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

第三章 如何与高官、政要交谈

　　1969年11月的一个清晨，菲力普亲王到达了采访现场，破例地接受我的采访，此刻他的心情不佳。他与他妻子，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同，他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即王室成员有义务去隐藏起自己的不悦之情。他是个个性十足的男人，他也会发发脾气，毫不掩饰。我和NBC的电视摄像人员在华尔道夫饭店的总统套房里等待接见（总统套房其实并不像听起来的那般豪华），我十分确信我知道亲王为何情绪不佳。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样，趁回国前的短暂时间接受采访，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访问日程过紧，再加上旅途疲劳，不大一会就要乘飞机飞回伦敦，自然使他更加烦恼。

　　对于这点，我能想像出这一幕情景：昨夜，他的助手有点迟疑地告诉他，他无论如何得接受一个女主持人对他的电视采访，亲王顿时哭丧着脸，在如此情形之下，亲王嘀咕着难听的话，在室内跺着脚，他真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同意这发疯的举动。几分钟之后，我见到菲力普亲王的时候，他身穿运动装，紧绷着脸，看起来比我想像中的他，身材更高，脸色更苍白。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求他接受这次采访的人——这人是美国总统本人。在前一天下午，我到白宫去对他的女儿翠西娅·尼克松进行电视采访，很幸运地遇见了总统本人。我告诉他，我刚读到这样一条新闻，总统先生举行了款待菲力普亲王的晚餐会，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男士。我带着不悦的神情说道：“这是一个歧视妇女的典型例证。”

　　总统打趣道，华盛顿的每一位妻子听到这条新闻都惊慌失措，又向我保证道，我有足够的机会在《今天秀》中采访菲力普亲王。我告诉他我们的采访邀请被拒绝了，对方的解释是亲王殿下在访问期间只接受一个节目的专访，这个节目就是《新闻焦点》。尼克松总统说他听了非常抱歉，他觉得《今天秀》的轻松格调非常适合菲力普亲王。他要我赶快再向英国大使馆申请一下，他当天晚上会向亲王本人提出请求。

　　英国大使馆再一次礼貌地答复说这事难以办到，特别是亲王计划明天清晨回国。但千万别低估了总统的能量。这天晚上，午夜时分，英国大使馆打电话通知身在纽约的我，菲力普亲王完全同意接受采访，地点就定在他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的总统套间，时间是他飞回国之前的短暂一刻。我急忙问道如何正确无误地称呼他，我考虑在采访一位王室成员之前得进行必要的准备，对方告诉我称“殿下”，“菲力普亲王”，或“爵士”均可，但一定不能称他“大公”。我还询问亲王愿意讨论什么特别的话题，可以向他提些什么问题。

　　所以第二天清晨，我就面对着职业生涯中又一个最难招架的采访，心情十分紧张，尽管我对菲力普亲王的冲天怨气是满脸的同情，但无助于消除我的紧张情绪。一进套房，他就对周围的一切：灯光、椅子、摄像机以及任何东西，都看不顾眼。当我以不安的心情问他有否什么特别话题时，他只生硬地回答说：“没有。”我镇静了一下，接着告诉他有关他儿子被封为威尔斯王子的夏季叙爵式已经报道，美国人民也在电视上欣然观看了这个历史性的盛会。他无动于衷地盯着我，说：“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

　　我想使他心情好转，这时摄像机已经准备好开拍，我就同他谈了尼克松总统的一项建议，总统告诉我英国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据报道，如果英国国民可以选举总统的话，他们将会选择菲力普亲王本人，我认为这是采访的良好开端，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提到尼克松总统的关注，同时又能反映出亲王在国民中间颇孚众望。所以，我随即问他是否喜欢当个政治家，菲力普亲王冷冰冰地答道，这只不过是个假设的问题，以他的身份是难以作答的。

　　我一下碰了个软钉子，我也由此明白一个颇有收益的道理，就是同身处高位的人交谈，你得注意关键的一点：避免提出带假设性的问题，这类问题通常会这样开始“假如……”然后就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带有丰富想象力、但却从未发生、今后也不会发生的情景之中。这类问题如果是向一个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人提出，那倒恰到好处，因为他满脑子都是丰富的想像世界。但实际上，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人对这类问题却是一屑不顾，他会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我于是将话题转为他个人的切身问题时，我立即得到了回报，这次采访成了我又一个最佳的杰作。我请他谈谈某些看法，比如他有时直言不讳，而导致外界的掀然大波，他是否会觉得灰心丧气，他说自己倒很愿意过一种“宁静单纯”的生活，也就是他向往的极其宽容的社会，但很难如意；我机智地问他，君主政体是否已经过时，他说没有；我问起王室的孩子是否闲散无事，他认为并非如此。

　　我试探地询问他在与妻子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关系中，是否居于次要地位，出乎意料，我得到了明确的答复。“殿下”，我问道，“你是个很有个性的男人。我不知道在结婚的初期，你觉得……”我在搜索着适当的外交辞令，他笑了起来，说：“是的，这是有点困难……而且是一种令人难以应付的情形。”

　　“可是，”我接着问，“你能习惯吗？”亲王微笑着答道：“哦，如果一切都能习惯的话，你倒会觉得惊奇了。”

　　这次采访的结果，导致英国报纸用了各种大标题，报道说女王有一天可能让位，将王位交给儿子，其时王子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菲力普亲王不得不出面澄清，声明女王并无让位之意，“但是，”他又补充道：“谁能保证今后会发生什么。”

　　美国报纸对这个声明反应平静，认为亲王的回答无关紧要，但英国极界却对此声明大为惊骇，认为它暗示女王让位之事今后会有可能发生。为了平息外界的种种传闻，白金汉宫不得不发布一项特别公报，声明女王并无让位之意。为此，我给亲王写了一封短笺，对那次采访给他带来的困境深感苦恼。不久，我收到了亲王一封令人倍感温馨的回信。他在信中除了说些感谢之类的话之外，还要我不必为此担忧，并告诉我外界谣传的一切，在事实真相披露之后，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信上，他还嘲笑那些新闻记者，说他们过于忙碌，竟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瞎说一通，也太不负责任了。

　　亲王在信上只简单地签上“菲力普”，这是王室的方式——女王也只签上“伊丽莎白”。同样，我后来在回信时也只签上“芭芭拉”。

　　我与一位王室最高贵的成员之间的成功接触，证明了我的交谈方式是值得信赖的，即使遇到难以对付的情形，也会化险为夷。提出假设的话题，这种错误我决不再犯，我问与他相关的个人问题，他也乐意回答。

　　后来，我对摩洛哥王后格蕾丝进行访谈，因为有了点经验，就不至于像刚同菲力普亲王会见时那样尬尴了，葛蕾丝与许多专业演员一样，在摄影机前没有讲稿就会很不自在，我听说，她曾对友人透露她不太自信，但我对这种传言不敢苟同。我想，凡是看过这期节目的人，对她的回答会今生难忘，在我问她关于作为王后的责任时，她说：“我确信我心境平和、神闲气定。”

