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云:“远者为缘,近者为因”。
宋徽宗赵佶成为北宋的亡国之君,问题出在他身上,根子却在他老祖宗那里,因为北宋一开始就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积重难返”,他也回天无力。加之他爱画成癖,风流成性,不思进取,被人称为“花鸟皇帝”,这样岂有不坏事的?
文化与政治虽然互为关联,但政治毕竟是政治,文化毕竟是文化,两者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
文化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态势,文化是“人格素质”的基因灵魂。
(一)宋徽宗赵佶同后蜀主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是被文化艺术所误的亡国之君,赵佶则更是一个典型的“花鸟皇帝”。这并不是说,文化艺术本身是罪魁祸首,而是罪在不会玩文化艺术的人。尤其是对一个一国之君来说,当他的个人爱好和特长与他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发生严重“错位”和牴牾时,就应该“在其位,谋其政”,做好君王本职本分的事。如果越过你的本分职位,一味地去玩文化、玩艺术,乃至玩物丧志,那就十分危险了。
赵佶恰好是玩文化和玩艺术的高手,此是其“长”;但对于一国之君的他来说,却又是其“短”。照说他应当去做艺术家,但偏又做了皇帝。画家与皇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很难将二者统一起来。一旦玩忽职守,就会翻船。
赵佶就因此而把北宋这条航母玩翻了,他自己也成了金人的阶下囚,最后客死异乡,而且死得很“窝囊”。有人说,要怪就怪他的老祖宗,不该重文轻武,北宋一开始就不把边关防卫当回事。其实怪谁都没用,要怪就只能怪他自己命运不济,偏偏撞在了历史的“三尖石上”。皇帝的紫金冠,本不该落在他的头上,但他偏要想方设法地去抢来套在自己的头上。
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又不是正宫所生,所以还轮不到他继位,是由他的六哥赵煦继其父位,是为哲宗。
不料哲宗没当多久的皇帝,年仅25岁就驾崩了,而且无子嗣继承大统,只得在哲宗兄弟一辈中挑选。但挑来选去,也没有选中他。虽然也有人提到过赵佶,但当即遭到否决,理由是“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也就是说,他的人品不好,是个花花王子,况且又不是嫡出的正宗货色。眼看赵佶当皇帝是没有指望了,还是去玩他的花鸟画吧。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北宋的历史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历史也有个怪脾气,明明是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阴差阳错,偏又撞进了那个房间,从而造成了另一个不同的结局。
正当大臣们都反对赵佶继位时,不料一言九鼎的向太后发话了。她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因此还是立端王为好!(端王是赵佶的封号)就这样一锤定音,端王赵佶当了皇帝,是为宋徽宗。这对赵佶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好是因为他终于当了皇帝,为他的个人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发展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又造成了他的个人爱好与特长同他的地位与本分的严重错位和人格的分裂。
(二)赵佶深知自己的口碑不好,向有“轻佻”之名。为了争夺帝位,他散布了很多流言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哲宗派人去天庆观找一个叫徐神仙的人,问他何人来继位。徐神仙二话未说,只写了“吉人”二字。哲宗一看,心想这吉人二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佶”吗?从此他对赵佶的印象便改变了,常在大臣们面前夸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其实这都是赵佶从哲宗身边的太监那里得知他要派人去测字求仙的消息后,事前就串通好了的。
赵佶初登大宝时,他见不少大臣依然将他视为“轻佻”之人,不太尊重自己,于是又故伎重演。有一天,他写了一个“朝”字,派太监去找一个高道测算。那高道对太监说,此字并非公公所写,贫道干此营生,只能据字而言。太监说,如此甚好,但说无妨。那高道这才款款说道:“朝”字拆开来看,即是十月十日四字。写这字的人,天天都在接受众人的朝拜,不是天子谁能信手写出此字呢?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再经过高道的这番渲染,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真真假假,不由人不信。人们相信了,他的位子也就坐稳了。
假话连传三遍,就会变成真理。赵佶本来最清楚,这些都是自己鼓捣出来哄人的。但鼓捣的次数多了,越说越神,结果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样久而久之,他便开始宠信方士,然后就沉溺于道教,成天装神弄鬼,搞得乌烟瘴气。
赵佶好道,蔡京等人便投其所好,把各方道士妖人纷纷请进皇宫,待为贵宾,管吃管喝,由他们胡闹,其中最为得宠的便是道士林灵素。
赵佶煞有其事地对臣僚们说,他梦见东华帝君相召,偕游神霄宫。因此便敕道录,寻访神霄宫的事迹。蔡京当即就举荐了林灵素,说他刚来京师,多次谈到神霄宫的事。还说他曾经神游过神霄宫,并与当今皇上在那里有缘相会。
赵佶听说后,当即召他进宫面圣。赵佶一看,果然似曾相识。问他卿昔仕乎,曾见过朕吗?
