,显然比较得心应手。

  前已述及,高迎祥、李自成取得几次胜利后,便骄气横生,目无一切,分道出犯各地。高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李自成略富平、三原以东。崇祯八年九月,洪承畴遣将追李自成取得小胜。至礼泉,李自成部将高杰来降。洪承畴得知李自成的基本情况后,遂回过头向东追击李自成,并在渭南、临潼发生激战,自成大败,继续东走。督师麾下副总兵曹变蛟与高杰再破自成军于关山镇,逐北三十余里。

  不久,曹变蛟又追高迎祥,与其战于凤翔之官亭,高迎祥败走。紧接着又与左光先在乾州再败之,高迎祥中箭而逃。于是东逾华阴南原绝岭,偕李自成一起出朱阳关,并与张献忠汇合凡拥众三十万,悉聚于阌乡、灵宝,“尘埃涨天,络驿百里”。此后,农民起义军在豫及其北攻城略地,横行一时。

  崇祯九年(1636)夏,起义军大抵又归陕西。高迎祥在汉南,李自成踞南山险隘,穿商、雒问走延西,并曾计划由绥德渡河入晋,结果被定边副将张天礼所遏止。

  五月,崇祯下诏说:“赦胁从诸贼,愿归者护还其乡,有司安置。其愿从军自效者,有功者一体叙录。”但效果不佳。

  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周至与义军发生战斗,大破其众于黑水峪,高迎祥被俘(后押至北京处死),给了关中起义军巨大的震慑。

  对于明廷来说,高迎祥的被俘及被杀,是鼓舞士气的大事。但此时形势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七月大清兵陷昌平,入攻顺义,下宝坻、定兴、定肃、大城、雄县、安州等地,京师戒严。在这危急关头,卢象升于八月入援,暂驻真定。九月改象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河南、湖广军务便暂无人料理了。当时的湖广巡抚苗胙土不习军务。张献忠乃约马守应诸部二十万众自均州、新安、唐县分道犯襄阳诸地,气势渐盛,高迎祥死,义军复推李自成为闯王,从此,李自成、张献忠分寇西、南,各为雄长。

  洪承畴此时所处形势也严峻起来。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与陕西境内的义军展开斗争。十二月,洪承畴在陇州大败李自成,自成奔庆阳、凤翔。

  崇祯十年(1367)四月,洪承畴因义军破阶州,刚刚率军与之战于大散关,而小红狼部围汉中,瑞王朱常浩告急,奉旨谯责。洪承畴乃率贺人龙兵往救,汉中之围遂解。

  当秦抚孙传庭到陕之初,洪督师曾与之共表“灭贼”的决心。两人在战区上作了分工:承畴战关以西,传庭战关以东。先是李自成由凤翔渡渭河,犯泾阳、三原、蝎子块,过天星皆来会合,孙传庭督副将曹变蛟连战七日,将其击败。蝎子块降。五月,李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并谋入蜀。此外,孙传庭先后降义军首领一条龙、镇世王、上山虎等。

  九月,洪承畴又在汉中打败义军。经过洪、孙二人的奋战,关中起义军的势力逐渐衰弱。

  李自成见陕地洪、孙谋划周详,分兵、合力对付义军,义军又连连遭败,乃以其半入四川,其余的由汉、兴、商、雒以入湖广、河南。当时杨嗣昌主兵事,唯恐陕西义军出关动摇其剿抚局面,于是想诿罪于洪承畴。而此刻,洪承畴等正奔跑于秦、蜀两地,寻机而战。

  十二月,总督洪承畴率总兵官曹变蛟等援四川,由沔县历宁羌过七盘、朝天二关,山高路险,上马饥疲,岁暮,抵达广厄。十一年正月,与李自成在梓潼大战,官军大胜,斩首五百余人,李自成的兵卒亡失殆尽。李自成率刘宗敏、田见秀、李锦、谷可成、张世杰、高一功、张鼎、李过、李双喜、任继光、田虎、刘汝魁等十八骑溃围,奔回陕西。

  由蜀返秦之义军大抵分散开来,有的与官军东西转战,乘其不备破城夺邑;有的则暂时潜伏,避开官军的锋芒,以便寻找时机再战;更有以“假降”来渡过低潮期的。唯独李自成从洮州来到了番地。洪承畴令曹变蛟偕贺人龙紧紧追赶,屡屡发生战斗,前后斩杀六千七百余人。番地缺乏食粮,义军死亡颇多。

  明朝末年,官场风气大坏,官吏拉帮结派,党派林立,一个没有靠山的督师,有再多的功劳和忠心,也会遭到对手的攻击或诬栽。洪承畴就曾遇到这样的事。四月,熊文灿奏舞阳、光山之捷及刘国能、张献忠就抚的情况。因熊文灿是杨嗣昌的好友詹事姚明恭所推荐,而文灿又为嗣昌所荐,召为兵部尚书,总理南畿、河南、山陕、川湖军务,故杨嗣昌在朝廷竭力赞扬文灿而诋毁洪承畴。昏庸的崇祯帝下诏:“镌承畴尚书、宫保,曹变蛟、左良玉各夺五官,仍戴罪办贼。”

  主剿的洪承畴及曹变蛟、左良玉等,“戴罪办贼”期间,在陕、豫、川及湖广积极开展围剿,并不断传来捷报。洪承畴估计李自成已势穷,必奔潼关。于是和陕西巡抚孙传庭计议,设三伏于潼关之南原,每五十里而立一营,令总兵官曹变蛟穷追李自成。李自成军进入埋伏圈中,自相蹈藉。曹变蛟手执大刀,大呼斫贼,伏兵尽起,斩杀自成军无数。其幸免者,或弃刀枪,或丢坐骑,逃逸汉南山中,前后降者不计其数。李自成也与妻女失散,只带领七骑逃去,藏匿于商雒山中。

  可以说,这次潼关南原之战,对明廷十分有利,如果洪承畴能继续留陕,陕西的围剿情况将会有大的改观,中国明末以后的历史也可能不是今大这样。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清兵自良乡趋涿州,分三路深入:一由涞水出易州,一由新城出雄县,一由定兴出安肃。高阳城陷,孙承宗被执,投缳而死。十二月,宣大总督卢象升与大清兵战于巨鹿之贾庄,结果战败,卢象升格杀数十人,身中箭而死。当时京师危急,朝廷召洪承畴、孙传庭合兵五万人卫。

  崇祯十二年(1629)正月,大清兵入济南。明与清的战事加紧。正月,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洪承畴等离开了围剿农民起义军的前线,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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