　　不过，王室的显赫人物，即使带一半王室血统的贵族后裔，在人世间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嘉宾，多半是些外交官、政治家、军人，还有牧师等；同一名嘉宾相处，最佳的应对方式便是你得遵循人之常情，这便是本书所谈论的全部精髓。他同常人一样，也会身心疲惫，喜形于色，充满幻想，有时还心烦意乱。他决非一具拉线木偶，或者一名白宫发言人，他与你同样有喜怒哀乐，就像你的邻人一样。

　　尤其不要向他提出带有你个人偏见的沉重话题，虽说你能很快得到回答，但这类回答都极其世故圆滑，他们在公开场合不知说了多少遍，你听了仍觉一头雾水，答非所问。

　　与方方面面的嘉宾们交谈时，有一种嘉宾你得小心谨慎，最好讲究点方式方法，如若不然，就像你在艳丽的花丛中惊奇地发现了定时炸弹一样。

　　我指的是同高官们交谈。我听说过去有三种话题在宾客间切勿探讨：政治，宗教，性。近几年来，宗教方面的话题大家已越来越感兴趣，宾客之间谈论起来也会相安无事。关于性方面的话题更是频频提起，不可或缺了。

　　那么政治性话题呢？几年前，在任何公开场合的访谈中，无疑让大家都昏昏欲睡。现在，政治性话题却炙手可热，同时也具有最大风险，一不小心，它就会极具杀伤力，不仅成为交谈氛围的杀手，也成为友谊的杀手、家庭关系的杀手，工作环境的杀手，未来前途的杀手。我们得好好控制政治性话题导致的巨大毁灭性能量，毕竟我们不需要引爆一个大炸弹。

　　接下来的段落，将不仅讨论怎样同大官交谈，因为人人都会身着厚实的铠甲上阵挑战。我们着重谈到的是怎样同大官交谈不致引起不愉快的争吵，做到这一点倒是十分困难。

　　第一条规则就是控制好情绪别乱发脾气。如果你狂热地反对他所有的观点，你一看见他走进室内就热血沸腾，血压急升，你得控制情绪，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互相介绍时，对他出言不逊或是置之不理、装聋作哑都是不可取的，你只是需要与他保持座位的相对距离而已。如果你真的激情难捺，最好就穿上外套一走了之。

　　请明白这一点，我并不是把回避争论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阿弥陀佛的态度并不令人觉得有趣、或可取。或许我们应当从善意的角度出发，但也别指望通过敲响真理的警钟来使他有所改变，也别以为你善意对他了，将他引上正路就会对你感激不尽。或许你只想将他轻轻地数落一通，你的诚实和沸腾的热血驱使你不得不这么做，那好，你非干不可的话，你就径直去干好了——但可不关本书的事，你最好去找一本怎样进行革命暴动的书来读读。我这本书要谈的只是怎样进行友善的、有礼貌的、使人愉悦的交谈。

　　我最担心一点，就是开始双方都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深藏不露，而到了激烈交锋之际，谁敢保证会有什么场面发生呢。如果交谈起来发现双方的观点一致，那么就一团和气，皆大欢喜了，你会说：“你可真是个能说会道的家伙。”反之，尽管他谈吐诙谐，对他跛足的母亲十分孝顺，竭力调和双方的分歧，但你仍将他贬得一文不值。

　　《今天秀》节目，因为是和新闻部门联办的，所以，对来宾的争辨是尽力保持中立态度的。结果，没有局外人真正了解我们对争论的主题执什么观点。保守派人士写信来说我们是激进派分子，而激进派人士写信来说我们是保守派分子。我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点看来我做到了。我能看着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而保持一份旁观者的心情。但并不妨碍我形成个人的观点，也不会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进行阻止，而是让他侃侃而谈。

　　如果你观看了很多对官场人物或有争议人物的采访节目，你会注意到我们对他提问的一个技巧，我们在《今天秀》节目中屡试不爽，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的。你不可以这么说：“你真是疯了，”或者“你绝对错了，那个提案1962年就通过了，现在已没什么好争辨的。”你这种腔调简直就像魔鬼宣言一样。开始，应当这么说：“据某人说，”或者更好一点的，“据某位观察家说”，然后，接下来的话实际是你个人的观点。这样说就使谈话的攻击性淡化了个人色彩，让他觉得你不是一个敌手，而是在重复你听到的背景知识而已。

　　新闻记者常常采用这种技巧，让大家看不出他的个人顷向。你可以听见晚间新闻评论员是多么频繁地说着这样的短语，诸如“据观察家们说”——“据消息灵通人土报道”——“那些人认为”——既然这招对新闻评论员管用，想必对你也不会失灵。

　　那么，如果这些招术统统不顶用，你对与高官交谈，难免不感情用事，或者你在一个私人聚会上遇见了一位高官，你感觉他更喜欢谈些工作之外的话题，你就可以顺着他的话题，谈些令他开心的事情，趁机借题发挥一下。

　　你可以问问他，在竞选时他是如何把握失败的风险的——我们全都拼命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有竞选才能如此公开地层示自己勇敢追求而不畏艰难的一面。问问他成为公众人物后，他的家人是否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因为千万双眼睛正盯着他们呢。你也可以问问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是不是个孩子王，他在人生中获得成功时最得益于什么，不同政见的政界人士能否成为亲密朋友。你还可以问问他，是否觉得有义务无论何时都穿着考究、发型漂亮、浑身纤尘不染，是否能抽出时间去从事业余爱好，他心中的偶像是谁。

　　有一次，我同林登·约翰逊总统进行了一次令人吃惊的非正式闲聊，那时他仍在任期，结果我就同他谈了一些个人兴趣方面的问题。那天，我在白宫正打算撰写有关总统夫人的报道。她那受人尊敬的新闻秘书莉芝·卡彭特，从总统本人那儿得到了一个通知，说总统想同我顺便聊一聊。

　　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在长廊里对莉芝不住地咕哝着，我当然不愿意毫无准备地去进行这样一次交谈，猛然间我已经来到了椭圆形的大办公室，总统正坐在摇椅上，面对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肖像。（顺便提一下，现在在尼克松总统的办公室里，肖像已经换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我在约翰逊总统旁边的红色沙发上坐下，他问我是否喜欢“佛莱斯可”。那时，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软饮料，以为这是一个新的舞名，所以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好的”，然后就考虑该谈点什么才好呢。

　　谢天谢地，我告诉自己，我猛地记起这天是总统结婚35周年纪念日，所以我就从这个话题开始：“总统先生，你与夫人的关系甚至连共和党人都很羡慕。我结婚才刚刚5年。说真的，您认为怎样才能使婚姻美满呢？”这个问题顿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乐意地说起了他和夫人结婚的详细经过。并说他经常不在家时，她是如何抚养孩子的，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孩子很小，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伴侣。

　　我们之间的交谈气氛十分友善，毫无紧张感觉，我得到了足够的勇气，在谈话结束时，我说：“总统先生，您介意一个记者可以亲吻一下总统吗？因为，”我继续说道，“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我度过了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很想在您的脸颊上亲吻一下。”总统有点吃惊地扬了扬眉毛，像受到伤害似地张大了嘴巴。“芭芭拉，”他说道，“这与国会那些令人讨厌的提案一样。我喜欢你的亲吻举动，但我不喜欢这些俗套”。