林灵素说,臣往年上朝玉帝,曾起居圣驾。
赵佶一听,更来劲了。他说,朕如今还记忆犹新呢,好像还骑过青牛,但不知青牛现在何处?林灵素说,皇上莫着急,那青牛正游牧于外国他乡,不久便会回来。赵佶说,真的吗?
不久,高丽国进献了一头青牛,刚好与林灵素所言巧合。这下赵佶就更加信以为真了,也更加相信林灵素是神仙下凡,是上天派他来超度他的。因此向他殷勤讨教,问他有何仙术。
林灵素说,贫道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帝长子就是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真君。此神正是陛下;玉清王之弟,号青华帝君,臣正是府中仙卿。现降于凡间,特来辅佐帝王。他还将蔡京、童贯等人,也一一名列仙班。
赵佶居然相信他的胡吹乱捧,也不计较他敢于和皇帝称兄道弟、并驾齐驱。相反赵佶还怕他编不圆,每每替他圆谎。一个有较高文化修养和欣赏辨别能力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鬼话胡诌,但为了好奇和满足失衡心理上的需要,也为了填补人格分裂、行为扭曲和心灵的空虚,他又不能不用更大的谎言来掩盖谎言,用更大的欺骗来掩盖欺骗。而且还要假戏真唱,以假乱真,认认真真地走过场,明明白白地说谎,大大方方地办事。
所以,赵佶下令广建宝录宫,灵霄殿,密连禁署,林立街衢。所谓“宫中山色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山下立亭宇,不可胜计。又作仁济、辅正二亭于宫前,命道士施民符药”
除此,赵佶还升林灵素为温州应道军节度,加号为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又赏赐各种宝物道袍,准其宫内行走。这位“仙卿”从此就狐假虎威,出入前呼后拥,乃至与诸王争道,并肩而行。因他权势煊赫,许多人都去投靠他,得其美差,据说“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故有人写诗讽刺说:当日先生在市廛,世人哪识是神仙?
只因学得飞升后,鸡犬相随也上天。赵佶为了表示自己潜心修道和对道教的虔诚,还派人向各道录院宣谕,说他是上帝元子、神霄帝君。他命天下百姓归于正道,他愿为天下之教主。同时授意道录官员上表,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政和七年(1117)四月,道录院正式下旨,封赵佶为“教主道君皇帝”。
(三)既然崇道,那就应当清心寡欲,虚而待物。但赵佶则不然,他崇道是假,搞乐是真。而蔡京父子正好趁虚而入,投其所好,怂恿他纵情享乐。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必自寻烦恼呢?当今正是太平盛世,既为一国之君,就应当放开手脚,不必拘礼,尽情享受。
赵佶本来就是一个大玩主,听了蔡京父子的这番话后,果然就越发放纵自己,更加肆无忌惮。他听了道士的鼓吹后,说京城东北角正处于八卦的艮位之上,如能将其地势垫高,便能确保皇帝男丁兴旺。恰好赵佶皇子稀疏,他就依道士所言,在汴京之北、景龙江之南,大规模地修筑万岁山。方圆十里,楼台林立,高耸入云。设计堪称一流,奢华至极。历时六年才完工。这项庞大的工程,征发民工巧匠和士兵,多达上百万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赵佶自幼就爱玩奇花异石,当了皇帝后就更加放纵自己,所谓“太平无事多欢乐”。他爱书画,自然也爱石砚。便命广东转运司专门为他采购和监制端溪石砚,先后采得九千枚,供他把玩使用。
崇宁至宣和的二十多年间,赵佶又命人在苏州设置“应奉局”,专门负责采购“花石纲”,然后经运河与汴河运到京城。有一年在太湖采到一方高达四五十丈的奇石,上百民工都搬之不动,只好专门为它造船运到京城。赵佶见了欣喜若狂,特赏搬运民工每人一只金碗,封此巨石为“盘固侯”。
在征发“花石纲”的二十多年岁月中,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家破人亡,不知搜刮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为了供皇帝一人独自享乐。可见皇帝的个人爱好,远非是一般的劳命伤财或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必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命运,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危。
皇帝无小事,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带有政治色彩。哪怕是他个人的爱好和婚恋,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赵佶爱蹴鞠,正像今天的球迷一样,本无可厚非。但由于他是皇帝,玩蹴鞠就等于玩政治。
