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错位”,就是脱离了自己正常的人生轨迹。从天真幼童到一国之君,从一国之君到亡国之奴,从亡国之奴到佛国之僧,从佛国之僧到含冤而死,一再错位,反复折腾。而这一切都不是他的过错,他完全是个受害者、牺牲品。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宋恭帝赵显确乎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君王的无奈与悲哀。
人们常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有时到底走什么样的路,也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掌控的。宋恭帝赵显的人生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一个四岁未满的懵懂幼儿,糊里糊涂地就被大人抱上金銮殿做了皇帝,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当皇帝就当皇帝吧,但刚登大宝就做了亡国之君,事实上他正是应亡国之运而出炉的,这不能不说是又一次严重的“错位”;当亡国奴也罢,但他又被人逼去做了西藏的和尚,显然这又是一次更离奇的“脱轨”;做和尚也罢,但偏又被人暗害而含冤死去,直到生命结束时,依然是“错位”。
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七月,赵禥在国家飘摇动荡中度过了他荒淫腐朽的一生而撒手西归了,给赵氏皇室留下的则是孤儿寡母,即国破家亡的残局。
首先面临的是,由谁出面来接老皇帝的班。当时有三个候选人,一是俞修容所生的赵禺;二是杨淑妃所生的赵昰;三是全皇后所生的赵显。他虽然是皇后生的正宗传人,但年仅四岁,所以群臣都认为他年龄太小,不如立大的一个。
但贾似道却不赞成,心想年幼的才好控制,所以他主张立赵显为皇帝,理由是他是嫡子。谢太后也同意贾似道的看法,就这样将懵懵懂懂的赵显抱上了皇位。他做了皇帝却还不知自己就是一统江山的大宋天子,事实上真正的天子则是奸臣贾似道,即久享盛名的“蟋蟀宰相”。
当蒙古军队已经打到家门口时,一向主张议和的贾似道,才假装出兵迎敌。刚一交战,他就大败而回,仓惶逃窜。时人以诗讽刺他说: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
寄语满朝谀妄者,周公今变作周婆。度宗曾尊贾似道为“师臣”,大臣则称他是“周公”。想不到这位“周公”,是如此不堪一击。鱼港大败之后,朝野上下都呼吁应处死贾似道,但谢太后耳软,仅将他贬官赶出京城。不过,当他行至漳州木绵庵时,终被监送他的官员郑虎臣杀掉了。但杀得太迟了,奸臣之死并不能挽救南宋行将灭亡的命运。而这一切,四岁的小皇帝根本一无所知,他正躺在母后的怀里撒娇呢。他更不知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大小官员和城中百姓,正作鸟兽散,纷纷逃离都城临安。
这时,偌大的朝堂之内,只有6名官员勉强地呆在那里。谢太后一看,不无伤感地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骂有何用?哭有何用呢?不过,还是有人肯站出来收拾残局。他就是临危受命,刚上任的右丞相文天祥。所谓收拾残局,也不过是由代表朝廷去与伯颜办理投降手续而已。
德佑二年(1276)正月十八日晚上,谢太后和御史官员拿出国玺,写好降表,准备次日派陈宜中等人送去元营。这便是诗家们说的:大臣写好投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不料,当夜陈宜中又逃回温州去了。次日,只好由文天祥等人到元营去与伯颜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文天祥见了伯颜,并不承认是来投降的。他说讲和一事,那是前宰相经手的,我一概不知。现在太皇太后派我做宰相,我不敢拜,特先来军前商量。
接着,他问伯颜:本朝并列为国呢,还是要灭其社稷?
