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十八节 以存诚自养

　　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

　　曾国藩以一个书生在仕途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为清朝二百年来汉人第一家。人们认为他一定喜爱大风大浪吧！但实际上曾国藩在养生处事中的哲学与众不同，特别深刻。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荡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向平实处用功”和“波平浪静”这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两点重要原则。

　　曾国藩写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他的意思是：“四弟收复两省，功绩之大是根本不会磨灭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只是担心做事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脚跟，只怕不能平安舒适，不怕英名不突出。从此以后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不要总想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我也并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来我的阅历变化特别大，一味向着平安实在的方面下功夫。并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大，不这样做，都会有灾祸临头的危险。”

　　其实，曾国藩的平静养生方法是被逼出来的。曾国藩多年到处征战，军事政务繁忙，从三十五岁起，遍身生了一种蛇皮癣，搞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以致于精神萎靡不振，困顿到了极点，还不到五十岁，却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认为这都是因为天赋的资质不厚，并且，又百般忧愁摧残动摇，加上历年来抑郁寡欢，为不平之事愤懑而致的折损。后来，曾国藩的好友冯树堂来访，与他讨论修养心志、身体的方法。推荐他说：离开静心安坐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能静坐，那么天下能干的事情，都可以干好。心理意志和意气感情总是拆不开的。心志稍有浮躁，那么，感情就会浮躁，意气感情涣散，那么，心志也就涣散了。思想竟志专注于某一方面，意气感情自必为之转移。如此，曾国藩才一直坚持下来了。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坚韧不拔，具有实干精神。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已立立人，已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事。

　　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勉励僚属子弟。因此，他虽然一生中遭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而他内心一直保持平静和顺，从不灰心丧气，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烦恼，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在干扰影响下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就能使行动的能力大大增强。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担当起文武功业的大任的。

　　立世大智慧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事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结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