　　在同约翰逊总统会见前，我已来不及作一点准备了。尽管如此，我仍知道应该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或者“阁下”。如果你也有机会去会见政界的显要，那一定要考虑怎样最恰当地称呼对方。这时候你可以打电话问他的秘书，或者谨慎地询问与他熟识的人，或翻阅有关他的参考书。我经常依赖一本由露茜·格莱佛斯·梅欧编著的《秘书手册·书信公文》，内中一章就介绍了政界要人的适当称呼。例如，一位内阁成员可以称呼为部长先生或部长夫人，一位美国大使可以称为大使先生或大使夫人；外国大使们可以称为大使先生，大使夫人，或者阁下；美国的大主教可称为最尊敬的阁下或者直接称为大主教。如果你被介绍给教皇时；你可以称他为教皇陛下。

　　如果你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人觉得你聪明机智而又老成持重，你就得不怕麻烦，将他的恰当称呼弄个明白。如果这个人担当现职，要正确称呼他可没什么困难——但麻烦的是这位现在并未身踞高位。严格说来，他现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先生”，但是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他仍迷恋着过去高贵而威严的头衔。

　　实际上有一套不成文的标准可资借鉴：头衔越高贵，他就越是喜欢在一生中永远保留它。下士在他服役期满后就愿意忘掉他们的军衔，少校对此无所谓，而将军则绝对不会忘掉。（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要求以全副军装下葬，因为他生前战功赫赫）。约瑟夫·P·肯尼迪在离职后的30年间，似一直喜欢人们称他为大使先生，尽管他后来在加拿大的圣）旨姆斯城大法院任职。按照法律，美国总统在离开白宫后仍可保持其头衔，而且在他生前一直可以称为总统先生。一些曾经手握要职的人，如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和内阁成员，他们都习惯保持原有的头衔。在腊斯克离开国务卿这个职位的两个月后，我曾经问过他，当时仍然称他为国务卿先生，他很欣然地接受了。

　　有时候，一位非常著名的职业政治家，很可能在一生中担任地不少重要职位。当你难以选择最适宜的称呼时，明智的方法是取其最闻名的称号。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永远适用。象艾佛瑞尔·哈里曼，例如，虽说曾经当过大使，可他仍喜欢人家称呼其州长。

　　请记住，大学校长、教授，最高职位的科学家以及一些牧师，因为他们怀有专长，又都具有博士学位，在社交礼仪上更应慎重，绝不能在称呼上把他们降格为先生，他们往往十分看重更有声誉的头衔。你一定要遵循这个惯例，别象相当一部分人一样，他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凡是医生都会治疗皮肤疾病，如果你一时难以确定如何称呼，不妨以恭敬的态度询问：“普赛博士，您愿意我称您为博士还是先生？”不可以这样说：“普赛先生，您愿意我称呼您为博士还是先生？”

　　当我写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已故的詹姆斯·派克，最后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刚刚辞去了圣公会大主教的职务。当时，我问道：“我应当称呼您主教还是派克先生？”他回答很干脆：“就称‘吉姆’如何？”

　　看来，正确的称呼非常重要，特别是双方初次接触时，给要人的第一印象相当重要，如果不清楚他来自那个城市，那个州或某个外国，你一定要坦承，不耻下问，对方也会因你的诚实而体谅你的——事实上，不懂装懂、轻易就恼羞成怒，这种作派会遭人唾弃，使你毫无魅力可言。

　　还有什么能比真正的好奇心更值得夸耀的呢？“请您告诉我，市长先生，我对您的城市知之甚少，它最著名的特征是什么？”“在您的城市里，最值得您骄傲的是什么？您的城市因为什么而如此著名？它的主导产业是什么？”

　　还可以这么说，“啊！您从坦桑尼亚来，您能告诉我，在独立前它叫什么呢？”不伤害黑人感情的较好回答应是，“噢，是的，坦桑尼亚——在独立以前它叫刚果。”

　　斯皮罗·阿格纽夫人到《今天秀》做嘉宾时，恰逢她伴随副总统到了远东几个人口稠密的国家访问后回国不久。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美国本土，令我好奇的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是如此震撼了她的心灵。她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她同一起的政界显要相处融洽，不时地向他们问到有关建筑、学校和寺庙的问题，她没有假装自己对这些问题十分精通。

　　在现今，政治家们、外交官们都是容易导致激烈争论的对象。例如，如果你强烈地预感到会与来自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或者是南非家或者是匈牙利）进行舌战，那么你赶紧溜掉算了。但是你也毫无所得，因为你没有改变他的观念，也错失了一次探寻他内心世界的机会。不过你如果不能做到彬彬有礼，我奉劝你还是远离是非之人为好。

　　所幸大多数外交官都不是来自敌对国家，而且他们都很机智，而又圆滑世故，一般不会在交谈中引起不愉快的。我曾接触过一些外交官，可是特别喜欢休格·加拉顿爵士。他是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我在一次宴会上遇见他，并高兴地坐在他的身边。当时我很想同他攀谈，可是考虑到他正处于两种争论的夹缝中，一是他自己的国家同安圭拉岛（靠近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译者注）之间的争执，另一个是他身为有关中东危机四强会议的代表之一，总担心向他提问是否妥当。

　　但是，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中东危机十分引人关注，我首先便向加拉顿爵土问及他对中东局势的个人分析。这对我来说是十分罕见的草率，但我对安圭拉岛却更加陌生，因而不便让他在席间作个专题报告。而且，我对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也十分好奇，所以只好又随口问道：“与各国首脑和其他外交官打交道，你是如何知道自己应对得当，或者说对方是否具备外交礼仪的？”

　　加拉顿爵士听到这个问题神色变得有点凝重起来。他告诉我一件事，是关于在联合国最近投票前发生的一场风波。苏联代表团的一名高级官员向他保证，苏联将会支持英国的立场。加拉顿爵士告诉我，他很理解并出于本能地信赖这位外交官员，他在英国本土的顾问，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他不要轻信苏联的承诺。但当提案付诸投票表决时，苏联确实站在了英国的一边——加拉顿爵士对此原本就深信不疑。

　　轮到谈论其他事情时，我问大使阁下他是否需要每周都参加这样的宴会，他每天的日程是如何安排的，我对这类问题很有兴趣，同时也给了加拉顿爵士一个机会，去谈谈他的为人处世之道，这比他谈论作为一个出色的联合国大使有益得多。

　　外交官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谈话交际高手，正如你能了解的那样，但今天除了外交官们，再就要算上牧师们了。在最近的《今天秀》节目中，我们发现牧师们是最能言善辨、极富魅力的嘉宾，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次节目中，一个来做嘉宾的牧师样子十分傲慢，言辞很短，令场面十分沉闷，大家也弄得很不愉快。

　　这样对比鲜明的变化大约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当时尊贵的詹姆斯，罗宾逊，一位英国大主教，公然声称“上帝死了”，教皇保罗二十三世在也对世人宣布他准备“打开一扇窗子”（openawindow）。在那之前你同一位牧师可没有什么好谈的，除了正统派信徒，他们的教义要求他们待人处世要谦恭有礼（只是在吃沙拉时可稍稍自由些）。在今天，大多数牧师看来都愿意与人探讨宗教问题，甚至是有关惊世骇俗的问题，显然态度十分通融，一点也不疑心重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本社区的贫困、种族和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难题十分了解，甚至超过了政界人士和普通工人。