因为当初忽必烈下令攻宋发布诏书时,并没有说要吞并宋朝。所以伯颜只好回答说,皇上有话,早已讲得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说,既然如此,那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请你把军队退到平江或嘉兴,以便从长计议。
伯颜一听,心想这哪里是来投降,分明是来下战书的。于是恼怒之下,便将文天祥软禁起来,准备带往北方,再设法软化这块硬骨头。
文天祥被扣留了,即由贾余庆代为宰相,将正式降表签署后送往元营,这样投降即成事实。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
(二)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前呼后拥地入主临安。小皇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从大人愁眉苦脸的表情上,感到这绝非好事。因此吓得躲在老祖母的身后不敢哼声,只得由谢太后代他宣布正式退位。也就是说,从此他就再也不是皇帝了,临安也再也不是南宋的都城了。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想当年北宋灭亡时,也与今日南宋灭亡时的情境非常相似,几乎如出一辙。更奇怪的是,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宋室江山一样,仿佛是历史的一次轮回,现在元人又从南宋孤儿寡母的手中夺去宋室江山。
因此,诗家讥讽说: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到底是谁欺谁,谁胜谁,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如此周而复始,也许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是年春天,赵显一行被掳北上。当时谢太后身染重病,不能同行。赵显只得同他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哭哭啼啼地踏上前往大都的艰苦旅程。
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是非常凄凉的。随行的诗人汪元量在《北征》中写道:三宫锦帆张,粉阵吹鸾笙。
遗氓拜路旁,号哭皆失声。
这年是闰三月,足足走了四十多天,直到三月底才好不容易抵达北平。但因为忽必烈还在上都,只好又启程到上都去朝拜忽必烈。又走了一个月,这才到了蒙古草原。朝拜后不久,又被迁回北平(当时叫大都)。
忽必烈十分清楚,赵显虽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尽管已不再是一国之君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他毕竟是一面旗帜,一个可以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何况南方尚未平定,反元的力量还很强大。于是他不能不对赵显优礼有加,封他为瀛国公、检校司徒。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妥善安置。而且,他还想利用这个“正统”小人物来招徕那些尚未归顺的南宋遗民。
这时,经过捉而后逃,逃而后捉的文天祥,也被押到大都关在监牢里。京城里已有人上匿名信,说要为“文丞相”起兵反元。这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忽必烈一心想招降文天祥,叫他做元朝的宰相。但文天祥断然拒绝,决心做一个死也不降的硬汉。正如他在被押往北上途中说的: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忽必烈很快就读到这首诗,他很敬佩文天祥的为人,也越发想说服他为大元效力,怎奈文天祥死也不肯。因此他便派赵显去说服他,心想你不是忠君嘛,那“小皇帝”的话你听不听呢?
赵显奉命来到拘押文天祥的地方,一看到文天祥,竟然忘了忽必烈吩咐给他的话,只说文丞相怎么也来了呢?
文天祥看到年仅8岁的“先皇”,呼叫自己是文丞相,说明在他年幼的心灵里还留有故国不堪回首的一些印象。心想昔日互为君臣,今日却同为阶下囚。一时悲上心来,从不轻弹眼泪的伟伟丈夫,今日却痛哭流涕,抽泣不止。同时也知道“先皇”此来的用意,他是迫不得已奉命来劝降的。因此,他跪倒在地,只说我永远是大宋的丞相,圣驾请回罢。
赵显只得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只好回去,如实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这才彻底打消了劝降文天祥的念头。为防不测,他便下令在柴市口(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另一处刑场则是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处决了文天祥。
临刑前,他问近前的百姓,那一面是南方?百姓指给他看了,他从容地向南拜了两拜,然后引颈受刑,横刀向天而笑,壮烈牺牲。
忽必烈收拾了文天祥,又来对付“赵官家”。
(三)南宋虽然早已灭亡了,但南方的抗元运动仍然此起彼伏,与日俱增。正如当时地方官上奏说的:“江南归附十载,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