当时不叫足球,叫“足就鞠”。早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有此称呼了。到了唐宋时,蹴鞠已相当流行。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民间百姓,都在玩球。当充气皮球和挂网球门出现后,也就和今天的足球比赛差不多了。宋代的足就鞠运动已相当普遍了,皇帝玩球,百姓也在玩球。《宋太祖足就鞠图》描绘的就是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灵,同赵普等六人踢球时的情景。
同样是皇帝,为什么宋太祖玩球未受到世人的非议,而宋徽宗赵佶玩就遭到世人的谴责呢?因为前者玩得高雅、玩得健康、玩得颇有分寸;而后者却玩球如命、玩物丧志、玩得走火入魔。
高俅本是一个市井无赖,附马府中的一名小书童,就因他球技高超,有“那样的脚”,便成了赵佶的宠臣,并委以重任,放纵他胡来一气,把一大批人都逼上了梁山。
这不正是一种因球误国的严重政治后果吗?“错位”的君王,必然要吞下这种“错位”的苦酒。
(四)皇帝爱玩美女,这不能说是“错位”,而恰是他们的本色行当,也是其特长和特权。
赵佶爱玩美女,自然也是他的本色、特长和特权,本无话可说。但因为他玩得太花、太离谱、太出格了,所以还得要说一说。
赵佶还在作藩王时,早就沉湎于女色了。宫中有的是美人,他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又甩一个。有一天他到慈德宫去向太后请安,太后就叫身边的押班宫女郑、王二人陪侍他。赵佶对此二人一见倾心,百般勾引。对方也秋波暗送,眉目传情。时间不久,太后就觉察出来了,最后干脆将两位宫女,赐给了赵佶。
17岁的赵佶大婚时,娶的是刺史王藻之女为皇后。但王皇后相貌一般,又不会讨皇上的欢心,所以只能坐冷板凳,不久就抑郁而死了。赵佶便将他最宠爱的郑贵妃册封为后。因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这自然不算出格。
出格的是偌大皇宫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尚嫌不够,还从宫里玩到宫外,从宫女玩到妓女,直把天下作为他的情场与爱巢。
更出格的是,他不但把皇帝变成了嫖客,而且还由“道君皇帝”一变而为传授风流情种的道教真君。
宦官杨戬从宫外引来一个酒保女刘氏,颇有姿色,更兼水性杨花,在江湖上早已混成为一个情场老手了。这种风月场中的女子,正合赵佶的口味。加上刘氏一会烹饪,二会涂饰,就更得赵佶的宠爱。
刘氏所穿的衣衫大多是她自己动手剪裁的,从色彩到款式,样样都很时尚,鲜美夺目。穿在她身上,总是十分合体,淡妆浓抹总相宜。至于烹调美味,则更是她的强项。她经常下厨烧菜,每次都令赵佶大饱口福,前者则令他大饱眼福。
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得宠,便称之为“九华玉真安妃”,把她的画像供在神霄帝君之侧,同时私下又密授房事风流技法和丹药给赵佶,还传授给他道教的“还精补脑”之术。赵佶试用后,连声道好。
对“九华玉真安妃”与“神霄帝君”的这种搭配与和谐,蔡京也极善巴结奉承。他用诗来赞美说:保和新殿丽秋晖,思许尘凡到绮帏。
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见安妃。诗写得和送得都给恰在火候上,其时这对“仙侣”正在玉真轩内午睡刚醒。刘氏平日每当睡醒后,粉脸桃腮总是浮现出两朵红云,不施脂粉,早已胜似桃花。今日与赵佶午睡醒来赏诗之后,越是人面桃花格外红,弄得君王宠更加。
但再好的美味也有吃腻的时候,再好的美女也有玩厌的时候,赵佶偏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大玩主。所以哪怕是充满道教意味的仙侣,他也感到美中不足,心烦意乱。一日无聊之际,他在一把白扇上信笔一挥,但刚写下“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时,就写不下去了。刚好有位太学生走来,他就要他补写下去。那位太学生深知皇上的心态,抓起笔来就写道: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
宫中的佳丽风味都已尝遍,要阅尽人间春色,那就只有到宫外去寻找“一点酸”了。所谓酸,就是野味和野趣。这是皇后贵妃们不曾具备的床上功夫,只有江湖中的那些妓女们才有这种本事。对此,赵佶并不陌生。早在作藩王的时候,他就逛遍了花街柳巷和青楼歌馆。凡是京中名妓,他无有不知,无有不染的。有时还将他最喜欢的妓女带进宫里,玩够了才放她出宫。即位后虽然收敛了一阵,但现在又故态萌发,好在他已是轻车熟路了。而最令他着迷的,便是住在东京镇安坊金钱巷的青楼歌妓、超级妓女李师师了。
李师师,河南人,本姓王,是染匠之女。幼年丧父,流落东京,遂入籍鸨母李家,后来成了京都名妓。她色艺俱佳,慷慨有丈夫气,号称“飞将军”。赵佶自然知道她的大名,自政和初年,他就假扮客商,经常乘坐小轿到李师师处过夜。有时流连忘返,次日不归。朝臣便替他撒谎,说皇上有“排档”应酬,抽不开身。或者说,皇上小恙欠安,今日不上朝了。其实这时他正在金钱巷与李师师寻欢作乐。
开始李师师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当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主,后来混熟了才知道他是当今的“道君皇帝”,便打趣说,皇上玩的也太离谱了。既然位列仙班之首,当了道家的龙头老大,何必又像嫖客似地偷偷摸摸混入青楼呢?