　　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向他们提问，很多年前你可不能这么做到。你可以问问他，现在他的教堂发生了什么变化，神父对避孕药丸、堕胎、或者神父与修女结婚之类的事情是怎样看待的；如果你也是一名到教堂做祷告的信徒可以问问，他在大家一起祷告时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他的教堂是否发生过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是否涉足了世俗事务；他认为教堂在人们心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吗？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将人生奉献给宗教事业的。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你甚至可以斗胆问他受到了什么约束，有时考虑过离开圣坛没有。

　　我就向詹姆斯·派克大主教问过下面的问题，恰好就在他动身去以色列的前几天，后来他在以色列悲惨死去了。我向他表明，他已经正式离开了他的教堂，而且对《旧约》和希伯莱文化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在将来，他成为一个犹太传教士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他回答道，确实，他看不出有什么多大的障碍，但实际上，他一直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让我们换个不同的话题吧，一个我认识的拉比，跟我谈到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冒险经历，他的教民中有一位孤独的女士，竟然将他的牧师，看成了世上最富有吸引力的男人。这是一种人所共知的现象，神学院的学究们就为此发出过警告。如果你与一位牧师已经建立起了很友好的关系，你也可以问问他这方面的经历。

　　最后，恕我肆意妄为，将军人也列入显要嘉宾之列。向他声言战争危害儿童身心健康，涂炭天下生灵，这无疑是极不公正的，也是十分有害的，但我不想过分强调这点。军人作出了生命的奉献，还要时刻作出生命的牺牲，如果政府是独裁专制的暴政，无疑和平同样会危害儿童身心健康、涂炭天下生灵。你应当站在中立的角度，去与军人交谈，不要与他谈得过于全面。

　　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强加给我的，当时我正在西柏林参加一个小型宴会，《今天秀》也在播放一周的西德专题节目，我被介绍认识了罗伯特·G·福格森少将，他是驻西柏林的美军司令。我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念头，想请他谈一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但我克制住了，代之以问他我们的军队在德国的职责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生活在欧洲对他们有何影响。

　　我十分庆幸我没有提到越南：我后听说将军的儿子战死在越南。

　　如果军人嘉宾是一位专职军舰驾驶员，海军陆战队员，或者普通士兵，可以询问他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否有时会感到束缚而愿意外出散散心；问问他参军后，军队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千万别犯傻，以为他只对军事方面的事情感兴趣——我注意观察后，发现许多军官都有不同寻常的爱好，我自己就对业余的消遣十分上心，比如养花种草和养只观赏鸟。

　　如果军人嘉宾对某方面深有感触，你提问时也应当见机行事。男人们有时也想去体验一下战争的滋味。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出身于印第安人部落的舰长，司令官洛伊·巴切（Lloydmbucher），我极想知道他在北朝鲜的监狱里是否变得卑躬曲膝，想请他就此详细谈一谈，谁知事与愿违——他急切地向我和观众强调不想旧事重提。我想，他会在其他场合谈到他的俘虏生活的，他说出来反而对他是种解脱。

　　如果你的军人嘉宾恰巧从越南前线归来，你向他提出问题时应当察颜观色。在多数老兵愿意谈到战场经历，但也有少数人十分厌恶地不愿提到战争话题。如果你觉得对方犹豫不决，就马上换个话题，谈谈他作为平民的日常生活。

　　一般来说，对战争经历的轻轻触及，就能很好地发现他是否对这段生活痛苦难忘。但如果他急切地想回忆在越南的日子，应当注意不要有意问到关于屠杀和黑市的问题，不要告诉他不知道而你很清楚的消息。他看见他的战友躺在棺材里回家了，他有权利相信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可以与他谈些更广泛的话题，比如越南的城市生活怎样，与乡下有什么区别。当他离越南时，他对战争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可以请他谈谈战争时期人员的更替，每天早上很多人被投送到战场上，到了深夜再返回基地——直保持高昂的士气是否容易做到。还可问一下，战场上对伤员的救治是否及时。吸食大麻是否能提精养神。可以问问天气是否炎热难耐，湿气逼人，居处条件如何。

　　当然，他也想知道你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这很公平。你不要高谈阔论，也不要对他进行个人攻击，交谈应当简洁明了。你向他提问时，自己不要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应当做到轻装上阵。

　　特殊的情况：妻子们

　　与要人结婚的女性们已经将她们自己与丈夫看作了浑然一体，她们的丈夫光芒四射，自然大有吸引力了。但她们经过一番考虑将自己隐身于丈夫的光环背后，这实在有欠妥当。首先说来，这些女性自身就很有魅力，她们的生活非同寻常，她们拥有大量不愿为人探知的隐秘故事，这也意味着，你可以通过询问她们如何管理好家政，从而明白很多事理。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妻子玛咪，在我对她进行电视专访时告诉我说，她在白宫的几年间最感棘手的事儿就是管理三组服务人员，他们被配备在大钟周围。她也想让大家知道，她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总是自掏钱包，付清办公时的个人开销。其他总统可不会这么做，玛咪很自豪地说，“但这就是我们的处世之道。”她还透露，她比其他总统的妻子更能随遇而安，因为她早已对四处搬迁习以为常，“我随身带着几卷东方式地毯，还有几幅画儿，”她笑着说，“我将它们带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玛丽·林赛，纽约市长的妻子，告诉我最令她头疼的就是居住在市政府拥有的格蕾西大厦时，在竞选时成千上万的人将地毯踩得四分五裂，她得费力将这它们再拼凑整齐。

　　相当一部分名人的妻子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使得她们自身的点点滴滴，也象她们的丈夫一样令众人为之瞩目。我现在特别想说的是玛丽安·贾维茨，一位来自纽约的老共和党参议员的妻子，她干脆拒绝扮演自己并不了解的角色，她是一位难以理解的女人。许多高官的妻子，被一再告诫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表超越母亲神圣职责之外的言论，但贾维茨夫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她被当做是一名持不见政见者，她公开承认，5年半的精神心理治疗“提纯净化”了她的个性。有段时间，盛传她丈夫会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她装成被媒体特别关注的模样，约我对她进行采访时公然声称，她一点也不喜欢华盛顿，永远不会在那儿居住，她说十分遗憾的是，肯尼迪中心居然位于她称之为文化沙漠的城市之中，她说自己厌恶鸡尾酒会，相信许多参议员的妻子对孩子漠不关心。那是我仅有的第一次五分钟采访。

　　我最后采访了尼克松总统内阁的五位要员的妻子，我认为她们性格都很含蓄，她们令人兴奋。为了给聚会添点作料，增加些色彩，谁都会更乐意谈到玛莎·米彻尔，政府要员的夫人中最受争议的一位。

　　牧师的妻子，像她们的丈夫一样，比起羞怯胆小的、脸色苍白的传统女性来，她们更开朗活泼，喜好社交聚会。她们不再是给一群串门的头戴花帽的贵妇们用银器倒茶的主妇，她们更喜好花上一下午时间，坐在社交聚会中心，和几个孤独的小男孩一起，喝着从大杯里倒出的咖啡。她们有人更愿意进一步深造，或干一份全日制工作。