再看赵显和他的眷属,表面看去虽然老实,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不满情绪也随之而生。他的两个妃子,陈氏与朱氏相继上吊自杀。两个宫女也随主而共赴黄泉。在朱氏的衣服中留有一诗说:既不辱国,幸免辱身。
世食宋禄,羞为此臣。
妾辈之死,守于一贞。
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此诗既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誓死不屈的意志,也表达了以自己之死来唤起宋室“忠臣孝子”图强自新的希望。
赵显读后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发誓要报仇雪恨。忽必烈知道后,把他唤去大骂一顿,又劝他安分守己,不然就不客气了。
为了以防万一,忽必烈又派人将赵显押回开平,牢牢地锁在草原的高墙深院之中,限制了他的自由行动。但犹不放心,又叫他去学佛。
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天,忽必烈突然颁布诏令,要赵显到荒远的吐蕃去出家为僧,从此遁入空门,不得涉足红尘半步。
这时,赵显刚满18岁。他接到诏令后,大惑不解。认为我已经归顺元朝了,为什么还要赶他到荒漠去当和尚?他要去质问忽必烈,但被元官挡住了,说不必了,你即日启程吧,别自找麻烦。
来到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赵显只得乖乖地去吐蕃学佛。临行时,忽必烈又赐他“钞百锭”,还说一子出家,全家成佛。即使有再大的烦恼孽障,也会在青灯古佛的禅空圈里,得到解脱。据说他的母亲全氏,也被勒令出家为尼。从此天隔一方,骨肉分离,再也不得团圆了。
吐蕃并不在新疆,而在西藏,19岁赵显到吐蕃后,即正式在西藏喇嘛庙里出家,法名为“合尊”,是剃度师为他取的法号。
他先潜心学习藏文,了解当地藏民的风俗,然后开始精研佛法,剖析密宗,又参悟禅宗。
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不到数年,他就崭露头角,不仅成为将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而且成了萨迦大寺的总持。
后来,他又翻译了《因明人正理论》和《百法明门论》等。除此还四处讲经,八方布道,成为当时西藏著名的佛学大师,他自己也自称是“大汉出家的僧人合尊法宝”
他在云游之际,曾写了一首小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此诗可能受了贯休和尚《陈情献蜀帝》一诗的影响,特别是后两句,显然是从贯休诗“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中化出来的。
所谓“郭隗台”,出自燕昭王的典故。说燕昭王即位之后,为报齐国破燕之仇,便命郭隗广招有识之士,准备讨伐齐国。为此,特筑黄金台以招揽人才。果然人才纷至沓来,终于打败了齐国,直抵临淄,取尽齐宝。
当时贯休尽管已是老态龙钟的和尚了,但还是不辞万水千山的长途跋涉,赶来投奔前蜀主王建。所以他在诗中说“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王建看了大为赞赏,称他为“得得来”和尚。
也许是巧合,赵显和尚写这首诗时,正好也是老态龙钟的垂垂僧人,也称他自己是“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难怪元英宗读了此诗后,认为赵显分明是在“讽动江南人心”,旨在煽动汉人造反。因此将他赐死于河西。
当然也有学人认为赵显是在至治三年(1323)四月,平静而死的。理由是“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一语,被人误读了。因为“赐瀛国公”是独立成词的,这是他的封号。后面应是“合尊死于河西”,可见不是被赐死的。
其实,“瀛国公”是忽必烈赐给赵显的封号,“合尊”则是剃度师为他取的法号。在这里,两个号是并列词组,都是指赵显而言的。它们是动词“赐”的宾语,“死于河西”,则是补语。全句的意思是说,元英宗将赵显赐死于河西。再说了,封号为忽必烈所赐,既然老祖宗早就赐了,元英宗何必又来赐呢?至于法号,那是剃度师取的,元英宗凭什么再来多此一举呢?况且他也没有资格替和尚取法号。
此外,还有藏族史家记载,说赵显被杀后,“注血成乳”。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说凡是好人含冤而死之后,死者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
赵显被杀后所流的血,恰是白色的。所以藏民认为他是含冤而死的,也就是被元英宗害死的。可见,藏民对赵显之死,是非常同情的。
赵显的确值得人民的同情与惋惜,他在大厦将倾时和天真烂漫的童年中登基,不久就成为亡国之君。再一错位,又成了荒原中的苦行僧。但最后连当苦行僧也不能,还要被人害死异乡。
清顺治皇帝曾感叹他“为何落在帝王家”(一说是康熙说的),赵显可能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吧!
其实,这恰是君王的无奈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