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吴总这一系列举动给看傻了眼,心想,可千万不能弄巧成拙,便有意闷咳一声,“吴姐,如果您……您觉得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问,当它是一个玩笑。”说完满脸傻笑。
吴总却认真得不行,“啊,没,没什么不方便……孩子,喝点酒吧,暖暖身子,我这就告诉你。”言罢,娴熟地端起高脚杯,浅浅地抿了一口,脸上现出一阵冷意,而后又好像终于理出了头绪似的,缓缓道来:“孩子,是你那晚的作为吸引了我,今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是凤毛麟角了。不过,那晚,毕竟是晚上,我没有完全注意到你的相貌,直到你第一次出现在办公室,第一次让我看清楚时,我才发觉……你像我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孩子。”说着,又仔细辨认了一回,好像需要再次确认。
我听得如坠云里,想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狗屁不通。于是又不无好奇地问:“可是您……您和他不是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么?怎么一见面,就能确认我像您的孩子呢?”
“因为你的长相,你的谈吐,你的幽默……跟你接触越多,我就越觉得像,简直就是一个人!”吴总开始激动起来,双手微微颤抖。
“但是吴姐,他二十多年前还很小吧,你怎么能如此肯定?”我试图提醒她——她的逻辑违背常理,根本经不起推敲。
“嗯,其实,宏伟,你,你像我孩子……孩子的父亲,像极了年轻时候的他。”我如梦方醒,抬头看她,只见她的脸被一种犹豫而极不情愿的复杂表情所笼罩,就像当着给自己伤痛的那个人,再次揭开疤痕给他看一样。
事情似乎露出端倪,我心里总算有了眉目:首先,我的确像她曾经爱过的那个人,这或许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然后,吴总认为我像她的孩子,这则缘于她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
如此说来,我真得好好感谢自己的父母,他们怎就这么伟大呢?他们的作品怎么就像吴总的他呢?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不是开国际玩笑吧?真不可思议。这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无奇不出、无巧不成书呀!可怎么偏偏就让我给撞上了呢?这种近乎奇迹的几率怎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看来真得好好谢天谢地谢祖宗八代,早知道就该买几张福彩。
我忍不住又想,如若单从吴总的逻辑推断,当下,她对自己孩子的感情应该要超过对孩子父亲的感情,不然,她怎会先觉得我像她的孩子呢?可是……对了,她是吴总,可她终究还是个女人,可能但凡上了年纪的女人,对孩子的感情就越发的强烈,况且他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
但是,这里面又有哪些离奇的经历和故事呢?我的心在事情若隐若现的端倪中又笼上了一层迷雾。
我迫不及待,急于想知道答案。
吴总却陷入深不见底的沉默之中,甚至连小保姆进来打招呼,她都没有任何反应。只见小保姆满脸迷惑,伸伸舌头,蹑手蹑脚地闪了。仿佛过了很久很久,吴总将整杯的红酒一饮而尽,又步态凝重地走到橱柜前,慢慢地斟了一满杯。接着又走过来,关掉电视,坐进沙发,向我讲起了关于她的曾经的故事。而遥远的往事,在她平静的诉说中,大雪纷飞般直现眼前:
原来,吴总的祖父是个资本家,与许多有相同背景的家庭一样,他们在文革期间处境艰难。1975年,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折磨致死后,不满16岁的吴媚(眼下的吴总)同大她几岁的男友(就是长得极像鄙人的那家伙)一起逃往乡下。
避难期间,她同他发生了关系,不幸怀孕,并生下了他的孩子。孩子身子太弱,刚出生就病痛不断,甚至一度生命垂危。乡下环境太恶劣,迫不得已,他们悄悄地返回了城市。直到某一次,她偷偷探望病重的母亲时,被红卫兵误打误撞地逮了个正着。也是万幸,孩子和父亲却藏匿成功,幸免于难。为了孩子,为了爱人,她坚守着,挣扎煎熬着……直到1976年,她才重获了自由。
后来,她四处打听孩子和丈夫的消息,得知他们去了美国。至于去了美国的哪个城市,境况如何,再没有人知道。举目无亲的她曾自杀,但没有成功;她沉沦过,颓废过,终究回心转意,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和学习上。
再后来,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她没有再恋爱,也没有组建新的家庭。因为在潜意识里,她相信他们还活着,而且总有一天会回来。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期盼着、等待着,任凭青春飞逝、年华老去,从未有过半分后悔,直到今天,直到此时此刻。
……我认真聆听,只觉震撼与眩晕,就好像自己也卷入其中,立即身临其境,又像身处惊涛骇浪旋涡的最中央。只见那旋涡循环着旋转着,一圈大过一圈地吞噬我,吞噬了几乎所有脆弱的生命和生灵。
一时间,我鼻子酸得厉害,感叹道:“吴姐,你真是太……太不容易了!”——尽管人们对于不了解的痛苦很难给予安慰,可我对她还是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吴总淡定地摇着高脚杯。追随她的这个举动,我看到杯中的红色渐次趋于平静时,贴着杯壁的余液血一般地顺势滑落下来,终于惊鸿一般短暂而悄无声息地淹没在酒中。我觉得那分明是我们人类浩瀚历史中的一幕,在昙花一现的现身后,马上又回归于尘封。
“其实也没什么,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又有几个能幸免?估计也只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和那些事情,才能真正地明白什么是人权和自由。”吴总的口气冷峻而平静,她没有过多强调自己的不幸,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您就不痛恨这一切么?”我一时有些像东方时空的那个名记者。
“不,我恨。我曾经恨所有的人,可我得生活和生存下去呀……再说,人生和生活里,总不能全是痛恨呀。痛恨,只是人生和生活的后遗症。”——有时候宽容比仇恨和报复更需要勇气。
“您还要继续等下去么?”
“会,我会的。对于我的孩子,我将永远的等下去。尽管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可生命的意义不完全只是家庭和孩子。”
“吴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孩子,你什么都用不着刻意地去为我做,就这样顺其自然好了……这样很好。”吴总顿了顿,呵呵一笑,继续说道:“宏伟,有时候,我甚至也在想,或许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在我的等待和期盼之后,上苍给我的礼物!它让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我孩子的影子。”
“姐,我真像您的孩子么?”
“孩子,其实,这些天,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可到今天,我觉得是不是真像我的孩子,都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感觉,它很好地抚平了我内心里这么多年的创伤,让我剩下的这为数不多的生命玉碎瓦全,我想这就足够了。”
“姐,我真觉得幸运!”
“不,孩子。幸运的是我,是我……你可能就是上苍给我的礼物,给我的怜悯,给我最后的垂怜吧?”
“姐,我明白了”……晚上,我回家躺在床上,聆听着秋虫在暗处叽叽的鸣叫声,辗转难眠才幡然悟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和生命,都烙着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烙印。
而那烙印,既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标签。