　　你可以和她们谈谈社区的活动，问问她们，因她们丈夫职业的原因，她们是否也觉得有义务去播散上帝的阳光雨露；近年来，人们都期望牧师的妻子们能改变个性，她们是否感到更自由洒脱一些；她们与一个打算毕身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男人结婚，心中会有什么顾虑；在圣坛的庇荫下养育孩子，会遇到那些困难；她和丈夫对宗教事务的看法是否一致。

　　这些问题作稍许调整，对任何名人嘉宾的妻子都会适用，但军人妻子却有点特别之处，她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形或无形的防护栅栏将她与平民社会隔离开来。你可以问问她的生活状况，她对暂时环境变化的调节适应能力；对在军事环境下养育孩子的感受如何，还有军事基地的社会生活状况怎样。

　　千万别低估了名人的妻子。

　　否则你会错失了一次了不起的交谈机会。

　　实战场景之一：周旋在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国务卿之间——搔到官人的痒处

　　芭芭拉成为白宫的尼克松的一位“朋友”了，这就是说她作为一位采访者是值得信赖的——个“靠得住的女孩”，这是尼克松的一位老朋友罗伊·柯亨这样称赞她的。这个政府多疑猜忌，它有一份秘密的“黑名单”，包括了美国最重要的有嫌疑的新闻记者人名；芭芭拉是少数几个没有因为职业关系而列入A类名单的记者。她是尼克松最恩宠的记者，尼克松自称——“我不是一位无赖”总统，他为自己赢得一个绰号“狡诈的狄克”（理查德·尼克松的呢称——译者注）

　　当尼克松成为总统时，芭芭拉开始努力成为一名内幕知情人，她积极寻找每一个机会以引起他的注意。尼克松参加在纽约举行的教堂祈祷仪式，这仪式由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主持，新闻记者被故意驱赶出现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唐·拉夫抢先占领了一块最靠近尼克松经过的地方。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来，拉夫拼命地保护着自己的地盘。

　　突然他感到“有人正用膝盖向前爬着挤过来”，但他想不管是谁用这种“可鄙的推挤”也休想把自己从最佳的位置挤走。

　　“正如我所料”，拉夫回忆说，“这侵略者正蠕动着钻过人群，象越南人猫着腰爬过丛林，最后停在我的新鞋子，站起身来。”

　　拉夫目瞪口呆地盯着芭芭拉·沃尔特斯。他狂怒了，他告诉她休想把他挤走，气得不知怎么说才好，如果你想站在这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可能。她又向我挤了一点点，她做得真漂亮。当她不得不做某事时，显得又粗鲁而又有本领去攫住一切——偶尔露露峥嵘——芭芭拉知道如何使用她的女人味。

　　芭芭拉一边甜言蜜语，一边搔姿弄首，与已变得凶猛的拉夫周旋，却并不挪动位置，把他要她离开的话当作耳旁风。当他愤怒地指责她踩坏了他的新皮鞋时，她立刻回答说，“全国广播公司（NBC）会赔偿的。”但拉夫从未得到过赔偿。

　　拉夫得到了这种粗野的教训，刚强好胜的他和其他的诚实的记者纷纷撤走，以示抗议，唯有芭芭拉留在现场。

　　这样当尼克松来到时，只有她得到了独家新闻。

　　芭芭拉曾经宣称她只要能得到对尼克松的专访，“即使送命”也再所不惜。“这能建立起我的声望，好的和坏的都有。我被人说成太好强泼辣。要成功只能如此。”

　　芭芭拉在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美国白宫的门牌号——译者注）有不少能给担保作事的好友。

　　比如，比尔，萨菲内是专门给尼克松写演讲稿的秘书。萨菲内承认如果白宫里的人要问芭芭拉想对尼克松或其它政府官员进行专访这事好不好的话，“我会说那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不能肯定一个人能否真的对尼克松进行访谈，那是霍尔德曼、齐格勒以及赫伯·克莱因和其他下属喜欢干的事”。毕竟它证实了“以往的”报道，萨菲内喜欢芭芭拉，希望她能与尼克松面对面地访谈，因为她可以信赖，“要有人问我会说那是一件好事”。

　　芭芭拉对尼克松很是迷醉，仅此就使她完全胜任此项工作。在《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一书芭芭拉谈到尼克松，“我发现他颇有男人的魅力——他颀长，有棕黑的皮肤……哇，他真是性感，这就足够了。”

　　这话感动了尼克松的心，但却让芭芭拉的许多朋友和同僚大倒胃口。尼克松一生做了很多大事，但他决不性感。芭芭拉知道怎样找到打开大门的按钮，甚至理查德·尼克松的大门的按钮她也找得到。

　　当芭芭拉这样写尼克松，芭芭拉的一位亲密朋友说“不少人问我：‘请过来！她这人是不是虚伪透顶？尼克松性感？’但她的意思我清楚，以我的经验而言，她总是寻找那些极富权势而又严肃阴沉的男人——我不是指那些棕褐头发的人，而是指性情阴森、步骤机密，城府极深，善于幕后操纵的人——她感到这类人迷人而性感：罗伊·柯亨是这类人，或许还有她的父亲刘·沃尔特斯那种人。她在电视上极力推销她的那本书，当然，每个人会问她是怎样说尼克松性感，我感到抱歉，因为我明白她已说出了真相。每个人会想她在耍弄新闻的把戏，但她的意思确实如此。”

　　不管怎么说，芭芭拉哗众取宠的效果和手法确实惊人。

　　芭芭拉为《今天秀》作节目，在白宫专访尼克松的女儿翠西娅，她第一次结识了尼克松。总统出人意料地走进拍摄现场来，芭芭拉兴高彩烈地问，她能否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让她惊喜的是，尼克松邀请她到椭圆型办公室作私人性聊天。尼克松给了她一个意外惊喜，他答应帮忙让她独家采访菲利普亲王，她一直希望菲利普亲王能在《今天秀》上露面。尼克松允诺去帮助——亲王立即答应下来。后来芭芭拉不无得意地宣称这次专访可是“绝大多数人想也想不到的”。沃尔特斯问亲王——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女王是否会因为怜爱查尔斯王子而退位，亲王很肯定地回答，不会，这次访谈在英国公众和新闻界激起轩然大波。

　　芭芭拉报道了尼克松女儿婚礼的盛况，尼克松亲手给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芭芭拉，

　　昨天晚上我们观看了全国广播公司对翠西娅婚礼的报道。

　　我要再次告诉你，我对你在节目中那关切和庄重的评论是多么的喜欢和欣赏。我希望收看你的节目的观众越来越多！

　　尼克松建议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去进行他平生第一次的电视访谈，主持人和访谈者正是芭芭拉。基辛格这样做了，在访谈菲利普亲王之后的一个白宫国宴上，芭芭拉向总统致谢，告诉他，“让您作为我的全权代理人我感到很幸福。”

　　“你希望我下一次推荐谁？”他问。“你自己怎么样，总统先生，”她回答道。

　　1971年3月，芭芭拉正准备起程和李·古博到南加州的旅游胜地棕榈泉去度假。这时，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齐格勒打来电话。她能否来华盛顿一趟？她当然能！李·古博只好再次单独去度假。尼克松决定挑选进行一次一对一的独家电视访谈。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美国总统，但他如此做法并非是心地善良：根据民意测验，他的威望正在下跌，他的顾问担忧他在选民中间的形象。