这位道君皇帝听了忍俊不禁,说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岂不闻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么?朕就是神仙下凡、真君显世,不是什么嫖客。你也不是妓女,而是朕的仙女。朕以道治国,以道治人。朕来此青楼,不是买笑求乐,而是度你成仙。不过世人肉眼凡胎,难以悟透,所以朕只好偷偷而来,悄然而去。
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纸毕竟包不住火。此事很快就被朝中一位下级宫员,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官员叫周邦彦,他的官不大,但在词坛的名声却很大。词誉极高,也是出了名的风流名士。他早就是李师师的老客户、老情人了。
不料有一天他正在和李师师欢愉时,道君皇帝突然闯进来了。周邦彦逃跑不及,只好躲在床下。赵佶也不知床下有人,师师也不便捅破,还设法掩护。这才使周邦彦逃过此劫,而且在床下把床上二人做爱的全部过程听得一清二楚;听见也就罢了,但他忍不住偏把此事灌入《少年游》中加以调侃戏说。同时又在《风流子》等词中,旁敲侧击地加以影射说: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要人,霎时厮见何妨!赵佶心中有鬼,一看就知道这是周邦彦所为。一气之下,便将他贬官逐出京城。然后来质问李师师,正好师师才送周出京刚刚回来。她见龙颜不悦,倒也不怕,反而坦言相告,说刚才送走周邦彦,说罢又将周与她分别时写的《兰陵王》扔给赵佶看。赵佶拾起来一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积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年来,应折柔过千尺……赵佶未看完,就赌气回宫了。他不想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被他人占有,“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他决定把李师师干脆接到宫里来,只供他一人占用。但刚到师师楼下,即听到她正在演唱周邦彦的这首“客中送客”的新词。其词句工整流畅,清丽婉约,音调悠扬婉转,十分动听,他心中的气早消了一半,及至他与师师相见时,见她飘飘若仙、神情超逸,更加促使他要把师师接进皇宫的决定。
李师师也同意进宫伴驾,但她问赵佶,如何对待周邦彦。赵佶说,朕将他召回京师来做“大晟乐正”(专门管理乐府的官吏)。果然不久,周邦彦就入京,做了“大晟府”的乐正。师师也被接进宫里,册封为瀛国夫人(一说李明妃)。
不料,好景不长,未几,赵佶因金兵时来威逼,搞得他心烦。他就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则躲进太乙宫作画修道去了。李师师即被赶出皇宫,重操旧业。后来有人说,她被金人俘去,金主要她作妾,她誓死不从而为金主所害。也有人说她南下,以卖艺为生。还有人说她因伴驾过“道君皇帝”,也成了“女道士”。这虽然是传说,殊不可信,但从中看出,这位皇帝嫖客、道君皇帝,竟玩出了一个“女道士”。
一代君王和一代名妓的情场纠葛,本来就引人注目了。再加上道教的介入和国破家亡,就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也越发说明这位“道君皇帝”,玩得太离谱、太出格了。很难用“错位”来解读,只能以政治与人性的冲突来剖析。
(五)最能体现赵佶“错位”的还是他的书画艺术。
赵佶在政治上相当糊涂,但在艺术上却又相当清醒。他在绘画、书法和诗词方面,不仅全面发展,而且造诣甚高。在历代帝王中,除了李煜可以和他媲美外,其他就没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了。
赵佶从小对书画就情有独钟,到17岁时,他在艺坛上就脱颖而出,饮誉画坛了。即位后,他广收历代名书佳画,临摹创作,技艺大进。尤其精于花鸟,观察细致入微,被当时《画继》的作者邓椿誉为“冠绝古今之美”。校书郎韩子苍也有诗赞道:君王妙画出神机,弱羽争巢并占时。
想见春风交鸟鹊观,一双飞上万年枝。赵佶曾画了一幅《筠庄纵鹤图》,画面上20只神态各异的仙鹤,或“引吭唳天,以极其死;或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它们翔凤跃龙,警露舞风,各逞其能,各显其态,被画家描绘得栩栩如生、神情活现。窥一斑而知全豹,足见赵佶果然是“花鸟皇帝”、画界高手。
赵佶画了很多花鸟画,现存的也不少。但一般公认的代表作,只有两幅。一是《芙蓉锦鸡图》;一是《写生珍禽图》。
前者描绘的是芙蓉、锦鸡和蝴蝶。锦鸡栖息于花枝之上,芙蓉压在锦鸡的头顶上方,锦鸡却注视着右上方一对翻飞的蝴蝶。此三者相间,相互映衬,即收到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余者不必详述,其中不少是价值连城的上乘之作。