　　在白宫，有几个方案正在考虑。最终，“这就是我们的意见”，1971年3月5日白宫对外联络秘书德怀特·肖邦写下上面一段话。备忘录交给了尼克松的内务总管，那位冷峻的豪·罗·霍尔德曼，“由芭芭拉·沃尔特斯作这次一对一面对面的访谈是最佳方案。不用说，全国广播公司在星期天晚上进行现场直播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另一位方案是芭芭拉以《今天秀》节目采访形式去进行访谈，而事情最终这样进行的。

　　作为最为庞大的观众——美国中产阶级是它的核心——《今天秀》是尼克松表现自己的最好传媒。芭芭拉会问他一些问题——这位妇女认为他性感迷人——尼克松就此感到安全可靠。他唯一的条件是访谈必须是预先设定好的一场演出。全国广播公司的头头预先设定好的一场演出。全国广播公司的头头们马上应承下来。他们想，这对芭芭拉和公司的电视网是多么好的一笔生意啊；理查德·尼克松的访谈从晚上七点开始到九点，广告的价位将打破纪录，公司的地位将扶摇直上。尼克松的幕僚也眉开眼笑，总统还不知道此事，他们已秘密得到了一大笔贿赂。

　　在白宫举行的访谈前的一次预演上，白宫助理马克，古德给霍尔德曼送交了一份盖有“机密”的备忘录，备忘录建议“总统和芭芭拉对话应改变服饰……他的衬衫和领带要漂亮……以显得生气勃勃。我还劝告他要打扮自己。我确信沃尔特斯小姐将会化妆，如果总统先生不打扮的话，两厢对照会显得不协调……”

　　在正式备忘录中，霍尔德曼列出了将会面临到一系列问题：“能让观众得到最好的响应是什么事情，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敌对提问，还是谦逊而又镇静地解答？限制谈话的主题，还是让总统自己亲自回答任何问题，那个更好？”

　　在一份“关于芭芭拉·沃尔特斯访谈备忘录”中，一位白宫职员理查德·摩尔就关于谈话的点子的提议。向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请教——在《今天秀》进行访谈的那一天是谁的生日——摩尔写道：“尼克松夫人询问了其它同事和不少个人隐私，兴高采烈地提出由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姬·肯尼迪和肯尼迪的孩子参观白宫开始访谈最好。我想整个国家都会为此着迷，或许然后由带路的芭芭拉老练地牵出谈话的主题。”

　　另一位助手康斯坦丝·斯塔瑞德列出一份提纲，就芭芭拉可能提出的问题为总统列出了回答的要点。一个问题是，“尼克松夫人究竟有多大年龄？”回答是“她快五十九了，但很多人却不相信。”另一个问题是“你相信尼克松夫人在场吗？”建议尼克松的回答是“我稍稍有点意外。”

　　肖邦向古德递交了一份他们所不知晓关于《今天秀》的观众统计报告的机密备忘录。“这对写演讲稿的秘书和他们的工作将会极有助益，会使总统了解观众的性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展示自己……也许有这份统计报告我们就能让总统确定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访谈的当天，古德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并不‘新鲜的新闻’将会报道。”

　　访谈在星期四晚上八点钟开始，也就是3月11日那一天，在白宫的蓝色大厅举行，尼克松的助手认为这种颜色让总统感到舒服，录像的播放将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3月15日。

　　访谈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尼克松指责青年们的放荡不安，破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对自己的外貌作了一番调侃，说像一座可供许多人滑雪的雪峰，芭芭拉提出一个独具风范的问题：

　　“有不少传言，总统先生，是关于你在美国公众中的印象和真相——请原谅，总统先生——看起来你像一个相当拘谨的人和不那么随和的人。你是——噢，亲爱的你是否为自己的这种印象感到烦恼，总统先生？”

　　它是一个事先经过认可的提问，尼克松早已等待回答；他第一次在《今天秀》表达出来。整个创意策划是向人们展示一个“真诚的”尼克松，以增加他的威望。他告诉芭芭拉他“非常、非常地坚定觉得这不能让一个总统去到镜子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个性，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形象，我正在为这个国家做一件好事”。（这番话是在爆发水门事件的十四个月以前讲的，任职四年半的尼克松，陷入耻辱中，面对的是责难和辞职。）

　　芭芭拉后来告诉《电视指南》，“当我剪辑录像时，我觉得这个周末时间太长了。我居然称他是一个拘谨的人？后来，我感到称他为一个拘谨的人还是有点对头的。”

　　就芭芭拉而言，对尼克松的访谈是她的职业生涯中继随杰姬·肯尼迪访问印度，对国务卿迪恩·腊斯克的独家专访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芭芭拉开始看起来成为尼克松那一帮人的知情人。她与亨利·基辛格关系最为密切，基辛格后来成为尼克松的国务卿。小道消息专栏作家爱尔·威尔逊在1972年10月26日，首先提出了一个不大体面的问话“亨利基辛格和芭芭拉·沃尔特斯他俩在干吗？”

　　这段时间，这位肥胖的前会计师和教授，被人授与一个“奇爱博士”的绰号，被人描绘有着众多情妇的花心男人，给人-个事业颇为兴隆成功的印象。女演员吉尔·爱尔兰和他拉拉扯扯，纠缠不清，还与华盛顿女主持人芭芭拉·霍娃之类的女人有暖昧关系。现在有关他与芭芭拉的罗曼谛克之事谣传得非常猖獗。华盛顿的记者对芭芭拉总能获得内幕消息极为嫉妒，凭空认为这是基辛格在暗中施以援手，因为他俩关系亲密而暖昧。

　　芭芭拉第一次遇见基辛格是在霍娃举办的一次家庭自助餐会上。接着不久，芭芭拉的一位朋友，密勒·巴里丝，一位引领时尚的头面人物，她在华盛顿颇有地位，而在她纽约的豪宅里来往都是政界和传媒界的从物，她经常邀请这两方面的人物举办了小型沙龙聚会。芭芭拉和基辛格在这个小型沙龙聚会又碰在一起。第二天，芭芭拉要到华盛顿，她刚好与基辛格同机飞回。两人充分利用这种亲密和友情关系；芭芭拉得到了极多的独家新闻，基辛格则成为了一位电视荧屏的大名人。

　　基辛格喜欢拿他与芭芭拉的这种友情开玩笑。一次在外交场合上，他向以色列大使史密查·德勒兹逗乐，说下一次要专门给芭芭拉配备三架幻影式战斗机，这位大使向基辛格夹了夹眼睛，微微一笑，回答说：“应该配备六架”。

　　有关他俩的风流韵事的谣传愈演愈烈，因为芭芭拉经常挽着基辛格的手臂出席纽约和华盛顿的各式各样的宴会和典礼。芭芭拉的一位朋友——位电视撰稿人回忆他俩出席由考利·福克举办的一个晚会，考利·福克是《纽约》杂志的主编。

　　“芭芭拉身穿一套雪白的套裙，看起来非常漂亮，和基辛格华丽堂皇地闪亮登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位朋友说。“十分钟以后，亨利站起来走向她，说他不得不离开。芭芭拉居然显出一副失落恐慌的样子。她原以为他会自己一起度过整个晚会。她原以为随后他和自己一起共进晚宴的。我的心都为她提到嗓子眼。辉煌、精彩的气氛随着这位著名的人物离去而黯淡、消失了。她看起来可怕地失望和伤心。”

　　一次，在《今天秀》拍摄现场，芭芭拉和基辛格两人姗姗来迟，芭芭拉用优雅而又嗲声嗲气地声音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说，“我带来了一位朋友，我能带他进来吗？”简·勋伯格回忆道。“她知道怎样耍弄人际关系的手腕——不仅对《今天秀》的同事，对公司的头头后来说，对此印象更深”。

　　芭芭拉和基辛格在华盛顿的外景拍摄地进行他俩首次独家电视访谈，比尔，莫里奈回忆道。“有一次在全国广播公司聚会上，芭芭拉急匆匆地跑进来，意气风发地走到我的面前，和勋伯格攀谈起来。兴高采烈地讲述这次访谈是多么地美妙。谈了几分钟之后，她说，‘当然，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一个女人，我不会得到这次访谈，但是我认为这次访谈棒极了’。我发现这为了讨好简·勋伯格而说这番话的。我想赢得如此意义重大的访谈并不完全归因于她是一名妇女，但我认为这或许这帮助了她，她受到了优待。没有人会为此揶揄她。这一切自然而然，合乎情理，她是属于很受宽容的一类。”

　　越南实现停火后，基辛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勃进行了首次独家电视访谈，芭芑拉为此大发雷霆；因为基辛格承诺首次电视访谈是给她的。他公然对这笔交易背信弃义。尼克松立即打电话向芭芭拉道歉，保证基辛格从越南首都河内一回来，国内的首次访谈一定是她的；她赢得了这次访谈，分上下二期在《今天秀》上播出。

　　沃尔特斯——基辛格的友谊实际上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恋和一种职业联盟关系，是她主动追求联络的成果。她的友情只是为了工作而已；芭芭拉的职业生涯和交际生活一贯如此。有一个时期，她频频与伊朗大使和美洲国家组织主席约会，结果谣言满天飞，但他们只是友善地提供新闻而已，并非情人关系。

　　芭芭拉向《今天秀》的一位同事吐露心声，“如果你让我在电视访谈和情人幽会作一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电视访谈”。

　　《今天秀》的头头们对芭芭拉搅进尼克松的白宫事务各自看法不一。斯塔瑞得·勋伯格和东格·西塞尔特别担心尼克松和他的下属挖空心思把这个节目当成他们的旨意的传声简，把芭芭拉当成了他们的喉舌。

　　西塞尔回忆说，“勋伯格不得不经常提醒芭芭拉，你并非凑巧获得这些访谈，因为你要明白你是芭芭拉·沃尔特斯；你赢得这一切因为你是《今天秀》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因为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正好拥有——那就是黄金时段和优良的观众群。”

　　对尼克松的助手，西塞尔声称愿意在《今天秀》上专门安排时间报道；后来，他们甚至在节目里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追踪报道越南释放美军战俘的整个事件过程，最后，又使出了一张王牌，跟随总统进行现场访谈，赢得了观众和新闻界的阵阵喝彩。

　　勋伯格不拘不一格为《今天秀》挑选访谈者。他在一旁指导芭芭拉如何使采访前总统的母亲罗丝·肯尼迪的整个访谈变得不同凡响。

　　“我们在纽约最热闹的布鲁克林作出极有创意的策划”，西塞尔回忆说，对于这个点子，罗丝·肯尼迪说，“我喜欢对着布鲁克林进行现场访谈，”芭芭拉则说，“噢，当然，我们会把它展现在你的眼前。”勋伯格知道一个秘密，他对芭芭拉说，“在访谈前，千万不要让罗丝看见录音带，因为如果她看见后会把它扔一边去，转身离去，那时，世界人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我可不愿意出现这种麻烦。”芭芭拉回答道，“好吧，我明白了。”勋伯格告诉芭芭拉他已放心了。“在谈话节目中你决不能附合任何人的意见和反对他的意见，那样或许就谈不下去了。”

　　芭芭拉的努力有时还是达到了勋伯格的要求，他和李文·弗兰克，新闻部的头头，迫使她一而再，再而三去按照他俩的要求去做。

　　“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刊登她的访谈节录，芭芭拉兴奋起来——‘噢，并非那么精彩！’很明显，她喜欢这一套，”西塞尔说。“我记得李文说过，‘当然，我也看《时报》，但我不是那么在意我们的工作是否登在头版的位置上，我们的目标并非是挂念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访谈是否会由《时报》刊载’。这才与我们的风格相称。”

　　但芭芭拉爱极了大众的注目，看到自己的名字登上报纸则快乐无比。1974年5月6日，她赢得了一项巨大的荣誉，《新闻周刊》封面印出她的头像，有专门的封面事迹报道：芭芭拉，沃尔特斯——清晨之星。

　　“我记得她开怀大笑，因为她是活着的最幸福的女人，”西塞尔回忆说。“但她说，‘噢，主啊，《时报》也会如法炮制……如果卖得过《新闻周刊》我会感到奇怪吗’？勋伯格摇摇头，看着她，说，‘你真不知足’。”

　　芭芭拉对朋友们的反对性意见极为敏感，同事们都知道她明显偏爱尼克松的白宫。“有人认为我是尼克松的情人，白宫的宠物，”芭芭拉对一位《纽约时报》记者说。“这就要看你怎样看了。记住，我可是查恰奎因克事件之后第一个采访爱德华，肯尼迪的人。”

　　不过，接下来的独家访谈却是白宫内务总管霍尔德曼，再接着下一个，中国——都是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好意。

　　鲍勃·霍尔德曼，为人坦率、爽朗，曾是一家大广告公司的总裁，成为尼克松时代华盛顿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他是尼克松的一位忠心耿耿的心腹，由他的老板授意在办公室接受芭芭拉的访谈，他俩在霍尔德曼办公室的壁炉前坐下——拍摄了三期《今天秀》节目，芭芭拉的名字又一次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位置，为尼克松的主张赢得了大众的关注。霍尔德曼负责总管尼克松的越南和平方案，其目标是“使已方变得清醒，让敌人感到迷惑”。

　　芭芭拉在访谈霍尔德曼之后，接到一张致谢的便笺。

　　“我发现他温和而有趣，”她后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可说明，他的办公室太暖和了，我俩都出汗了。因此，当我们换装录像带时，我自己在脸上重新搽粉化妆，建议他也搽一下。他一边搽一边大笑起来。作为一个玩笑，你相信吗，他愿意让我故意把粉末吹进他的嘴里！”（也就是差不多三年以后芭芭访谈霍尔德曼同一天，他因密谋阻挠调查水门事件丑闻而被判处监禁）

　　在芭芭拉访谈霍尔德曼后的同一周内，她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了一份最大的礼物。她被选中跟随他去作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那就是1972年2月尼克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芭芭拉是三位随行访问的女记者中的一个，是唯一的一名不是常驻白宫采访的记者旷全国广播公司的八十七名记者只有二名被选中，一位是鼎鼎大名的主持人、大记者约翰，钱塞勒，另一名是老资格的中国通约翰·里奇。唐·梅耶后来被允许前往采访。