自古书画同源。赵佶既精于绘画,又擅长于书法。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自成一家,独创一种字体修长匀称、纤细秀雅的“瘦金体”。此体影响很大,多为后世书家继承效法。赵佶的草书《千字文》,是其书法代表作。其笔势雄浑奔放,一泻千里,又一气呵成,完全可以和张旭、怀素的草书媲美。另外,他的《纨扇七言诗》,所书“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十四个字,笔法连贯,如龙飞蛇行,且婉转秀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此外,赵佶也长于画人物,不过大多是临摹的。如他临摹卫贤的高士图,非常生动传神,俨然与高人对语。现为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笔墨精致入微,毫无雕琢的摹仿痕迹,几可乱真。他自画的《梦游化场城图》,元人汤星称其“人物如半小指,累数千人,城廓、宫室、麾幢、鼓乐、仙嫔、真宰、云霞、霄汉、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俱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不复知有人间世,奇物也。”在尺幅画中,要将上千人物和天地间所有之物,都画上去,的确不容易。
不过,从这幅画的内容看,似乎与赵佶崇道有关。这位“道君皇帝”,不仅将道融于玩弄美女之中,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绘画创作里。
赞其画,实是赞其长。他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用一个艺术家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话,那么,赵佶是蛮合格的。
责其坏,实是责其短。因为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一个只懂艺术而不懂政治的皇帝,而且是一个玩物丧志、骄奢淫逸的大玩主,为艺术而亡国的君王。“做个画家真绝代,可怜错位做君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人兵分两路大举南侵。经过一番掠夺烧杀之后,迫使北宋议和投降。
到靖康年间时,先是将继位的钦宗废为庶人,然后又将太上皇宋徽宗押往金营。接下来就是将徵、钦二宗及其皇后嫔妃和附马公主,以及大臣、宫人、倡优、工匠等十余万人,一起押往上京。不久,又将徽、钦二宗赶至荒凉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今天的黑龙江依兰镇)。
在徽宗被押往北上的途中,他偶然看到一株杏花,触景生情,写了一首《燕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雕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据说赵佶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在一个收藏室偶然看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一幅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便生下了赵佶。“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王国维也将赵佶和李煜相提并论,说“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也就是说,他认为后主之词同赵佶之词,都可说是“血书”。
这两个亡国之君,都由“血书”之词而串到一起来了。
赵佶被安排到五国城的几天之后,他的郑皇后病死了。在颠沛流离中,他们夫妇相互照顾,而今皇后撒手而去,这对赵佶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真像是与他同时的北宋词人贺铸说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生活悄然安定后,赵佶便以书自娱,寻找精神寄托。他好读书、爱文化,有时竟挑灯夜读,废寝忘食。这也正是他的本性。
就这样,他在五国城生活了整整三年,于绍兴五年(1135),终于在一盏孤灯油尽的时候,悄然病逝了。他在位二十六年,享年54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恐怕这位多才多艺的“道君皇帝”,至死也没有闹明白:为什么好读书、爱文化、喜艺术,到头来反而为文化艺术所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