　　仅就这个事实，尼克松——个疯狂的反共者——决定去访问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引人人胜的故事，芭芭拉第一个在《今天秀》上披露这一内幕，愤怒的华盛顿记者们感到不是尼克松就是基辛格将这一秘密泄露给芭芭拉。

　　当然，全国广播公司和《今天秀》为芭芭拉受到邀请和成功而厚颜无耻地欢欣鼓舞，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在内部，尽管她为此相当疑虑不安，她向好友乔·皮塞尔吐露了重重心事。

　　“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她告诉我要到中国去，”皮塞尔说，“她看起来烦恼多于快乐，忧虑多于希望。她告诉我她很担心，因为她的世界处在一个易于伤害感情的位置；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显然是危险的，她感到要保护她所得到的一切。”

　　与此同时，芭芭拉开始把行李打包。她还是渴望这次亚洲之行，她还是关心《今天秀》的观众。

　　“我从我最热爱的节目策划人那里拿过各式各样的服装道具，这些策划导演是卡斯帕，密勒·巴里丝，阿道尔夫和赫尔斯顿”，她告诉《妇女服饰日报》记者，这语气给人印象是仿佛她率队要到棕榈泉旅游胜地休假似的，而不是到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去。“我被告知长城上冷极了……（因此）我拿了一件崭新的可正反穿的外套——外面裹着一层棕色的帆布，里面是灰棕毛呢和灰棕羔羊皮——它是乔治·卡潘送的……我还带了一双毛皮靴子，一双棕色鹿皮靴，阿道尔夫送了一双毛绒绒的风帽……但后来我只带了几件内衣。我每天晚上只准备洗几件衣物。我不会带去发型师去，我会带一些电卷发夹，自己做发型。”

　　她开始了进行一个美满的电视之旅——了解这个国度的壮观景象和它的现状；中国的国旗和美利坚的国旗肩并着肩地飘扬，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坐在一起，相互敬酒干杯，互致问候；尼克松在中国的长城上漫步；尼克松会见毛泽东主席，一个中国乐队演奏“草原，我的家，然后又演奏起”美丽的美利坚。伟大的景象，向美国观众展现开来。

　　另二位和芭芭拉同行的女记者，一位是国际新闻联合会的驻白宫的报道老手海伦·托马斯，还有新闻广播共同社的费·威尔斯。一些闲言碎语在记者中间流传，谈论芭芭拉为何被选中，“尼克松需要名气；他需要像芭芭拉和沃尔特，克朗凯特这样的大名人，”托马斯说。

　　“她非常引人注目；她是一个大名人”，威尔斯点头同意道，在八天的旅行中她们三人有三天住在同一间房。“但是我很少看见她，因为她总是和她的制片人，她的调音师、她的摄像师在外面制作特别节目。而我却不得不自己倒腾录音带、电池和其它各种材料。他们帮她拿着麦克风，一切为她准备停。制片人有专门的时刻表，将一切行程的事安排妥当。他对她说，‘四点半，下楼’。轿车等着她，带她到这里去，那里去。”

　　当芭芭拉到中国去的时候，她和李·古博仍住在一起——但几个月以后他们就分居了。威尔斯回忆芭芭拉一天晚上走进她的房说，“费，我真是寂寞难耐。我不会和我的丈夫谈话‘。我说，’唉，你为什么不拿起电话？我正是这样做的，我每天晚上和我的丈夫交谈。但是我猜想她从来都是别人帮她做这些事，决没有想到应该自己拿起话筒打电话联系。”

　　芭芭拉和尼克松政府的亲密关系让访问团许多记者甚为鄙视和反感。原因之一，大家相信唐·梅耶是靠关系混进访问团的。在背后，人们说他是“芭芭拉，沃尔特斯在那位坏总统身边的大太监，芭芭拉则被说成了宫廷女官”，芭芭拉总是跟在尼克松夫人的身边；她从不接近其它任何人。新闻摄影记者纷纷把废掉的菲林扔进她的旅馆房间，采表明对她的反感。

　　在杭州的欢迎宴会上，尼克松把芭芭拉介绍给周恩来总理。“这就是芭芭拉·沃尔特斯”，他一边说一边微笑，“我们碰巧逮住了她”。

　　不管一切，她要往上爬，芭芭拉成为其它记者讥笑的目标，揶揄的重点。他们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人士面前指责芭芭拉在中国为尼克松涂脂抹粉。后来芭芭拉名气更大了，1980年的一次集会上，这位著名新闻记者向人们重复那次别人说的话，说她新闻报导缺乏经验——不过是在偷学和模仿海伦·托马斯的办法。托马斯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芭芭拉的同事声明，芭芭拉喜欢这样做。托马斯拿出她的笔记本，芭芭拉要了过去，从中记录学习了不少东西。

　　“这就好比你坐在餐桌旁，那上面放满了一大堆你不知怎么使用的餐叉，接着你看见了用餐者，第一次看见他们是怎样使用这些家伙”。这位著名记者如是说，过了多年，当人们听到这个故事时，仍一个个大笑不止。

　　实际上，芭芭拉承认在旅行中感到极为恐慌……我常常看见沃尔特·克朗凯特和约翰，钱塞勒制作节目，我心里说‘我怎么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准？他们是多么简洁生动——比我棒的主持人是那样的多’。我非常抑郁，我以前从未感到过如此无能。

　　我变得羞怯，感到很害怕，灰心丧气……当我回国后，我发现他们期望毁掉、抹杀我在中国的一切传奇经历，包括对周恩来的独家专访。

　　芭芭拉抱怨由于紧张、压力，四处奔波而缺吃缺睡，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体重一下居然减少了五磅。“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拼命地苦撑着，但回来后觉得如做了一场梦，感到没什么。不过还是留了一个后遗症，我发现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甚满意，在播放后总希望重新再做一遍。”

　　不管她如何担忧，芭芭拉仿佛一夜间变成了一个“中国通”了，她不过在那里呆了八天，当然，她是一位大名人啦。她为《主妇家庭》撰写长篇旅行见闻，受到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而去作演讲报告，而昔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山盛情邀请。

　　在中国访问时期，她主要跟随尼克松夫人参观学校、人民公社。在空余时间，芭芭拉到商店购物，“施展我的购买天才，”她说，“我将告诉你那里的人民是如何生活。”出于好奇，她向翻译询问中国人是否会因为爱情而结婚。翻译告诉她没这么回事；他们结婚是因为政治思想一致而已。“在中国没有爱情故事”，芭芭拉回答说。

　　在新闻记者团抵达中国的那一天，每位新闻记者都分发了一本称之为《宝典》的册子——本精美的小心，里面充满这个国度的风土人情，还有美妙的图片和总统的旅程表。对新闻记者来说，它是一本漂亮的旅途备忘录，一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宝贝，放在书架上最合适不过了。

　　在即将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芭芭拉和费·威尔斯合住在上海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第二天清晨，芭芭拉提早离开去赶飞机，威尔斯离开房间时，她看到废纸篓里躺着苞芭拉扔在里面的“宝典”。

　　“我完全吓呆了”，威尔斯说。“她根本没认识到那件东西的珍贵。我想这一切对她只是稍微有点奇特的故事而已”。

　　实战场景之二：玩转四个国家的总统、总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